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是国际政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西方国家对国际社会中其他国家的霸权话语体系与对国内以及西方世界内部的自由民主话语体系，就是“双重标准”的话语体系。西方国家利用源自西方的价值观念和自由民主制度的话语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横加指责，大搞“双重标准”。
　　在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前，非西方国家在相当时期内还将处于西方“双重标准”的阴霾中。在国际关系实践中，西方国家尤其是美欧在法律、人权、政治体制、反恐、环境保护、新闻传播等领域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采取“双重标准”，其往往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恣意评判，不惜扭曲、歪曲事实。西方国家在评价自身和其他国家的行为时也普遍展现了“双重标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种“双重标准”制造了一种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
　　西方“双重标准”导致国际规则不断遭受破坏，不仅破坏了国际社会舆论的客观、中立，更是對置于被评判地位的国家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损害了这些国家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西方还常常打着“国际社会”的旗号干涉他国内政，是造成国际局势动荡、地区热点问题久拖不决、国际价值混乱的重要原因。
　　西方“双重标准”的背后思维是“要么你和我们一样，否则你就是在反对我们”。西方人将世界分成支离破碎的部分，而非整体思维观，并养成征服对立面的传统，对不能征服的对象则妖魔化之，并公然赋予这种征服以道德的涵义。这反映了西方中心主义和优越性的心态，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帝国主义，其根本目的是服务于西方的霸权利益。文化帝国主义作为一种维持霸权的手段，比之军事征服和经济控制更具有基础性作用，且成本更低，风险更小。当今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和西方在教育与传媒中的优势为这种文化帝国主义提供了条件与便利。
　　“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和观念是一种建立在种族优越论基础上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最初的表现形式是“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主义”以普世主义的名义，强调西方文明完全是其内部发展的产物，西方社会发展模式是唯一先进的社会发展模式，是供世界其他民族模仿的模式。而西方国家的殖民历史则进一步从实践上强化了“西方中心主义”观念。近代以来，作为一种历史观的“西方中心主义”在某些西方国家已经深入人心，只要非西方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落后于西方国家，只要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还存在着不平等的关系，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观念和话语体系就将长期存在。
　　“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和话语体系之所以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大行其道，还在于这种话语背后所依赖的西方制度体系。在西方中心主义者看来，西方世界取得成功主要归因于制度，尤其是自由民主制度，而非西方国家发展落后应归咎于非民主体制。正是这一自由民主制度构成了西方“双重标准”的重要内容来源，在“西方中心主义”思维逻辑和观念指导下，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试图输出其价值和制度，其核心就是输出民主价值和民主制度，以促使非西方国家逐渐变成民主国家，最终实现人类历史终结于自由主义民主目标。这种民主输出战略及行动在许多国家中大行其道， 使得西方“双重标准”有了肆意评判的空间，进一步助长了西方国家坚持“双重标准”的心态。
　　价值上以“西方中心主义”作为普世价值观、制度上以自由民主制度作为趋同体制、行为上以民主输出作为行动策略，构成了西方“双重标准”的多重根源与行动逻辑。面对西方的“双重标准”，非西方国家只有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彻底改变国际经济政治的不平等结构，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西方“双重标准”的话语霸权。
　　作为世界负责任大国，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这是超越西方“双重标准”的根本理念。破除西方“双重标准”之道，在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在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在于弘扬国际法的公平正义，告别“西方中心论”，推动世界多极化;在于创新与合作，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破除西方国际话语霸权。
　　在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大变局之际，深刻反思、认真探讨西方“双重标准”有哪些表现、根源何在、如何破解，等等，正当其时。本期策划特别邀请相关领域专家深入分析探讨西方“双重标准”，梳理表现、揭示根源、寻求破解之道，以飨读者，敬请垂注！
　　——《学术前沿》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