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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作为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重要力量，在二战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数字，目前全球跨国公司约有6.5万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从1990年的1.7万亿美元上升到2001年的6.6万亿美元。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发挥出来的政治行为功能，不仅对东道国和母国的决策产生作用，而且对母国和东道国的经贸关系有着重大影响。
跨国公司的政治行为及其功能
跨国公司政治行为大体上可分为三种，即跨国公司母公司对母国政府的政治行为、跨国公司国外子公司对东道国政府的政治行为、跨国公司对整个国际社会的政治行为。跨国公司实施其政治行为的具体手段主要有四个，即政治谈判、政治合作、政治贿赂、政治游说。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只有使跨国公司的三种优势(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得以充分发挥，才能顺利成功地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母国的国内政策与东道国的对外政策。跨国公司通过上述政治行为的运作，对母国和东道国的政府施加影响，使其决策能够符合跨国公司的要求，为其海外直接投资的成功争取到最佳环境。
从对外直接投资本身来看，跨国公司身兼国家政策工具和自主行为体的双重身份。一方面，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往往被东道国和母国政府所利用，成为两国政府争夺的政策工具。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在国际关系中又不只是被动作为工具，在追求合作利益中它们的自主行为会与政府和社会的目标发生不一致。也就是说，当公司目标与母国政府外交政策相一致时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当两者不一致时，跨国公司追逐利润的行为就可能冲击本国外交政策。这时，要么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改变跨国公司的行为；要么跨国公司通过游说改变政府的外交政策。
美国跨国公司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的成功已经把自身利益与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美经贸关系发展顺利，美在华跨国公司的利益就能得到充分保障，反之，其利益就会受到影响。因此，为了获取最大利润，避免成为中美冲突的“人质”，跨国公司不得不联合美中两国来共同创造财富，尽最大努力去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减少在华投资的政治风险，维护其在华资产的安全，这就在客观上使美在华跨国公司成为推动和维系两国经贸关系的重要力量和积极因素。有关人士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研究的结果也证明了“跨国公司总体上有能力影响美国对外政策赖以产生的政治上的一致。”
首先，美在华跨国公司打破了美国经济制裁的基础，恢复和加强了中美经贸关系。1989年中国国内发生了政治风波，美国宣布对华经济制裁，停止美国海外投资保险公司对美国商人到中国的投资保险等，给美国在华直接投资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为了打破美国的经济封锁，中国政府以跨国公司为突破口，频繁派出政府采购团，增加从美国的进口，特别是对美国跨国公司所生产的飞机和汽车等大宗商品的进口，以鼓励它们增加在华投资，有效牵制了美国国内的反华势力。在国会就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包括波音、麦道、IBM、通用电器、杜邦等在内的美国大型跨国公司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院外活动，之后美国的克莱斯勒公司等一些国际企业又不断地批评克林顿政府所奉行的政策，要求政府把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脱钩，最终对克林顿政府改变对华政策起了积极作用。
其次，美在华跨国公司推动了中国入世的进程，深化了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众所周知，美国内反对中国入世的力量并不少，尤其是纺织业、制造业等竞争力较弱的部门反应更为强烈。在支持中国入世的跨国公司中，波音公司的表现十分积极。为推动议员支持中国入世，波音公司对其代表担任重要职务的重要协会组织如商务圆桌会议、美中商业联盟、美中商业委员会、美国商会及克林顿政府展开积极的游说活动，引导这些商务团体和政府官员在给予中国PNTR地位及中国加入WTO问题上朝着积极的方向努力。这些活动为克林顿政府最终下定决心与中国达成协议起到了重要作用。
再次，美在华跨国公司的投资遏制了中美贸易战的爆发，维系了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桥梁。冷战结束以后，中美两国贸易不平衡趋势的不断恶化引起了美国制造商们的担忧，不时有组织对美政府施压，要求对中国进行各种贸易制裁，成为阻碍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消极因素。正是由于美国的进口商以及在华跨国公司的反对，才使历次贸易争端取得妥善解决。最近美国纺织品制造商协会提交对华纺织品特保申请时，纺织品和服装进口商协会则写信给商务部纺织品服装协议办公室，认为ATMI等机构的申请缺乏理论和事实基础，是想利用中国纺织品保障条款达到其不必再为2005年取消配额做准备的目的，明确要求拒绝其申请。在其压力下，美国商务部取消了五项申请中的两项，其他三项仍在争取之中。
最后，美在华跨国公司的投资弱化了当前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使得中美经贸关系的双赢结局成为可能。由于美、日、欧、韩等国的跨国公司以及它们与中国的合资公司是中国外贸出口的主力军，因此中国出口额的下降，势必影响到这些跨国公司的利益。2002年，美国的沃尔玛百货公司在中国采购总值达到了100亿美元，占其全球采购总额的七成，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保证了沃尔玛“天天低价”的超强竞争力，如果人民币升值，其全球业务将会因为中国生产的服装、电脑元件与其他商品价格上涨而大受影响，因此沃尔玛十分担心人民币升值。美国强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也主张现阶段人民币保持稳定，其理由则是“强生在中国长期发展战略需要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稳定的汇率和税率等。”
美国在华跨国公司对人民币升值保持的沉默态度，使布什政府逐渐转变了要求人民币近期升值的观点，认为“如果资本流动和货币制度不开放，是不能提高人民币汇率变动幅度的。目前条件下，中国如果放宽资本管制，人民币将大量流出，购买美元资产，这将造成美元升值。汇率是一个国家的主权问题，两国政府可以通过对话协商，重要的是不采取干涉态度。”
我们有必要加大对美跨国公司的沟通力度，弱化其国家政策工具的功能，增强其自主行为体的功能，使其真正成为构筑未来中美关系战略合作新基础的主导力量。
跨国公司的政治行为及其功能
跨国公司政治行为大体上可分为三种，即跨国公司母公司对母国政府的政治行为、跨国公司国外子公司对东道国政府的政治行为、跨国公司对整个国际社会的政治行为。跨国公司实施其政治行为的具体手段主要有四个，即政治谈判、政治合作、政治贿赂、政治游说。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只有使跨国公司的三种优势(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得以充分发挥，才能顺利成功地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母国的国内政策与东道国的对外政策。跨国公司通过上述政治行为的运作，对母国和东道国的政府施加影响，使其决策能够符合跨国公司的要求，为其海外直接投资的成功争取到最佳环境。
从对外直接投资本身来看，跨国公司身兼国家政策工具和自主行为体的双重身份。一方面，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往往被东道国和母国政府所利用，成为两国政府争夺的政策工具。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在国际关系中又不只是被动作为工具，在追求合作利益中它们的自主行为会与政府和社会的目标发生不一致。也就是说，当公司目标与母国政府外交政策相一致时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当两者不一致时，跨国公司追逐利润的行为就可能冲击本国外交政策。这时，要么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改变跨国公司的行为；要么跨国公司通过游说改变政府的外交政策。
美国跨国公司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的成功已经把自身利益与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美经贸关系发展顺利，美在华跨国公司的利益就能得到充分保障，反之，其利益就会受到影响。因此，为了获取最大利润，避免成为中美冲突的“人质”，跨国公司不得不联合美中两国来共同创造财富，尽最大努力去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减少在华投资的政治风险，维护其在华资产的安全，这就在客观上使美在华跨国公司成为推动和维系两国经贸关系的重要力量和积极因素。有关人士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研究的结果也证明了“跨国公司总体上有能力影响美国对外政策赖以产生的政治上的一致。”
首先，美在华跨国公司打破了美国经济制裁的基础，恢复和加强了中美经贸关系。1989年中国国内发生了政治风波，美国宣布对华经济制裁，停止美国海外投资保险公司对美国商人到中国的投资保险等，给美国在华直接投资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为了打破美国的经济封锁，中国政府以跨国公司为突破口，频繁派出政府采购团，增加从美国的进口，特别是对美国跨国公司所生产的飞机和汽车等大宗商品的进口，以鼓励它们增加在华投资，有效牵制了美国国内的反华势力。在国会就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包括波音、麦道、IBM、通用电器、杜邦等在内的美国大型跨国公司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院外活动，之后美国的克莱斯勒公司等一些国际企业又不断地批评克林顿政府所奉行的政策，要求政府把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脱钩，最终对克林顿政府改变对华政策起了积极作用。
其次，美在华跨国公司推动了中国入世的进程，深化了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众所周知，美国内反对中国入世的力量并不少，尤其是纺织业、制造业等竞争力较弱的部门反应更为强烈。在支持中国入世的跨国公司中，波音公司的表现十分积极。为推动议员支持中国入世，波音公司对其代表担任重要职务的重要协会组织如商务圆桌会议、美中商业联盟、美中商业委员会、美国商会及克林顿政府展开积极的游说活动，引导这些商务团体和政府官员在给予中国PNTR地位及中国加入WTO问题上朝着积极的方向努力。这些活动为克林顿政府最终下定决心与中国达成协议起到了重要作用。
再次，美在华跨国公司的投资遏制了中美贸易战的爆发，维系了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桥梁。冷战结束以后，中美两国贸易不平衡趋势的不断恶化引起了美国制造商们的担忧，不时有组织对美政府施压，要求对中国进行各种贸易制裁，成为阻碍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消极因素。正是由于美国的进口商以及在华跨国公司的反对，才使历次贸易争端取得妥善解决。最近美国纺织品制造商协会提交对华纺织品特保申请时，纺织品和服装进口商协会则写信给商务部纺织品服装协议办公室，认为ATMI等机构的申请缺乏理论和事实基础，是想利用中国纺织品保障条款达到其不必再为2005年取消配额做准备的目的，明确要求拒绝其申请。在其压力下，美国商务部取消了五项申请中的两项，其他三项仍在争取之中。
最后，美在华跨国公司的投资弱化了当前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使得中美经贸关系的双赢结局成为可能。由于美、日、欧、韩等国的跨国公司以及它们与中国的合资公司是中国外贸出口的主力军，因此中国出口额的下降，势必影响到这些跨国公司的利益。2002年，美国的沃尔玛百货公司在中国采购总值达到了100亿美元，占其全球采购总额的七成，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保证了沃尔玛“天天低价”的超强竞争力，如果人民币升值，其全球业务将会因为中国生产的服装、电脑元件与其他商品价格上涨而大受影响，因此沃尔玛十分担心人民币升值。美国强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也主张现阶段人民币保持稳定，其理由则是“强生在中国长期发展战略需要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稳定的汇率和税率等。”
美国在华跨国公司对人民币升值保持的沉默态度，使布什政府逐渐转变了要求人民币近期升值的观点，认为“如果资本流动和货币制度不开放，是不能提高人民币汇率变动幅度的。目前条件下，中国如果放宽资本管制，人民币将大量流出，购买美元资产，这将造成美元升值。汇率是一个国家的主权问题，两国政府可以通过对话协商，重要的是不采取干涉态度。”
我们有必要加大对美跨国公司的沟通力度，弱化其国家政策工具的功能，增强其自主行为体的功能，使其真正成为构筑未来中美关系战略合作新基础的主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