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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512 文献标识码：A
摘要：1965年苏联积极介入越南战争，令本已十分冷淡的苏越关系不断升温，以至于最终结盟。但这并不代表苏越关系的就自然和睦，苏联对北越的援助与其对北越的影响并不是成正比例地增长，苏越关系是极其复杂微妙的，充满着矛盾与猜疑。
关键词：介入;苏越关系;升温;复杂
苏联新领导人当政后，改变了赫鲁晓夫时期的“脱身”政策，开始不断加大对北越的政治军事援助，加快了向越南渗透的步伐。由于苏联援助的先进武器，对战争局势有着很大影响，这使得北越对苏联的依赖增强了。苏联以加强对越军事和经济援助作为加强前苏联在东南亚的巨大杠杆，其功效是十分显著的。①越南渐渐向苏联靠拢，苏越关系不断升温。越南导人曾反复强调说，苏联的援助对越南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其援助的巨大数量和效果也是毋庸置疑的，并“深深地、真诚地感谢苏联所给予的援助”。十分明显，正是由于苏联对越南的援助对越南抗美救国战争帮助甚大，从而使莫斯科在越南人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提高，苏联在越南的影响不断扩大。
两国领导人的联系相当热络，关系也越来越紧密。1973年1月巴黎协定签署后，范文同致电苏联领导人，说“苏联人民在这场斗争的年代里对我国人民最亲近”②。是年7月，黎笋和范文同率党政代表团访苏，双方认为这次访问是“加强苏越两国人民兄弟合作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③。1975年10月，黎笋再次访苏，双方共同发表的联合宣言中宣称苏越之间的友谊“是永恒的和牢不可破的”。④1978年6月，经互会接纳越南为成员国，8月苏联海军开始使用越南的金兰湾基地，11月，两国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越南最终搭上了苏联的战车。
从1965年中期开始，越共虽然在接受着苏联的大量援助，表面上也在维持、促进苏越关系的良好发展，但是实际上并不信任苏联，对苏联充满了戒心和防备。苏越关系是很微妙的，苏联对越援助的规模与其预期目标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其“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
勃氏上台后加强援助北越，并不意味着苏联改变了对美缓和的外交方针。莫斯科认为：国际局势紧张不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在缓和的的条件下更易于提高和巩固苏联的的世界地位;苏美关系是第一位的，越南问题并不涉及苏联的根本利益，苏联不能因为越南而开罪美国;苏联也不想“陷入越南这片泥沼中”⑤。所以苏联的对越援助是在不损坏苏美关系这一界限内进行的，对美缓和仍然是其对外战略的重中之重。
苏联将越南作为扩大其在东南亚政治影响的关键环节，并将越南问题作为美苏争霸和遏制中国的砝码在利用，北越为此感到愤怒。据苏方海运部门报告，越南海军当局人为地拖延苏联船只卸货;而且越方有意识地让苏联轮船通过危险水域，以检查是否有深水鱼雷。⑥越方的这些做法似乎是要将苏联拖入对美国的战争，并试图激化美苏矛盾，以减轻北越的战争压力。
在这一时期，苏联并不能主导印支局势，对北越的影响力也是很有限的。苏越表面上保持合作局面，但是两国间的猜忌是始终都是存在的，北越表现出很大的离心倾向。黎笋曾经指出：“我们必须承认我党的政策与中苏两党的政策是不同的。……在对当前一些国际问题的看法上，我们能看到我党的政策与中苏两党的政策存在许多的不同之处，我们的苏联同志和中国同志对于越南问题也有着不同的看法。我们需要独立与自立的精神，然而学习他们（中苏）是一回事，保持独立的政策方向是另一码事”⑦。
相对于中美苏三大国，北越的实力是最弱的。但处于弱势地位的北越在停战谈判中却极为强势，其强硬立场经常令和谈陷入僵局。当美国政府希望借助苏联对北越的影响力实现“体面的和平”之时，柯西金对此表示说，“苏联没有如此大的权威成就此事，……而且北越方面经常独立行动且不通知苏联方面”⑧。基辛格也认为：在越南问题上，苏联是很有诚意帮助美国的，但是对北越施加压力是相当困难的。⑨北越拒绝向苏联提供战争的有关信息，隐瞒在战争中获得的新式美军武器样本，限制在越南的苏联人和越南人来往，并多次拒绝苏联派遣志愿军入越的要求。
在北越看来，援助越南是苏联理应承担的国际主义义务，共产主义国家是越南的大后方，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是推动东南亚民族解放的正义事业，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义务支持河内。抱着这种理所应当得到苏联援助的心理，北越大胆利用苏联支持的政治意义而不担心激怒苏联而使苏联退出越战，并大搞边缘政策，试图把苏联拖下水。如何看待苏联援助的作用和目的，苏越双方也存在着不小的分歧。苏联一直坚持认为如果没有其援助则越南不会赢得最后胜利;越南则认为，苏联的军事援助只是其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⑩。
1976年，苏越签订《经济和技术新协定》，规定将合作建设多个大型项目，苏联为此将向越南提供26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苏越两国的贸易额不断增加。这进一步加深了越南对苏联的依赖。苏联在1975年4月越南统一后对越南施加压力，要求进入金兰湾海军基地。越南人竭力抵制来自苏联的压力，结果导致了从1964年开始的苏联援越计划在1975年—1976年陷入低谷。
战争结束后，饱经战火蹂躏的越南迫切需要大国的帮助以完成重建。苏联慷慨地为越南提供了大规模的援助，这导致越南对苏联的依赖不断加深。为了避免过分地依附苏联而影响自身的主权独立，1975年9月，黎笋率团访问北京，希望避免与中国彻底决裂，以借助中国的力量平衡苏联在越势力的不断增长。但遗憾的是，随着务实派的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四人帮”对越采取了强硬立场，要求越南谴责苏联的“霸权”。黎笋拒绝了中国激进派的这些要求，没有中国做后盾去抵制苏联的要求，越南别无选择，只能倒向苏联。
综上所述，苏联的介入大大增强了其在战争中的影响，苏越关系逐渐密切，苏越同盟成为苏联在东南亚施加影响力的重要战略支撑。但河内对苏联的猜忌始终是存在的。苏联要求越南服从自己的全球战略，越南希望保持自身的主权独立，两国围绕着控制与反控制的角力不断上演。苏越关系是极其微妙且复杂的。
注解：
①杨奎松主编，《冷战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P175.
②[苏]安·安·葛罗米柯.《苏联对外政策史（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P510.
③同上P511—512.
④同上，P515。
⑤李丹慧：《中苏关系与中国援越抗美》，载《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6期。
⑥李丹慧，《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冲突与矛盾（1965—1972）（下），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五期，P30.
⑦Speech Given by Party First Secretary Le Duan to the 12th Plenum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Z〕，冷战史国际项目公告（CWHIP），Identifier：5527EAD7-5056-9700-0381868CA2C589CD.
⑧P. M. H. Bell，The World Since 1945〔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278.
⑨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M]，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P211.
⑩Douglas Pike，Vietnam and the Soviet Union：Anatomy of an Alliance〔M〕. West view Press，1987.P127.
参见傅高义著，《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三联书店，P270—271.
作者简介：
夏宗有，（1988-），男，中共党员，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研究方向：大国关系与国际安全方向。
摘要：1965年苏联积极介入越南战争，令本已十分冷淡的苏越关系不断升温，以至于最终结盟。但这并不代表苏越关系的就自然和睦，苏联对北越的援助与其对北越的影响并不是成正比例地增长，苏越关系是极其复杂微妙的，充满着矛盾与猜疑。
关键词：介入;苏越关系;升温;复杂
苏联新领导人当政后，改变了赫鲁晓夫时期的“脱身”政策，开始不断加大对北越的政治军事援助，加快了向越南渗透的步伐。由于苏联援助的先进武器，对战争局势有着很大影响，这使得北越对苏联的依赖增强了。苏联以加强对越军事和经济援助作为加强前苏联在东南亚的巨大杠杆，其功效是十分显著的。①越南渐渐向苏联靠拢，苏越关系不断升温。越南导人曾反复强调说，苏联的援助对越南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其援助的巨大数量和效果也是毋庸置疑的，并“深深地、真诚地感谢苏联所给予的援助”。十分明显，正是由于苏联对越南的援助对越南抗美救国战争帮助甚大，从而使莫斯科在越南人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提高，苏联在越南的影响不断扩大。
两国领导人的联系相当热络，关系也越来越紧密。1973年1月巴黎协定签署后，范文同致电苏联领导人，说“苏联人民在这场斗争的年代里对我国人民最亲近”②。是年7月，黎笋和范文同率党政代表团访苏，双方认为这次访问是“加强苏越两国人民兄弟合作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③。1975年10月，黎笋再次访苏，双方共同发表的联合宣言中宣称苏越之间的友谊“是永恒的和牢不可破的”。④1978年6月，经互会接纳越南为成员国，8月苏联海军开始使用越南的金兰湾基地，11月，两国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越南最终搭上了苏联的战车。
从1965年中期开始，越共虽然在接受着苏联的大量援助，表面上也在维持、促进苏越关系的良好发展，但是实际上并不信任苏联，对苏联充满了戒心和防备。苏越关系是很微妙的，苏联对越援助的规模与其预期目标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其“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
勃氏上台后加强援助北越，并不意味着苏联改变了对美缓和的外交方针。莫斯科认为：国际局势紧张不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在缓和的的条件下更易于提高和巩固苏联的的世界地位;苏美关系是第一位的，越南问题并不涉及苏联的根本利益，苏联不能因为越南而开罪美国;苏联也不想“陷入越南这片泥沼中”⑤。所以苏联的对越援助是在不损坏苏美关系这一界限内进行的，对美缓和仍然是其对外战略的重中之重。
苏联将越南作为扩大其在东南亚政治影响的关键环节，并将越南问题作为美苏争霸和遏制中国的砝码在利用，北越为此感到愤怒。据苏方海运部门报告，越南海军当局人为地拖延苏联船只卸货;而且越方有意识地让苏联轮船通过危险水域，以检查是否有深水鱼雷。⑥越方的这些做法似乎是要将苏联拖入对美国的战争，并试图激化美苏矛盾，以减轻北越的战争压力。
在这一时期，苏联并不能主导印支局势，对北越的影响力也是很有限的。苏越表面上保持合作局面，但是两国间的猜忌是始终都是存在的，北越表现出很大的离心倾向。黎笋曾经指出：“我们必须承认我党的政策与中苏两党的政策是不同的。……在对当前一些国际问题的看法上，我们能看到我党的政策与中苏两党的政策存在许多的不同之处，我们的苏联同志和中国同志对于越南问题也有着不同的看法。我们需要独立与自立的精神，然而学习他们（中苏）是一回事，保持独立的政策方向是另一码事”⑦。
相对于中美苏三大国，北越的实力是最弱的。但处于弱势地位的北越在停战谈判中却极为强势，其强硬立场经常令和谈陷入僵局。当美国政府希望借助苏联对北越的影响力实现“体面的和平”之时，柯西金对此表示说，“苏联没有如此大的权威成就此事，……而且北越方面经常独立行动且不通知苏联方面”⑧。基辛格也认为：在越南问题上，苏联是很有诚意帮助美国的，但是对北越施加压力是相当困难的。⑨北越拒绝向苏联提供战争的有关信息，隐瞒在战争中获得的新式美军武器样本，限制在越南的苏联人和越南人来往，并多次拒绝苏联派遣志愿军入越的要求。
在北越看来，援助越南是苏联理应承担的国际主义义务，共产主义国家是越南的大后方，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是推动东南亚民族解放的正义事业，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义务支持河内。抱着这种理所应当得到苏联援助的心理，北越大胆利用苏联支持的政治意义而不担心激怒苏联而使苏联退出越战，并大搞边缘政策，试图把苏联拖下水。如何看待苏联援助的作用和目的，苏越双方也存在着不小的分歧。苏联一直坚持认为如果没有其援助则越南不会赢得最后胜利;越南则认为，苏联的军事援助只是其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⑩。
1976年，苏越签订《经济和技术新协定》，规定将合作建设多个大型项目，苏联为此将向越南提供26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苏越两国的贸易额不断增加。这进一步加深了越南对苏联的依赖。苏联在1975年4月越南统一后对越南施加压力，要求进入金兰湾海军基地。越南人竭力抵制来自苏联的压力，结果导致了从1964年开始的苏联援越计划在1975年—1976年陷入低谷。
战争结束后，饱经战火蹂躏的越南迫切需要大国的帮助以完成重建。苏联慷慨地为越南提供了大规模的援助，这导致越南对苏联的依赖不断加深。为了避免过分地依附苏联而影响自身的主权独立，1975年9月，黎笋率团访问北京，希望避免与中国彻底决裂，以借助中国的力量平衡苏联在越势力的不断增长。但遗憾的是，随着务实派的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四人帮”对越采取了强硬立场，要求越南谴责苏联的“霸权”。黎笋拒绝了中国激进派的这些要求，没有中国做后盾去抵制苏联的要求，越南别无选择，只能倒向苏联。
综上所述，苏联的介入大大增强了其在战争中的影响，苏越关系逐渐密切，苏越同盟成为苏联在东南亚施加影响力的重要战略支撑。但河内对苏联的猜忌始终是存在的。苏联要求越南服从自己的全球战略，越南希望保持自身的主权独立，两国围绕着控制与反控制的角力不断上演。苏越关系是极其微妙且复杂的。
注解：
①杨奎松主编，《冷战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P175.
②[苏]安·安·葛罗米柯.《苏联对外政策史（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P510.
③同上P511—512.
④同上，P515。
⑤李丹慧：《中苏关系与中国援越抗美》，载《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6期。
⑥李丹慧，《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冲突与矛盾（1965—1972）（下），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五期，P30.
⑦Speech Given by Party First Secretary Le Duan to the 12th Plenum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Z〕，冷战史国际项目公告（CWHIP），Identifier：5527EAD7-5056-9700-0381868CA2C589CD.
⑧P. M. H. Bell，The World Since 1945〔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278.
⑨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M]，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P211.
⑩Douglas Pike，Vietnam and the Soviet Union：Anatomy of an Alliance〔M〕. West view Press，1987.P127.
参见傅高义著，《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三联书店，P270—271.
作者简介：
夏宗有，（1988-），男，中共党员，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研究方向：大国关系与国际安全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