颁奖词

　　从事新闻工作20多年，刘亚东一直有着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他是舆论场上敢于说真话的人。他强调中国科学技术与美国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批评“新四大发明”和“全面赶超”等说法，并且认为“弯道超车”是伪命题，指出浮躁和浮夸是中国科技界流行的瘟疫。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提醒中国人要谦卑、不要忘乎所以，这样的持续发声无疑是有益的。
　　“哩格愣”是北京俚语，意指玩小聪明、耍滑头、不说实话。
　　刘亚东曾用微信公众号给自己建了块自留地，名字叫：东不哩格愣。他说自己从不“哩格愣”，他希望能在那里聊侃天下大事小事，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前不久，他将它改为与微博一样的名字：报人刘亚东。
　　2018年6月，刘亚东一席关于“除了那些核心技术，我们还缺什么”的演讲，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他的科学态度：成绩说足，差距讲透。与倡导“科学精神”有关的话题是他一直关注的，也是他一直想表达以及通过工作平台一直在表达的，那20多分钟的即兴演讲引发社会强烈反响。
　　在刘亚东看来，有反响，是因为有共鸣，因为他说出了人们的心里话。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国家将前行，社会在进步。正因此，他对未来充满信心。
　　1992年，刘亚东入职科技日报社。此前，他在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分别完成了本科、硕士以及博士的学习，不同阶段的老师对他在专业领域的继续探索都寄予了厚望。最终他选择成为一个媒体人。
　　20世纪90年代，刘亚东任科技日报社驻联合国暨纽约首席记者。因为这样的经历，他的观察与思考中，有一层更坚实的土壤。在日益开放的中国，国际视野之于一个媒体人的重要性，也越来越显出张力。他说：“1919年的中国缺乏科学精神，2019年的中国依然缺乏科学精神。”
　　无论是“基因编辑婴儿”新闻，还是“红芯浏览器”事件，在刘亚东看来，“说到底，都是因为科学精神的缺失。”

你发出警报了吗？

　　那天他很乏，本想睡个午觉。
　　在外地出差的刘亚东这时偏偏接到报社编辑部的电话，事关 “基因编辑婴儿”的新闻。一种意见认为，这样的新闻不能发布，而采访部门则持相反意见。
　　双方相持不下，只能交由总编辑裁夺。刘亚东最终拍板，《科技日报》没有将它作为一项重大科技成果发布出来，而是以《四问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为题在微博发布，进而获得近亿阅读量。
　　作为率先提出质疑的媒体，《科技日报》扭转了“基因编辑婴儿”的舆论方向。在这件事情上，刘亚东认为，反映出来的问题太多，其中之一便是公众包括新闻从业人员缺乏科学素养。
　　“对人类伦理底线的坚守，是弘扬科学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
　　2018年6月的演讲，经媒体报道和互联网传播，成为舆论场的一个热点，并受到广泛支持。很多人赞扬他“敢说真话”，称赞其演讲“振聋发聩”。

“我们要知道差距有多大，今后的道路有多艰苦和漫长。就像《礼记·中庸》所说，闻过而终礼，知耻而后勇。”

　　说到其中的观点，他说，那不是一时的火花，是一以贯之的态度。他利用各种机会、各种场合，向公众传播，“我們要知道差距有多大，今后的道路有多艰苦和漫长。就像《礼记·中庸》所说，闻过而终礼，知耻而后勇。”
　　至于有那么大的社会反响，确实是一个意外。
　　在刘亚东看来，患重度依赖症的中兴通讯只是当今中国众多高新技术企业的一个缩影。中兴出事后，有人说“自主研发的春天来了”。刘亚东在微博上发问：春天是你家的呀，想啥时候来啥时候来？
　　无论是“基因编辑婴儿”，还是“红芯浏览器”，抑或是整个中国科技的发展状况，《科技日报》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如他所说，“作为《科技日报》总编辑，我感到很自豪。因为《科技日报》没有人云亦云，而是以个性化声音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正确引导了社会舆论，体现了《科技日报》的使命和担当。在关键时刻没有缺位，没有失声。”
　　普利策曾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
　　刘亚东经常问自己，也问同行：咱们发出警报了吗？

“不是装嫩，我真的很嫩”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系史陈列室里，刘亚东的硕士毕业设计成果被收入其中。1987年5月20日，由他研发的STAR-1气象业务卫星信息接收硬件系统，首次接收到大兴安岭森林大火卫星图片。这项研究成果实现了计算机实时接收和处理卫星云图，从此，无数中国人每天都能看到用国产设备接收的来自美国NOAA卫星的气象资料。
　　这些年里，每逢清华校庆日，刘亚东都会回到母校。从17岁到25岁，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在那里度过，清华园留下刘亚东太多的故事。虽已物是人非，但每次回来总有股热流涌向喉头。
　　那八年，可是顶好的青春年华。后来他游走四海八方，但清华园始终是他人生坐标系的原点。
　　重理轻文的年代，让曾获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优胜奖的刘亚东选择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内心深处的人文情怀，后来又让他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3年后，也就是1992年，刘亚东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念及那段时光，他总是感慨，“虽建树平平，但情结如故，初心不改。”
　　1992年从北大毕业。传媒业对那时的刘亚东来说，是未知世界，有挡不住的诱惑，并且充满挑战。直觉告诉他，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种知识背景，再加上良好的外语条件，他能在科技新闻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虽然选择了科技新闻，刘亚东认为自己始终没有放弃国际问题的跟踪和研究。
　　1994年，刘亚东被派往美国，任科技日报社驻联合国暨纽约首席记者。5年里，他的足迹遍及美国48个州，朋友送他雅号“美国活地图”。这位“活地图”带着国内读者全方位、多层次地了解美国的科技、经济、教育、社会、文化以及风土人情。 　　他喜欢幽默，也相信幽默的力量。“一个不懂幽默的人，我想象不出他能当个好记者。”他时常这么说。
　　2008年9月27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正在播放“第九届长江韬奋奖”揭晓的新闻。荧屏上的刘亚东不再那么年轻，也多了些从容。
　　有人说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他也自认为“皮儿没有瓤儿那么老”。刘亚东始终觉得，心理年龄远比生理年龄重要。
　　“不是装嫩，我真的很嫩，所以每天都能长进。”

要讲故事

　　刘亚东写科技新闻，善于讲故事。在美国当记者时，他这样报道了新药“伟哥”—新泽西州通往纽约曼哈顿的华盛顿大桥脚下，有一间门脸儿不算小的药店。克鲁格老头儿一周之内第三次来到这里，可得到的还是让他失望的答复。他掩饰不住心中的焦虑，对耸着肩膀的药店老板说：“那药什么时候才能到？我下个月就要结婚，老夫少妻啊。”
　　刘亚东的新闻观是：少讲道理或者不讲道理，这是做好新闻的最大道理。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评价说：他的观点对当今一些新闻媒体兴之所至夸夸其谈的陋习，正好是一种鲜明的比较和匡正。
　　刘亚东经常说他不认同充斥术语和数据、晦涩难懂的科技新闻报道。他经常跟采编团队说：我们办的是报纸，不是学术刊物。他认为，一则科技新闻报道里大量充斥着术语，通常不是因为记者想炫耀自己的学问，而是他们在这些术语面前束手无策。所以，只好采取一种偷懒的办法，直接把术语堆积上去。结果是得罪了广大读者，讨好了少数专家，很可能连少数专家也不领情。

他喜欢幽默，也相信幽默的力量。“一个不懂幽默的人，我想象不出他能当个好记者。”他时常这么说。

　　他说，做科技新闻需要解释和翻译。解释就是根据记者自己的理解，用类比、详析、图表、背景介绍、相关链接等各种手段把行业知识阐释清楚；翻译则是把学术的说法用大多数人都能听懂的语言讲述明白。
　　刘亚东在科技新闻实践中有一个座右铭—把术语还给专家，把知识传给读者。“这句话其实并不简单。”这些年来，采写和编辑的科技新闻越多，刘亚东对它的感悟就越深。
　　“在很多情形下，只要把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平移’到报纸版面上，就是好新闻。”刘亚东说，学会讲故事是每个记者躲不过的一道“坎儿”。迈过这道“坎儿”，就是一片新天地。
　　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科技新闻不同于社会新闻，不能也不必讲故事。刘亚东认为，新闻规律的普遍性在这里没有例外，讲不出故事是因为记者还没有找到故事。而且，恰恰是科技新闻报道才更需要讲故事。为实现科技新闻的有效传播，记者就是要讲出好故事，从而把高深莫测的科学技术与百姓生活联系起来。

　　“做新闻就是讲故事，记者就是一个通风报信的人。记者千万不要把自己看太高，否则肯定做不好这份差事。”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能讲故事，但并不是所有记者都会写新闻。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没有真正理解新闻和生活之间的血肉联系。对新闻的模式化、概念化理解窒息了他们创新的天赋。”
　　尽管如此，讲故事在刘亚东眼里只是一种手段而已。“不能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我们的目的是调动读者的参与热情。之所以强调讲故事，是因为它是我们迄今发现的最能吸引读者的办法。”
　　刘亚东有用英文记日记的好习惯。“就像洗脸刷牙一样，习惯了就不觉着难了。”“在全球化背景中的网络时代，对新闻工作者来说，外语是捕获更多信息的法宝，也是开拓思维疆域的利器。”
　　2019年是五四运动爆发一百周年。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对科学的呼唤已经回荡了整整一个世纪。“今天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由科学精神缺失造成的。而弘扬科学精神绝不仅仅是科学共同体的内部事务，它关乎我们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方面面，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刘亚东认为，在科学精神指引下的创新活动，才是富有活力、充满希望的。
　　中国的科学和技术不断取得进步，“但我们的社会对科学的系统性认知还是一个问题。而这正是《科技日报》的公共价值所在。”
　　小时候，刘亚东住平房，最深刻的记忆是窗台上雨滴的声音特别真切。那会儿尤其喜欢雨天睡觉，好像雨能下多久，就能睡多久。“可不知为什么，长大以后，那種感觉再也找不回来了。”
　　下雨带来的希冀与温情让他同时意识到，“已经有5000年的农耕文明，时至今日，依然无法告别靠天吃饭的无奈。咱们任重道远！”
　　刘亚东
　　高级记者，科技日报社总编辑。20世纪90年代赴美国，任科技日报社驻联合国暨纽约首席记者。良好的外语条件和长期在国外工作的经历，使其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并得以在全球化高度上开展新闻实践。2008年获中国新闻界最高人物奖—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2010年获颁国务院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