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大概是朱家角古镇最好的年华。
　　作为典型的江南水乡，它横有漕港河，纵有朱泖河，前通黄浦江，后与太湖水系相接，在水运发达的清末民初，朱家角一时繁华似锦。十条老街，每个街口都有米行、钱庄、商铺、旅店更是遍布全镇。几乎各色各样的人都汇聚至此，开设百业，以此营生。尤其到了每年农忙的时候，漕港河上随处可见满载了一船粮食的江浙农民，叫卖声，迎喝声，好不热闹。至今都还有“朱家角米价跌一分，上海米市抖三抖”的说法。
　　当然，还有西湖街上的大清邮局。
　　曾经的繁华市井
　　袁宏生老人的家与大清邮局只隔了几条巷子，他今年72岁，是土生土长的朱家角人。在他的记忆里，那时候的大清邮局，已经改名为中华邮局，每天路过，他都会看到邮局门口那三个大大的红墙白字“邮政局”。
　　此时距离大清邮局的开办，已经过去了将近四十年，不过生意依旧红火，每天在邮局门口出入的人都络绎不绝。当时的邮局不仅可以寄信，还可以送包裹，汇银票，服务一应俱全。
　　送信的差役也很忙碌，每天一大清早就从邮局各自出发，把前一晚整理好的信件包裹给派送出去。当时送件分两种途径，水路和陆路。袁宏生就经常会碰见挑着满满两担信件的差役，他们穿着统一的绿色制服，很好辨认，尤其是脸上永远行色匆匆。偶尔在街口遇见寄信的人，他们还会嘱咐一句，“尽快送到噢。”
　　到了下午时分，邮船就出现在漕港河上了。通常船上都有两人，一人摇橹，一人送信。船头上系着一只铃铛，到了一家门口，一摇铃铛，那家主人就赶紧跑出来取信了，特别方便。袁老先生说，在朱家角，好多房子的门户至今还都是朝河开的。
　　他出生在一户普通家庭，父亲就在古镇的一家杂货铺里打杂。因为父母不识字，袁宏生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就为家里人代笔写信了。那时候，写信尚且还属一件很时髦的事情，而且价格不菲，一般一封信都要八个铜板，这对普通家庭来说也算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所以虽然离邮局也就几步之遥，他们家却很少写信，基本上遇到什么重大事情譬如红白喜事，才会写封信寄给亲戚，内容也就寥寥数字。
　　他还记得邮局对面就是一个书场，每天都有一大帮子票友在那听戏。那个年代，听戏是上海人的共同爱好，著名戏曲家俞振飞先生就经常会来这个书场唱戏。袁宏生听父亲讲起过，俞振飞的父亲与老街的一位姓唐的名医是世交，便送他的堂弟过来学医，俞振飞经常会过来探望他们，顺便在此为大家唱一段戏。每次过来之前，他都会工工整整地写一封信到邮局，告诉书场自己什么时候到，是否可以安排一场演出。“每次票友们从邮局接到信，那真是兴奋的像过年一般。”袁老先生说，他就曾跟随邻居大人去听过好几次。
　　家书抵万金
　　当年，袁宏生也曾在邮局接到过一封非常重要的来信。那一年，他中学毕业，跟着镇上50多位同学坐船去嘉善的一所高中考试。回来后就开始眼巴巴地盼着入取通知书，那时他们家隔壁就住着一位在邮局工作的邻居，叫老陈，袁宏生每天跑去邻居家，一碰见老陈就拉着他的衣角问有没有自己的信。最后搞得老陈也烦了，答应一旦有他的信，就第一时间把它送过来。只是等了一个星期都不见动静，眼看着自己的好些同学都收到了入取通知书，袁宏生几乎都已经心灰意冷。直到一天清晨，老陈气喘吁吁地向他们家跑来，大老远就听到他在喊：“有啦，有啦！”……
　　因为家里条件不好，父亲供他读书是一笔很大的开销，袁宏生从小就很珍惜读书的机会。在嘉善，他很快就领到了丙等奖学金，每个月五块。父亲每个月都会给他汇生活费，然后在信封背面叫人代写几句话。他还记得第一次收到父亲来信时，在背后写着：“吾儿当用心求学……”。对离家求学的袁宏生来说，一封家书比什么都珍贵。一到月底，也是班里邮箱最狼狈的时候，几乎每天都会被翻好几十遍。
　　六十年代初，西北农业大学毕业的袁宏生作为新疆建设兵团的一员，被派到了阿克苏，而后又辗转到了喀什，发展农业，建设边疆，这一去就是二十余年。故乡远在千里之外，通信也极不方便，袁宏生记得过了好几年才收到过一封家书，而自己寄出的诸多信件，也不知道家里最终收到没有。那几年，他魂牵梦系的莫过于父亲的来信，所谓“家书抵万金”，大抵如此。
　　等到他再次回到家乡水镇时，朱家角早已落寞数年，现在，南边才是上海的繁华之地。邮局也已经搬到了靠南的放生桥边漕平路上，经历了几十载风雨，它依旧在顽强的营业着。原来的地方则做回了住宅，这栋两层楼的房子一口气住了四户人家，当年热闹一时的书场也已经消失不见，西湖街回复了寂静。
　　1999年，邮局再次从放生桥搬到了如今的新风路。而就在同一年，一次旧房修建中，人们在大清邮局原址的门首上偶然发现了被覆盖多年的“朱家角邮局”字样，相关部门立刻搬迁了住户，准备重新修缮大清邮局，这段被人遗忘多年的历史这才逐渐被打捞起。
　　2000年初，修缮一新的大清邮局作为朱家角古镇的一个景点重新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