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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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美国留学。美国大学规定,学生一律要有医疗保险。这个规定既保护了学校的利益,也解除了学生的后顾之忧。可是,没病没灾的我,面对这笔数目不菲的支出,感觉不爽又无奈。当我道听途说加拿大实行全民公费医疗,居民的生老病死全由国家包管时,没做调查研究,甚至都没琢磨这国家从哪儿弄来钱养活这么一大国的人,就从美国挪到加拿大了。
  在加拿大一落地,我立刻去申办健康卡,恨不得马上就能免费就医。然而,各地政府规定,新居民要等3个月才能得到当地的健康卡。所以,熬过了3个月,我赶紧选择家庭医生。
  加拿大的家庭医生不收病人的钱,只收健康卡,再凭着健康卡向政府要钱。家庭医生,说起来是个全科医生,其实,一般的也就只能算个内科保健大夫。只是这个保健大夫的作用实在很大,没有他的介绍,去医院看病会很麻烦,甚至看不成;所有的检查结果,首先要报告给家庭医生而不是患者本人。家庭医生也为政府分担着控制和有效使用全民医疗保健资源的责任。一个家庭医生只收有限的病人。一般来讲,他们与病人的关系很好,有些甚至比家里人还知心,还亲密。当然,不满意的也有。我选定了两个家庭医生,一男一女,两人互补。
  加拿大的高社会福利建立在高税收的基础上。加拿大人民只要活着,就必须纳税,甚至是重税。所以,当看到用自己的钱建成的医院,想到用自己的钱养活的医生,不管有病没病真痛假痛,常去医院看看或者找医生聊聊,是很多加拿大人十分乐意做的事儿。理论上讲,约见一次,患者与医生能有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交流,但实际上,不算半个多小时的候诊时间,能一次得到医生超过15分钟的关照,就很不寻常了。
  回顾近8年来我就医的历史,十之八九没有被我的医生一次看过10分钟,其中,不到3分钟的情况也有。我因此翻然觉悟,从依赖医生、医院转向依赖自我保健。我在卧室里安了一台专业的肌肉锻炼按摩机,并且参照10年来服用感冒药的经验,将说明书规定的使用时间和强度自行扩大了两倍。开始的第1分钟,我感觉相见恨晚;第2分钟,就感觉有些不妥,但弄不清楚哪里出了问题……不知道多少分钟以后,我发现自己躺在地上,那个立式大机器安静地躺在我身边。看着一片狼藉的卧室,检查几乎无伤的身体发肤,发觉四肢仍能照常活动,我还是赶快打电话给我的家庭医生。
  他请我即刻去见他。候诊不超过5分钟。这个全科医生开始对我的循环系统、神经系统以及部分内分泌系统进行调查研究。他和他的实验室,为我的身体健康贡献了将近1个小时的宝贵时间,而我则为他们的职业培训贡献了多达7支玻璃管的鲜血。
  后来,我被上交给专家医生,因为全科医生不能发现我的病,而出现过的症状显示我有潜在的生命危险。专家医生就是单科大夫,在加拿大需要家庭医生荐见,按病情轻重缓急,等候时间长达数月甚至一年半载,也不稀罕。但是,病患若被认为危及生命,一般能够立即被接见,所以,我很快就见到了专家医生。
  从此以后,我与这个被他的同行誉为本事不错的印度裔心脑血管和微循环病专家打了差不多1年的交道。我像一个活动的标本,遵循他的指令,在大医院的各个实验室之间进进出出。专家决定运用现代高科技诊断技术,对我的心脑血管和整个循环系统进行检查分析。尽管这些都不用再交钱,但是,辛苦和痛苦是不可避免的。比较大的设备还可以躺在上面,那种小的仪器就得不分昼夜地绑在身上,很不舒服。在这么长的日子里,我与专家面对面交流不多,通常是他在我进出两个或几个实验室的空档召见我,交流一下心得体会,考查我是否还能抗得住进一步的折腾。终于有一天,专家主动向我承认,他也不能发现我的病。
  正当我全力与专家医生奋斗的时候,我的世交老友被诊断患了乳腺癌。她是一个家庭主妇,1年半以前从北京移民加拿大,与我为邻。迄今为止,她除了自家的衣食住行日用消费之外,没有给这个国家纳过所得税。她当时气愤地打电话给我,说是她的家庭医生耽误了她的病,商量如何告这个害人的医生上法庭。害她的医生,是我介绍给她的我的那位女家庭医生。然而,我这边还没来得及考虑,她那边便忙得顾不上了:几乎每天都有医院约定的检查、化验;1周之内,她要从提供给她的外科专家中选定并会见她的主刀医生,明确治疗方案;两周之内,她被送进了手术室。
  她的这个瘤子长得可不简单。据她自己讲,这个疙瘩起码有20年了,许多中国医生看过都说没事儿,我的加拿大家庭女医生也以为不是恶性的。直到最近朋友见我紧跑医院,忍不住也坚持要她的家庭医生送她到医院检查,这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在20天之内,她两次被推进手术室。回到家后,由医院派来的两个护士,每天轮流到府上送医换药,直至刀口愈合。其后紧接着的化疗放疗,脱掉了她的一头青丝,也消除了她状告医生的心头之恨。她告诉我:姑且不论各种检查、手术、护理和其他治疗费用,单单那个化疗,一支药就2000多加元,直到病情稳定,才收了她区区两块钱。老朋友大病一场,身体遭受了巨大创伤,精神备受痛苦折磨,所幸的是经济上没有损失。
  如今,老朋友正与她的丈夫努力刻苦地在加拿大创业,认真钻研少缴、最好不缴税的办法,同时,在加拿大政府资助的癌症病人康复项目中的绘画班里,心安理得地学习西洋油画。一家人在这片新大陆上惬意地生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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