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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苏文化》杂志是创立于1935年的中苏文化协会所发行的刊物，该杂志在促进中苏两国文化交流以及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作为大后方的大型文化刊物对号召抗战、研讨战争局势等，都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本文着眼于《中苏文化》杂志中译介与发表的各类文学作品，探究苏联文学在中国抗战时期传播的积极影响以及中国民众对苏联文学接受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苏文化》;苏联文学;文化传播;现实意义;
《中苏文化》是成立于1935年的中苏文化协会机关刊物，从1935年5月创刊到1949年5月连续出刊13年。刊行期间介绍、翻译了众多苏联的文学作品、法律条文及经济政治方面的论著及文章。本文着眼于文学作品，从文学传播的角度去分析《中苏文化》译介文学作品的规律、目的及对现实的意义。《中苏文化》杂志设立了专门的文艺板块，用于介绍苏联文学、促进中苏文学交流，扩展民众对苏联文学的了解。从文学作品的发表来看，《中苏文化》主要涵括了小说（包括传记、回忆录）、诗歌、散文（涉及报告文学、新闻纪实、时政评述、小品等，因篇幅较短归于一类）、戏剧剧本以及文艺理论五大板块，其内容之深广在当时大后方甚至全中国的刊物中都非同凡响。笔者主要从上述五个方面展开对《中苏文化》所介绍的文学作品的研究。
一、小说
《中苏文化》杂志发表过不少小说作品，以短篇小说为主，也有如《第二日》（爱伦堡作，屈轶译）这样的连载数期的中篇小说。这类小说作品，是中国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为进一步了解苏联文化，主动对苏联文学进行译介，他们关注的作家作品十分广泛，受到关注的作家较为著名的有：爱伦堡、普希金、高尔基、卡达耶夫、托尔斯泰、莱蒙托夫等。
十月革命后，20年代前中期的苏联各民族文学存在各自不同的浪漫主义倾向，到30年代苏联文学的共同性特征愈加明显，文学创作紧密地与社会主义建设以及革命相联系。而苏联文学的创作题材起初则是以充沛的革命激情，用浪漫主义象征概括的形象，欢呼旧世界的覆灭和新世界的诞生，赞扬起义人民的胜利及与旧世界的决裂;30年代后以积极地反映现实、抒发强烈的内心情感为主。1932年苏联首届作家代表大会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一种基本创作方法，现实主义被作家集中地关注并据此进行大量的创作。《中苏文化》发表的小说作品，集中于十月革命后的现实主义著作，热烈关注苏联作家对战争、生活、民众精神世界的切实反映。
着眼现代中国作家对苏联文学的接受情况，1933年11月周扬发表论文《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首次系统地介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方法，中国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与苏联文学界也有着紧密的联系。1这是抗战爆发之前，也即《中苏文化》刊行之前中苏文学之间交流的部分情况。在抗战爆发之后，解放区形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型小说的创作趋势，以纪实性、新闻性、典型化、宣传工具化为特点，号召民众的抗战积极性、反映民族解放战争下的真实生活变化。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苏联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影响。《中苏文化》所译介的小说，尽管题材和描写对象不尽相同，但是其突出表现的对民众反抗斗争精神的赞颂、对黑暗统治和战争侵略的批判以及对革命道路的不懈探索是作家们集中关注的，也是中国的翻译家、知识分子企图通过文学交流而带给中国民众的。
在《中苏文化》译介的小说中，有俄罗斯第一部心理小说即莱蒙托夫的第一部心理剖析小说《当代英雄<塔曼>》2，尽管译者只发表了其中的一个片段，却也足够展示毕巧林这个经典文学人物的部分鲜明形象。这是一个空虚且无聊的青年贵族军官，然而他内心深处似乎也藏着有所作为的渴望。毕巧林表现了那个时代青年爱与恨、理与情、善与恶、生与死、幸福与苦难等诸多困境与思索，作者借毕巧林投射出强烈的时代信息，极力地表现沙皇俄国末期的社会状况与引导广大俄国先进青年为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不懈努力与奋斗的期望。在中国文学界，同样借描写青年而表达对黑暗时代的控诉和期望社会进步的有巴金等小说家。巴金一生翻译了不少俄罗斯文学名著，对俄罗斯文学有着深厚的感情，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巴金的“青年世界”文学模式受到苏俄文学影响，但巴金的创作也说明了无论是抗战前或后，中国社会都需要先进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与奋起抗争，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给予青年精英以极大的振奋和对人生哲理的思考。
此外，卡达耶夫的《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3也塑造了一个农民出身的上等兵柯德科·谢明的热爱革命、追求自由民主及婚恋自由的进步青年形象。这篇小说将青年的个人奋斗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大环境结合起来，展现了拥有先进革命思想的进步青年和劳动人民的密切联系。“‘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这种声音出自青年工农兵战士的行列中，于是克里姆林宫墙外也响起了：‘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4小说最后的宣言强烈地显示了作者对革命军队的先进性的歌颂和对劳动人民在革命道路中的主体性的肯定。
《中苏文化》战时小说译介的内容与中国近现代社会现实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中苏两国都经历过由推翻封建统治到短暂且黑暗的资产阶级政权再到无产阶级革命迎来民主解放的过程，苏联小说反映的社会现实和斗争历程能够引起中国民众极大的共鸣和激励中国民众抗击压迫的无限斗志。
二、诗歌
《中苏文化》中刊载了众多译介于苏俄作家的诗歌作品。从作者角度看，有高尔基、普希金、西蒙诺夫、马尔夏克这些享有盛誉的作家及其他小众作家，该杂志在苏俄诗人群内进行了广泛的选择;从刊载位置上来看，一些诗歌或出现在一个专题当中，或附在对人物的介绍之后，这体现了其对苏联文化的宣传目的。从主题上看，诗歌最后都会涉及到政治、战争，且多数都在鼓励人们面对黑暗压迫奋起抗争，这是该杂志有选择地进行译介的结果。
高尔基的《海燕之歌》，被附在《纪念高尔基》这篇文章之后，这首诗整体上又归属于“悼高尔基特辑”当中。5这首出于悼念高尔基而摘录的诗歌，有着更进一步的意义。宗华在《中苏文化》中翻译的《海燕之歌》，相比后来戈宝权的译本，情绪更为激昂。宗本中形容海燕如“恶魔似的”、“敏慧的恶魔”，而戈本中称海燕为“精灵”、“敏感的精灵”。从色彩意义看，后者的海燕形象才更为正面，然而“恶魔”一词中所蕴含的爆发力是“精灵”远不能比及的，前者能更深刻地展现了俄国无产阶级人民和人民群众在大革命前夕的激情和决心。“普希金逝世百年纪念特辑”中的《自由》6（即后来的《自由颂》），是普希金15岁时创作的、融有浪漫主义风格的、抒情与叙事结合的传世名篇。接受了法国大革命进步思想的普希金，意识到沙皇对人民的禁锢与麻痹，于是在《自由》中发出了他对自由的歌颂以及对专制政权的憎恶。普希金在诗歌中不断激励底层人民觉醒、振奋起来：“起来，俯伏于地下的奴隶！”《自由》创作于1817年，抨击的是俄国的农奴制度;《海燕之歌》创作于1901年，反映的是1905年俄国革命前期的形势。二者在时间上并不一致，但是同样都表达了激励人民奋起反抗、斗争的愿望。而它们被翻译到《中苏文化》上时，中国正值抗日战争后期。时代不同，国情不同，然而诗歌跨越时空给人带来的精神上的鼓舞却是共通的。 苏俄文学中那些为我国战时所需要的文化养分，正是通过《中苏文化》这个媒介，真正地给予了中国人民以力量。不少“名人作家”的诗歌，以及那些从不同侧面书写政治、战争的诗歌，实际上不仅介绍了苏联文化，更是一种经过本民族筛选之后的精神养料。
这种筛选，很容易在苏联文学被译介到《中苏文化》时的改译中看到。苏联名作家鲁果夫斯基有一篇原名为《上海》的诗作7，在1937年翻译到《中苏文化》时被改译为《保卫大上海》。“保卫”一词，带有强烈的主观情感，改译之后可以看出这首诗的实用功效。事实上，这是为了响应当时上海民众的英勇抗战而进行的有选择的、刻意的改译。这种改译，进一步体现了《中苏文化》对苏联文学的自主选择倾向。
《中苏文化》刊载的诗歌往往紧密切合着我国的现实情况，大都带有政治意味，反映战争及人民艰苦斗争的现实。这是《中苏文化》对苏联诗歌进行的自主、有选择的译介。
三、文学理论
《中苏文化》作为向中国介绍苏联文化的机关刊物，主要目的在于普及苏联文艺，包含文艺评论在内的文学理论方面的文章，《中苏文化》中也有推介。其中有《托翁写作“复活”的时代动机》、《论小说<复活>——译自旧俄文学史》这样针对具体作品的文章，也有《红军中的文化与艺术》、《苏联的儿童文学》等兼具理论性和科普性的作品，以及《知识分子与革命》等探讨文学的政治功用、从侧面揭示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根本性质的文学理论作品。《中苏文化》中涉及文学理论的文章种类多样，但无一例外都带有明确的政治指向，或者说凸显了苏联文学鲜明的政治倾向。
首先，从《中苏文化》涉及文学理论文章的篇幅及具体类别来看，此类文章在《中苏文化》出现的频次、涉及的文论领域，都不及其他文类多、丰富，这恰恰彰显了该杂志的创刊宗旨——为促进中苏两国关系、向中国介绍苏联文化提供契机，更多地让位于文化传播性更强的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中苏文化》在动员人民群众反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增进中国知识分子对苏联的了解上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小说、戏剧、散文等广义上的纯文学作为“皮肉”，而苏联的文学理论和对苏联文化风俗的介绍作为“筋骨”，在《中苏文化》中共同构筑了一个鲜活向上的苏联形象，这个理想化的苏联给中国文坛乃至中国社会带来一股适用于彼时中国的前进动力，催生起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意识和抗争的勇气。
《中苏文化》中的文学理论文章，所给予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从对中国文坛影响来看，催生了新的文学，也损害了部分作家创作，其宣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義”，强调文学的政治性，以政治的功利作用取代了审美价值，如1943年第十三卷第3～4期的一则文章——《红军中的文化艺术》，显露出极强的意识形态。但在审美层面上，文学是精神自由的产物，因而对文学本身而言，这种唯意识形态的理论损害是极大的。值得注意的是，《中苏文化》中同文学理论相关的文章虽具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化的总特征，但并未按照统一的理论体系译介，文章大多零散地分布，一篇即代表一种观点。反观作为接受方的中国作家群体，却形成了统一的风格。同时期左联作家比如茅盾，其前期文艺评论根植于“为人生”的现实主义观，后期则演变为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观，这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吸收苏联文学理论时自觉地进行了甄别，并非对苏联文论全盘吸收，而是有价值地进行改造，即便同样秉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理论，苏联的文学是在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发展的，在反映现实的同时，更多的是预估未来的发展趋势。中国作家群体，则关怀此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状下的社会现实，着眼于对黑暗现实的解剖与批判，现实背景的不同造就了同一文学理念在两国“花开各异”的局面，中国的传统文论素有“文以载道”之说，“道”在封建王朝中是封建伦理纲常，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则是革命的正义，因而对苏联文艺的接受成果还有传统背景的影响。
以上种种表明，对苏联文论的吸收，中国的作家群体是批判地接受，是同中国实情结合的改造。
高尔基的《文学的世界性》论述了文学的作用，也隐含了“文学大众化”的思想。而在中国“文学大众化”转变为“文学化大众”。“化大众”，即是用通俗的文学形式传达政治理念以教化民众。由此，文学在中国革命中的工具性、引导性作用便凸显出来，为了化大众，文学则需“自降身段”，从传统意义上的“雅”转为“俗”，以达到普及的目的。现实中，以俗文学取代雅文学势必对文学审美造成损害，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这样的影响仍存在。在当时中国迫切的现实情况下，文学性不得不暂时牺牲以让位于政治功利性。
由此可见，篇幅和数目不多的文学理论类的文章显露了《中苏文化》译介苏联作品的实质目的，具体的文学作品作为承载物，在译介苏联文艺的同时，也承载了以笔杆为枪，以文墨为戈的中国知识分子革命以救中国的理想抱负。
在经历了多次革命探索的失败后，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将苏联文论奉为圭臬，是因为在其中察觉到精神家园的影子——古时是入世兼济天下的伟愿，今是在马列主义指引下为民众求解放的理想。自我意识的苏醒伴随精神动力回归，革命的希望之火重燃，中国的未来便多了一份光亮。
四、戏剧
《中苏文化》作为抗战历史和抗战文化的重要载体，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在戏剧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据笔者统计，《中苏文化》中戏剧资料有33篇，从时间分布上来看，主要是1937——1938年，1940年的抗战特辑，1943年和1948—1949年;从戏剧创作的对象来看，各个阶层均有分布。从创作者来看，有西蒙诺夫等人，因戏剧受到影响的中国作者有阳翰笙，常任侠，熊佛西等。在此仅挑选几篇进行分析。在十月革命以后，俄国的工业化颇见成效，随着集体化农场制度的胜利，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随着农村文化建设的进步，社会主义的农村戏院就这样成立。在此背景下，高尔基的创作在苏联戏剧发展中具有伟大的意义，他的三部曲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戏剧进入了一个非常光荣的阶段，对于处于戏剧萌芽阶段的中国来说是很好的借鉴对象，是光和热的存在，值得我们去学习和研究。熊佛西在《苏联的戏剧给予我们的启示》当中指出了三点需要我们去学习的：“第一是苏联戏剧哲学的转变;第二是苏联新演出法的创始。第三是苏联表演体系的建立。”8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很大程度上学习和模仿了苏联的戏剧，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戏剧表演体系。与此同时，阳翰笙在《对于苏联电影戏剧之观感》中说：“中国戏影艺术上的工作者，在这次空前的血火洗礼的刺激中，大都毅然的站起来了，就戏剧上来说，那时的中国戏剧运动者，大都一秉其过去的革命传统，更加深入的走近了民间。”9中国的戏剧工作者在九一八之后，都贴近人民，贴近水深火热的抗战现实去创作。常任侠《我观苏联戏剧电影》一文中提到戏剧充满了新精神和新内容，是用于教育大众的最精美的工具，把苏联的戏剧运动，经过吸收借鉴之后放在中国的教育上，意义是非常深刻的。 像《八百壮士》、《大雷雨》、《俄罗斯人》等剧本在中国抗战时期的传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教育意义，中国民众也更加深入地去学习研究苏联戏剧，将其作为工具激发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和无限斗志。
五、散文
《中苏文化》中刊载了众多苏俄作家的散文作品。在分类过程中，本文主要把报告文学、新闻纪实以及众多符合散文题材的作品归入其中。从刊载位置看，散文题材作品都刊登在与作者介绍相近的版面;从主题上看，诗歌都涉及到政治、战争、社会生活等方面。
《中苏文化》杂志中的报告文学、小品等散文式题材作品有着不同的内涵。淑雪兼珂所作的小品《我们的好客》、《爱情的船》等作品脍炙人口，这两部作品中有着不同的主题。前者主要是描写了当时的社会现象和民族的传统文化风俗，后者则是描写了年轻的女学生的爱情经历，读起来别有一番风情。同时，在伊利亚·爱伦堡写作、屈轶翻译的《新的内容——新的形式》中，对散文作品、报告文学等作品的发展、进步及过去的总结作了详细的论述，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而这些经验对中国文学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的报告文学、散文作品等都呈良好的发展趋势。而在40年代初期，解放区的报告文学、通讯等融政治性、新闻性、真实性于一炉，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苏联的影响。
六、《中苏文化》发行及诞生的现实意义
《中苏文化》是时代的产物，是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改善和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应时而生的。虽然《中苏文化》不是官方刊物，却一度受到了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蒋介石亲自在《中苏文化》“苏联国庆纪念特刊”上题字，称赞苏联为“奋斗良模”、“亲仁善邻”。这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期望改善中苏关系、争取苏联援助的政治意愿，而中苏文化协会在中苏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便一定程度上承载了这份政治意义，反过来在文化交流领域进一步拉近了中苏关系。
文艺上，现代中国对苏联文艺包括文学、电影、音乐、绘画等各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引介和学习，尤以文学最甚。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流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等被中国文学界尤其是左翼文学作家广泛接受，对新中国文学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中苏文化的交流中我们可以看出，只有不断学习、发展才能使自身不落于时代潮流之后，故步自封、闭门造车的行为极易招致难以承受的后果和灾难。
《中苏文化》杂志于1949年5月停刊，正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尽管在中苏两国交恶之后，二者间的文化交流一度陷入了停滞，但是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又掀起了新的学习苏联文学的浪潮，其中亦不乏对二战期间由《中苏文化》所译介的文学作品的研究与学习。因此，《中苏文化》杂志对中苏两国文学交流具有深远影响，其现实意义不止凸显于战时，也作用于后来的文学研究者，为中国文学突破一体化模式、建设多元而开放的文学生态格局提供经验。
参考文献：
[1]张西曼《托翁写作"复活"的时代动机》 《中苏文化杂志》1943年[7-8期14-17页]
[2] 齐而查宁诺夫《论小说<复活>--译自旧俄文学史》 《中苏文化杂志》1943年[7-8期18-22页]
[3] 梁纯夫《红军中的文化与艺术》 《中苏文化杂志》1943年[3-4期26-27页]
[4] 戈寶權 《苏联的儿童文学》 《中苏文化杂志》1943年[7-8期26-31页]
[5] 高尔基《文学的世界性》《中苏文化杂志》1941年[1期96页]
[6]张海燕、邹守常《论<中苏文化>的重要历史地位》，西南大学育才学院，《教学研究》，2011年12月
注释：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78年7月第一版，154页。
2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著，戈宝权译并发表于《中苏文化》杂志1939年第四卷第三期。
3 瓦连京·彼得洛维奇·卡达耶夫著，曹靖华译并发表于《中苏文化》杂志1939年第四卷第一期。
4 马宁：《<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读后》，《苏联介绍》，1949年。第20期，29页。
5《中苏文化杂志》，1936年第1卷，第3期，18-19页。
6 《中苏文化杂志》，1937年第2卷，第2期，83-85页。
7 《中苏文化杂志》，1937年第1卷，第2期，78-79頁。
8 摘自《中苏文化》1940年7卷4期，《苏联戏剧给予我们的启示》，熊佛西
9 摘自《中苏文化》1940年7卷4期，《对于苏联电影戏剧之观感》，阳翰笙
作者简介：
刘 洋（1997-），男，汉族，重庆市梁平区人，本科生，文学学士，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曾主持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校级科研青年项目。
易 杨 （1999-），女，汉族，重庆市潼南区人，本科生，文学学士，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学科语文，曾参与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校级科研青年项目。
雷 雨 （1998-），男，汉族，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本科生，文学学士，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语言文学（师范）专业;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曾参与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校级科研青年项目。
魏秋菊（1999—）女，汉族，四川眉山市人，本科生，艺术学学士，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曾主持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校级科研青年项目。
刘朋奇（1999-），男，汉族，河北石家庄人，本科生，文学学士，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师范），曾参与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校级科研青年项目。
项目名称：《中苏文化》与苏联文学的战时传播
项目编号：19KZQ01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1331
关键词：《中苏文化》;苏联文学;文化传播;现实意义;
《中苏文化》是成立于1935年的中苏文化协会机关刊物，从1935年5月创刊到1949年5月连续出刊13年。刊行期间介绍、翻译了众多苏联的文学作品、法律条文及经济政治方面的论著及文章。本文着眼于文学作品，从文学传播的角度去分析《中苏文化》译介文学作品的规律、目的及对现实的意义。《中苏文化》杂志设立了专门的文艺板块，用于介绍苏联文学、促进中苏文学交流，扩展民众对苏联文学的了解。从文学作品的发表来看，《中苏文化》主要涵括了小说（包括传记、回忆录）、诗歌、散文（涉及报告文学、新闻纪实、时政评述、小品等，因篇幅较短归于一类）、戏剧剧本以及文艺理论五大板块，其内容之深广在当时大后方甚至全中国的刊物中都非同凡响。笔者主要从上述五个方面展开对《中苏文化》所介绍的文学作品的研究。
一、小说
《中苏文化》杂志发表过不少小说作品，以短篇小说为主，也有如《第二日》（爱伦堡作，屈轶译）这样的连载数期的中篇小说。这类小说作品，是中国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为进一步了解苏联文化，主动对苏联文学进行译介，他们关注的作家作品十分广泛，受到关注的作家较为著名的有：爱伦堡、普希金、高尔基、卡达耶夫、托尔斯泰、莱蒙托夫等。
十月革命后，20年代前中期的苏联各民族文学存在各自不同的浪漫主义倾向，到30年代苏联文学的共同性特征愈加明显，文学创作紧密地与社会主义建设以及革命相联系。而苏联文学的创作题材起初则是以充沛的革命激情，用浪漫主义象征概括的形象，欢呼旧世界的覆灭和新世界的诞生，赞扬起义人民的胜利及与旧世界的决裂;30年代后以积极地反映现实、抒发强烈的内心情感为主。1932年苏联首届作家代表大会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一种基本创作方法，现实主义被作家集中地关注并据此进行大量的创作。《中苏文化》发表的小说作品，集中于十月革命后的现实主义著作，热烈关注苏联作家对战争、生活、民众精神世界的切实反映。
着眼现代中国作家对苏联文学的接受情况，1933年11月周扬发表论文《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首次系统地介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方法，中国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与苏联文学界也有着紧密的联系。1这是抗战爆发之前，也即《中苏文化》刊行之前中苏文学之间交流的部分情况。在抗战爆发之后，解放区形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型小说的创作趋势，以纪实性、新闻性、典型化、宣传工具化为特点，号召民众的抗战积极性、反映民族解放战争下的真实生活变化。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苏联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影响。《中苏文化》所译介的小说，尽管题材和描写对象不尽相同，但是其突出表现的对民众反抗斗争精神的赞颂、对黑暗统治和战争侵略的批判以及对革命道路的不懈探索是作家们集中关注的，也是中国的翻译家、知识分子企图通过文学交流而带给中国民众的。
在《中苏文化》译介的小说中，有俄罗斯第一部心理小说即莱蒙托夫的第一部心理剖析小说《当代英雄<塔曼>》2，尽管译者只发表了其中的一个片段，却也足够展示毕巧林这个经典文学人物的部分鲜明形象。这是一个空虚且无聊的青年贵族军官，然而他内心深处似乎也藏着有所作为的渴望。毕巧林表现了那个时代青年爱与恨、理与情、善与恶、生与死、幸福与苦难等诸多困境与思索，作者借毕巧林投射出强烈的时代信息，极力地表现沙皇俄国末期的社会状况与引导广大俄国先进青年为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不懈努力与奋斗的期望。在中国文学界，同样借描写青年而表达对黑暗时代的控诉和期望社会进步的有巴金等小说家。巴金一生翻译了不少俄罗斯文学名著，对俄罗斯文学有着深厚的感情，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巴金的“青年世界”文学模式受到苏俄文学影响，但巴金的创作也说明了无论是抗战前或后，中国社会都需要先进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与奋起抗争，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给予青年精英以极大的振奋和对人生哲理的思考。
此外，卡达耶夫的《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3也塑造了一个农民出身的上等兵柯德科·谢明的热爱革命、追求自由民主及婚恋自由的进步青年形象。这篇小说将青年的个人奋斗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大环境结合起来，展现了拥有先进革命思想的进步青年和劳动人民的密切联系。“‘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这种声音出自青年工农兵战士的行列中，于是克里姆林宫墙外也响起了：‘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4小说最后的宣言强烈地显示了作者对革命军队的先进性的歌颂和对劳动人民在革命道路中的主体性的肯定。
《中苏文化》战时小说译介的内容与中国近现代社会现实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中苏两国都经历过由推翻封建统治到短暂且黑暗的资产阶级政权再到无产阶级革命迎来民主解放的过程，苏联小说反映的社会现实和斗争历程能够引起中国民众极大的共鸣和激励中国民众抗击压迫的无限斗志。
二、诗歌
《中苏文化》中刊载了众多译介于苏俄作家的诗歌作品。从作者角度看，有高尔基、普希金、西蒙诺夫、马尔夏克这些享有盛誉的作家及其他小众作家，该杂志在苏俄诗人群内进行了广泛的选择;从刊载位置上来看，一些诗歌或出现在一个专题当中，或附在对人物的介绍之后，这体现了其对苏联文化的宣传目的。从主题上看，诗歌最后都会涉及到政治、战争，且多数都在鼓励人们面对黑暗压迫奋起抗争，这是该杂志有选择地进行译介的结果。
高尔基的《海燕之歌》，被附在《纪念高尔基》这篇文章之后，这首诗整体上又归属于“悼高尔基特辑”当中。5这首出于悼念高尔基而摘录的诗歌，有着更进一步的意义。宗华在《中苏文化》中翻译的《海燕之歌》，相比后来戈宝权的译本，情绪更为激昂。宗本中形容海燕如“恶魔似的”、“敏慧的恶魔”，而戈本中称海燕为“精灵”、“敏感的精灵”。从色彩意义看，后者的海燕形象才更为正面，然而“恶魔”一词中所蕴含的爆发力是“精灵”远不能比及的，前者能更深刻地展现了俄国无产阶级人民和人民群众在大革命前夕的激情和决心。“普希金逝世百年纪念特辑”中的《自由》6（即后来的《自由颂》），是普希金15岁时创作的、融有浪漫主义风格的、抒情与叙事结合的传世名篇。接受了法国大革命进步思想的普希金，意识到沙皇对人民的禁锢与麻痹，于是在《自由》中发出了他对自由的歌颂以及对专制政权的憎恶。普希金在诗歌中不断激励底层人民觉醒、振奋起来：“起来，俯伏于地下的奴隶！”《自由》创作于1817年，抨击的是俄国的农奴制度;《海燕之歌》创作于1901年，反映的是1905年俄国革命前期的形势。二者在时间上并不一致，但是同样都表达了激励人民奋起反抗、斗争的愿望。而它们被翻译到《中苏文化》上时，中国正值抗日战争后期。时代不同，国情不同，然而诗歌跨越时空给人带来的精神上的鼓舞却是共通的。 苏俄文学中那些为我国战时所需要的文化养分，正是通过《中苏文化》这个媒介，真正地给予了中国人民以力量。不少“名人作家”的诗歌，以及那些从不同侧面书写政治、战争的诗歌，实际上不仅介绍了苏联文化，更是一种经过本民族筛选之后的精神养料。
这种筛选，很容易在苏联文学被译介到《中苏文化》时的改译中看到。苏联名作家鲁果夫斯基有一篇原名为《上海》的诗作7，在1937年翻译到《中苏文化》时被改译为《保卫大上海》。“保卫”一词，带有强烈的主观情感，改译之后可以看出这首诗的实用功效。事实上，这是为了响应当时上海民众的英勇抗战而进行的有选择的、刻意的改译。这种改译，进一步体现了《中苏文化》对苏联文学的自主选择倾向。
《中苏文化》刊载的诗歌往往紧密切合着我国的现实情况，大都带有政治意味，反映战争及人民艰苦斗争的现实。这是《中苏文化》对苏联诗歌进行的自主、有选择的译介。
三、文学理论
《中苏文化》作为向中国介绍苏联文化的机关刊物，主要目的在于普及苏联文艺，包含文艺评论在内的文学理论方面的文章，《中苏文化》中也有推介。其中有《托翁写作“复活”的时代动机》、《论小说<复活>——译自旧俄文学史》这样针对具体作品的文章，也有《红军中的文化与艺术》、《苏联的儿童文学》等兼具理论性和科普性的作品，以及《知识分子与革命》等探讨文学的政治功用、从侧面揭示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根本性质的文学理论作品。《中苏文化》中涉及文学理论的文章种类多样，但无一例外都带有明确的政治指向，或者说凸显了苏联文学鲜明的政治倾向。
首先，从《中苏文化》涉及文学理论文章的篇幅及具体类别来看，此类文章在《中苏文化》出现的频次、涉及的文论领域，都不及其他文类多、丰富，这恰恰彰显了该杂志的创刊宗旨——为促进中苏两国关系、向中国介绍苏联文化提供契机，更多地让位于文化传播性更强的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中苏文化》在动员人民群众反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增进中国知识分子对苏联的了解上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小说、戏剧、散文等广义上的纯文学作为“皮肉”，而苏联的文学理论和对苏联文化风俗的介绍作为“筋骨”，在《中苏文化》中共同构筑了一个鲜活向上的苏联形象，这个理想化的苏联给中国文坛乃至中国社会带来一股适用于彼时中国的前进动力，催生起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意识和抗争的勇气。
《中苏文化》中的文学理论文章，所给予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从对中国文坛影响来看，催生了新的文学，也损害了部分作家创作，其宣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義”，强调文学的政治性，以政治的功利作用取代了审美价值，如1943年第十三卷第3～4期的一则文章——《红军中的文化艺术》，显露出极强的意识形态。但在审美层面上，文学是精神自由的产物，因而对文学本身而言，这种唯意识形态的理论损害是极大的。值得注意的是，《中苏文化》中同文学理论相关的文章虽具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化的总特征，但并未按照统一的理论体系译介，文章大多零散地分布，一篇即代表一种观点。反观作为接受方的中国作家群体，却形成了统一的风格。同时期左联作家比如茅盾，其前期文艺评论根植于“为人生”的现实主义观，后期则演变为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观，这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吸收苏联文学理论时自觉地进行了甄别，并非对苏联文论全盘吸收，而是有价值地进行改造，即便同样秉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理论，苏联的文学是在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发展的，在反映现实的同时，更多的是预估未来的发展趋势。中国作家群体，则关怀此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状下的社会现实，着眼于对黑暗现实的解剖与批判，现实背景的不同造就了同一文学理念在两国“花开各异”的局面，中国的传统文论素有“文以载道”之说，“道”在封建王朝中是封建伦理纲常，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则是革命的正义，因而对苏联文艺的接受成果还有传统背景的影响。
以上种种表明，对苏联文论的吸收，中国的作家群体是批判地接受，是同中国实情结合的改造。
高尔基的《文学的世界性》论述了文学的作用，也隐含了“文学大众化”的思想。而在中国“文学大众化”转变为“文学化大众”。“化大众”，即是用通俗的文学形式传达政治理念以教化民众。由此，文学在中国革命中的工具性、引导性作用便凸显出来，为了化大众，文学则需“自降身段”，从传统意义上的“雅”转为“俗”，以达到普及的目的。现实中，以俗文学取代雅文学势必对文学审美造成损害，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这样的影响仍存在。在当时中国迫切的现实情况下，文学性不得不暂时牺牲以让位于政治功利性。
由此可见，篇幅和数目不多的文学理论类的文章显露了《中苏文化》译介苏联作品的实质目的，具体的文学作品作为承载物，在译介苏联文艺的同时，也承载了以笔杆为枪，以文墨为戈的中国知识分子革命以救中国的理想抱负。
在经历了多次革命探索的失败后，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将苏联文论奉为圭臬，是因为在其中察觉到精神家园的影子——古时是入世兼济天下的伟愿，今是在马列主义指引下为民众求解放的理想。自我意识的苏醒伴随精神动力回归，革命的希望之火重燃，中国的未来便多了一份光亮。
四、戏剧
《中苏文化》作为抗战历史和抗战文化的重要载体，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在戏剧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据笔者统计，《中苏文化》中戏剧资料有33篇，从时间分布上来看，主要是1937——1938年，1940年的抗战特辑，1943年和1948—1949年;从戏剧创作的对象来看，各个阶层均有分布。从创作者来看，有西蒙诺夫等人，因戏剧受到影响的中国作者有阳翰笙，常任侠，熊佛西等。在此仅挑选几篇进行分析。在十月革命以后，俄国的工业化颇见成效，随着集体化农场制度的胜利，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随着农村文化建设的进步，社会主义的农村戏院就这样成立。在此背景下，高尔基的创作在苏联戏剧发展中具有伟大的意义，他的三部曲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戏剧进入了一个非常光荣的阶段，对于处于戏剧萌芽阶段的中国来说是很好的借鉴对象，是光和热的存在，值得我们去学习和研究。熊佛西在《苏联的戏剧给予我们的启示》当中指出了三点需要我们去学习的：“第一是苏联戏剧哲学的转变;第二是苏联新演出法的创始。第三是苏联表演体系的建立。”8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很大程度上学习和模仿了苏联的戏剧，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戏剧表演体系。与此同时，阳翰笙在《对于苏联电影戏剧之观感》中说：“中国戏影艺术上的工作者，在这次空前的血火洗礼的刺激中，大都毅然的站起来了，就戏剧上来说，那时的中国戏剧运动者，大都一秉其过去的革命传统，更加深入的走近了民间。”9中国的戏剧工作者在九一八之后，都贴近人民，贴近水深火热的抗战现实去创作。常任侠《我观苏联戏剧电影》一文中提到戏剧充满了新精神和新内容，是用于教育大众的最精美的工具，把苏联的戏剧运动，经过吸收借鉴之后放在中国的教育上，意义是非常深刻的。 像《八百壮士》、《大雷雨》、《俄罗斯人》等剧本在中国抗战时期的传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教育意义，中国民众也更加深入地去学习研究苏联戏剧，将其作为工具激发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和无限斗志。
五、散文
《中苏文化》中刊载了众多苏俄作家的散文作品。在分类过程中，本文主要把报告文学、新闻纪实以及众多符合散文题材的作品归入其中。从刊载位置看，散文题材作品都刊登在与作者介绍相近的版面;从主题上看，诗歌都涉及到政治、战争、社会生活等方面。
《中苏文化》杂志中的报告文学、小品等散文式题材作品有着不同的内涵。淑雪兼珂所作的小品《我们的好客》、《爱情的船》等作品脍炙人口，这两部作品中有着不同的主题。前者主要是描写了当时的社会现象和民族的传统文化风俗，后者则是描写了年轻的女学生的爱情经历，读起来别有一番风情。同时，在伊利亚·爱伦堡写作、屈轶翻译的《新的内容——新的形式》中，对散文作品、报告文学等作品的发展、进步及过去的总结作了详细的论述，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而这些经验对中国文学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的报告文学、散文作品等都呈良好的发展趋势。而在40年代初期，解放区的报告文学、通讯等融政治性、新闻性、真实性于一炉，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苏联的影响。
六、《中苏文化》发行及诞生的现实意义
《中苏文化》是时代的产物，是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改善和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应时而生的。虽然《中苏文化》不是官方刊物，却一度受到了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蒋介石亲自在《中苏文化》“苏联国庆纪念特刊”上题字，称赞苏联为“奋斗良模”、“亲仁善邻”。这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期望改善中苏关系、争取苏联援助的政治意愿，而中苏文化协会在中苏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便一定程度上承载了这份政治意义，反过来在文化交流领域进一步拉近了中苏关系。
文艺上，现代中国对苏联文艺包括文学、电影、音乐、绘画等各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引介和学习，尤以文学最甚。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流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等被中国文学界尤其是左翼文学作家广泛接受，对新中国文学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中苏文化的交流中我们可以看出，只有不断学习、发展才能使自身不落于时代潮流之后，故步自封、闭门造车的行为极易招致难以承受的后果和灾难。
《中苏文化》杂志于1949年5月停刊，正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尽管在中苏两国交恶之后，二者间的文化交流一度陷入了停滞，但是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又掀起了新的学习苏联文学的浪潮，其中亦不乏对二战期间由《中苏文化》所译介的文学作品的研究与学习。因此，《中苏文化》杂志对中苏两国文学交流具有深远影响，其现实意义不止凸显于战时，也作用于后来的文学研究者，为中国文学突破一体化模式、建设多元而开放的文学生态格局提供经验。
参考文献：
[1]张西曼《托翁写作"复活"的时代动机》 《中苏文化杂志》1943年[7-8期14-17页]
[2] 齐而查宁诺夫《论小说<复活>--译自旧俄文学史》 《中苏文化杂志》1943年[7-8期18-22页]
[3] 梁纯夫《红军中的文化与艺术》 《中苏文化杂志》1943年[3-4期26-27页]
[4] 戈寶權 《苏联的儿童文学》 《中苏文化杂志》1943年[7-8期26-31页]
[5] 高尔基《文学的世界性》《中苏文化杂志》1941年[1期96页]
[6]张海燕、邹守常《论<中苏文化>的重要历史地位》，西南大学育才学院，《教学研究》，2011年12月
注释：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78年7月第一版，154页。
2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著，戈宝权译并发表于《中苏文化》杂志1939年第四卷第三期。
3 瓦连京·彼得洛维奇·卡达耶夫著，曹靖华译并发表于《中苏文化》杂志1939年第四卷第一期。
4 马宁：《<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读后》，《苏联介绍》，1949年。第20期，29页。
5《中苏文化杂志》，1936年第1卷，第3期，18-19页。
6 《中苏文化杂志》，1937年第2卷，第2期，83-85页。
7 《中苏文化杂志》，1937年第1卷，第2期，78-79頁。
8 摘自《中苏文化》1940年7卷4期，《苏联戏剧给予我们的启示》，熊佛西
9 摘自《中苏文化》1940年7卷4期，《对于苏联电影戏剧之观感》，阳翰笙
作者简介：
刘 洋（1997-），男，汉族，重庆市梁平区人，本科生，文学学士，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曾主持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校级科研青年项目。
易 杨 （1999-），女，汉族，重庆市潼南区人，本科生，文学学士，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学科语文，曾参与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校级科研青年项目。
雷 雨 （1998-），男，汉族，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本科生，文学学士，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语言文学（师范）专业;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曾参与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校级科研青年项目。
魏秋菊（1999—）女，汉族，四川眉山市人，本科生，艺术学学士，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曾主持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校级科研青年项目。
刘朋奇（1999-），男，汉族，河北石家庄人，本科生，文学学士，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师范），曾参与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校级科研青年项目。
项目名称：《中苏文化》与苏联文学的战时传播
项目编号：19KZQ01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1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