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6日至17日，在郭沫若的故乡乐山沙湾召开了“郭沫若与文化中国——纪念郭沫若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等单位主办，郭沫若纪念馆（北京），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等单位承办。来自中国、斯洛伐克、克罗地亚、韩国等国的近15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共提交论文110余篇。
　　研讨会围绕郭沫若研究回顾与展望、郭沫若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等多方面议题展开热烈讨论。学者们一致认为，在当前学术与时代背景下展开郭沫若研究，要尽可能在20世纪“文化中国”的立体场景中恢复郭沫若个体的复杂性、丰富性；要“知人论世”，摆脱政治意识形态思维、道德人格等问题的过度缠绕与制约。具体来说，此次研讨会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深化了郭沫若研究。
　　一、郭沫若研究回顾与展望
　　有学者认为，近20年出现的郭沫若“两极评价”现象反映出研究科学性的不足。只有在科学立场与态度的基础上，才可能对历史人物做出相对科学的评判，对郭沫若评价既要贯彻历史主义，也要发掘其当代价值；有学者指出，研究者要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把郭沫若放在特定的大文化现象中进行研究，既不能根据个人偏好去简单迎合社会层面的需求，也不能仅仅局限到文艺的抽象思维中；有几位学者针对新世纪以来出现的借“反思”之名，对郭沫若行否定诋毁之实的各种论调，展开了批评论辩，认为这些论调把意识形态对抗的政治立场带进了文化研究领域，干扰了研究者应有的客观公正态度；有学者明确提出：“我们不对这个‘世’，即‘人’所面对的历史环境作深入了解和剖析，你怎么能真切了解郭沫若这个人呢？评价人物史事起码应坚持两条：一是言之有据，观其全人。二是公正评判，还原历史”；有学者概括了近十年来郭沫若研究的总趋势和九个方面的新成果，认为，多元化、现代化、国际化成为了郭沫若研究的新视野，“文化中国”主题的拓展和深化，将会成为今后郭沫若研究最有前途的发展趋势。
　　来自异域的视角与方法，颇具启发和借鉴性，也为一些学者关注。有学者就“隔岸”观察了台湾地区的郭沫若研究，认为它是反思大陆郭沫若研究现状与未来的一种别样参照。此外，有几位学者分别介绍了韩国、法国、英国等过去几十年来对郭沫若文学作品的译介和研究情况。
　　二、生平史实及佚文整理研究
　　近年来，对郭沫若生平史实及佚作的发掘整理，成为了研究热点。学者们或通过史料考辨，重新还原郭沫若所处历史语境和生平环节，或通过文献及其版本的搜集整理，细查背后深层的学术命题。在此次会议上，有学者考察了1946至1948年间郭沫若对沈从文的四次批评，认为批评总体上体现出了近代知识分子思考民族命运，捍卫民主原则的可贵精神；有学者通过考证认为，此前认为郭沫若归国过程中共产党功不可没的说法与事实不符；有学者以中共南方局的“寿郭”活动为例，指出在现代文学史上，政治文化全面参与了作家身份建构、文学作品生产与消费、文学史秩序建立等文学活动各环节；有两位学者分别考察了1950年代思想改造运动中郭沫若的言行，指出郭沫若既有响应主流政治并与之共鸣的一面，又体现出价值取向和精神世界的个体独特性与复杂性；有学者结合“文革”中四川人物的命运与沉浮，解读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郭沫若；有学者分别勾勒了郭沫若与李可染、赵景深、吴芳吉等人的交往情况。在佚文整理上，有学者分别发掘了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间创作的45首旧体诗、1948年在香港期间发表的佚作等；有学者针对“全集”不全、译文不入的现状，提出应该早日编订出版《郭沫若译文全集》。
　　有学者对当前郭沫若研究中文献史料整理这一热点提出了反思和警醒，认为这一基础性工作自有其重要意义，但依赖文献史料工作还原历史真相，还原真实的郭沫若是不可能的，在“见物不见人”的文献整理之外，更为重要的因素是研究主体及其理性批判精神。
　　三、思想研究
　　有学者分时期梳理了郭沫若科学思想的发展历程，认为郭沫若的科学思想包含对科学技术价值、科学精神、科学与民主、科学与文艺、科学发展条件等问题的认识。“接受科学”、走“科学的中国化”之路、“以文学化为其手段”、“政治的民主化以为前提”，是郭沫若科学思想的核心；有学者从郭沫若特殊个人生活经历、抗日战争中后期的社会环境等方面分析了“人民本位”思想形成因素，认为其“文艺为人民服务”思想，与“人民本位”思想相辅相成。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并没有完全放弃“人民本位”思想。
　　一些学者在郭沫若思想研究中采用了新视角和问题切入点。有学者论述了唯识论（Consciousness-Only）与郭沫若早期思想的关系，认为郭沫若虽然并不完全确信，却显然赞赏“大乘起信论”中的重要教义之一——“唯识论”；有学者对郭沫若在《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中提出的“古人数字的观念以三为最多”的命题进行阐释，认为郭沫若这一推断，切中了中国古人对人、世界、宇宙“崇三”的理解，及其蕴藏的民族审美心理；有学者考察了日本文化与郭沫若美学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分析日本文化对郭沫若美学思想形成乃至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所起到的理论借鉴意义、文献史料价值和方法论启示。
　　四、学术史视阈的考察
　　郭沫若的学术上承“罗王之学”，批判继承新历史考据之学，下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新学术之路”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一环。有学者结合梳理20世纪先秦禅让传说讨论的学术史情形，回顾了郭沫若在该问题上的探索历程，认为其运用唯物史观处理古史传说与史实关系的理性精神，很有启示意义；有学者考察了郭沫若法家研究的“国家本位”立场，指出郭沫若认为法家“富国强兵”思想既符合历史变革的合理进步性，也存在忽视民众利益、鼓吹君主专权的局限性的评价，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同时，郭沫若对法家在处理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问题上的局限的论述，对于思考社会改革的深刻命题，具有现实启发性。此外，有三位学者从古文字学史的角度，分别论述了郭沫若所开创“篇章—语句—字词”的辞章考释方法、“标准器断代法”、“因声求义法”的重要学术意义；有两位学者分别从传统文化和中国书法史的角度高度评价了郭沫若的书法生涯、书法文化成就，以及书学理论研究上的贡献等。 　　一些学者将郭沫若与同时期其他各派各家学者进行了比较研究。有学者以郭沫若与三大历史考据家——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的关系或共识为例，说明郭沫若是非常重视历史考据学的，希望消除时下以为郭沫若是“只有唯物史观、没有历史资料”的“史观派”的代表的误读。此外，有几位学者分别对郭沫若与陈寅恪的学术道路、郭沫若与闻一多的《周易》研究和易学观、郭沫若的《释祖妣》与徐中舒的《耒耜考》、郭沫若“标准器断代法”与吴其昌“历朔断代法”、郭沫若与吴虞的孔子观等进行了比较研究。
　　五、文学作品研究
　　郭沫若的自传叙述文字兼具历史与文学的双重性质，是一部别样的中国近代史。有学者论述了郭沫若《我的幼年》的双重叙事与读者接受情况，认为传记文学写作的“历史性”和“文学性”双重特质，制约了郭沫若自传作品的叙事选择；有学者认为，郭沫若自传散文艺术魅力在于通过事件荒诞性质的暴露与悲剧结局的揭示，文中表现出“崇高与滑稽”以及“诗意的庄严”，将“可怕”与“厌恶”成功转换为一种文学加工后的审美喜悦与智慧。
　　“文学生产”的诠释视角近来颇为关注。有学者就以郭沫若与邓初民主编的《唯民周刊》等为例，认为文学研究应弄清“文学生产”过程中充满新鲜气息和历史氛围的文学发生原生态景象，使“小文本”背后所隐藏的丰富多彩的“大文本”世界也呈现出来；有几位学者主张将郭沫若放到“民国文学机制”的视野中，来观察一个与历史时空产生丰富联系的“立体”的郭沫若。
　　此外，有些学者以郭沫若为例，就现代文学对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构进行了阐述；对于郭沫若历史剧创作，有几位学者分别从传统知识分子对“三不朽”追求的文化命题、戏剧情节建构、弗莱“神话—原型”理论等新的视角，对郭沫若创作《屈原》等历史剧的动机、悲剧性阐发、悲剧的崇高美、历史剧的共时性结构等问题进行了再分析。还有多位学者分别对郭沫若的文学翻译、早期文学创作活动进行了多角度的论述。
　　总之，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选择以“郭沫若与文化中国”为主题，契合了郭沫若与20世纪中国的紧密关联，以及一段时期以来郭沫若研究现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这一次多学科汇聚的学术盛会，是近年来郭沫若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会上提出了不少新见新意，开阔了人们的眼界，生发了新的学术增长点，相信会成为今后进一步深化拓展郭沫若研究的新起点。
　　（责任编辑：尹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