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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受命调任襄阳时，齐州百姓竟然“绝桥闭门”阻止他离开。无奈之下，曾巩只能熬到深夜，才瞅机会偷偷溜走。因为对于古代的大城市来说，城门就是唯一的对外出口，根本没有什么野外小路可言。古代管制为什么如此严苛？
说起“古人夜里出城有没有小路”这事儿，“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就深有体会。
北宋熙宁年间，这位大才子曾在齐州（济南）当了两年父母官，除了留下一堆好诗文，还整治了当地的恶霸，平息了肆虐多年的水患。正因如此，当他受命调任襄阳时，齐州百姓竟然“绝桥闭门”不让他离开。无奈之下，曾巩只能熬到深夜，才瞅机会偷偷溜走。因为对于古代的大城市来说，城门就是唯一的对外出口，根本没有什么野外小路可言。
城门是一座城池唯一的交通出口
在宋代以前，中国古代的城市建设管理，主要偏重于政治军事的考量，宋代年间才偏重商业职能。所以历朝历代但凡修建城池，都高度重视防护性。比如明代在原长安遗址建起的西安城墙，就高达12米，宽12到14米，外围还有深两丈的护城河。明朝中叶以后，西安城墙又进行加固。清代再次整修，包砖深埋地下3米，形成层层防护。
虽说古代的城池并非都是明清西安古城墙这般牢固，但其建造维护，基本都是同一个思路——用严密的城墙加护城河，将城池牢牢保护起来。这种情况下，城门就是一座城池唯一的交通出口。
也正因如此，城门的管理，在古代是重中之重。比如，唐代初期的长安城门，严格遵循“依鼓声启闭”的原则。长安城連接城门的6条主干道都设有“街鼓”，从长安城的外城城门到各坊的坊门，都是按照鼓声的次序开启，一丝一毫都不能错。甚至守城的城门郎，连钥匙都不能拿，由城门郎属官按时送来。
这样的严苛管制，也不止在大唐长安，更不止在唐朝。《墨子》中记载：“昏，诸门亭皆闭之，晨见掌文，请钥开门。”一座城市的日出日落，基本就由城门的开闭来呈现。
严格控制“开城关城”时间
古代管制为什么如此严苛？
除了出于防御安全的考虑外，还有交通的考量。古代的城池并非孤立存在，重要的城池往往也是交通枢纽。以唐代几座“一线城市”为例：以洛阳为中心的交通干道，当时主要有5条，向北可以通到黑龙江流域，向东可以到达山东半岛，向南可以到达扬州。唐代的成都除了从陆路连接陕西关中，还可以从水路直通湖广荆州。正如杜甫所说：“既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样密集的交通网，带来的必然是大量人员与物资的流动。在古代科技有限的条件下，也必须控制“开城关城”的时间，才能够做到有效管理。特别是到了明清年间，《酌中志》中记载，单是明朝的“皇店”，经运河就要输送来7万多件貂皮和30万只羊。而宋代的汴渠，每年也可以给汴京带来100万斤炭和1700万斤木柴。这么多的物资每天从城门里送进送出，也只有严格的“开门、关门”，才可安全把控。
比如在“曾巩连夜跑路”的北宋年间，北宋都城汴京的城门外，每天汇聚在此的猪肉贩子就有上万人。每天送入汴京城的猪肉，都要在城外接受检验。要是“乱开门”，汴京百姓就吃不上“放心肉”了。
不过，和唐朝比起来，宋朝确实是一个“城市经济”更发达的朝代。在唐朝，别说是城门，城市里的“市门”“坊门”到点就要关，“闭门鼓”敲过后还敢出来过“夜生活”的人，抓住就是“笞二十”。到了北宋年间的汴京，别看城门依然关着，但从御街的夜市到瓦市勾栏的表演，样样热闹无比，连宋仁宗都来凑热闹，跑到瓦市看女相扑摔跤。（关于古代夜生活更多精彩内容，详情请见2020年第34期《古人没有电，晚上干什么》）
古代经济在城门的“开闭”之间繁华
在这样“关起门来”的热闹里，中国古代的城市经济，也一代代高速发展：北宋的汴京人口，高峰时突破百万，官营作坊的工匠就有近万人。南宋都城临安的人口一度突破120万，且“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
城市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也在一次次“开城关城”间，加速着人口的流动和经济的发展。比如明代时期同样达到百万人口的北京城，“四方奇珍云集”，全国的财货荟萃京城，大量外来人口聚集。北京本地人口也大量外流。以万历年间《宛署杂记》记载，当时北京周边的农民，大量外流务工，甚至“两县编民无一二”。高速流动的背后，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
这样的发展，也带来了另一个火热现象：大量市镇出现。如果说这些“城高池深”的城池属于古人主动建造，那么那些城池周边的市镇，就是自然形成的产物。以宋代为例，苏州、杭州等东南城市的繁荣，也带动了新型市镇的出现。原本临时的集市，渐渐变成了繁华的小城镇。比如北宋的杭州城外，只有七八个小市镇。南宋变成临安后，大量市镇雨后春笋般出现，甚至“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
发达的交通运输与经济流动，让很多小镇的规模滚雪球般扩大。典型的就是著名的景德镇——明清时代的景德镇，虽然挂着“镇”的名号，但“工匠人夫不下十万”，且“终岁烟火相望”。凭着火热的瓷器贸易和周边“大城市”的繁荣经济，景德镇在鸦片战争前的发展速度也十分惊人，人口一度达到25万，与汉口、朱仙镇、佛山齐名，被公认为当时中国“四大镇”之一。
这样的繁华，就是在古代城门的“开闭”之间默默到达高峰。繁华景象留下的遗迹，在如今的史册里无不令人叹为观止。其背后深藏的是开放与流动对于中国国民经济永远不过时的意义。
（中国新闻网 张嵚/文）
说起“古人夜里出城有没有小路”这事儿，“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就深有体会。
北宋熙宁年间，这位大才子曾在齐州（济南）当了两年父母官，除了留下一堆好诗文，还整治了当地的恶霸，平息了肆虐多年的水患。正因如此，当他受命调任襄阳时，齐州百姓竟然“绝桥闭门”不让他离开。无奈之下，曾巩只能熬到深夜，才瞅机会偷偷溜走。因为对于古代的大城市来说，城门就是唯一的对外出口，根本没有什么野外小路可言。
城门是一座城池唯一的交通出口
在宋代以前，中国古代的城市建设管理，主要偏重于政治军事的考量，宋代年间才偏重商业职能。所以历朝历代但凡修建城池，都高度重视防护性。比如明代在原长安遗址建起的西安城墙，就高达12米，宽12到14米，外围还有深两丈的护城河。明朝中叶以后，西安城墙又进行加固。清代再次整修，包砖深埋地下3米，形成层层防护。
虽说古代的城池并非都是明清西安古城墙这般牢固，但其建造维护，基本都是同一个思路——用严密的城墙加护城河，将城池牢牢保护起来。这种情况下，城门就是一座城池唯一的交通出口。
也正因如此，城门的管理，在古代是重中之重。比如，唐代初期的长安城门，严格遵循“依鼓声启闭”的原则。长安城連接城门的6条主干道都设有“街鼓”，从长安城的外城城门到各坊的坊门，都是按照鼓声的次序开启，一丝一毫都不能错。甚至守城的城门郎，连钥匙都不能拿，由城门郎属官按时送来。
这样的严苛管制，也不止在大唐长安，更不止在唐朝。《墨子》中记载：“昏，诸门亭皆闭之，晨见掌文，请钥开门。”一座城市的日出日落，基本就由城门的开闭来呈现。
严格控制“开城关城”时间
古代管制为什么如此严苛？
除了出于防御安全的考虑外，还有交通的考量。古代的城池并非孤立存在，重要的城池往往也是交通枢纽。以唐代几座“一线城市”为例：以洛阳为中心的交通干道，当时主要有5条，向北可以通到黑龙江流域，向东可以到达山东半岛，向南可以到达扬州。唐代的成都除了从陆路连接陕西关中，还可以从水路直通湖广荆州。正如杜甫所说：“既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样密集的交通网，带来的必然是大量人员与物资的流动。在古代科技有限的条件下，也必须控制“开城关城”的时间，才能够做到有效管理。特别是到了明清年间，《酌中志》中记载，单是明朝的“皇店”，经运河就要输送来7万多件貂皮和30万只羊。而宋代的汴渠，每年也可以给汴京带来100万斤炭和1700万斤木柴。这么多的物资每天从城门里送进送出，也只有严格的“开门、关门”，才可安全把控。
比如在“曾巩连夜跑路”的北宋年间，北宋都城汴京的城门外，每天汇聚在此的猪肉贩子就有上万人。每天送入汴京城的猪肉，都要在城外接受检验。要是“乱开门”，汴京百姓就吃不上“放心肉”了。
不过，和唐朝比起来，宋朝确实是一个“城市经济”更发达的朝代。在唐朝，别说是城门，城市里的“市门”“坊门”到点就要关，“闭门鼓”敲过后还敢出来过“夜生活”的人，抓住就是“笞二十”。到了北宋年间的汴京，别看城门依然关着，但从御街的夜市到瓦市勾栏的表演，样样热闹无比，连宋仁宗都来凑热闹，跑到瓦市看女相扑摔跤。（关于古代夜生活更多精彩内容，详情请见2020年第34期《古人没有电，晚上干什么》）
古代经济在城门的“开闭”之间繁华
在这样“关起门来”的热闹里，中国古代的城市经济，也一代代高速发展：北宋的汴京人口，高峰时突破百万，官营作坊的工匠就有近万人。南宋都城临安的人口一度突破120万，且“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
城市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也在一次次“开城关城”间，加速着人口的流动和经济的发展。比如明代时期同样达到百万人口的北京城，“四方奇珍云集”，全国的财货荟萃京城，大量外来人口聚集。北京本地人口也大量外流。以万历年间《宛署杂记》记载，当时北京周边的农民，大量外流务工，甚至“两县编民无一二”。高速流动的背后，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
这样的发展，也带来了另一个火热现象：大量市镇出现。如果说这些“城高池深”的城池属于古人主动建造，那么那些城池周边的市镇，就是自然形成的产物。以宋代为例，苏州、杭州等东南城市的繁荣，也带动了新型市镇的出现。原本临时的集市，渐渐变成了繁华的小城镇。比如北宋的杭州城外，只有七八个小市镇。南宋变成临安后，大量市镇雨后春笋般出现，甚至“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
发达的交通运输与经济流动，让很多小镇的规模滚雪球般扩大。典型的就是著名的景德镇——明清时代的景德镇，虽然挂着“镇”的名号，但“工匠人夫不下十万”，且“终岁烟火相望”。凭着火热的瓷器贸易和周边“大城市”的繁荣经济，景德镇在鸦片战争前的发展速度也十分惊人，人口一度达到25万，与汉口、朱仙镇、佛山齐名，被公认为当时中国“四大镇”之一。
这样的繁华，就是在古代城门的“开闭”之间默默到达高峰。繁华景象留下的遗迹，在如今的史册里无不令人叹为观止。其背后深藏的是开放与流动对于中国国民经济永远不过时的意义。
（中国新闻网 张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