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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之前出生的人都记得，当时，在中国版图的下方，标着“香港（英占）”和“澳门（葡占）”的两处地方，是中国人民心中长期的隐痛。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一直在思索解决香港问题的方案。
解放军勒马深圳河畔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香港门户洞开。10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兵团挥师南下直抵香港北部边界后，按兵不动。此前，驻港英军集结了4个旅的兵力，战战兢兢地准备打一场“没有可能取胜的防御战”。此刻，他们望着深圳河畔秩序井然的解放军，松了一口气。随后，港督葛量洪收到了中共通过秘密途径传来的维持香港现状的“三项条件”：（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二）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英国政府十分欣喜，决定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新中国，并在香港《华侨日报》上刊登了“毛泽东已保证香港地位安全，英国年内承认中共”的消息。
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在延安的窑洞里思考着香港的未来。他提出要充分尊重香港地区的历史与现状，最终以协商、和平的方式解决。1946年12月9日，毛泽东与哈默、罗德里克、陈依范等3名西方记者会谈，哈默问：“在香港问题上中共的态度如何？”毛泽东回答：“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
1949年初，毛泽东与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举行会谈时，也谈到了“暂时不动香港”的政策。他说，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意义不大。相反，正确利用这两地特别是香港原来的地位，对新中国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倒是更为有利。这一思路后来被归纳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针。
毛泽东与希思谈回归
1974年5月25日，在周恩来、邓小平的陪同下，毛泽东会见了刚卸任的英国首相希思。在谈到香港问题时，毛泽东说：“很久以前中国害怕欧洲，但这些现在都成为历史了。”接着，他对希思说：“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说到这里，毛泽东问周恩来：“香港是割给他们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多少时间？”周恩来不假思索地回答：“是1898年租给他们的，租期99年，到1997年期满，距现在还有23年挂零。”希思马上说：“1997年香港会有一个平稳的交接。”“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到那时，”毛泽东指了一下周恩来，“我们就不在了。”随后又指了指邓小平等人：“具体事情由他们年轻人去办了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指出：香港作为英国管理下的亚洲贸易及金融中心，其地位是安全的，至少目前如此，但香港在1997年应该有一个平稳的交接。当天晚上，邓小平在欢迎希思的宴会上发表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声明：香港问题作为中英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将“在适当时候予以解决”。
周恩来解决供水难题
1984年12月11日，香港《文汇报》登载着这样一条新闻——香港前任总督麦理浩说：“在我作为总督的年月中，我发觉中国人民政府及其在香港和广东的官员一贯地和日益增加地提供帮助。”
这些帮助中，最让香港人铭记的就是“供水之情”。 1960年11月5日，港英政府与广东省人民政府达成协议，每年由深圳水库供港50亿加仑（2270万立方米）淡水。1962年秋天至1963年初夏，深圳旱情严重，深圳水库的水位降到死水位以下，香港随之遭遇严重的供水困难，到处可见排着长队等待接水的人们。
消息很快传到周恩来处。1963年12月，周恩来出访前绕道广东，亲自了解并过问香港供水问题，在听取汇报后，他做出相应指示：向港供水问题与政治谈判要分开，并确定了供水方案。1964年2月，由东江引水到深圳的石马河供水工程全线开工，1965年春竣工。这项工程不仅解决了深圳地区的用水，而且年年按协议完成了对港供水计划，改变了香港长期缺少饮用水的局面。
邓小平对阵“铁娘子”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英国人不愿和中国谈香港问题，因为不好谈，无法谈。他们就像偷了东西的房客，处处回避主人的正常目光。但历史还是迫使英国人开了口。根据1898年的《拓展香港界址专条》，英国强行租借的新界，为期99年，于1997年6月30日到期。事实上，香港三大区域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早已连成一片，其中新界面积占92％，如果交还了新界，那么，1842年《南京条约》割让的香港岛和1860年《北京条约》割让的九龙半岛，无论经济上还是行政上，都无法再实施单独管理。而且，港英政府批给地产商的土地使用权通常为75年，受新界租期的限制，实际日期只能延续到1997年6月。随着这一日期临近，土地使用年限日渐缩短，地产商的信心开始崩溃，土土地竞价不断下滑，港英政府收入锐减。
英国人坐不住了，决定冒险激活尘封已久的香港问题。1979年3月，港督麦理浩访问北京。他以香港地产商日渐丧失信心为由，向邓小平提出，如果把土地租约截止有效期改为“只要新界仍由英国管治，租约依然有效”，就能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他辩解说，香港的未来将通过两国政府来解决，眼下要紧的是这件事，这么做与中国的立场并不矛盾，中国不是也希望香港保持繁荣吗？ 对此，邓小平说，人们担心1997年香港新界问题会出现，还有18年，我们可以到时候再根据具体情况商谈。另外，在土地租约问题上，不管用什么措辞，必须避免出现“英国管治”的字样。
英国这时提出香港问题，对中国来说，是个大好时机。当时，中美刚刚建交，邓小平正考虑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但美国政府并未放弃干涉中国内政，又搞了一个《与台湾关系法》。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回归可以承担起“一国两制”的试验，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示范。到1982年，邓小平有了决定：“我们尊重国际条约，还是到1997年，不准备提前解决这个问题。方案无非两个，一个是新界延长租期，一个是收回。现在我们定的方针是，到1997年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整个收回。”
解放军勒马深圳河畔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香港门户洞开。10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兵团挥师南下直抵香港北部边界后，按兵不动。此前，驻港英军集结了4个旅的兵力，战战兢兢地准备打一场“没有可能取胜的防御战”。此刻，他们望着深圳河畔秩序井然的解放军，松了一口气。随后，港督葛量洪收到了中共通过秘密途径传来的维持香港现状的“三项条件”：（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二）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英国政府十分欣喜，决定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新中国，并在香港《华侨日报》上刊登了“毛泽东已保证香港地位安全，英国年内承认中共”的消息。
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在延安的窑洞里思考着香港的未来。他提出要充分尊重香港地区的历史与现状，最终以协商、和平的方式解决。1946年12月9日，毛泽东与哈默、罗德里克、陈依范等3名西方记者会谈，哈默问：“在香港问题上中共的态度如何？”毛泽东回答：“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
1949年初，毛泽东与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举行会谈时，也谈到了“暂时不动香港”的政策。他说，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意义不大。相反，正确利用这两地特别是香港原来的地位，对新中国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倒是更为有利。这一思路后来被归纳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针。
毛泽东与希思谈回归
1974年5月25日，在周恩来、邓小平的陪同下，毛泽东会见了刚卸任的英国首相希思。在谈到香港问题时，毛泽东说：“很久以前中国害怕欧洲，但这些现在都成为历史了。”接着，他对希思说：“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说到这里，毛泽东问周恩来：“香港是割给他们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多少时间？”周恩来不假思索地回答：“是1898年租给他们的，租期99年，到1997年期满，距现在还有23年挂零。”希思马上说：“1997年香港会有一个平稳的交接。”“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到那时，”毛泽东指了一下周恩来，“我们就不在了。”随后又指了指邓小平等人：“具体事情由他们年轻人去办了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指出：香港作为英国管理下的亚洲贸易及金融中心，其地位是安全的，至少目前如此，但香港在1997年应该有一个平稳的交接。当天晚上，邓小平在欢迎希思的宴会上发表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声明：香港问题作为中英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将“在适当时候予以解决”。
周恩来解决供水难题
1984年12月11日，香港《文汇报》登载着这样一条新闻——香港前任总督麦理浩说：“在我作为总督的年月中，我发觉中国人民政府及其在香港和广东的官员一贯地和日益增加地提供帮助。”
这些帮助中，最让香港人铭记的就是“供水之情”。 1960年11月5日，港英政府与广东省人民政府达成协议，每年由深圳水库供港50亿加仑（2270万立方米）淡水。1962年秋天至1963年初夏，深圳旱情严重，深圳水库的水位降到死水位以下，香港随之遭遇严重的供水困难，到处可见排着长队等待接水的人们。
消息很快传到周恩来处。1963年12月，周恩来出访前绕道广东，亲自了解并过问香港供水问题，在听取汇报后，他做出相应指示：向港供水问题与政治谈判要分开，并确定了供水方案。1964年2月，由东江引水到深圳的石马河供水工程全线开工，1965年春竣工。这项工程不仅解决了深圳地区的用水，而且年年按协议完成了对港供水计划，改变了香港长期缺少饮用水的局面。
邓小平对阵“铁娘子”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英国人不愿和中国谈香港问题，因为不好谈，无法谈。他们就像偷了东西的房客，处处回避主人的正常目光。但历史还是迫使英国人开了口。根据1898年的《拓展香港界址专条》，英国强行租借的新界，为期99年，于1997年6月30日到期。事实上，香港三大区域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早已连成一片，其中新界面积占92％，如果交还了新界，那么，1842年《南京条约》割让的香港岛和1860年《北京条约》割让的九龙半岛，无论经济上还是行政上，都无法再实施单独管理。而且，港英政府批给地产商的土地使用权通常为75年，受新界租期的限制，实际日期只能延续到1997年6月。随着这一日期临近，土地使用年限日渐缩短，地产商的信心开始崩溃，土土地竞价不断下滑，港英政府收入锐减。
英国人坐不住了，决定冒险激活尘封已久的香港问题。1979年3月，港督麦理浩访问北京。他以香港地产商日渐丧失信心为由，向邓小平提出，如果把土地租约截止有效期改为“只要新界仍由英国管治，租约依然有效”，就能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他辩解说，香港的未来将通过两国政府来解决，眼下要紧的是这件事，这么做与中国的立场并不矛盾，中国不是也希望香港保持繁荣吗？ 对此，邓小平说，人们担心1997年香港新界问题会出现，还有18年，我们可以到时候再根据具体情况商谈。另外，在土地租约问题上，不管用什么措辞，必须避免出现“英国管治”的字样。
英国这时提出香港问题，对中国来说，是个大好时机。当时，中美刚刚建交，邓小平正考虑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但美国政府并未放弃干涉中国内政，又搞了一个《与台湾关系法》。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回归可以承担起“一国两制”的试验，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示范。到1982年，邓小平有了决定：“我们尊重国际条约，还是到1997年，不准备提前解决这个问题。方案无非两个，一个是新界延长租期，一个是收回。现在我们定的方针是，到1997年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整个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