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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璇暂别中国棋界,只身东渡东瀛是1991年,当时我还不满15岁。她是60年代生的棋手,我是70年代“小龙”,平时都叫她老师。如果她一直留在国内,在国家队待着,我和她之间根本不可能有感情上的任何纠葛。她去日本,反而成就了我们的缘起。这是一个绝妙的悖论,在陌生中渐行渐远,才有蓦然回首时的心动。
1995年9月,我去日本参加擂台赛,对阵日本威风八面的棋圣小林觉。如果赢下这盘棋,下一仗将对阵林海峰老师。
我和俞斌同行。俞斌和张璇是差不多同一时代的棋手,有了这层关系,张璇来看棋,大家还能闲聊几句。她决定年底回国,说到行李很多,托运的话一定超重,俞斌就答应帮她带一点回国。张璇邀俞斌去她的住所做客,顺便去拿东西。我与俞斌关系特别好,又是一个“壮劳力”,张璇请我同去。
她询问回国后有没有继续下棋的可能,俞斌说:“不行,现在小孩进步太快了。”有趣的是,他说的“小孩”就包括我。那天,他俩聊得比较多,我看上去是个局外人,只有当他们聊起棋界的话题时,才偶尔插一两句话。
扛她的行李颇费力气,其中有个音响,特别重。在北京卸完货一看,肩膀上留下两道血印……那音响现在还在我们家里,是一个特别的纪念物。
张璇回国后确实想参加比赛。当时,在国内棋坛,我们“七小龙”开始把一些老棋手“顶掉”,她想适应离开四五年的环境,就需要进入我们的“圈子”。我、高世振、丁伟关系特别好,外出比赛休息时,就一起打扑克。这种热闹吸引了张璇,彼此的感情就这么悄然拉近。
那时,还不能完全把我们的关系定义为男女感情,最多只能说是一种朦胧的好感。一开始就想到男女感情的话,就会觉得这种交流完全是不可能的,不能不顾忌世俗的观念。
这时的训练环境也提供了契机。我比较用功,有空就在训练室。她回到北京,住的是国家队宿舍,吃完饭没什么事也来训练室下下棋。她和其他年轻棋手不是很熟,而我们俩在一起摆棋毫无拘谨,于是辈分的界线慢慢消除,关系也渐渐拉近。加上她刚回国时很迷茫,我成了她很好的倾诉对象,信任感与日俱增。
1997年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密切到必须正视彼此的感情。我们决定共同分享感情世界。
我和张璇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是岁数上的八年。在感情生活方面,张璇经历过她的选择,也品尝过苦涩的滋味,她再度回国也是为了得到家庭安定的生活环境。而我在这方面没什么经验可以“借鉴”,更重要的是,当时我二十出头,棋艺刚刚跨入第一线,这时坠入爱河,追求家庭生活,有分心之嫌……
正视这样的背景,我和张璇存在着默契——厮守在一起,但是未必追求形式上的婚姻,希望把影响降到最小。但渐渐地,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周围有了一些议论,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存在着非议,我的家人和棋院的领导都感受到了压力。他们强行干涉,肯定会对我们的现状产生消极的影响。当然,我们的内心是坚定的,当时考虑到这样的底线——大不了不让结婚,那就不结呗!
所幸的是,我的父母还算开明,决定让我自己选择。棋院的领导当然烦恼,但我家人的态度让他们多少有些释然。当时的中国围棋协会秘书长华以刚老师就对一些人说:“他父母都让孩子自己选择了,我们怎么可以干涉呢!”
我从小学棋,在国家队的集体宿舍里长大,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刚好是同龄人对异性产生感觉的岁数,就和张璇接近、相处。她是我第一个接触比较密切的异性。当异议逐渐平息,我们可以坦然公开地面对外界时,我心里突然有了一丝犹豫。
外人反对的原因主要是我俩年龄上的差距和过早结婚对我事业的影响。前者绝不是很大的问题,后者却和我内心的犹豫不无关系。那么早结婚,对正处于上升势头的我会有多大的影响?站在张璇的角度考虑,我们走到一起,万一以后有些感情波折,对她的人生会造成多大的影响?我做好负起这种责任的准备了吗?
这种思考完全是一个男人在成家前对自身责任的深思熟虑。我很快排除这些犹豫和疑虑,断定那些影响都会非常有限。后来,我们走到一起之后,我一直认为当时明确这种想法,明确这种选择,是正确的。
我们关系非常亲密的那段时间,张璇回福州老家,我充分感受到距离的遥远。那时,手机还没有普及,中国棋院只有一个公用电话亭可以打长途,联系起来很不方便。我抑制不住思念,很想经常听到她的声音。白天,我们要训练,没机会打私人电话。晚上呢,就得和队友们排队去“守候”那个电话亭。打电话的人很多,排队都排不上。排上了,打得时间稍微长点,回头一看,别人眼巴巴等着,又实在不好意思。张璇呢,也是充满期待地在家等我电话。她打给我当然不方便,你想,要是哪位大嗓门阿姨在过道里喊:“常昊!张璇电话,找你的!”那影响会多大!
现在想想还算幸运,否则我们的交往一定早早在网络上传开,那影响力又是大嗓门阿姨没法比的了。我们的压力肯定会比现在大得多,有太多神仙眷侣就因为外界过多的非议和烦扰而劳燕分飞。当然,以我的性格,我相信面对现实的干扰,我还是会倔强地厮守下去……很多时候,我给人温和、好商量的感觉,但这并不影响我对某些事特别执著,不让分寸。何况,感情的事主要是两个人的,我们没伤害到其他人,没影响别人的生活和事业。
1999年2月12日是我们结婚的日子。我从1986年十岁进国家队就住六人房间,过惯了集体生活,突然搬出棋院居住,变成两人乃至后来的三人世界,从一个独自奋斗的少年棋手变成了有家的男人……
(摘自《我是常昊》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5年9月,我去日本参加擂台赛,对阵日本威风八面的棋圣小林觉。如果赢下这盘棋,下一仗将对阵林海峰老师。
我和俞斌同行。俞斌和张璇是差不多同一时代的棋手,有了这层关系,张璇来看棋,大家还能闲聊几句。她决定年底回国,说到行李很多,托运的话一定超重,俞斌就答应帮她带一点回国。张璇邀俞斌去她的住所做客,顺便去拿东西。我与俞斌关系特别好,又是一个“壮劳力”,张璇请我同去。
她询问回国后有没有继续下棋的可能,俞斌说:“不行,现在小孩进步太快了。”有趣的是,他说的“小孩”就包括我。那天,他俩聊得比较多,我看上去是个局外人,只有当他们聊起棋界的话题时,才偶尔插一两句话。
扛她的行李颇费力气,其中有个音响,特别重。在北京卸完货一看,肩膀上留下两道血印……那音响现在还在我们家里,是一个特别的纪念物。
张璇回国后确实想参加比赛。当时,在国内棋坛,我们“七小龙”开始把一些老棋手“顶掉”,她想适应离开四五年的环境,就需要进入我们的“圈子”。我、高世振、丁伟关系特别好,外出比赛休息时,就一起打扑克。这种热闹吸引了张璇,彼此的感情就这么悄然拉近。
那时,还不能完全把我们的关系定义为男女感情,最多只能说是一种朦胧的好感。一开始就想到男女感情的话,就会觉得这种交流完全是不可能的,不能不顾忌世俗的观念。
这时的训练环境也提供了契机。我比较用功,有空就在训练室。她回到北京,住的是国家队宿舍,吃完饭没什么事也来训练室下下棋。她和其他年轻棋手不是很熟,而我们俩在一起摆棋毫无拘谨,于是辈分的界线慢慢消除,关系也渐渐拉近。加上她刚回国时很迷茫,我成了她很好的倾诉对象,信任感与日俱增。
1997年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密切到必须正视彼此的感情。我们决定共同分享感情世界。
我和张璇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是岁数上的八年。在感情生活方面,张璇经历过她的选择,也品尝过苦涩的滋味,她再度回国也是为了得到家庭安定的生活环境。而我在这方面没什么经验可以“借鉴”,更重要的是,当时我二十出头,棋艺刚刚跨入第一线,这时坠入爱河,追求家庭生活,有分心之嫌……
正视这样的背景,我和张璇存在着默契——厮守在一起,但是未必追求形式上的婚姻,希望把影响降到最小。但渐渐地,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周围有了一些议论,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存在着非议,我的家人和棋院的领导都感受到了压力。他们强行干涉,肯定会对我们的现状产生消极的影响。当然,我们的内心是坚定的,当时考虑到这样的底线——大不了不让结婚,那就不结呗!
所幸的是,我的父母还算开明,决定让我自己选择。棋院的领导当然烦恼,但我家人的态度让他们多少有些释然。当时的中国围棋协会秘书长华以刚老师就对一些人说:“他父母都让孩子自己选择了,我们怎么可以干涉呢!”
我从小学棋,在国家队的集体宿舍里长大,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刚好是同龄人对异性产生感觉的岁数,就和张璇接近、相处。她是我第一个接触比较密切的异性。当异议逐渐平息,我们可以坦然公开地面对外界时,我心里突然有了一丝犹豫。
外人反对的原因主要是我俩年龄上的差距和过早结婚对我事业的影响。前者绝不是很大的问题,后者却和我内心的犹豫不无关系。那么早结婚,对正处于上升势头的我会有多大的影响?站在张璇的角度考虑,我们走到一起,万一以后有些感情波折,对她的人生会造成多大的影响?我做好负起这种责任的准备了吗?
这种思考完全是一个男人在成家前对自身责任的深思熟虑。我很快排除这些犹豫和疑虑,断定那些影响都会非常有限。后来,我们走到一起之后,我一直认为当时明确这种想法,明确这种选择,是正确的。
我们关系非常亲密的那段时间,张璇回福州老家,我充分感受到距离的遥远。那时,手机还没有普及,中国棋院只有一个公用电话亭可以打长途,联系起来很不方便。我抑制不住思念,很想经常听到她的声音。白天,我们要训练,没机会打私人电话。晚上呢,就得和队友们排队去“守候”那个电话亭。打电话的人很多,排队都排不上。排上了,打得时间稍微长点,回头一看,别人眼巴巴等着,又实在不好意思。张璇呢,也是充满期待地在家等我电话。她打给我当然不方便,你想,要是哪位大嗓门阿姨在过道里喊:“常昊!张璇电话,找你的!”那影响会多大!
现在想想还算幸运,否则我们的交往一定早早在网络上传开,那影响力又是大嗓门阿姨没法比的了。我们的压力肯定会比现在大得多,有太多神仙眷侣就因为外界过多的非议和烦扰而劳燕分飞。当然,以我的性格,我相信面对现实的干扰,我还是会倔强地厮守下去……很多时候,我给人温和、好商量的感觉,但这并不影响我对某些事特别执著,不让分寸。何况,感情的事主要是两个人的,我们没伤害到其他人,没影响别人的生活和事业。
1999年2月12日是我们结婚的日子。我从1986年十岁进国家队就住六人房间,过惯了集体生活,突然搬出棋院居住,变成两人乃至后来的三人世界,从一个独自奋斗的少年棋手变成了有家的男人……
(摘自《我是常昊》上海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