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张同吾的人生是潇洒浪漫容易引起误解，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人生岁月溢彩流光。二十年前，他做为著名诗歌评论家，以那些五彩缤纷的文章而享誉中国诗坛，一部部诗歌理论著作相继问世，《诗的审美与技巧》、《诗潮思考录》、《诗的灿烂与忧伤》、《沉思与梦想》、《诗的本体与诗人素质》、《枣树的意象和雨的精魂》，都以飘逸而丰盈的文采，阐释诗的本质和审美特征，描述全国诗歌的创作走向，评论老中青三代有成就的诗人的艺术成就。一位博士生导师曾经撰文论述张同吾的诗歌美学思想的核心，“是对于诗的抒情本质的深层次的把握，也就是对于诗本质的哲学思考”，其中理论核心是张同吾从意象化层面，括清了诗歌的具体与抽象、真实与虚幻相错落相融汇的关系。这位博导又说，张同吾的评论风格“聪颖迷人”由于他以“敏锐的眼光和触角，对诗美的发现和表述”，也是由于他的生花妙笔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我与同吾老师相识纯属偶然，16年前我来到深圳工作，他偕夫人来深圳开会，我做为主办单位的工作人员参与接待。那时他正值盛年，不仅温存儒雅，而且气韵潇洒，谈吐幽默，风度翩翩，我们那群刚毕业的女生，同他都有一见如故的亲切感，但是，不知是因为地域的阻隔还是心理的阻隔，在这次相识相聚之后，我与他15年中并没有联系。我在一家新闻单位工作，并不从事诗歌创作，只是偶尔读到他的文章，他的语言总是那么隽美，又总是那么神采飞扬。正如老诗人阿红先生所说：“读同吾的评论，我常常觉得是一种享受，没有经院气，没有酸腐味，不摆架子，不唬人，有感情，有色彩，有形象，通篇像散文，许多段落又像诗，但终究是评论，寻脉究络，又有严密的思辨逻辑。”阿红先生说：“最近，我才知道同吾写作任何文章都不起稿，纵然洋洋万言，也是一挥而就。他就那么运筹于胸，落笔成章，段，清清楚楚；字，端端正正。我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而又不容不信。我常与他共同参加一些会议，每次他发言，都是缓缓走上台去，或坐，坐成佛，或站，站成樹，然后便娓娓道业，行云流水，记下来，就是文章。”我完全相信，这绝不是溢美之词，他的字何止“端端正正”，而是洒脱飘逸，自幼临摹欧阳询和赵孟兆页，青年时代又曾与书法大家欧阳中石先生同台执教，也受到他书风的熏染，说得准确一点是作家中的著名书法家。
　　相隔15年之后，2005年夏天，第三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在深圳举行，同吾先生做为评委出席这次盛会，我们才久别重逢。又是深圳，又是夏天，这种惊喜自然是不胜言说的。时光无情，岁月在他脸上虽然也留下痕迹，可是他依然充满活力，依然热情洋溢，思维敏捷。从此我才有机缘比较近距离地凝视他的性格、为人、做为文学家的才华和做社会活动家的风采。他的确是才华横溢，不但理论文章好，而且也写诗，写散文，写随笔，写小说，有诗集《听海》、随笔集《放牧灵魂》、散文集《哲学的白天与诗的夜晚》，都被称为美文集萃。同吾先生的语言非常漂亮，许多人都有兴致背诵那些精采的段落。社会上鲜为人知的是，夏衍在第五次全国文代会的开幕词，被许多人誉为建国后历届文代会的开幕词中最好的一篇，因为具体地阐明了什么是艺术规律，为什么要尊重艺术规律，是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开幕词，而这篇开幕词便是张同吾为之起草的。后来，文学大师、中国作协原主席巴金，在第五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和第六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也都是张同吾代笔，完全体现了巴老的文艺观和巴老的语言风格，既平实又谦逊，娓娓道来，亲切感人。特别是第一篇那是1996年，巴老神智很清醒，读了初稿，充分肯定写的好，只改了一个词，把“圆融”改为“圆润”；第六次全国作代会是2001年，巴老已不能亲阅，也不能用语言表达他的意见，这篇开幕词便多有改动，这绝非巴老的心意，也是同吾个人不能左右的事了。1990年在北京举行了艾青作品国际研讨会，当时的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玛拉沁夫的开幕词，也是同吾起草，多年之后艾青夫人高瑛还是多次赞美这篇开幕词写得好，这是对艾青成就最准确的概括和最好的阐发。这些仅仅是同吾文学生涯中的一个小小的侧面，然而却可窥见他的才华和思想深度。他曾经兴奋地对我说：“我本人的文章大约近200万字，都微不足道，只有这四篇开幕辞，因大师的光辉映照而永载青史。”
　　


　　在我和我的同龄人当中，同吾是我们尊敬的老师，仿佛非仰视而得见，其实也是非常平易随和的，又是非常风趣的，有时妙语联珠让人开怀大笑，有时妙语惊人让人心弦震颤。他有许多故事在相熟的朋友们中间流传，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他外柔内刚的性格本质。他调中国作协之前1979年至1983年他在首都师大中文系主讲中国现代文学(那时是北京师院分院)，他认为许多原有的文学史版本，都受到左倾政治思潮的影响，他几乎重新读了巴金、老舍、曹禺、夏衍、艾青等文学大师的全部作品，自己撰写讲义，别开生面的艺术见解，一扫陈腐之气，让学生们耳目一新。那时历史新时期的春光刚刚降临，正是春寒料峭，一些人尚未从沉睡和愚钝中醒来，于是一位领导找他谈话，责问：“听说，你在课堂上讲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黄金时代?”回答：“是的，我是这样认为。”“请问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是什么时代?”他回答：“那是金钢钻时代。”他笑得不可捉摸，又意味深长，对方一时无言以对。什么叫“金钢钻时代？”这种非学术化的独撰，只有他那么顽皮的人才能脱口而出！1982年在中文系赶上评定职称，这可是知识分子们心中的头等大事，领导要求给每人30分钟述职，主要讲政治表现和业务成就，而几乎每位教师都嚷嚷，说30分钟不够，因为每个人都不乏丰硕成果，只有张同吾说：“我两分钟足够，剩下的28分钟均给大家。”这才真叫狂哩!在会上他讲的原话是：“我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但我不如青年时代那么真纯，我也学会了说假话，因此感到惭愧；但我的假话比许多人都少，因而感到骄傲。关于业务，我不懂外语，不懂古文，只读过几篇小说几首诗，所以开现代文学课，致于讲课如何，请问学生们。”他补充一句：“我这种水平怎能评不上?”真的没用两分钟，他让所有的人瞠目结舌。的确，他讲真话，在轻松中含着犀利，在“文革”中他竟敢给军代表贴大字报，提出在教师中不应效仿部队评什么“五好教师”，这不符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部队评“五好战士”，有益于激发战士们的积极性，却没有普遍性，否则为什么不评“五好将军”、“五好元帅”，也让他们哥几个也评一评嘛!他在群众中人缘好有威信，领导对他也无可奈何。同吾先生常说，许多场合都是映照灵魂的一面镜子，看出你的人品和境界，讲假话，假谦虚，假客气，假恭维，口是心非，可笑而可悲，中国文化有许多长处，但虚假性和程式化正表现出民族性格中的弱点。你看入党审核会上新党员表态谦逊之致，往往让人啼笑皆非。他本人是1985年在作协入党的，他做为新党员的讲话，只有一句：“这一天本应该在20年前到来，我早就符合党员条件，因为历史走了一条曲线，我也被这条曲线抛远，今天我与其感到光荣，莫如说感到严峻，未来将证明，我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这种表述方式，虽不是振聋发聩，也让人耳目一新。
　　同吾先生是非常随和的人，在作协工作20年没有同任何人红过脸，他是个心胸开阔，善良宽厚，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外柔内刚的人，是个有一身正气的人。1994年中国诗歌学会成立，艾青、臧克家任会长，李瑛、牛汉、绿原、邹荻帆、张志民、柯岩等16位大诗人任副会长，张同吾任秘书长兼法人。我国是诗的国度，终于有了全国性的权威性的诗歌学术团体，这是诗坛幸事，但是进行学术建设和组织建设是相当艰难的，得到诗歌界和社会各界的理解与认同，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以实绩证明他们的文化品位和行为操守。国家不给一分钱，而张同吾是富有强烈自尊心的人，他绝不肯伸手向企业家要赞助，他绝不掉价，他相信天地之大，一定有识者理解诗的价值，会主动支持诗的活动，自1998年起，在云南楚雄、南昌、深圳、新疆和田、河南鹤壁建立了四个诗歌创作基地——中国诗人之家，开展了一系列诗歌文化活动，特别是在楚雄举办的“西部之声”十月太阳历诗歌节和大型诗歌音乐会，经云南电视台和央视录播之后，在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他们又相继设立了“中坤杯?艾青诗歌奖”，举行了“生命之源·中亚国际诗会”，巴基斯坦、阿富汗、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的诗人们和中国诗人一起云聚新疆，共同探讨诗之真谛，交流创作经验，而且共同感受这片神奇的土地浓郁的诗情。
　　抗日战争60周年是中华民族光荣的庆典，同吾老师带领一批军旅诗人赴太行山采风，创作出一批优秀诗篇，在北京举办了“拥抱太行”大型诗歌音乐会，几十位部长和将军出席，中国教育电视台和央视播录并制作了DCD光盘在全国发行。多年以来诗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以这样的深度和广度走向社会，激发人们的爱国热忱、抚慰人们的心灵，并且潜移默化地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
　　最近应韩国现代诗人协会的邀请，张同吾率领中国诗人代表团访韩，出席首届中韩诗歌学术会议，他在开幕词中热情地赞美中韩友谊，而且阐释了中韩诗歌的美学源流，博得与会者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在今日的无限风光中是很难想象创业的艰难，当初开研讨会连请柬都买不起，同吾老师就到作协各部门去捡那些用过的请柬，撕掉“瓢儿”重新贴上打印的通知。1998年朋友向他介绍广东某市有一家漂亮的宾馆，老板有意在那里建立诗人之家，张同吾欣然前往，其经历却带荒诞意味。那位老板是个只读过四年小学的农民，现有两个亿的资产，因而处处流露出傲慢之气。他连李白、杜甫都不晓得，自然不知诗为何物，他有些不耐烦，直言问：“诗能给我带来什么直接利益?”同吾老师感受到一种人格的污辱，也是对诗的玷辱，他说：“没有直接利益，但诗能提高你的档次和品位。”同吾以教训的口吻问老板：“你说做生意凭什么发展?”答：“凭机遇，凭智慧。”“不，是凭文化，没有文化就没有智慧，一个有文化的企业家懂得文化投资，否则，不是企业而是作坊。”老板问：“您还懂得经营?”答：“我是亿万富翁嘛，一身傲骨，两袖清风，满腹经纶，还不够亿万富翁吗?”他从来没有这样傲慢!最后签约时，老总派副手出席，比原来口头约定的赞助费少了4万元，同吾严肃地对副手说：“请你转告你们的老板，中国诗人还没有沦落到任人施舍的地步，建立诗人之家是双赢，我讲诚信，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少一钱我也不干。”于是他没有签字，拂袖而去!
　　有些朋友对他说：“人家每年让你们来吃住，还给报销往返机票，还每年给6万元赞助，怎么还嫌少啊?”同吾说：“不在多与少，我犯不上讨价还价。”朋友们都说同吾够牛的。事后他写了一篇长篇散文《南行，为谁歌哭》，其中有两个标题，一是“道以载文”，二是“南辕北辙”，在《文艺报》发表后，他接到许多来信，赞扬他的文人风骨，为诗人们长了志气。后来，他与骆英(原名黄怒波，中坤集团董事长)相识，骆英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是位有才华的诗人，他是真正热爱诗歌并且想为繁荣诗歌做一番大事业的人，两人一见如故，黄怒波拿出3000万做为诗歌基金，开展诗歌学术活动，从此，中国诗歌学会可以谋划一番大举措了。
　　我所见到的同吾，从没有这样桀骜锋利，他的老朋友阿红谈到对同吾的最初印象时说：“凭我的第六感觉，我一下子就觉得这位温文而雅、颇具学者风度的同道，是挚诚坦率而非城府深邃的人，是晴天雨日都可以信赖而非在困难的日子里便抛开朋友的人。人生道路漫长，曲折，走在路上有这样的人作伴，会生发勇气和力量。”是的，我认为这是对同吾最准确的评价。他的另一位好朋友李松涛在谈他的诗时这样说：“《听海》这部体现才力、才智、才情的诗集，无疑是同吾的一笔财富，同时也是诗坛的一桩收获。它真切地让我们在指示旗鼓的评论之外，在细腻曲折的小说之外，在荡气回肠的散文之外，在凉热分明的报告文学之外，认识一个感性的同吾、理性的同吾、现实的同吾、浪漫的同吾、达观的同吾、痴情的同吾、复杂的同吾、丰富的同吾，总之，认识一个真诚的血肉丰满的同吾!这才是全面的多侧面的同吾。
　　
　　更 正
　　本刊2006年12月号第39页“山东阳谷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兴文”应为“李营起”，特此更正，并向山东阳谷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和李营起董事长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