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到中年，蓦然一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都没来得及做，就这样浑浑噩噩，人生居然已经过去一半，或者是一大半。
每一个读书人，最大的心愿除了能坐拥书城、乐不思蜀，如果再有一点点野心，恐怕都想过自己写点什么，最好是也写几本书，写几本能沾沾自喜的书，也就不枉此生了。
读书、写书，这一直是我认为最本分的事情，但在生活中随波逐流，离那种平静的生活竟越来越远了。写过的几本书，译过的几本书，翻检出来，只能让自己觉得惭愧。
一
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25岁，那时还在读博士。当时有个出版社叫今日中国出版社，要出一套中国问题报告，我负责其中的财政专题。一年之后，我的第一本书就这样出版了。书名叫《为市场经济立宪：当代中国的财政问题报告》。
书里的主要观点是，历史上很多重大的改革，主要是因为政府遇到了财政压力，不得不改弦更张。政府处理财政压力的不同做法，会给之后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同的影响：如果政府先“甩包袱”，就会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市场经济就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如果政府先想到的是征税，那无异于杀鸡取卵，会断送经济增长的活力。中国从1978年开始实施的市场化改革，也是政府迫于财政压力，传统的计划体制难乎为继。
这些核心的观点其实并非我的独创，而是出自我的老师张宇燕教授。我曾和他合作过一篇论文《财政压力导致的制度变迁》。《为市场经济立宪：当代中国的财政问题报告》一书，基本上就是对这篇论文的扩写。我本来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担心张老师知道后责怪我，没想到他反而主动跟我说：“既然你已经写出来了，我就不用再写了。”这着实让我羞愧了很久。如今，原来的出版社都没有了。再读这本书，很多稚气和自以为是的话，让我自己都忍俊不禁。但我还是非常怀念那段心无旁骛、一心写书的日子。
从第二本书开始，就都是随笔集了。而且我越写越快、越写越多。我的第一本随笔集是《出门散步的经济学》。薄薄的一本书，收录了我十年来的文章。我的第二本随笔集是《不确定的年代》，比第一本厚多了，题材也杂乱无章。当时我刚刚毕业，急于改善自己的经济条件，开始疯写财经评论。当时的大部分文章都是为稻粱谋，写得匆匆忙忙、慌不择路，仿佛醉酒一般。
我的第三本随笔集是《胸中无剑》。这时我已经过了30岁。到现在为止，这仍然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不是因为里面的文章，只是因为书名。之所以叫胸中无剑，是想表达我对人生的一点感悟。金庸先生在《倚天屠龙记》中讲过张三丰教张无忌太极拳的故事。张三丰演示了几遍，问张无忌记住了没有，张无忌思索半天，说：“全忘了。”旁边的人都为他着急，张三丰反而大喜，因为意在其中，忘了招式才算真的学会了。人生到了一定的阶段，就会发现，放弃比得到更重要，忘记比记得更重要。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忘记名利，甚至忘记学术，只听从兴趣的召唤，做一个普普通通、完全本色的人。到现在为止，我的博客和微博还用着“胸中无剑”的名字。
在那之后，我又出了两本随笔集，一本是《失衡之困》，一本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前者主要是写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后者则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写的一些评论。我本来想把这本书取名《谁忘了穿泳裤》，取自巴菲特的名言：“只有在退潮的时候，才能看出来谁没有穿泳裤。”我的意思是，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才发现，原来的企业、金融机构、政府，都没有穿泳裤。编辑看到这个书名直挠头，说叫这个名字没准会被放到体育类的图书架上。所以他把书名改成了《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他忘了，叫这个名字还是有可能被放到体育类的书架上。出完这两本随笔集之后，我已经失去了写财经评论的兴趣。天天紧追热点、指点江山，不是我心里想做的事情。
二
除了写书，我也翻译了几本书。我翻译的书比自己写的书卖得好多了。我接的第一个单子是翻译《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说实在的，我并不看好这本书在中国的销路，也不赞成书里的观点。之所以同意翻译此书，完全是因为湖南科技出版社的孙桂均老师太会说服人了。我没有想到，《世界是平的》卖得极其火爆，一时洛阳纸贵。
我遇到的最想不到的一件事情是，有次到河南某地讲课，一位当地的官员执意要请我吃饭，但说要到吃饭的时候才告诉我为什么请客。我因为好奇就答应了。饭桌上，他跟我讲了个故事。那年春节，他去海南度假。上飞机前，有人送他一本《世界是平的》。估计飞机上实在无聊，他就翻了翻书的前两章。回来之后，很快公开招考干部，他报名了。拿到考卷，最后一道大题是：试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的观点，谈谈我市未来的经济发展思路。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如果你要读《世界是平的》，看前面两章就足够了。后来，我又陆续翻译了几本弗里德曼的书。最新的一本刚开始卖，是他和国际政治学家曼德鲍姆合著的《曾经的辉煌》。这几本书都是我组织学生翻译，然后我校译的。说是校译，但常常要自己重新翻译，搞得我苦不堪言。诚实地讲，这几本书的翻译质量都没有达到我心目中的标准。
我翻译得最差的一本书是《维基经济学》。因为我实在没有时间，就找了一位英语专业的朋友一起翻译。可是他也没有时间，就找了一群学生翻译。当我拿到译稿的时候几乎晕倒。出版社急着出书，不得已，我理顺了一下译稿中的文字，不情愿地交给了出版社。细心的读者已经指出，这本书的翻译错误极多。我曾经在自己的博客中向大家道过歉。现在，向所有的读者再次郑重道歉。这的确是我的过错。
我翻译的书中，有一本自己是满意的，那就是雷默写的《不可思议的年代》。雷默是我的好朋友，他曾是《时代》杂志最年轻的国际版主编，也是“北京共识”的提出者。他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也是基辛格博士“钦定”的传人。这本书写的是他对国际问题的思考，他对未来充满了忧患意识。书中旁征博引，介绍了国际政治、复杂科学、认知心理学，甚至传染病学的思想，也讲述了雷默采访真主党游击队、对冲基金经理、戈尔巴乔夫等形形色色人物的故事。书中的很多思考，让我受益匪浅。出于对朋友的负责，我独自承担了翻译任务。那一年的春节，我枯坐在书斋里，以每天一万字的速度，译完了全书。 三
回顾我自己出的那几本书，我对自己过去写的东西越来越没有兴趣了。在我第一本随笔集的前言里，我曾引用拜伦的话：“我写的东西都付之流水，任它浮沉。”现在看来，它们都陆续沉底了。那就让它们去吧。
在我翻译书的过程中，却逐渐激发出新的写作欲望。我并不觉得弗里德曼写得有多好。雷默的书写得不错，但这也刺激我跃跃欲试。我为什么不能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书呢？
我想，该做出一个重大的选择了。
读高中的时候，我就朦朦胧胧地觉得，自己这一生的理想是做一个学者。到了研究生阶段，尤其是读博士期间到哈佛做了两年访问学生，让我对经济学几乎顶礼膜拜。经济学的宫殿巍峨雄壮，在这里消磨自己一生的时光，哪怕是做些雕梁画柱的工作，也是件幸福的事情啊。
但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阅读范围的扩大，我对经济学的信心一点点消失了。供给和需求能够解释这世间的一切吗？哈耶克有一本书叫做《致命的自负》。我倒是觉得，主流经济学家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才常常是“致命的自负”。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傲慢，太不符合我自卑而胆怯的性格了。
我对自己做学问的信心也一点点消失了。在哈佛求学的时候，天天跟那些顶尖的学者、天才的学生厮混在一起，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好的经济学，也让我明白，自己是做不出好的经济学的。我曾经上过一门博弈论的课程。刚开学的时候，仗着曾经在国内自学过，我是班上回答问题最积极的学生。半个学期过去，同学们就超过了我。到学期末交课程论文的时候，我也规规矩矩地做模型、交作业。和同学们那些天马行空、构想巧妙的模型相比，我做的就像爱因斯坦的小板凳。
假如我努力坚持，或许勤也能补拙，做出个更像样的小板凳。但我已经认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有原创性的学者。这不仅是因为我智力驽钝，也和我兴趣太广泛有关。那些在学问上有成就的学者，往往是用心至纯，心无旁骛，且能长期坚持，跑完马拉松。而我呢，我对什么都感兴趣，是一个胃口奇好、口味甚杂的读者。我对历史学感兴趣，也对天体物理学感兴趣；我对政治学感兴趣，也对脑神经科学感兴趣；我对文学感兴趣，也对生物学感兴趣。一本背单词的书或是辞典，都能让我津津有味地读几个小时。我看书速度也很快，一本两三百页的中文书，大概只够我读两三个小时，同样厚度的英文书，大概够我读五六个小时。出差的时候，我至少要带四本书：候机厅里读一本，飞机上读一本，宾馆临睡前一本，回来的飞机上一本。在这个越来越讲究专业分工的时代，我算是当不了专家了。
如果说我有一点点天分的话，我想那就是学习能力比较强。如果说我还有能够称为优点的地方，我想那就是从来不会固执己见。这样的禀赋，能干点什么呢？
肯定不是经济学家了。我认识的经济学家，都比我自信，也比我执著。别叫我经济学家了。我连梦桃源（北大餐厅）都没有去过，哪里敢称什么经济学家呢。
四
要是让我自己介绍，我愿意称自己是一个经济政策研究者和科普作家。
我工作的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我在这里主要做政策研究。我们跟踪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试图弄清楚为什么会出现通货膨胀、出口有没有恶化、人民币升值到底会有什么影响。我们也跟踪美国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初级商品价格的波动。这当然需要经济学的理论作为分析框架，但更多的是靠经验、直觉和实地调查。我们去过煤矿，到过“血汗工厂”，调查过养猪的农民，也经常到国外参加国际投行、对冲基金的会议。我们和政府部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说叫过去开会，我们就过去开会；说让提供研究报告，我们就提交研究报告。这是个体力活，不是什么技术活，但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政策研究历来是三流的经济学者从事的工作，因此对我正合适。
在尽心尽职地完成本职工作之外，就是我自己耕耘的小园地了。政策研究是我的职业，写作是我的爱好。
我是那种比较善于把复杂的思想通俗表达出来的作者。这是因为我不喜欢复杂的东西，凡是遇到复杂的东西，总想把它弄得简单，我自己才能理解。我喜欢把严肃的理论变得更加有趣味，同时小心地不破坏它原有的品味。我愿意做一个二传手，把那些广博而深邃的思想传播给更多的读者。
不在学术界混，就不能理解我的这种选择有多么危险。这就好比一个大家闺秀，突然告诉家里人，自己要去唱戏。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会有这么低级的趣味？难道你不想再在一流的学术刊物上发论文了？你写的东西连参考文献都没有，看起来多么丑陋！
我用了事业生涯的一半时间，终于明白了，听从自己的兴趣召唤的生活，才是最值得过的。说到写作，这才是我缘分注定的。转眼只剩下一半的生涯了，我不会再和写作分开了。
但是，我不会再追逐潮流，写那些应景的东西了。我要让内心沉静下来，寻找那些一直感兴趣的题目，一本一本地写成书。我会细细地去想章节结构、启承转合，一字一句，小心放妥。凭着兴趣，我会像一个流浪汉一样越走越远。我会写一本关于地缘政治的书，也可能会写一本关于社会心理学的书。如果我不小心闯入了别人的花园，对不起，请原谅，我只是一个没有任何恶意的过客。
我看见自己成了一个山中的石匠，摩挲着一大块粗糙的石头。一斧一凿地下去，慢慢的，一个石像的轮廓出现了。我更小心地雕琢，生怕破坏了分寸。干累了，就抽一斗烟，然后慢慢地打磨细处。石像慢慢地圆润光滑起来。冰冷的石头仿佛有了生命，好像随时就会呼吸和说话。空山寂寂，偶尔有一只大鸟飞过，阳光下它的影子在石像上一闪而没。我轻轻抚摸手上的粗茧，这一刻，我知道自己找到了快乐。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每一个读书人，最大的心愿除了能坐拥书城、乐不思蜀，如果再有一点点野心，恐怕都想过自己写点什么，最好是也写几本书，写几本能沾沾自喜的书，也就不枉此生了。
读书、写书，这一直是我认为最本分的事情，但在生活中随波逐流，离那种平静的生活竟越来越远了。写过的几本书，译过的几本书，翻检出来，只能让自己觉得惭愧。
一
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25岁，那时还在读博士。当时有个出版社叫今日中国出版社，要出一套中国问题报告，我负责其中的财政专题。一年之后，我的第一本书就这样出版了。书名叫《为市场经济立宪：当代中国的财政问题报告》。
书里的主要观点是，历史上很多重大的改革，主要是因为政府遇到了财政压力，不得不改弦更张。政府处理财政压力的不同做法，会给之后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同的影响：如果政府先“甩包袱”，就会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市场经济就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如果政府先想到的是征税，那无异于杀鸡取卵，会断送经济增长的活力。中国从1978年开始实施的市场化改革，也是政府迫于财政压力，传统的计划体制难乎为继。
这些核心的观点其实并非我的独创，而是出自我的老师张宇燕教授。我曾和他合作过一篇论文《财政压力导致的制度变迁》。《为市场经济立宪：当代中国的财政问题报告》一书，基本上就是对这篇论文的扩写。我本来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担心张老师知道后责怪我，没想到他反而主动跟我说：“既然你已经写出来了，我就不用再写了。”这着实让我羞愧了很久。如今，原来的出版社都没有了。再读这本书，很多稚气和自以为是的话，让我自己都忍俊不禁。但我还是非常怀念那段心无旁骛、一心写书的日子。
从第二本书开始，就都是随笔集了。而且我越写越快、越写越多。我的第一本随笔集是《出门散步的经济学》。薄薄的一本书，收录了我十年来的文章。我的第二本随笔集是《不确定的年代》，比第一本厚多了，题材也杂乱无章。当时我刚刚毕业，急于改善自己的经济条件，开始疯写财经评论。当时的大部分文章都是为稻粱谋，写得匆匆忙忙、慌不择路，仿佛醉酒一般。
我的第三本随笔集是《胸中无剑》。这时我已经过了30岁。到现在为止，这仍然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不是因为里面的文章，只是因为书名。之所以叫胸中无剑，是想表达我对人生的一点感悟。金庸先生在《倚天屠龙记》中讲过张三丰教张无忌太极拳的故事。张三丰演示了几遍，问张无忌记住了没有，张无忌思索半天，说：“全忘了。”旁边的人都为他着急，张三丰反而大喜，因为意在其中，忘了招式才算真的学会了。人生到了一定的阶段，就会发现，放弃比得到更重要，忘记比记得更重要。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忘记名利，甚至忘记学术，只听从兴趣的召唤，做一个普普通通、完全本色的人。到现在为止，我的博客和微博还用着“胸中无剑”的名字。
在那之后，我又出了两本随笔集，一本是《失衡之困》，一本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前者主要是写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后者则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写的一些评论。我本来想把这本书取名《谁忘了穿泳裤》，取自巴菲特的名言：“只有在退潮的时候，才能看出来谁没有穿泳裤。”我的意思是，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才发现，原来的企业、金融机构、政府，都没有穿泳裤。编辑看到这个书名直挠头，说叫这个名字没准会被放到体育类的图书架上。所以他把书名改成了《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他忘了，叫这个名字还是有可能被放到体育类的书架上。出完这两本随笔集之后，我已经失去了写财经评论的兴趣。天天紧追热点、指点江山，不是我心里想做的事情。
二
除了写书，我也翻译了几本书。我翻译的书比自己写的书卖得好多了。我接的第一个单子是翻译《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说实在的，我并不看好这本书在中国的销路，也不赞成书里的观点。之所以同意翻译此书，完全是因为湖南科技出版社的孙桂均老师太会说服人了。我没有想到，《世界是平的》卖得极其火爆，一时洛阳纸贵。
我遇到的最想不到的一件事情是，有次到河南某地讲课，一位当地的官员执意要请我吃饭，但说要到吃饭的时候才告诉我为什么请客。我因为好奇就答应了。饭桌上，他跟我讲了个故事。那年春节，他去海南度假。上飞机前，有人送他一本《世界是平的》。估计飞机上实在无聊，他就翻了翻书的前两章。回来之后，很快公开招考干部，他报名了。拿到考卷，最后一道大题是：试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的观点，谈谈我市未来的经济发展思路。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如果你要读《世界是平的》，看前面两章就足够了。后来，我又陆续翻译了几本弗里德曼的书。最新的一本刚开始卖，是他和国际政治学家曼德鲍姆合著的《曾经的辉煌》。这几本书都是我组织学生翻译，然后我校译的。说是校译，但常常要自己重新翻译，搞得我苦不堪言。诚实地讲，这几本书的翻译质量都没有达到我心目中的标准。
我翻译得最差的一本书是《维基经济学》。因为我实在没有时间，就找了一位英语专业的朋友一起翻译。可是他也没有时间，就找了一群学生翻译。当我拿到译稿的时候几乎晕倒。出版社急着出书，不得已，我理顺了一下译稿中的文字，不情愿地交给了出版社。细心的读者已经指出，这本书的翻译错误极多。我曾经在自己的博客中向大家道过歉。现在，向所有的读者再次郑重道歉。这的确是我的过错。
我翻译的书中，有一本自己是满意的，那就是雷默写的《不可思议的年代》。雷默是我的好朋友，他曾是《时代》杂志最年轻的国际版主编，也是“北京共识”的提出者。他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也是基辛格博士“钦定”的传人。这本书写的是他对国际问题的思考，他对未来充满了忧患意识。书中旁征博引，介绍了国际政治、复杂科学、认知心理学，甚至传染病学的思想，也讲述了雷默采访真主党游击队、对冲基金经理、戈尔巴乔夫等形形色色人物的故事。书中的很多思考，让我受益匪浅。出于对朋友的负责，我独自承担了翻译任务。那一年的春节，我枯坐在书斋里，以每天一万字的速度，译完了全书。 三
回顾我自己出的那几本书，我对自己过去写的东西越来越没有兴趣了。在我第一本随笔集的前言里，我曾引用拜伦的话：“我写的东西都付之流水，任它浮沉。”现在看来，它们都陆续沉底了。那就让它们去吧。
在我翻译书的过程中，却逐渐激发出新的写作欲望。我并不觉得弗里德曼写得有多好。雷默的书写得不错，但这也刺激我跃跃欲试。我为什么不能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书呢？
我想，该做出一个重大的选择了。
读高中的时候，我就朦朦胧胧地觉得，自己这一生的理想是做一个学者。到了研究生阶段，尤其是读博士期间到哈佛做了两年访问学生，让我对经济学几乎顶礼膜拜。经济学的宫殿巍峨雄壮，在这里消磨自己一生的时光，哪怕是做些雕梁画柱的工作，也是件幸福的事情啊。
但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阅读范围的扩大，我对经济学的信心一点点消失了。供给和需求能够解释这世间的一切吗？哈耶克有一本书叫做《致命的自负》。我倒是觉得，主流经济学家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才常常是“致命的自负”。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傲慢，太不符合我自卑而胆怯的性格了。
我对自己做学问的信心也一点点消失了。在哈佛求学的时候，天天跟那些顶尖的学者、天才的学生厮混在一起，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好的经济学，也让我明白，自己是做不出好的经济学的。我曾经上过一门博弈论的课程。刚开学的时候，仗着曾经在国内自学过，我是班上回答问题最积极的学生。半个学期过去，同学们就超过了我。到学期末交课程论文的时候，我也规规矩矩地做模型、交作业。和同学们那些天马行空、构想巧妙的模型相比，我做的就像爱因斯坦的小板凳。
假如我努力坚持，或许勤也能补拙，做出个更像样的小板凳。但我已经认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有原创性的学者。这不仅是因为我智力驽钝，也和我兴趣太广泛有关。那些在学问上有成就的学者，往往是用心至纯，心无旁骛，且能长期坚持，跑完马拉松。而我呢，我对什么都感兴趣，是一个胃口奇好、口味甚杂的读者。我对历史学感兴趣，也对天体物理学感兴趣；我对政治学感兴趣，也对脑神经科学感兴趣；我对文学感兴趣，也对生物学感兴趣。一本背单词的书或是辞典，都能让我津津有味地读几个小时。我看书速度也很快，一本两三百页的中文书，大概只够我读两三个小时，同样厚度的英文书，大概够我读五六个小时。出差的时候，我至少要带四本书：候机厅里读一本，飞机上读一本，宾馆临睡前一本，回来的飞机上一本。在这个越来越讲究专业分工的时代，我算是当不了专家了。
如果说我有一点点天分的话，我想那就是学习能力比较强。如果说我还有能够称为优点的地方，我想那就是从来不会固执己见。这样的禀赋，能干点什么呢？
肯定不是经济学家了。我认识的经济学家，都比我自信，也比我执著。别叫我经济学家了。我连梦桃源（北大餐厅）都没有去过，哪里敢称什么经济学家呢。
四
要是让我自己介绍，我愿意称自己是一个经济政策研究者和科普作家。
我工作的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我在这里主要做政策研究。我们跟踪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试图弄清楚为什么会出现通货膨胀、出口有没有恶化、人民币升值到底会有什么影响。我们也跟踪美国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初级商品价格的波动。这当然需要经济学的理论作为分析框架，但更多的是靠经验、直觉和实地调查。我们去过煤矿，到过“血汗工厂”，调查过养猪的农民，也经常到国外参加国际投行、对冲基金的会议。我们和政府部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说叫过去开会，我们就过去开会；说让提供研究报告，我们就提交研究报告。这是个体力活，不是什么技术活，但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政策研究历来是三流的经济学者从事的工作，因此对我正合适。
在尽心尽职地完成本职工作之外，就是我自己耕耘的小园地了。政策研究是我的职业，写作是我的爱好。
我是那种比较善于把复杂的思想通俗表达出来的作者。这是因为我不喜欢复杂的东西，凡是遇到复杂的东西，总想把它弄得简单，我自己才能理解。我喜欢把严肃的理论变得更加有趣味，同时小心地不破坏它原有的品味。我愿意做一个二传手，把那些广博而深邃的思想传播给更多的读者。
不在学术界混，就不能理解我的这种选择有多么危险。这就好比一个大家闺秀，突然告诉家里人，自己要去唱戏。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会有这么低级的趣味？难道你不想再在一流的学术刊物上发论文了？你写的东西连参考文献都没有，看起来多么丑陋！
我用了事业生涯的一半时间，终于明白了，听从自己的兴趣召唤的生活，才是最值得过的。说到写作，这才是我缘分注定的。转眼只剩下一半的生涯了，我不会再和写作分开了。
但是，我不会再追逐潮流，写那些应景的东西了。我要让内心沉静下来，寻找那些一直感兴趣的题目，一本一本地写成书。我会细细地去想章节结构、启承转合，一字一句，小心放妥。凭着兴趣，我会像一个流浪汉一样越走越远。我会写一本关于地缘政治的书，也可能会写一本关于社会心理学的书。如果我不小心闯入了别人的花园，对不起，请原谅，我只是一个没有任何恶意的过客。
我看见自己成了一个山中的石匠，摩挲着一大块粗糙的石头。一斧一凿地下去，慢慢的，一个石像的轮廓出现了。我更小心地雕琢，生怕破坏了分寸。干累了，就抽一斗烟，然后慢慢地打磨细处。石像慢慢地圆润光滑起来。冰冷的石头仿佛有了生命，好像随时就会呼吸和说话。空山寂寂，偶尔有一只大鸟飞过，阳光下它的影子在石像上一闪而没。我轻轻抚摸手上的粗茧，这一刻，我知道自己找到了快乐。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