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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韩氏家族的渊源最早可追溯到元泰定年间，随着家族不断的发展壮大，明代中后期博罗韩氏盛极一时，成为了惠州府乃至广东最显赫的家族之一。明末甲申之变，清军进攻博罗，身为地方望族的韩氏家族英勇顽抗，以致于遭到敌人报复性的屠戮，直接导致韩氏家族的衰败。韩氏家族可以说是伴随明清鼎革所带来的社会动荡，经历了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又与此间惠州乃至广东地方的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关键词]明末清初 博罗县 韩氏家族 社会变迁
惠州史研究在广东史研究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但专门或主要围绕该地区的所进行的区域史研究，长期处于相对薄弱的阶段。另一方面，明末清初博罗韩氏不仅是惠州地区影响最大的家族，在当时整个广东范围内也举足轻重。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关于该家族的研究仍相当薄弱。事实上，通过考察明末清初博罗韩氏一族的兴衰，足可呈现这一时期地方社会发展的某些脉络。有鉴于此，本文以明末清初博罗韩氏家族的兴衰历程为视角，通过分析韩氏家族的兴盛与衰败，从中管窥惠州地区乃至广东的社会变迁。
一、作为世食明禄之地方望族的博罗韩氏
（一）明中叶以前博罗韩氏发展源流
博罗韩氏，是惠州地区以书香门第著称的地方大族。这个家族崇儒尚礼，重视教育。家族人文兴盛，人才辈出，为政者政绩斐然，到明末时期算的上是岭南地区首屈一指的显宦世家。博罗韩氏家族之所以拥有如此显赫的地位，是与它自身悠长、渊博的家学渊源分不开的。
博罗韩氏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浙江的山阴。南宋末年，为了逃避战乱，韩氏从山阴迁至福建福州。而韩氏之所以会由福建福州迁到博罗，是因为在元朝泰定年间，先祖梅州公任广州教授而入粤，再因改任博罗教授而迁至博罗。博罗《韩氏族谱》中记载“宋末迁自闽为广州教授，后徙博罗教授于梅州。不知几世，籍去无证，宁缺焉。吾博罗之韩知为梅州之自出而已矣。”[1]因而博罗韩氏家族的族谱记载的第一世则为梅州公。族谱中并没有梅州公的生年及名字，记载只有他为元泰定元年（1324）甲子廷试进士，与捌剌、张益等84人同科中式。“吾韩始迁之祖曰：梅州公，公讳缺生死俱莫可考。今可拒者骆安人墓门之后耳。元泰定元年甲子廷试进士，赐八刺、张益等八十四人及第出身有差，公其一也，初授梅州吏目。”[2]虽然进士出身的梅州公在元朝统治者的有色眼镜下，仅仅是当了梅州吏目的小官，但这为韩氏能够在新王朝的统治下得以开基立业，打下了基础。
继梅州公之后，韩氏世系表中并无记载有族人考取功名。直到“五世以后，始有仕宦登甲乙科者，不绝十世”。[3]这在一个以进士为始祖的家族居然历五代才有跻身仕途者，不得不说是一个不寻常的现象。而之所以韩氏在元末明初时科举不振，排除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外，韩氏族人的政治态度出现复杂化趋势也是原因之一。如四世孙韩璿，生于元至正丁未年（1367年），曾经“少仕王门，从左史陈南宾先生受。”[4]与左史陈南宾[5]先生交游，但他无意于仕途，归隐罗浮，“积书数千卷，尤攻春秋纲目，抗志不仕”，[6]即使在永乐十七年（1419）明朝派官员登门“请公为政”[7]他也婉然拒绝。由此可看出韩璿显然以元遗民自居，不仕新朝。
但是随着明王朝统治的日益巩固，韩氏族人中这种消极的政治态度不复存在。第一个进入仕途的韩氏族人，是韩璿的长子韩镠。韩镠生于永乐六年（1408），“博学疆记，无文不该，以举博览经籍科为宰富池驿丞。”[8]按明制，驿丞是不入品的小官，但韩镠满腹诗书经纶，常与达官贵人吟诗唱和，“一时贵游与酬和，抗席分韵，公亦岸然，忘其为丞也。”[9]韩镠返乡后，建松筠书屋教育韩氏子弟，为韩氏日后的异军突起打下基础。
（二）明中后期博罗韩氏科举之盛
博罗韩氏家族自从第五世孙韩镠考取功名，进入仕途。此后，韩氏家族可以说是开始步入兴盛时期。根据乾隆《博罗县志》、崇祯《博罗县志》以及《韩氏族谱》相关记载，直到明朝灭亡，记载史册内的博罗韩氏家族族人考取的功名中，进士2人，举人12人。进士和举人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除了以上所列之外，明代博罗韩氏取得功名者，还有韩淳、韩俦、韩佐等73位诸生。在此不一一列举。
由上面的表格资料，可得知从明成化丙午（1486），韩淳次子韩棨中乡试第十三名举人之后，厚积薄发的博罗韩氏开始收获科举硕果，并在明万历达到全盛时期。根据张杰先生的界定，韩氏家族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科举家族。而全盛时期的韩氏家族就有两位族人是最为杰出且为人所熟知的，他们分别是韩擢和韩日缵。
进士出身的韩擢是韩氏家族的九世孙，他算是韩氏家族定居于博罗以来第一个取得进士功名的族人。他于“万历十四年丙戌进士，丁内外艰。壬申除南京户部主事。升郎中，调礼部，历安庆、漳州知府。政治宽平。迁四川按察副使，分部川西，廉静率属，为中丞新城王公所器重。”[1]
韩日缵同样是进士出身的，是韩氏家族中身居官位最高且影响最大的。关于他的事迹，康熙《博罗县志》记载道：
年十三，补弟子员。万历丁酉，乡试举第三，时方弱冠。丁未魁南官，选庶吉士。天启元年，管诰敕，冲两朝实录篆修官。壬戌，复冲会试同考官。是岁，补经筵讲官，册封安乐侯。便道归省。甲子，即家升右春坊，右庶子。未行，升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充两朝实录副总裁。次年升南京礼部侍郎。疏辞，弗允。崇祯壬申，改礼部尚书。[2]
可以说，韩日缵的一生都是在官涯中度过。他去世后，“上嗟悼，赠太子太保，迁官护丧，赐祭葬。予谥文恪。”[3]于是后人称之为“文恪公”或“尚书公”。
当然，初了韩擢和韩日缵之外，韩氏家族中的其他士子也在明朝中央及地方上有所建树。正是由于一世又一世的韩氏族人不断在科举仕途上的延续发展及扩大影响，韩氏家族才能在博罗成为一个地方大族，成为了惠州府乃至广东最显赫的家族之一。 另外，从上表中也可得知博罗韩氏家族在明末已然成为一个“世食明禄”之地方望族，一个“世受皇恩”的官宦世家和一个“耕读传家”的书香门第。在这种家族荣耀以及长久儒家伦理熏陶的影响下，韩氏家族成员形成其忠君爱国、有家有国、华夷有别的思想观念。因此在甲申之变后，当清军进攻博罗时，韩氏家族身为地方大族，率先出来抗敌，毅然决然地担负起保家卫国的艰巨大任。
值得指出的是晚明时期韩氏家族在科举方面已呈现出一定的盛极而衰的迹象。究其原因一来是官至礼部尚书的韩日缵已死；二来是晚明政权昏庸腐败，韩氏士子们大多心灰意冷，不屑名利。如韩日缵长子韩宗騋，他身为诸生本应考取功名，为朝廷和百姓服务，光耀门楣。但他“见国事日非”[1]，一腔沸腾热血冷却。于是在“年二十九遂随道独人匡山下发登”[2]出家；韩晟次子韩如琰是韩氏在明代的最后一名举人，但他“见明季时事坠坏，绝意进取”[3]。
二、明清鼎革与博罗韩氏的抗清活动
（一）韩如璜、韩如琰的抗清活动
在王朝鼎革之际，面对异族满清的入侵，明朝的有志之士纷纷涌起保家卫国。尽管韩氏士子在晚明时期对朝廷非常失望，但是当国家有危难时，他们照样会站起来保家卫国。如璜、如琰每每看到国家危难的邸报，都会“奋须裂眦”。[4]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作为粤东有名的仕宦之家，韩氏家族当仁不让地开展保家卫国的斗争。其中，进行抗清活动最为激烈的是韩如璜和韩如琰兄弟。
韩如璜是韩晟的长子，“生万历癸已三月十三日，少负才望，泰昌庚申恩贡，锡徵经济未赴，中天启甲子举人。”[5]清顺治四年（1647）三月，韩如璜与东莞人张家玉组织义军，收复东莞，没收无意抗清保明的前明刑部尚书李觉斯的家资以犒赏将士。韩如璜又奉表拥护政权永历南明，被授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后来，其弟韩如琰也从惠州赶到东莞一起抗清，可惜寡不敌众，义军节节败退。张家玉被迫逃亡，韩如璜则最终力战而死。民国《博罗县志》卷七《人物》记载：“顺治四年，与东莞张家玉结乡兵，复东莞。籍前尚书李觉斯等家资以犒士。奉表明永明王，授兵部主事。弟如琰，亦自惠州来会。无何兵败，家玉走四方，如璜战死。”为了表彰韩如璜的忠勇表现，及至清朝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将他“赐谥烈愍，入祀忠孝祠。”[6]
韩如琰是韩晟的小儿子，韩如璜的弟弟。他“生万历乙巳十一月初四日，中崇正壬午举人。”[7]史志称其“瑰奇磊落，有经世志”。[8]甲申国变，清军入关。韩如琰听到这消息痛苦不已，说：“国家养士三百年，一旦地裂天崩而不思所以扶植纲常，毋乃为士林羞。”于是与抗清志士罗宾王共草倡议勤王檄，纠合志同道合者百余人图谋抗清。得知张家玉起兵攻东莞后，韩如琰马上率黄牛径1000多人投奔张家玉旗下，攻克东莞。不久清军开始大举反攻，韩如琰被四面环攻，家属20人战死。此后，韩如琰跟随张家玉转战另一个地方，得当地富豪陈文豹2000兵马，义旗复振之后再攻东莞不克，败走。大小数十战之后，“得众数千，取龙门、博罗、连平、长宁，遂攻惠州，克归善，还驻博罗。”[1]
但实际上，这取得的胜利是暂时的，更大的血雨腥风即将降临博罗。顺治四年（1647）8月，一场恶战在博罗县城打响。清水师副将黄明率大军围攻博罗县城20多天，张家玉逃到龙门，只剩韩如琰率众死守不降。无奈之下，清兵“乃从葫芦岭凿地道，穴地实火药，火发，城崩肉薄而上，城遂陷。”“如琰与游击谭立志、守备方如璇、千户侯成祖、生员韩二见、皆战死。”[2]
在这场恶战中，韩如琰可谓与博罗城共存亡。守城之初，韩如琰知城将陷，志在必死，遂作绝命词两首，以表达自己对明朝的忠义及与国家共存亡之情。其一曰：“丈夫肯向死前休，今古兴亡不自由。半壁东南成坠甑，一家骨肉总填沟。天荒地老孤身在，国破家亡双泪流。太祖高皇今在上，小臣一死复何求。”[3]其二曰：“一门节义自天成，同日捐躯殉大明。赤胆忠臣魂冉冉，青闺烈妇血荧荧。绝无巡远悲儿女，赖有夷齐作弟兄。可是阿元能骂贼，天津桥畔舌纵横。”[4] 亦在乾隆年间，亦因其忠烈，韩如琰与其兄一样，被乾隆皇帝“赐谥烈愍，入祀忠孝祠。”[5]
（二）其他韩氏族人的抗清活动
韩氏家族除了韩如璜、韩如琰在国家危难时带兵亲自上战场抗击清敌并献出自己的生命之外，还有僧函可（韩宗騋）的三个弟弟宗驎、宗騄、宗骊。顺治四年（1647），他们在得知张家玉起兵抗清于广州后，旋即率兵响应。在博罗城破时，英勇抗敌者还有韩日钦、韩子见、韩子亢及韩氏其它女性成员。近人陈伯陶在《胜朝粤东遗民录》一书宗族回顾：“函可弟宗驎、宗騄、宗骊以抗节死。叔日钦，从兄如炎，从子子见，子亢以起义战败死。寡姐以城陷；妹以救母；宗騄妇以不食，宗骊妇以饮刃，皆死；其仆从婢媵亦多从死者。”[6]从这可看出，韩氏家族不愧是一门忠烈的官宦世家。
关于韩氏族人的抗清活动，除了《胜朝粤东遗民录》中有记载，还有《韩氏族谱》及其《广东通志》、《惠州府志》、《博罗县志》等地方志书。查看关于韩氏族人诸多的抗清活动事迹，不难发现，韩氏族人不论男女老少在面对敌强入侵时，他们都没有投降的想法，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向清廷表达自己誓死抗争和绝不投降的决心。仅据《韩氏族谱》所载，目前知道的殉明国难的韩氏家族成员已有32人之多。具体情况如下：
韩晟的弟弟韩晃，万历二十八年（1600）举人，官青田知县，曾修《罗浮野乘》，“甲午闻国恤，遂绝粒不食，惟日啖莲子，数合克期，沐浴而逝，时七七岁”。
韩煦仲，崇祯元年恩贡，官至浙江衢州同知，有善政，著有《经纬昌言》，甲申“遇变殉难”。[7]
韩日钦，天启辛酉恩贡，“生万历庚寅六月二十六日，天启辛酉恩贡，顺治丁亥八月二十二日殉难。”
韩日就，“生万历庚子七月二十日，顺治丁亥八月二十二日殉难。”
韩永勳，“生万历戊午六月十一日，顺治丁亥八月二十二日殉难。”
韩标，“生万历庚子四月二十五日，顺治丁亥八月二十二日殉难。” 韩宗驎，韩日缵次子，“生万历戌午年五月二十日，中崇正己卯乡试六十三名，顺治丁亥八月二十二日殉难。”
韩宗騄，韩日缵三子，“生万历己未十一月十二日，邑廪生，顺治庚寅十月二十五日殉难。”
韩宗骊，韩日缵四子，“生天启壬戌十一月十八日，邑廪生，顺治丙戌十月初八殉难。”
韩如琮，“生万历丙申闰八月初十日，邑文学，顺治丁亥八月二十三日殉难。”
韩履道，“生万历丙辰五月十八日，邑文学，顺治丁亥八月二十二日殉难。”
韩如玘，“生万历丁未八月初八日，顺治乙酉科副副榜贡生，顺治丁亥八月二十三日殉难。”
韩宗器，“生万历丁未十月十二日，顺治丁亥八月二十二日殉难。”
韩宗孕，“生万历甲寅十月十二日，邑庠生，顺治丁亥八月二十二日殉难。”
韩绵叔，“生天启甲子二月十三日，顺治丁亥十月二十日殉难。”
韩如琳，“生万历辛丑正月初五日，顺治丁亥八月二十三日殉难。”
韩宗翰，“生万历丙辰六月二十八日，邑庠生，顺治丁亥八月二十二日殉难。”
韩子亢，“生天启甲子十月，邑文学，顺治丁亥殉叔。”
韩日缵妾万氏，“生万历庚子十月十三日，顺治丁亥九月十七日殉难”。
韩锡范妻黄氏，“生缺，顺治丁亥城破赴水死，殉难。”
韩魏妻余氏，“生万历戊戌八月十三日，顺治丁亥八月二十三日殉难。”
韩一臣妻林氏，“生万历甲辰九月初三日，顺治丁亥八月二十二日殉难。”
韩宗尧妻何氏，“生万历丁酉十一月十五日，顺治丁亥八月八月二十三日殉难。”
韩日就妻何氏，“顺治丁亥八月二十二日殉难。”
韩日钦侧室曾氏，“顺治丁亥八月二十二日殉难。”
韩宗騄妻黄氏，“顺治庚寅十二月二十四日殉难。”
韩如瑗妻叶氏，“生万历戊申四月十三日，顺治丁亥九月二十日殉难。”
韩如琦继配何氏，“生万历庚子十月二十日，顺治丁亥八月二十四日殉难。” 韩如琬妻刘氏，“生缺，顺治丁亥八月殉难。”
韩如玘妻黎氏，“生万历丙午十月二十一日，顺治丁亥八月二十三日殉难。”
韩如琳妻谢氏，“生万历庚子十月初十日，顺治丁亥八月二十三日殉难。”
韩孕祥元配曾氏，“生崇正庚午八月十八日，顺治丁亥八月二十日城破，赴水死节。”[1]
三、清兵屠戮之惨与博罗韩氏之衰
（一）清兵对博罗的报复性屠戮
顺治四年（1647）八月，清军水师副将黄明率领清兵围攻博罗，拉开了博罗恶战的序幕。由于韩氏族人等抗清志士的顽抗，博罗县城得以坚守20余日，使清军死伤无数，以至恼羞成怒。清军破城而入后，为了泄愤，竟对博罗城展开大规模的血腥屠杀。正如民国《博罗县志》所载：“城遂陷，屠之”[2]不管男女老幼罹其锋镝者不计其数。几日间，博罗城内尸骸枕藉，“妇女投湖死者以千百计，全城所剩黎庶不过数十人。”[3]所言虽有点夸张，但可以肯定死者不在少数。因这场恶战是发生在顺治丁亥年间，所以史称丁亥之变。但由于清政府别有用心地掩盖罪行，关于这惨烈一幕，已经被多数史志抹去。不过，我们依然能够从《韩氏族谱》等史籍中看出端倪：上至举人、贡生，下及妇女，竟有30多人在当年8月至10月间集体殉难。可以说，在清军屠城中韩氏一族几乎是惨遭灭族之灾。
韩氏遭到灭族的情况，从函可所写的诗也可以窥见一斑。顺治八年（1651），远在东北的函可从诗友的来信中得知自己的家族惨遭灭族这一消息，他痛不欲生，写下《得博罗信》组诗，其一云：
八年不见罗浮信，阖邑惊闻一聚尘。
共向故君辞世上，独留病弟哭江滨。
白山黑水愁孤衲，国破家亡老逐臣。
纵使生还心更苦，皇天何处问原因。
其三云：
半壁山河愁处尽，一家骨肉梦中圆。
古榕堤上生秋草，浮碇岗头断晓烟。
见说华台云片片，残枝犹有夜啼鹃。[1]
这首诗写得十分沉痛感人，国破家亡的悲痛之情溢于言表，谓之肝肠寸断亦无不可。事实上，在函可的诗中，反映其家被灭门的诗还有不少。如《沈阳杂诗》中有言：
几载望乡信，音来却畏真。
举家数百口，一弟独为人。
地下反相聚，天涯谁与邻。
晚风连蟋蟀，木佛共含辛。[2]
《秋思》中云：
寄书阻兵革，得罪饱满霜。远碛听笳吹，回头盼故乡。前月片纸来，摧胸裂肝肠。闾井十无一，举家惨罹殃。叔弟尚伏枕，一命在微茫。母死恐未葬，弟死谁盖藏。登山苦无梯，涉河苦无梁。山木何翛翛，河水何汤汤。安得高飞翼，驾我以翱翔。狂雨日下来，白昼黑淋浪。[3]
所谓“举家数百口，一弟独为人”、 “闾井十无一，举家惨罹殃，”足见韩氏家族被屠之凄惨。全家几十口人，独留他和弟弟尚在人间。通过韩氏一族，亦可管窥博罗一城。屠戮之惨，不难想象。
清兵对博罗城报复性的屠戮，不但令博罗的社会经济基础元气大伤，同时也强烈地冲击着博罗的文化教育。因为在屠城中，死难者不少是社会贤达和知识精英，空室之家也多为耕读之家；此外祠堂、宗庙、学校等用于文教的设施亦大都在兵火中毁坏。就这样，一座城市传承文化的历史链条因为政治军事的剧变而骤然断裂。而文化教育也一片凋零，出现了历史性的倒退。[4]
（二）清初博罗韩氏的衰败
博罗被屠城，韩氏作为地方大族且为抗清之中流抵住，首当其冲地惨遭此厄运。这就直接导致了韩氏家族走向衰败。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韩氏家族仅剩数人，几乎都是孩童。虽然函可诗中有言：“举家数百口，一弟独为人。”这剩下的“一弟”宗騄，字耳叔，韩日缵第三子，明末诸生。但不久之后，因他不肯出山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为镇将黄应杰杀害。宗騄死后，剩下的韩氏族人都是孩童，如韩寅光，字伯虎，韩履泰长子。他“生莆七日，贼压境城中蹂躏。林太孺人怀公（韩寅光）追城，而下为贼赶之。促奔入茅舍，有老妪以稻草覆匿。贼至，觅不惑是以得免。”[5]韩隽，字储章，韩宗騄儿子，他“三岁遇覆巢之变，乳母刘携亡在外。”[6]韩日缵四子韩宗骊的儿子韩孕象，在家仆的掩蔽下亦大难不死。就这样，这些韩氏幼童得以在屠城中侥幸而生，得以延续韩氏香火。韩氏家族，一个曾经人丁兴旺、拥有数百口族人的大族，因国破家亡，最后仅剩余几个孩童勉强维持。 二、清初，韩氏在科举上陷入低靡。据统计在清初（顺治至雍正）差不多一百年间，韩氏家族只有3个人考取功名。与明朝韩氏家族兴盛时期的科举硕果相比较，清初韩氏家族的衰败显而易见。这对于一个书香门第而言是属于耻辱的。究其原因有：第一是丁亥之变导致了韩氏家族几乎遭到灭门；第二是剩余的韩氏族人出于忠贞爱国的思想，不肯仕新朝。如：韩宗騄，“洪（洪承畴）以韩诸子为托，施至为之顾盼，旋与镇将黄应杰不惬，遂摭耳叔阴事，耳叔既杀。”
结语
明朝时期的惠州，已经是汉文化圈内受儒家文化影响颇深的区域。从历史上看，惠州是宋亡而抗元、明亡而抗清的最后战场之一。每当汉民族面临空前危难时，惠州的士子们就会挺身而出，扶大厦于将倾。至明末清初，这一传统又一次得到展现，其中最为震撼的是博罗韩氏家族的表现。
“国兴家昌，国破家亡。”是韩氏家族在整个明朝期间经历由盛转衰最贴切的评价。在明中后期，国家兴旺政权稳定，为韩氏家族科举仕进提供安定的环境。韩氏家族在这种环境中通过一代又一代的族人考取功名，出仕做官，不断地发展壮大，从而成为了博罗乃至广东屈指可数的大族。这与国家的强大和兴盛有着密切关系。甲申之变，面对“异族”满清入主中国，韩氏家族中的有志之士率先站起来抗击敌人，后惨遭灭门。朝代转换、国家易主，而韩氏家族也随之衰败。作为大族，很大程度上是明清时期朝廷控制地方社会的重要依靠力量或社会基础，他们对于当地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这意义上说，大族兴，则地方兴；大族亡，则地方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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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侯慧梅（1974--），女，大学本科，文物博物馆员，研究方向：惠州历史文化，现任惠州市博物馆副馆长。
[关键词]明末清初 博罗县 韩氏家族 社会变迁
惠州史研究在广东史研究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但专门或主要围绕该地区的所进行的区域史研究，长期处于相对薄弱的阶段。另一方面，明末清初博罗韩氏不仅是惠州地区影响最大的家族，在当时整个广东范围内也举足轻重。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关于该家族的研究仍相当薄弱。事实上，通过考察明末清初博罗韩氏一族的兴衰，足可呈现这一时期地方社会发展的某些脉络。有鉴于此，本文以明末清初博罗韩氏家族的兴衰历程为视角，通过分析韩氏家族的兴盛与衰败，从中管窥惠州地区乃至广东的社会变迁。
一、作为世食明禄之地方望族的博罗韩氏
（一）明中叶以前博罗韩氏发展源流
博罗韩氏，是惠州地区以书香门第著称的地方大族。这个家族崇儒尚礼，重视教育。家族人文兴盛，人才辈出，为政者政绩斐然，到明末时期算的上是岭南地区首屈一指的显宦世家。博罗韩氏家族之所以拥有如此显赫的地位，是与它自身悠长、渊博的家学渊源分不开的。
博罗韩氏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浙江的山阴。南宋末年，为了逃避战乱，韩氏从山阴迁至福建福州。而韩氏之所以会由福建福州迁到博罗，是因为在元朝泰定年间，先祖梅州公任广州教授而入粤，再因改任博罗教授而迁至博罗。博罗《韩氏族谱》中记载“宋末迁自闽为广州教授，后徙博罗教授于梅州。不知几世，籍去无证，宁缺焉。吾博罗之韩知为梅州之自出而已矣。”[1]因而博罗韩氏家族的族谱记载的第一世则为梅州公。族谱中并没有梅州公的生年及名字，记载只有他为元泰定元年（1324）甲子廷试进士，与捌剌、张益等84人同科中式。“吾韩始迁之祖曰：梅州公，公讳缺生死俱莫可考。今可拒者骆安人墓门之后耳。元泰定元年甲子廷试进士，赐八刺、张益等八十四人及第出身有差，公其一也，初授梅州吏目。”[2]虽然进士出身的梅州公在元朝统治者的有色眼镜下，仅仅是当了梅州吏目的小官，但这为韩氏能够在新王朝的统治下得以开基立业，打下了基础。
继梅州公之后，韩氏世系表中并无记载有族人考取功名。直到“五世以后，始有仕宦登甲乙科者，不绝十世”。[3]这在一个以进士为始祖的家族居然历五代才有跻身仕途者，不得不说是一个不寻常的现象。而之所以韩氏在元末明初时科举不振，排除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外，韩氏族人的政治态度出现复杂化趋势也是原因之一。如四世孙韩璿，生于元至正丁未年（1367年），曾经“少仕王门，从左史陈南宾先生受。”[4]与左史陈南宾[5]先生交游，但他无意于仕途，归隐罗浮，“积书数千卷，尤攻春秋纲目，抗志不仕”，[6]即使在永乐十七年（1419）明朝派官员登门“请公为政”[7]他也婉然拒绝。由此可看出韩璿显然以元遗民自居，不仕新朝。
但是随着明王朝统治的日益巩固，韩氏族人中这种消极的政治态度不复存在。第一个进入仕途的韩氏族人，是韩璿的长子韩镠。韩镠生于永乐六年（1408），“博学疆记，无文不该，以举博览经籍科为宰富池驿丞。”[8]按明制，驿丞是不入品的小官，但韩镠满腹诗书经纶，常与达官贵人吟诗唱和，“一时贵游与酬和，抗席分韵，公亦岸然，忘其为丞也。”[9]韩镠返乡后，建松筠书屋教育韩氏子弟，为韩氏日后的异军突起打下基础。
（二）明中后期博罗韩氏科举之盛
博罗韩氏家族自从第五世孙韩镠考取功名，进入仕途。此后，韩氏家族可以说是开始步入兴盛时期。根据乾隆《博罗县志》、崇祯《博罗县志》以及《韩氏族谱》相关记载，直到明朝灭亡，记载史册内的博罗韩氏家族族人考取的功名中，进士2人，举人12人。进士和举人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除了以上所列之外，明代博罗韩氏取得功名者，还有韩淳、韩俦、韩佐等73位诸生。在此不一一列举。
由上面的表格资料，可得知从明成化丙午（1486），韩淳次子韩棨中乡试第十三名举人之后，厚积薄发的博罗韩氏开始收获科举硕果，并在明万历达到全盛时期。根据张杰先生的界定，韩氏家族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科举家族。而全盛时期的韩氏家族就有两位族人是最为杰出且为人所熟知的，他们分别是韩擢和韩日缵。
进士出身的韩擢是韩氏家族的九世孙，他算是韩氏家族定居于博罗以来第一个取得进士功名的族人。他于“万历十四年丙戌进士，丁内外艰。壬申除南京户部主事。升郎中，调礼部，历安庆、漳州知府。政治宽平。迁四川按察副使，分部川西，廉静率属，为中丞新城王公所器重。”[1]
韩日缵同样是进士出身的，是韩氏家族中身居官位最高且影响最大的。关于他的事迹，康熙《博罗县志》记载道：
年十三，补弟子员。万历丁酉，乡试举第三，时方弱冠。丁未魁南官，选庶吉士。天启元年，管诰敕，冲两朝实录篆修官。壬戌，复冲会试同考官。是岁，补经筵讲官，册封安乐侯。便道归省。甲子，即家升右春坊，右庶子。未行，升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充两朝实录副总裁。次年升南京礼部侍郎。疏辞，弗允。崇祯壬申，改礼部尚书。[2]
可以说，韩日缵的一生都是在官涯中度过。他去世后，“上嗟悼，赠太子太保，迁官护丧，赐祭葬。予谥文恪。”[3]于是后人称之为“文恪公”或“尚书公”。
当然，初了韩擢和韩日缵之外，韩氏家族中的其他士子也在明朝中央及地方上有所建树。正是由于一世又一世的韩氏族人不断在科举仕途上的延续发展及扩大影响，韩氏家族才能在博罗成为一个地方大族，成为了惠州府乃至广东最显赫的家族之一。 另外，从上表中也可得知博罗韩氏家族在明末已然成为一个“世食明禄”之地方望族，一个“世受皇恩”的官宦世家和一个“耕读传家”的书香门第。在这种家族荣耀以及长久儒家伦理熏陶的影响下，韩氏家族成员形成其忠君爱国、有家有国、华夷有别的思想观念。因此在甲申之变后，当清军进攻博罗时，韩氏家族身为地方大族，率先出来抗敌，毅然决然地担负起保家卫国的艰巨大任。
值得指出的是晚明时期韩氏家族在科举方面已呈现出一定的盛极而衰的迹象。究其原因一来是官至礼部尚书的韩日缵已死；二来是晚明政权昏庸腐败，韩氏士子们大多心灰意冷，不屑名利。如韩日缵长子韩宗騋，他身为诸生本应考取功名，为朝廷和百姓服务，光耀门楣。但他“见国事日非”[1]，一腔沸腾热血冷却。于是在“年二十九遂随道独人匡山下发登”[2]出家；韩晟次子韩如琰是韩氏在明代的最后一名举人，但他“见明季时事坠坏，绝意进取”[3]。
二、明清鼎革与博罗韩氏的抗清活动
（一）韩如璜、韩如琰的抗清活动
在王朝鼎革之际，面对异族满清的入侵，明朝的有志之士纷纷涌起保家卫国。尽管韩氏士子在晚明时期对朝廷非常失望，但是当国家有危难时，他们照样会站起来保家卫国。如璜、如琰每每看到国家危难的邸报，都会“奋须裂眦”。[4]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作为粤东有名的仕宦之家，韩氏家族当仁不让地开展保家卫国的斗争。其中，进行抗清活动最为激烈的是韩如璜和韩如琰兄弟。
韩如璜是韩晟的长子，“生万历癸已三月十三日，少负才望，泰昌庚申恩贡，锡徵经济未赴，中天启甲子举人。”[5]清顺治四年（1647）三月，韩如璜与东莞人张家玉组织义军，收复东莞，没收无意抗清保明的前明刑部尚书李觉斯的家资以犒赏将士。韩如璜又奉表拥护政权永历南明，被授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后来，其弟韩如琰也从惠州赶到东莞一起抗清，可惜寡不敌众，义军节节败退。张家玉被迫逃亡，韩如璜则最终力战而死。民国《博罗县志》卷七《人物》记载：“顺治四年，与东莞张家玉结乡兵，复东莞。籍前尚书李觉斯等家资以犒士。奉表明永明王，授兵部主事。弟如琰，亦自惠州来会。无何兵败，家玉走四方，如璜战死。”为了表彰韩如璜的忠勇表现，及至清朝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将他“赐谥烈愍，入祀忠孝祠。”[6]
韩如琰是韩晟的小儿子，韩如璜的弟弟。他“生万历乙巳十一月初四日，中崇正壬午举人。”[7]史志称其“瑰奇磊落，有经世志”。[8]甲申国变，清军入关。韩如琰听到这消息痛苦不已，说：“国家养士三百年，一旦地裂天崩而不思所以扶植纲常，毋乃为士林羞。”于是与抗清志士罗宾王共草倡议勤王檄，纠合志同道合者百余人图谋抗清。得知张家玉起兵攻东莞后，韩如琰马上率黄牛径1000多人投奔张家玉旗下，攻克东莞。不久清军开始大举反攻，韩如琰被四面环攻，家属20人战死。此后，韩如琰跟随张家玉转战另一个地方，得当地富豪陈文豹2000兵马，义旗复振之后再攻东莞不克，败走。大小数十战之后，“得众数千，取龙门、博罗、连平、长宁，遂攻惠州，克归善，还驻博罗。”[1]
但实际上，这取得的胜利是暂时的，更大的血雨腥风即将降临博罗。顺治四年（1647）8月，一场恶战在博罗县城打响。清水师副将黄明率大军围攻博罗县城20多天，张家玉逃到龙门，只剩韩如琰率众死守不降。无奈之下，清兵“乃从葫芦岭凿地道，穴地实火药，火发，城崩肉薄而上，城遂陷。”“如琰与游击谭立志、守备方如璇、千户侯成祖、生员韩二见、皆战死。”[2]
在这场恶战中，韩如琰可谓与博罗城共存亡。守城之初，韩如琰知城将陷，志在必死，遂作绝命词两首，以表达自己对明朝的忠义及与国家共存亡之情。其一曰：“丈夫肯向死前休，今古兴亡不自由。半壁东南成坠甑，一家骨肉总填沟。天荒地老孤身在，国破家亡双泪流。太祖高皇今在上，小臣一死复何求。”[3]其二曰：“一门节义自天成，同日捐躯殉大明。赤胆忠臣魂冉冉，青闺烈妇血荧荧。绝无巡远悲儿女，赖有夷齐作弟兄。可是阿元能骂贼，天津桥畔舌纵横。”[4] 亦在乾隆年间，亦因其忠烈，韩如琰与其兄一样，被乾隆皇帝“赐谥烈愍，入祀忠孝祠。”[5]
（二）其他韩氏族人的抗清活动
韩氏家族除了韩如璜、韩如琰在国家危难时带兵亲自上战场抗击清敌并献出自己的生命之外，还有僧函可（韩宗騋）的三个弟弟宗驎、宗騄、宗骊。顺治四年（1647），他们在得知张家玉起兵抗清于广州后，旋即率兵响应。在博罗城破时，英勇抗敌者还有韩日钦、韩子见、韩子亢及韩氏其它女性成员。近人陈伯陶在《胜朝粤东遗民录》一书宗族回顾：“函可弟宗驎、宗騄、宗骊以抗节死。叔日钦，从兄如炎，从子子见，子亢以起义战败死。寡姐以城陷；妹以救母；宗騄妇以不食，宗骊妇以饮刃，皆死；其仆从婢媵亦多从死者。”[6]从这可看出，韩氏家族不愧是一门忠烈的官宦世家。
关于韩氏族人的抗清活动，除了《胜朝粤东遗民录》中有记载，还有《韩氏族谱》及其《广东通志》、《惠州府志》、《博罗县志》等地方志书。查看关于韩氏族人诸多的抗清活动事迹，不难发现，韩氏族人不论男女老少在面对敌强入侵时，他们都没有投降的想法，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向清廷表达自己誓死抗争和绝不投降的决心。仅据《韩氏族谱》所载，目前知道的殉明国难的韩氏家族成员已有32人之多。具体情况如下：
韩晟的弟弟韩晃，万历二十八年（1600）举人，官青田知县，曾修《罗浮野乘》，“甲午闻国恤，遂绝粒不食，惟日啖莲子，数合克期，沐浴而逝，时七七岁”。
韩煦仲，崇祯元年恩贡，官至浙江衢州同知，有善政，著有《经纬昌言》，甲申“遇变殉难”。[7]
韩日钦，天启辛酉恩贡，“生万历庚寅六月二十六日，天启辛酉恩贡，顺治丁亥八月二十二日殉难。”
韩日就，“生万历庚子七月二十日，顺治丁亥八月二十二日殉难。”
韩永勳，“生万历戊午六月十一日，顺治丁亥八月二十二日殉难。”
韩标，“生万历庚子四月二十五日，顺治丁亥八月二十二日殉难。” 韩宗驎，韩日缵次子，“生万历戌午年五月二十日，中崇正己卯乡试六十三名，顺治丁亥八月二十二日殉难。”
韩宗騄，韩日缵三子，“生万历己未十一月十二日，邑廪生，顺治庚寅十月二十五日殉难。”
韩宗骊，韩日缵四子，“生天启壬戌十一月十八日，邑廪生，顺治丙戌十月初八殉难。”
韩如琮，“生万历丙申闰八月初十日，邑文学，顺治丁亥八月二十三日殉难。”
韩履道，“生万历丙辰五月十八日，邑文学，顺治丁亥八月二十二日殉难。”
韩如玘，“生万历丁未八月初八日，顺治乙酉科副副榜贡生，顺治丁亥八月二十三日殉难。”
韩宗器，“生万历丁未十月十二日，顺治丁亥八月二十二日殉难。”
韩宗孕，“生万历甲寅十月十二日，邑庠生，顺治丁亥八月二十二日殉难。”
韩绵叔，“生天启甲子二月十三日，顺治丁亥十月二十日殉难。”
韩如琳，“生万历辛丑正月初五日，顺治丁亥八月二十三日殉难。”
韩宗翰，“生万历丙辰六月二十八日，邑庠生，顺治丁亥八月二十二日殉难。”
韩子亢，“生天启甲子十月，邑文学，顺治丁亥殉叔。”
韩日缵妾万氏，“生万历庚子十月十三日，顺治丁亥九月十七日殉难”。
韩锡范妻黄氏，“生缺，顺治丁亥城破赴水死，殉难。”
韩魏妻余氏，“生万历戊戌八月十三日，顺治丁亥八月二十三日殉难。”
韩一臣妻林氏，“生万历甲辰九月初三日，顺治丁亥八月二十二日殉难。”
韩宗尧妻何氏，“生万历丁酉十一月十五日，顺治丁亥八月八月二十三日殉难。”
韩日就妻何氏，“顺治丁亥八月二十二日殉难。”
韩日钦侧室曾氏，“顺治丁亥八月二十二日殉难。”
韩宗騄妻黄氏，“顺治庚寅十二月二十四日殉难。”
韩如瑗妻叶氏，“生万历戊申四月十三日，顺治丁亥九月二十日殉难。”
韩如琦继配何氏，“生万历庚子十月二十日，顺治丁亥八月二十四日殉难。” 韩如琬妻刘氏，“生缺，顺治丁亥八月殉难。”
韩如玘妻黎氏，“生万历丙午十月二十一日，顺治丁亥八月二十三日殉难。”
韩如琳妻谢氏，“生万历庚子十月初十日，顺治丁亥八月二十三日殉难。”
韩孕祥元配曾氏，“生崇正庚午八月十八日，顺治丁亥八月二十日城破，赴水死节。”[1]
三、清兵屠戮之惨与博罗韩氏之衰
（一）清兵对博罗的报复性屠戮
顺治四年（1647）八月，清军水师副将黄明率领清兵围攻博罗，拉开了博罗恶战的序幕。由于韩氏族人等抗清志士的顽抗，博罗县城得以坚守20余日，使清军死伤无数，以至恼羞成怒。清军破城而入后，为了泄愤，竟对博罗城展开大规模的血腥屠杀。正如民国《博罗县志》所载：“城遂陷，屠之”[2]不管男女老幼罹其锋镝者不计其数。几日间，博罗城内尸骸枕藉，“妇女投湖死者以千百计，全城所剩黎庶不过数十人。”[3]所言虽有点夸张，但可以肯定死者不在少数。因这场恶战是发生在顺治丁亥年间，所以史称丁亥之变。但由于清政府别有用心地掩盖罪行，关于这惨烈一幕，已经被多数史志抹去。不过，我们依然能够从《韩氏族谱》等史籍中看出端倪：上至举人、贡生，下及妇女，竟有30多人在当年8月至10月间集体殉难。可以说，在清军屠城中韩氏一族几乎是惨遭灭族之灾。
韩氏遭到灭族的情况，从函可所写的诗也可以窥见一斑。顺治八年（1651），远在东北的函可从诗友的来信中得知自己的家族惨遭灭族这一消息，他痛不欲生，写下《得博罗信》组诗，其一云：
八年不见罗浮信，阖邑惊闻一聚尘。
共向故君辞世上，独留病弟哭江滨。
白山黑水愁孤衲，国破家亡老逐臣。
纵使生还心更苦，皇天何处问原因。
其三云：
半壁山河愁处尽，一家骨肉梦中圆。
古榕堤上生秋草，浮碇岗头断晓烟。
见说华台云片片，残枝犹有夜啼鹃。[1]
这首诗写得十分沉痛感人，国破家亡的悲痛之情溢于言表，谓之肝肠寸断亦无不可。事实上，在函可的诗中，反映其家被灭门的诗还有不少。如《沈阳杂诗》中有言：
几载望乡信，音来却畏真。
举家数百口，一弟独为人。
地下反相聚，天涯谁与邻。
晚风连蟋蟀，木佛共含辛。[2]
《秋思》中云：
寄书阻兵革，得罪饱满霜。远碛听笳吹，回头盼故乡。前月片纸来，摧胸裂肝肠。闾井十无一，举家惨罹殃。叔弟尚伏枕，一命在微茫。母死恐未葬，弟死谁盖藏。登山苦无梯，涉河苦无梁。山木何翛翛，河水何汤汤。安得高飞翼，驾我以翱翔。狂雨日下来，白昼黑淋浪。[3]
所谓“举家数百口，一弟独为人”、 “闾井十无一，举家惨罹殃，”足见韩氏家族被屠之凄惨。全家几十口人，独留他和弟弟尚在人间。通过韩氏一族，亦可管窥博罗一城。屠戮之惨，不难想象。
清兵对博罗城报复性的屠戮，不但令博罗的社会经济基础元气大伤，同时也强烈地冲击着博罗的文化教育。因为在屠城中，死难者不少是社会贤达和知识精英，空室之家也多为耕读之家；此外祠堂、宗庙、学校等用于文教的设施亦大都在兵火中毁坏。就这样，一座城市传承文化的历史链条因为政治军事的剧变而骤然断裂。而文化教育也一片凋零，出现了历史性的倒退。[4]
（二）清初博罗韩氏的衰败
博罗被屠城，韩氏作为地方大族且为抗清之中流抵住，首当其冲地惨遭此厄运。这就直接导致了韩氏家族走向衰败。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韩氏家族仅剩数人，几乎都是孩童。虽然函可诗中有言：“举家数百口，一弟独为人。”这剩下的“一弟”宗騄，字耳叔，韩日缵第三子，明末诸生。但不久之后，因他不肯出山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为镇将黄应杰杀害。宗騄死后，剩下的韩氏族人都是孩童，如韩寅光，字伯虎，韩履泰长子。他“生莆七日，贼压境城中蹂躏。林太孺人怀公（韩寅光）追城，而下为贼赶之。促奔入茅舍，有老妪以稻草覆匿。贼至，觅不惑是以得免。”[5]韩隽，字储章，韩宗騄儿子，他“三岁遇覆巢之变，乳母刘携亡在外。”[6]韩日缵四子韩宗骊的儿子韩孕象，在家仆的掩蔽下亦大难不死。就这样，这些韩氏幼童得以在屠城中侥幸而生，得以延续韩氏香火。韩氏家族，一个曾经人丁兴旺、拥有数百口族人的大族，因国破家亡，最后仅剩余几个孩童勉强维持。 二、清初，韩氏在科举上陷入低靡。据统计在清初（顺治至雍正）差不多一百年间，韩氏家族只有3个人考取功名。与明朝韩氏家族兴盛时期的科举硕果相比较，清初韩氏家族的衰败显而易见。这对于一个书香门第而言是属于耻辱的。究其原因有：第一是丁亥之变导致了韩氏家族几乎遭到灭门；第二是剩余的韩氏族人出于忠贞爱国的思想，不肯仕新朝。如：韩宗騄，“洪（洪承畴）以韩诸子为托，施至为之顾盼，旋与镇将黄应杰不惬，遂摭耳叔阴事，耳叔既杀。”
结语
明朝时期的惠州，已经是汉文化圈内受儒家文化影响颇深的区域。从历史上看，惠州是宋亡而抗元、明亡而抗清的最后战场之一。每当汉民族面临空前危难时，惠州的士子们就会挺身而出，扶大厦于将倾。至明末清初，这一传统又一次得到展现，其中最为震撼的是博罗韩氏家族的表现。
“国兴家昌，国破家亡。”是韩氏家族在整个明朝期间经历由盛转衰最贴切的评价。在明中后期，国家兴旺政权稳定，为韩氏家族科举仕进提供安定的环境。韩氏家族在这种环境中通过一代又一代的族人考取功名，出仕做官，不断地发展壮大，从而成为了博罗乃至广东屈指可数的大族。这与国家的强大和兴盛有着密切关系。甲申之变，面对“异族”满清入主中国，韩氏家族中的有志之士率先站起来抗击敌人，后惨遭灭门。朝代转换、国家易主，而韩氏家族也随之衰败。作为大族，很大程度上是明清时期朝廷控制地方社会的重要依靠力量或社会基础，他们对于当地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这意义上说，大族兴，则地方兴；大族亡，则地方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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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侯慧梅（1974--），女，大学本科，文物博物馆员，研究方向：惠州历史文化，现任惠州市博物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