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年厄普代克出版了一部小说，书名为《贝赫：一本书》(Bech：A Book)，取材于三十年前他在哈佛大学读文科时一个同学的事迹。故事中的贝赫写了三部小说和一些其它著作之后，恍然大悟，原来文学家的日子远比创作本身容易对付，只要他不牵涉到家庭关系中去。但是厄普代克本人却早已结婚，而且生儿育女了。
　　在《贝赫回头》中，他又把这位小说主人公的单身汉生活，延续了十三个年头；叙述这位作家虽已不再创作新小说，却为一些善本收藏家所困扰，并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参赞们以及英语殖民地各国的贵妇们发生龃龉。故事明明是喜剧的场面，但情调远比过去为低落。最后这位主人公在无法应付的困境中突然来了个急转弯，和他的情妇结了婚，完成一本名《往大处想》的畅销书；克服了面对现实的懦怯，却换来了对人生的幻灭。他一跃而为文艺界巨头，起居行止都得见报，不复能享受普通公民或艺术家平静生活的自由。在这一点上，贝赫和他的创造人厄普代克的遭遇相似，说不定在厄普代克未来的创作中，这个人物还将出现。
　　回顾昔日，厄普代克在哈佛大学的文艺刊物上，发表过数量不少的小说、诗歌和散文，而文学教授们却并不赏识他的才华。当年诗人亚契勃德·麦克莱许两次摈弃厄普代克于他主持的高级写作班的门外，从而使厄普代克在哈佛——波士顿的文学圈子里不能占一立足之地。一直到一九五四年七月，厄普代克的作品在《纽约人》上发表，名列E.B.怀特与约翰·契佛之间，才使人刮目相待，克脑甫书店终于聘请他为长期供稿的作家。他携着妻儿再次进英国牛津大学罗斯金美术学院深造，毕业后回到纽约住入格林威治艺术村，为《纽约人》编写《市内闲话》专栏。
　　
　　可是厄普代克并不满足于和怀特式的散文，或契佛型的小说相媲美，他始终保持他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希林顿郊区的风貌，关心小城市中产阶级的命运。他的创作别具一格，为读者欣赏。这也使他有胆量于两年后辞去《纽约人》的编辑工作(那是多少人所梦想企求的)，不到二十五岁就开始了他的自由写作(Freelance)生涯。他是位多产作家，写郊区家庭生活既似契佛又胜于契佛；他笔下的人物更为大胆和更多才艺，而且带着作家的个人情调却又不离美国文学的主流。他的机智和才华可以在兔子(Rabbit)三部曲的人物发展中见到——从中学篮球明星到行型活字排版工人到宾州丰田酿酒代理商的东床快婿；但从未去哈佛上大学。
　　他也不仿效约翰·巴斯和唐纳德·巴塞尔姆在写作中作文字游戏或实验。他写完二十一部作品后，突然写了部《政变》(The Coup)倒确实是个新的跃进式试验。他的自由写作，可谓已达峰巅了。他对性和色的描写，早见于上述文字实验之前，美国的评论家分析其根源来自对纳布可夫的崇拜，然而具有更多人性和人情味。他不及纳布可夫的异峰突起和奔放，他的风格比较拖沓琐细。为了弥补这一欠缺，他集中一段时间写评论文章，过去十几年来，他不断在《纽约人》杂志发表精辟的文学评论。
　　一般小说家年过半百，便逐渐有减产之势或改写别的品种，例如菲列普·拉甫(Philip Rahv)，亚弗雷·卡静(Alfred Kazin)及伊尔文·霍(Irving Hawc)等人如今都从事回忆犹太作家在美国文坛上的经历，可是他们一如早期的哈佛——波士顿的文艺圈子，还是把厄普代克排挤在外。但恰恰是他写评论之余，还致力于小说创作。事情很凑巧，他在一九六八年发表一篇《关于不作犹太人》的评论后，就开始构思《贝赫：一本书》，这是部极似纳布可夫式的幽默讽刺作品。不久前，他出版了《中间站及其他诗篇》——研究中年作家的问题，其间涉及贝赫型的生活方式等等。他继续探讨贝赫的事业和命运，又写了这部新作《贝赫回头》。这一人物象厄普代克一样热中于索尔·贝娄式的节制人生观，观察细致，心地善良；完全不象纳布可夫那样充满野蛮、粗犷和着魔似的灵感；也不象辛格那样憧憬于天真无邪、奥妙无穷的鬼神世界。厄普代克笔下的贝赫，是一个比贝娄谦卑而与世无争，但并不缺少机智与讽刺的角色。贝赫正由于人到中年，作品见少，因而更需摆出一副作家的架子来，接着同一位非犹太教的基督徒女人结了婚，幸而写出一本畅销书才把他从生活的困境中拯救出来。这时的贝赫认为写作犹太式的故事已太陈旧，因为这些故事只能以支持基督教衰落的余辉而生存。
　　上面是节译爱德华·霍艾格兰德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一九八二／十／十七)所写的评介文章，娓娓道来，一无学究气，便信手移译。霍艾格兰德是厄普代克大学时代的同学，也是位小说家和游记作家。他自认在小说领域里，比不上厄普代克之有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擅于叙述风土人情的手法，而且他十分倾倒于这位同学的无穷智慧和人情味。看来，要对于一位作家写出恰到好处的评介文章，熟谙作家的生活与重要作品也是个必备的条件。那些执其一点，不看全部的所谓批评家，对此是应该脸红的。
　　
　　(John Updike：Bech is Back，195.pp.，Alfred A.Kno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