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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朦胧诗”作为中国新时期文学极重要的先锋和有机组成，崛起于十年动乱之后的“废墟”和“伤痕”之中，它因切合于时代与社会的情状而被放置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言之成理又毫不犹豫地自觉承担起文学重建权威意识形态的功能和职责，进而几乎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象征：批判封建愚昧和现代迷信，呼唤人道主义精神、人性理想、自由和民主的信念，以及理性精神的张扬、主体意识的强化、文化寻根的热情和深远意向。
关键词：朦胧诗
中图分类号：J21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0-0005-02
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争取和期待，我们迎来了新诗的复兴和新人的崛起。这表现在：在诗与现实的关系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人们开始从不同的侧面，以不同的方式来反映和表现现实，特别是久经动乱之后的血淋淋的现实；在诗与个性的关系方面，诗人不再隐藏自己的个性，我们看到了各自以鲜明的个性出现于诗坛的诗人；在诗的艺术表现上，单一的艺术方式正在被冲破，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和创作方法正在打破那种程式化的千篇一律的表现方式。
一、对当代诗歌传统的继承与拓展
这是一批与我国当代诗歌传统保持着紧密联系的诗人：雷抒雁、张学梦、叶文福、杨牧、高伐林、熊召政等。他们在这个时期的创作表现出这样一些特点：首先是对诗的社会政治功能的重视；其次是取材和思想意旨上的社会现实指向；最后是在艺术方法上对当代诗歌传统的明显承接。这些特征表明了这些诗人在诗歌创作时对当代诗歌传统的自觉继承，但这种继承又不是简单的延续，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所拓展。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不同程度地改变将自己的生活体验纳入既定的政治观念框架的创作模式，而力图表现他们真实感受到和思考着的现实世界。在他们的“生活抒情诗”中，诗所描绘的情景与真实生活的距离也有所缩小，现实以它的复杂面貌在诗中呈现。这些诗人对当代诗歌所做的拓展，在基本目标和主要方式上，与“复出的诗人”取同一步调。
1979年出现了两首引起强烈震撼的诗，即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和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这两首诗弥合了诗与现实曾经发生的脱节，诗的视野重新向着现实生活矛盾表现出尖锐紧张的地方，向着民众关切的主题切近。诗人的正义和良知，锐利地指向腐败和邪恶的力量。社会性命题不仅唤起了诗人的热情，而且得到社会的积极回应。
以张志新事件为题材的《小草在歌唱》，抒情主人公作为一个觉醒的战士形象，以磊落的自我批判精神，对这一事件做了严肃地思考，并抒发了强烈的义愤：
正是需要光明的暗夜 ，
阴风却吹灭了星光；
正是需要呐喊的荒野，
真理的嘴却被封上！
黎明。一声枪响，
在祖国遥远的东方，
溅起一片血红的霞光！
脱离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已无法和当时的人们一样在情感上与它产生强烈的共鸣，甚至觉得它在诗艺上显得粗糙，缺乏含蓄的美，与五六十年代的颂歌、战歌模式没有多大的区别。但是，如果我们试着把它放到文革刚刚结束不久的七十年代末，在许多人都还在为过去的厄运战战兢兢心有余悸摸不准政治方向的时候，在许多人都还在对敏感话题三缄其口不敢说真话的时候，这首诗所体现出来的批判现实揭露黑暗的勇气，呼唤真理呼唤正义的激情，所产生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它说出了许多人都想说然而却不敢说的残酷现实。《小草在歌唱》既具有呼唤正义呼唤良知的社会意义，也是对诗歌要说真话的传统的恢复，它以对现实问题的正视态度，真挚、坦诚的语言，给政治抒情诗增加了新的血液。
诗人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急迫的关切，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诗歌创作艺术，这一批作品，更多的是以其新思考和提出问题的尖锐性和激情作为它们的特征。
二、“朦胧诗”的产生
“朦胧诗”是一个很不准确的概念，就主要倾向而言，实际上是“五四”以来的现代派在80年代的复兴，是荒谬的时代生活在一代青年心灵上留下的投影和引发的回声。十年浩劫，使一代青年人的心灵经历了一次特殊的洗礼，于狂热之后的冷静中萌生了强烈的悲愤和浓重的哀怨。理想被撕碎之后的失落感和不堪回首的生活使他们情感低沉、痛苦、迷惘，但是年轻的心里仍然有执著的追求和不可泯灭的希望。由于前景的迷茫和思想的困惑，由于政治上惯性的警惕与戒备，也由于对“颂歌体”和模拟生活场景直抒胸臆方法的不满，他们从西方某些现代派和“五四”以来我国某些具有现代倾向的诗人那里得到启发与借鉴，采用种种不确定的隐语和象征，曲折隐晦地表现自己朦胧地内心体验和自己对于世界的认知，使得诗的主题具有复调多义性，逐渐形成新的审美规范，成为80年代初期诗歌创作的主潮，席卷了整个诗歌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朦胧诗”成长于“文革”时期，最早可追溯到一群插队在河北安新白洋淀及周围地区的知青诗人组成的“白洋淀诗人群落”的地下创作，诗人有黄翔、食指、芒克、多多、根子等。“文革”结束后，一些和“白洋淀诗人群落”具有相似风格和倾向的诗歌作品开始以零散的形式出现在报刊上。1980年春夏，《福建文学》和《诗刊》等刊物又相继集中发表了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人的诗作，至此，“朦胧诗”浮出水面。
“朦胧诗”的出现震动了新时期的中国诗坛，它引起了许多诗人、评论家、作家以及其他行业的人都广泛参与的激烈论争。论争由公刘刊发在1979年《星星》复刊号上的一篇题为《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的文章引发后，引起了三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批青年诗人及其“新奇”、“古怪”的诗作是新诗史上“新的崛起”，代表人物是谢冕、孙绍振、刘登翰、徐敬亚、李黎、陈仲义等；一种意见认为，“朦胧诗”是诗坛的一股不正之风，是一种食洋不化的现象，代表人物是丁力、程代熙、郑伯农、周良沛等；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对“朦胧诗”要做具体分析，对青年人的创作既要热情鼓励又要正确引导，代表人物是公刘、朱先树等。这次讨论对于争论各方带来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它使诗歌观念得到了积极的反思与发展，激活了诗坛的民主气氛，使新诗评论与创作渐渐形成开放的心态。 “朦胧诗”作为中国新时期文学极重要的先锋和有机组成，崛起于十年动乱之后的“废墟”和“伤痕”之中，它因切合于时代与社会的情状而被放置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言之成理又毫不犹豫地自觉承担起文学重建权威意识形态的功能和职责，进而几乎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象征：批判封建愚昧和现代迷信，呼唤人道主义精神、人性理想、自由和民主的信念，以及理性精神的张扬、主体意识的强化、文化寻根的热情和深远意向……
三、“朦胧诗”的表现方式及美学特征
事实上，作为时代文化精神的一种表征，无论“朦胧诗”群体的个人诗歌风格差异有多大，我们都仍然能够不甚费力地归纳出其核心和共性的东西。
一是抒情个性的强化和诗人真实主体的回归。在“朦胧诗”出现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随着对诗歌为政治服务的片面强调和对诗的社会作用的偏狭理解，诗人真实的自我被一步步驱逐，以所谓阶级和人民的“大我”代替诗人真实的自我，并由此导致了诗歌创作的假、大、空，堆砌标语口号而远离真实的思想感情，导致了诗歌的千篇一律，创作缺乏个性。“朦胧诗潮”的出现给当代诗歌带来了抒情个性的强化，一代年轻诗人努力凸现自我，张扬个性，强调诗的抒情主体的独立性和独特性。“朦胧诗”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虽然各不相同，但却呈现大致相同的特征：他们大都带有怀疑和探索的精神，有着时代所给予的悲愤或哀怨，他们有痛苦有迷惘，却又往往展示着英雄主义精神。如舒婷“因为我们对生活想得太多/我们的心呵/我们的心才时时这么沉重”（《秋夜送友》）和“要有坚实的肩膀，能靠上疲倦的头；需要有一双手，来支持最沉重的时刻”（《中秋月》）的深沉自白，北岛“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回答》）和“如果鲜血会使你肥沃/明天的枝头上/成熟的果实/会留下我的颜色”（《结局或开始》）的悲壮表示。
二是诗歌笔墨“向内转”，直指人的内心世界。“朦胧诗人”对诗歌把握世界的方式有种种新的理解，他们不太重视客观现实世界的形象再现，而偏重于主观感受的情绪表现，他们笔下的世界是自我感受的世界。包括“朦胧”、“古怪”、“看不懂”在内的诗歌风格的一系列变化，都常常与他们表现的不是客观世界而是主观世界的投影有关。他们的诗中常见一些似乎非常奇怪的句子，如北岛的“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舒婷的“凤凰树突然倾倒，自行车的铃声悬浮在空中，地球迅速倒转”，江河的“硝烟从我们头上升起，无数破碎的白骨叫喊着随风飘散”……这些都不是客观世界的真实，而是诗人的一种主观感觉，甚至是幻觉。
三是抒情方式和语言形式方面看，“朦胧诗”显示的变化也是巨大的。是什么导致了诗意的朦胧？这首先在于它大量运用了象征和暗示的艺术表现手段。他们认为，诗歌面临着形式的危机，许多陈旧的表现手段已经远远不够用了，隐喻、象征、通感，改变视角和透视关系、打破时空秩序等手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前景。 北岛的《迷途》是这样写的：“沿着鸽子的哨音/我寻找你/高高的森林挡住了天空/小路上/一棵迷途的蒲公英/把我引向蓝灰色的湖泊/在微微摇晃的倒影中/我找到了你/那深不可测的眼睛。”这一系列形象都是隐喻式的，但这隐喻却不象过去的向日葵、红太阳那样有着约定俗成的对应物。这种象征手法的运用打破了真实描写生活的反映模式和直抒胸臆的抒情模式，使诗中一系列形象获得了多种解释的可能性。除了象征手法之外，“朦胧诗人”还试图把电影蒙太奇的手法运用于诗歌创作，造成意象的迅速转换，如舒婷的《往事二三》、顾城的《弧线》等。各种形式的意象转换和组合常使诗篇丰富多彩而又扑朔迷离。这种艺术追求使他们的创作不再是一般读者所习惯的民族化和大众化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说，“朦胧诗”结束了自大众诗歌运动以来诗歌发展的道路而又重新回到了“五四”新诗革命后曾经出现过的以西方诗歌为主要借鉴的诗歌之路。
参考书目：
[1]《新诗主潮论》，骆寒超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
[2]《谢冕论诗歌》，谢冕著，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4月版.
[3]《朦胧诗论争集》，姚家华编，学苑出版社1989年版.
[4]《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研究》，吕周聚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8月版.
[5]《现代诗歌理论：渊源与走势》，蓝棣之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6]《二十世纪中国诗歌论》，徐荣街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5月版.
关键词：朦胧诗
中图分类号：J21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0-0005-02
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争取和期待，我们迎来了新诗的复兴和新人的崛起。这表现在：在诗与现实的关系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人们开始从不同的侧面，以不同的方式来反映和表现现实，特别是久经动乱之后的血淋淋的现实；在诗与个性的关系方面，诗人不再隐藏自己的个性，我们看到了各自以鲜明的个性出现于诗坛的诗人；在诗的艺术表现上，单一的艺术方式正在被冲破，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和创作方法正在打破那种程式化的千篇一律的表现方式。
一、对当代诗歌传统的继承与拓展
这是一批与我国当代诗歌传统保持着紧密联系的诗人：雷抒雁、张学梦、叶文福、杨牧、高伐林、熊召政等。他们在这个时期的创作表现出这样一些特点：首先是对诗的社会政治功能的重视；其次是取材和思想意旨上的社会现实指向；最后是在艺术方法上对当代诗歌传统的明显承接。这些特征表明了这些诗人在诗歌创作时对当代诗歌传统的自觉继承，但这种继承又不是简单的延续，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所拓展。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不同程度地改变将自己的生活体验纳入既定的政治观念框架的创作模式，而力图表现他们真实感受到和思考着的现实世界。在他们的“生活抒情诗”中，诗所描绘的情景与真实生活的距离也有所缩小，现实以它的复杂面貌在诗中呈现。这些诗人对当代诗歌所做的拓展，在基本目标和主要方式上，与“复出的诗人”取同一步调。
1979年出现了两首引起强烈震撼的诗，即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和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这两首诗弥合了诗与现实曾经发生的脱节，诗的视野重新向着现实生活矛盾表现出尖锐紧张的地方，向着民众关切的主题切近。诗人的正义和良知，锐利地指向腐败和邪恶的力量。社会性命题不仅唤起了诗人的热情，而且得到社会的积极回应。
以张志新事件为题材的《小草在歌唱》，抒情主人公作为一个觉醒的战士形象，以磊落的自我批判精神，对这一事件做了严肃地思考，并抒发了强烈的义愤：
正是需要光明的暗夜 ，
阴风却吹灭了星光；
正是需要呐喊的荒野，
真理的嘴却被封上！
黎明。一声枪响，
在祖国遥远的东方，
溅起一片血红的霞光！
脱离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已无法和当时的人们一样在情感上与它产生强烈的共鸣，甚至觉得它在诗艺上显得粗糙，缺乏含蓄的美，与五六十年代的颂歌、战歌模式没有多大的区别。但是，如果我们试着把它放到文革刚刚结束不久的七十年代末，在许多人都还在为过去的厄运战战兢兢心有余悸摸不准政治方向的时候，在许多人都还在对敏感话题三缄其口不敢说真话的时候，这首诗所体现出来的批判现实揭露黑暗的勇气，呼唤真理呼唤正义的激情，所产生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它说出了许多人都想说然而却不敢说的残酷现实。《小草在歌唱》既具有呼唤正义呼唤良知的社会意义，也是对诗歌要说真话的传统的恢复，它以对现实问题的正视态度，真挚、坦诚的语言，给政治抒情诗增加了新的血液。
诗人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急迫的关切，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诗歌创作艺术，这一批作品，更多的是以其新思考和提出问题的尖锐性和激情作为它们的特征。
二、“朦胧诗”的产生
“朦胧诗”是一个很不准确的概念，就主要倾向而言，实际上是“五四”以来的现代派在80年代的复兴，是荒谬的时代生活在一代青年心灵上留下的投影和引发的回声。十年浩劫，使一代青年人的心灵经历了一次特殊的洗礼，于狂热之后的冷静中萌生了强烈的悲愤和浓重的哀怨。理想被撕碎之后的失落感和不堪回首的生活使他们情感低沉、痛苦、迷惘，但是年轻的心里仍然有执著的追求和不可泯灭的希望。由于前景的迷茫和思想的困惑，由于政治上惯性的警惕与戒备，也由于对“颂歌体”和模拟生活场景直抒胸臆方法的不满，他们从西方某些现代派和“五四”以来我国某些具有现代倾向的诗人那里得到启发与借鉴，采用种种不确定的隐语和象征，曲折隐晦地表现自己朦胧地内心体验和自己对于世界的认知，使得诗的主题具有复调多义性，逐渐形成新的审美规范，成为80年代初期诗歌创作的主潮，席卷了整个诗歌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朦胧诗”成长于“文革”时期，最早可追溯到一群插队在河北安新白洋淀及周围地区的知青诗人组成的“白洋淀诗人群落”的地下创作，诗人有黄翔、食指、芒克、多多、根子等。“文革”结束后，一些和“白洋淀诗人群落”具有相似风格和倾向的诗歌作品开始以零散的形式出现在报刊上。1980年春夏，《福建文学》和《诗刊》等刊物又相继集中发表了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人的诗作，至此，“朦胧诗”浮出水面。
“朦胧诗”的出现震动了新时期的中国诗坛，它引起了许多诗人、评论家、作家以及其他行业的人都广泛参与的激烈论争。论争由公刘刊发在1979年《星星》复刊号上的一篇题为《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的文章引发后，引起了三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批青年诗人及其“新奇”、“古怪”的诗作是新诗史上“新的崛起”，代表人物是谢冕、孙绍振、刘登翰、徐敬亚、李黎、陈仲义等；一种意见认为，“朦胧诗”是诗坛的一股不正之风，是一种食洋不化的现象，代表人物是丁力、程代熙、郑伯农、周良沛等；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对“朦胧诗”要做具体分析，对青年人的创作既要热情鼓励又要正确引导，代表人物是公刘、朱先树等。这次讨论对于争论各方带来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它使诗歌观念得到了积极的反思与发展，激活了诗坛的民主气氛，使新诗评论与创作渐渐形成开放的心态。 “朦胧诗”作为中国新时期文学极重要的先锋和有机组成，崛起于十年动乱之后的“废墟”和“伤痕”之中，它因切合于时代与社会的情状而被放置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言之成理又毫不犹豫地自觉承担起文学重建权威意识形态的功能和职责，进而几乎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象征：批判封建愚昧和现代迷信，呼唤人道主义精神、人性理想、自由和民主的信念，以及理性精神的张扬、主体意识的强化、文化寻根的热情和深远意向……
三、“朦胧诗”的表现方式及美学特征
事实上，作为时代文化精神的一种表征，无论“朦胧诗”群体的个人诗歌风格差异有多大，我们都仍然能够不甚费力地归纳出其核心和共性的东西。
一是抒情个性的强化和诗人真实主体的回归。在“朦胧诗”出现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随着对诗歌为政治服务的片面强调和对诗的社会作用的偏狭理解，诗人真实的自我被一步步驱逐，以所谓阶级和人民的“大我”代替诗人真实的自我，并由此导致了诗歌创作的假、大、空，堆砌标语口号而远离真实的思想感情，导致了诗歌的千篇一律，创作缺乏个性。“朦胧诗潮”的出现给当代诗歌带来了抒情个性的强化，一代年轻诗人努力凸现自我，张扬个性，强调诗的抒情主体的独立性和独特性。“朦胧诗”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虽然各不相同，但却呈现大致相同的特征：他们大都带有怀疑和探索的精神，有着时代所给予的悲愤或哀怨，他们有痛苦有迷惘，却又往往展示着英雄主义精神。如舒婷“因为我们对生活想得太多/我们的心呵/我们的心才时时这么沉重”（《秋夜送友》）和“要有坚实的肩膀，能靠上疲倦的头；需要有一双手，来支持最沉重的时刻”（《中秋月》）的深沉自白，北岛“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回答》）和“如果鲜血会使你肥沃/明天的枝头上/成熟的果实/会留下我的颜色”（《结局或开始》）的悲壮表示。
二是诗歌笔墨“向内转”，直指人的内心世界。“朦胧诗人”对诗歌把握世界的方式有种种新的理解，他们不太重视客观现实世界的形象再现，而偏重于主观感受的情绪表现，他们笔下的世界是自我感受的世界。包括“朦胧”、“古怪”、“看不懂”在内的诗歌风格的一系列变化，都常常与他们表现的不是客观世界而是主观世界的投影有关。他们的诗中常见一些似乎非常奇怪的句子，如北岛的“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舒婷的“凤凰树突然倾倒，自行车的铃声悬浮在空中，地球迅速倒转”，江河的“硝烟从我们头上升起，无数破碎的白骨叫喊着随风飘散”……这些都不是客观世界的真实，而是诗人的一种主观感觉，甚至是幻觉。
三是抒情方式和语言形式方面看，“朦胧诗”显示的变化也是巨大的。是什么导致了诗意的朦胧？这首先在于它大量运用了象征和暗示的艺术表现手段。他们认为，诗歌面临着形式的危机，许多陈旧的表现手段已经远远不够用了，隐喻、象征、通感，改变视角和透视关系、打破时空秩序等手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前景。 北岛的《迷途》是这样写的：“沿着鸽子的哨音/我寻找你/高高的森林挡住了天空/小路上/一棵迷途的蒲公英/把我引向蓝灰色的湖泊/在微微摇晃的倒影中/我找到了你/那深不可测的眼睛。”这一系列形象都是隐喻式的，但这隐喻却不象过去的向日葵、红太阳那样有着约定俗成的对应物。这种象征手法的运用打破了真实描写生活的反映模式和直抒胸臆的抒情模式，使诗中一系列形象获得了多种解释的可能性。除了象征手法之外，“朦胧诗人”还试图把电影蒙太奇的手法运用于诗歌创作，造成意象的迅速转换，如舒婷的《往事二三》、顾城的《弧线》等。各种形式的意象转换和组合常使诗篇丰富多彩而又扑朔迷离。这种艺术追求使他们的创作不再是一般读者所习惯的民族化和大众化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说，“朦胧诗”结束了自大众诗歌运动以来诗歌发展的道路而又重新回到了“五四”新诗革命后曾经出现过的以西方诗歌为主要借鉴的诗歌之路。
参考书目：
[1]《新诗主潮论》，骆寒超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
[2]《谢冕论诗歌》，谢冕著，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4月版.
[3]《朦胧诗论争集》，姚家华编，学苑出版社1989年版.
[4]《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研究》，吕周聚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8月版.
[5]《现代诗歌理论：渊源与走势》，蓝棣之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6]《二十世纪中国诗歌论》，徐荣街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