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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以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为代表的新感觉派作家活跃在上海文坛，他们主动运用西方全新的观点、主张、方法、技巧来描写都市生活的光怪陆离，分析人们的病态心理，表达他们对于都市的全新感受和体验。在这一系列作品中，他们塑造出了一批令人目眩的“摩登女郎”形象，最大程度地表现出现代都市人的异质性和聚居性。其中，以心理分析著称的施蛰存在塑造女性形象方面更是别具特色，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对象系统，塑造出不同职业却又性格鲜明的女子。1928-1937年，施蟄存主要出版过五本短篇小说集：《上元灯》《将军的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小珍集》。这几本集因创作时间关系，在女性构型上有一定的变化，即心头永远的“白月光”、罪孽的背负者、渴望爱的病态女人。
一、心头永远的“白月光”
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写道：“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与任何一位男性作家相同，施蛰存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也渗透着他对于现实生活的真实经历和情感体验，因此《上元灯》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多是在雨中偶遇的一抹倩影或者是回忆中追寻的幻影，她们或许没有倾国倾城的容貌，但是她们善解人意，是“我”心头难以忘怀的一颗“朱砂痣”。
在《上元灯》中，“她”处处为“我”着想，不会嫌弃“我”，将最好的花灯保留给“我”。《扇》中的树珍善解人意，善心指导着“我”，为了不让“我”背负偷盗的罪名，把自己珍爱的扇子赠与“我”。这一系列女性形象反映出女性的纯洁善良，对于爱情青涩而专一，但是仅仅是出于男性对于女性的一种美好幻想，渴望获得爱情来实现内心的满足，但是这种美好需要特定的环境，一旦重逢或者成为妻子，这样如“白月光”般的女性就失去了其美好意义。
二、罪孽的背负者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男性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一旦女性一方与男性想象发生偏离时，或者在对男性产生致命的吸引力时，她们往往最后成为罪孽的背负者。在《石秀之恋》中，潘巧云就对石秀产生了致命的吸引，他一方面感激着义兄对他的照顾，又难以控制自己对潘巧云的喜爱，因此潘巧云的种种都是对他的勾引和挑逗，最终他对她所有的依恋都在杀了她之后得到解脱，他所有不尊伦理的渴望皆由潘巧云的不洁来背负。这里的女性形象是不洁的，是诱导男性犯罪的恶魔，因而得到悲惨的下场。
《鸠摩罗什》中女性形象则是美丽的、卑微的，却是阻碍男性对宗教虔诚的魔障，她的形象主要从男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中表现出来：“这样每次在月夜的园林中看见了他的天仙似的表妹，真不觉得有些心中不自持了。所以他晓得，这是菩萨降给他的诱惑，最大的最后的诱惑。”他也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他妻子的原因才使他不能勘破魔障，妻子死后，也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孟娇娘的原因，这一切都与他自身无关。《夜叉》直接把其中的女性称为夜叉，把女性形象妖魔化。在这一类叙事中，女性的地位是耐人寻味的，男主人公因为强烈的心理和现实落差，将女人当成妖怪来掩盖自己的罪行。纵观这一类女性，她们的形象并不丰满，却成为这一切罪孽的背负者。
三、渴望爱的病态女人
1933年，施蛰存完成了《善女人行品》，他在该小说集序言中称，“本书各篇中所描绘的女性，几乎可以说都是我近年来所看见的典型”，是他的“一组女体习作绘”。在这本小说集中，施蛰存摆脱了女性形象以前作为男子心中美好的复现或者将其妖魔化的模式，用内心独白的方式来真实反映女性的内心，她们的形象不再依靠男性形象来展现，使得女性形象变得饱满充实，揭露了她们最真实的对于爱情的渴望。
《雾》中的素贞和《春阳》中的婵阿姨难以摆脱封建的束缚，偶遇彬彬有礼的男子后便展开了对爱情的幻想。《莼羹》中的妻子虽然是自由恋爱，但是夫妻生活与包办婚姻无异，她把对丈夫爱意的渴求放在每日准备的饭菜中，她渴望在这一项准备中获得丈夫的爱与赞许，因此在丈夫答应为她做一道莼菜汤时，从前一个星期就开始期待，这一道汤已经不是简单的一道菜，包含她对丈夫的期待（温柔和体贴），她对爱的渴望仅限于丈夫日常的一句赞许。
在《狮子座流星雨》中，卓佩珊无法从肥胖而不知风趣的丈夫那里获得爱情，因此她开始把爱寄托到路上偶遇的一位男士和虚无的流星身上。比起无法脱离自身守旧观念束缚的素贞和为固守家业必须放弃幸福的婵阿姨，她的生活其实已经获得极大的满足，她拥有婚姻，拥有自己的另一半，但是情感都是一片荒漠。对于这些女性，施蛰存总是怀着一种理解、同情之情来描写，写出了封建社会女性悲惨却不能改变的命运，诉说她们内心最真实的痛苦和本能的生命欲求，这些女性看似对于爱情有一种病态的诉求，却真实地再现了女性心理，真正反映了女性内心的血泪和哀愁。
四、施蛰存塑造的女性形象的意义
女性形象是文学作品的重要构成部分。五四运动以来，女性得到解放，这就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仅关注女性角色在整个作品中的作用，更会挖掘作品背后女性形象所代表的启蒙意义。这个时期，巴金笔下的梅表姐等就是典型代表，她们的悲剧是一种外在形式的悲剧，梅表姐本可以拥有美满的人生，但是母亲牌桌上的赌气、封建的婚姻制度使她成为冲喜的工具，大家族内部的矛盾与压迫使觉新难以抉择，最后使她的幸福支离破碎，抑郁而死。她们都是受难的女性形象代表，她们虽然鲜活，经历让人同情，但仅仅只能作为男性作家顺应时代潮流，作为批判封建社会的工具。
作为新感觉派作家，施蛰存在塑造女性形象时则运用心理分析法重点揭示了女性的隐秘情感，去塑造一个内心的悲剧。他笔下的周夫人和卓佩珊或许过着富足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往往并不能满足她们心底对爱的渴望，甚至与内心的渴望相反，她们只能寻求心理寄托获得安慰。这些女性形象或许对于爱的寻求达到了病态的程度，却揭示了女性真实的内心需求，期待社会能够关注女性和其情感需要。这些女性形象涉及社会不同层次、不同职业的女性，她们的塑造更直观反映了那个时代女性的真实面貌和内心诉求，表达了施蛰存对于处在新旧时代间隙中女性的关怀，也是他对现代城市生活下男女关系的思考，暴露了现代文明的阴暗面，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青海师范大学）
作者简介：杨倩（1995-），女，江苏连云港人，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
一、心头永远的“白月光”
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写道：“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与任何一位男性作家相同，施蛰存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也渗透着他对于现实生活的真实经历和情感体验，因此《上元灯》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多是在雨中偶遇的一抹倩影或者是回忆中追寻的幻影，她们或许没有倾国倾城的容貌，但是她们善解人意，是“我”心头难以忘怀的一颗“朱砂痣”。
在《上元灯》中，“她”处处为“我”着想，不会嫌弃“我”，将最好的花灯保留给“我”。《扇》中的树珍善解人意，善心指导着“我”，为了不让“我”背负偷盗的罪名，把自己珍爱的扇子赠与“我”。这一系列女性形象反映出女性的纯洁善良，对于爱情青涩而专一，但是仅仅是出于男性对于女性的一种美好幻想，渴望获得爱情来实现内心的满足，但是这种美好需要特定的环境，一旦重逢或者成为妻子，这样如“白月光”般的女性就失去了其美好意义。
二、罪孽的背负者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男性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一旦女性一方与男性想象发生偏离时，或者在对男性产生致命的吸引力时，她们往往最后成为罪孽的背负者。在《石秀之恋》中，潘巧云就对石秀产生了致命的吸引，他一方面感激着义兄对他的照顾，又难以控制自己对潘巧云的喜爱，因此潘巧云的种种都是对他的勾引和挑逗，最终他对她所有的依恋都在杀了她之后得到解脱，他所有不尊伦理的渴望皆由潘巧云的不洁来背负。这里的女性形象是不洁的，是诱导男性犯罪的恶魔，因而得到悲惨的下场。
《鸠摩罗什》中女性形象则是美丽的、卑微的，却是阻碍男性对宗教虔诚的魔障，她的形象主要从男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中表现出来：“这样每次在月夜的园林中看见了他的天仙似的表妹，真不觉得有些心中不自持了。所以他晓得，这是菩萨降给他的诱惑，最大的最后的诱惑。”他也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他妻子的原因才使他不能勘破魔障，妻子死后，也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孟娇娘的原因，这一切都与他自身无关。《夜叉》直接把其中的女性称为夜叉，把女性形象妖魔化。在这一类叙事中，女性的地位是耐人寻味的，男主人公因为强烈的心理和现实落差，将女人当成妖怪来掩盖自己的罪行。纵观这一类女性，她们的形象并不丰满，却成为这一切罪孽的背负者。
三、渴望爱的病态女人
1933年，施蛰存完成了《善女人行品》，他在该小说集序言中称，“本书各篇中所描绘的女性，几乎可以说都是我近年来所看见的典型”，是他的“一组女体习作绘”。在这本小说集中，施蛰存摆脱了女性形象以前作为男子心中美好的复现或者将其妖魔化的模式，用内心独白的方式来真实反映女性的内心，她们的形象不再依靠男性形象来展现，使得女性形象变得饱满充实，揭露了她们最真实的对于爱情的渴望。
《雾》中的素贞和《春阳》中的婵阿姨难以摆脱封建的束缚，偶遇彬彬有礼的男子后便展开了对爱情的幻想。《莼羹》中的妻子虽然是自由恋爱，但是夫妻生活与包办婚姻无异，她把对丈夫爱意的渴求放在每日准备的饭菜中，她渴望在这一项准备中获得丈夫的爱与赞许，因此在丈夫答应为她做一道莼菜汤时，从前一个星期就开始期待，这一道汤已经不是简单的一道菜，包含她对丈夫的期待（温柔和体贴），她对爱的渴望仅限于丈夫日常的一句赞许。
在《狮子座流星雨》中，卓佩珊无法从肥胖而不知风趣的丈夫那里获得爱情，因此她开始把爱寄托到路上偶遇的一位男士和虚无的流星身上。比起无法脱离自身守旧观念束缚的素贞和为固守家业必须放弃幸福的婵阿姨，她的生活其实已经获得极大的满足，她拥有婚姻，拥有自己的另一半，但是情感都是一片荒漠。对于这些女性，施蛰存总是怀着一种理解、同情之情来描写，写出了封建社会女性悲惨却不能改变的命运，诉说她们内心最真实的痛苦和本能的生命欲求，这些女性看似对于爱情有一种病态的诉求，却真实地再现了女性心理，真正反映了女性内心的血泪和哀愁。
四、施蛰存塑造的女性形象的意义
女性形象是文学作品的重要构成部分。五四运动以来，女性得到解放，这就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仅关注女性角色在整个作品中的作用，更会挖掘作品背后女性形象所代表的启蒙意义。这个时期，巴金笔下的梅表姐等就是典型代表，她们的悲剧是一种外在形式的悲剧，梅表姐本可以拥有美满的人生，但是母亲牌桌上的赌气、封建的婚姻制度使她成为冲喜的工具，大家族内部的矛盾与压迫使觉新难以抉择，最后使她的幸福支离破碎，抑郁而死。她们都是受难的女性形象代表，她们虽然鲜活，经历让人同情，但仅仅只能作为男性作家顺应时代潮流，作为批判封建社会的工具。
作为新感觉派作家，施蛰存在塑造女性形象时则运用心理分析法重点揭示了女性的隐秘情感，去塑造一个内心的悲剧。他笔下的周夫人和卓佩珊或许过着富足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往往并不能满足她们心底对爱的渴望，甚至与内心的渴望相反，她们只能寻求心理寄托获得安慰。这些女性形象或许对于爱的寻求达到了病态的程度，却揭示了女性真实的内心需求，期待社会能够关注女性和其情感需要。这些女性形象涉及社会不同层次、不同职业的女性，她们的塑造更直观反映了那个时代女性的真实面貌和内心诉求，表达了施蛰存对于处在新旧时代间隙中女性的关怀，也是他对现代城市生活下男女关系的思考，暴露了现代文明的阴暗面，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青海师范大学）
作者简介：杨倩（1995-），女，江苏连云港人，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