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控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辩方作无罪辩护，称“消防员不应承担放火责任”
　　
　　2月2日下午2时许，深圳市罗湖区法院三楼刑事审判厅，中国证券市场的“元老级”人物、原南方证券总裁阚治东走上了被告席。
　　坐在他身旁的，是同案另一名被告——原南方证券董事长刘波。两人被罗湖区检察院控以“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主要罪状是连续大量买入、自买自卖哈飞股份（上海交易所代码：600038）。
　　阚、刘二人均在2006年3月初被深圳市公安局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原南方证券另一任总裁郭元先。在被捕11个月之后，郭元先被免于起诉，阚、刘二人则被控上法庭。
　　二人被捕时，南方证券已经不复存在：这家全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因挪用巨额客户保证金、操纵市场，于2004年1月2日被行政托管，一年后被正式关闭。至2005年9月，其证券类资产被建银投资收购，重组为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方证券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阚治东、刘波被捕，是中国处置违规券商以来第一次追究最高管理层刑事责任。在法庭旁听席上落座的20余人，多为被告的亲朋。辩方作无罪辩护，控辩双方分歧明显。
　　
　　操纵股价控罪
　　
　　检方指控，2000年12月18日哈飞股份在上交所上市后，南方证券及下属华德资产管理公司（下称华德公司）、上海天发投资公司（下称天发公司）违反《证券法》关于禁止法人以个人名义开立账户的规定，陆续在上海、深圳、南京、北京等25个城市45家证券营业部以法人或自然人名义，开设了289个资金账户，下挂1611个股东账户；自2000年12月至2004年1月间，分仓买卖哈飞股份，操纵股价。
　　刘波自2000年12月至2002年1月期间，先后担任南方证券总裁、董事长。据起诉书，其任职期间，与原南方证券副总裁孙田志（已另案判决）等人组织、领导公司成员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连续、大量买卖哈飞股份；并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自买自卖或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进行交易，影响哈飞股份的交易价格和交易量，从而达到控制、操纵哈飞股份股价的目的。
　　检方指出，2000年12月28日、2001年1月17日，由刘波批准，南方证券分别划拨4.5亿元和2.5亿元资金至南方证券自营总部，用于哈飞股份等几只“重点股票”的投资。至2001年10月31日，南方证券控制的上述相关账户合计持有哈飞股份数量，首次超过其流通盘的50％。
　　阚治东，自2002年6月至2003年12月期间担任南方证券总裁。起诉书称，阚任总裁期间，为使公司重仓持有的哈飞股份股价不致大幅下跌，又继续组织、领导公司成员加大投资，以牟取不正当利益或转嫁投资风险，致使南方证券所持哈飞股份数量持续上升。南方证券采用自买自卖手段操纵哈飞股份比例超过60％的时段，主要集中在阚任职的2003年3月至2003年10月间。
　　
　　两大操纵手段
　　
　　起诉书称，南方证券操纵哈飞股份交易价格的具体行为表现有二。
　　其一，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连续、大量买卖哈飞股份。
　　自2000年12月18日起，南方证券参与操纵哈飞股份的1611个股东账户开始大批买入哈飞股份，当日合计持仓量占哈飞股份流通盘的7.04％；2001年4月20日，合计持有哈飞股份首次超过总股本的5％，达5.35％；2002年11月11日，合计持有哈飞股份首次超过总股本的30％，达到30.15％；2003年9月8日，合计持股哈飞股份市值达到最高，为21亿多元；2003年10月8日，持股哈飞股份数量达到最高，占流通盘的85.07％；2003年12月17日，买入哈飞股份金额达7500多万元，为单日买入最高值。
　　截至2004年1月2日，南方证券累计交易哈飞股份动用资金达151亿多元。
　　其二，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进行不转移证券所有权的自买自卖，影响交易价格或交易量。
　　2000年12月18日至2004年1月2日，南方证券自买自卖哈飞股份占同期该股票总交易量的32.17％；其中在2003年6月24日，发生单日最大自买自卖量，占当日哈飞股份总交易量的92.24％。上述期间，发生股东账户间自买自卖交易日为569日，占哈飞股份期间交易日723日的比重为78.7％。
　　自哈飞股份上市日至2004年1月2日的总共723个交易日内，南方证券控制的1611个股东账户在660个交易日都进行了交易，其中在655个交易日对价格产生过影响。自哈飞股份上市日至2003年9月8日，股份最高涨幅为119.7％，而同期上证综合指数下跌30.1％。
　　
　　非罪辩护
　　
　　针对检方的上述指控，刘波在法庭陈述时称，他任职期间对哈飞股份的买卖并不知情，主要由当时南方证券主管自营业务的副总裁孙田志负责投资。阚治东亦表示，其上任之初几个月里，对哈飞股份的投资实情并不了解。
　　公诉人则认为，南方证券操纵哈飞股份股价长达三年之久，动用资金累计逾百亿元，刘、阚二人作为公司最高决策层，对此重大投资决策竟然不知情，显然于情、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而且很多证据都证明二人参与了决策。
　　阚治东律师陶武平指出，起诉书令阚治东为另外两个犯罪单位——华德公司和天发公司的操纵股价罪承担刑事责任是错误的。华德公司成立于2001年7月，为南方证券控股子公司，控股比例为90％；天发公司则非南方证券下属公司，两者之间毫无投资关联关系。
　　陶武平认为，南方证券、华德公司、天发公司是三个独立法人，即使华德公司与南方证券有“母子关系”，也应各自承担刑事责任，母公司不能在承担自己刑事责任的同时，还另行承担子公司的刑事责任，且单位犯罪并无“共同犯罪”之说。据此，阚治东并无在华德公司、天发公司的任何身份，检方令其个人承担华德公司、天发公司“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的犯罪责任于法无据，属于“代人受过”。
　　然而公诉方认为，共同犯罪有两个要求，即共同故意和共同行为；无论单位和个人，只要有这两点，都应以共同犯罪论处。现有资料表明，华德、天发两公司的所有资金和主要业务骨干均来自南方证券，实际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是共同犯罪的当然结果。
　　辩方还称，2002年6月21日，阚治东受深圳市政府之托，“临危受命”担任南方证券总裁；到任之前，南方证券已危机四伏，实际亏损已达23亿元，资金链濒于断裂。如今起诉阚治东，犹如让一名消防队员去承担放火责任，对其是不公平的。
　　 当天庭审历时四小时，法庭宣布择日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