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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刊自1980年12月创刊，至2020年12月，已阅四十周年。编辑部经主办单位贵州省文史研究馆批准，编印了《四十年来文与史——〈贵州文史丛刊〉创刊四十周年纪念集》《〈贵州文史丛刊〉四十年总目》二书，并于2020年12月18日举行了“《贵州文史丛刊》创刊四十周年发展研讨会”，来自省内外的专家学者、几代作者与编者代表计七十余人参加了会议。纪念集作者对本刊四十年的办刊成就给予充分肯定，也指出了本刊的短处与不足，并提出了改进提高的意见与建议。兹从中选择部分刊出，以纪念本刊的四十整寿，并向关心、支持本刊的学界人士致敬。
本刊创刊四十周年纪念集摘登
顾久（本刊学术委员会主任、原主编）：
我仍真诚希望这份已届“不惑之年”的刊物，能成为文化老人们——特别是贵州文化老人——发表其学术意见的重要平台;成为中青年学人——特别是探索贵州文史的中青年学人——走向学术成熟的可靠津梁;成为省内外学者——主要是贵州的或关心贵州的学者——研究文史的坚实阵地。从而，使贵州的历史文化更丰满动人，更能启迪后昆。
葛兆光（本刊学术委员，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原院长、教授）：
貴州苗疆的历史，是我从未涉足的一个领域，也是纠缠我很多年的一个问题。我从十岁即1960年自北京来到苗疆，一直到1977年回到北京读大学。十七八年中，我先是作为“外地人”，从一个“局外人”的眼睛里观察“本地人”;然后再到当地中学读书，和好些农村的苗族同学朝夕相处，不再区分“你”与“我”;再到1968年下到所谓“九股苗”的山区当知青，几乎成为其中的一员。从而可以从内部观察和理解苗疆。这些经历使得我好多年里，始终关注以下问题：苗疆的历史应当如何理解？他们的共同历史与文化认同是怎样塑造的？他们是怎样逐渐成为现代中国的一部分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康熙《皇舆全图》，这幅精细地绘制了整个大清疆域的地图中，苗疆竟然是一片空白，包括了如今雷山、台江、锦屏、剑河、天柱、丹寨、麻江及三都等地的偌大一片，竟然是空白！这让我想到，苗疆的历史，正是有很多空白可以填补。也许，这正是《贵州文史丛刊》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张新民（本刊学术委员，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教授）：
我作为《丛刊》的长期撰稿人和忠实阅读者，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即《丛刊》创办后不久，便开始在该刊发表学术论文，前后累积已达二十篇。同时我也是《丛刊》的积极阅读者，只要编辑部寄赠的每期刊物一到，就如同故交旧友重逢。《丛刊》四十年来不断成长和发展所走过的道路，实际也与我个人四十年来学思变化所留下的足迹同步，因而我清楚地知道几代人为办好《丛刊》付出的心血，了解他们持守严正学术立场并持续发展的不易。
主编换了几任，主编的学术背景既有不同，刊物风格前后亦略有差异，但严正的学术立场始终未变，学术特色也因之而愈加突出。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为配合召开黎庶昌学术研讨会，《丛刊》与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合作，多次邀请相关专家座谈组稿，推出了一期“黎庶昌研究专辑”。我自己除了撰写《黎庶昌的版本目录学》专文一篇外，还特别联系日本学者石田肇教授，翻译刊登了他的两篇重要文章——《〈古逸丛书〉的刊刻及刻工木村嘉平史略》《园城寺朝祭钟与崇福寺钟铭：黎庶昌和町田久成》，均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1995年，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与贵州省文史研究馆、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合作，召开了一次贵州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莅会的大家名流数不胜数。会议成果一部分由我汇编为《学者笔下的贵州文化》正式出版，一部分则陆续刊发于《丛刊》，不仅深化了国内外学术界对贵州文化重要性的认知，同时也扩大了《丛刊》在海内外读者群中的影响。去年为反映国内儒学研究的前沿发展趋势，彰显代表性人物的学术旨趣及方法，《丛刊》又特意开设了“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儒学研究”系列专栏，先后刊发了五期系列研究文章。文章刊出后网络媒体转载率颇高，社会反响强烈。《丛刊》在保持或突出地域特色的同时，也有了全国性视野。
《丛刊》自创办以来，国内著名大家如谭其骧、陈子展、罗章龙、萧乾、赵景深、张毕来等，都先后赐稿揭载于《丛刊》;日本学者冈田武彥、原田钟成、汤本国穗等，也都有重要文章刊发于《丛刊》。其中冈田武彦乃阳明学研究大家，是阳明思想在东瀛的积极践行者和传播者，也是中日两国阳明文化沟通的重要桥梁。近年来他的三大册《王阳明大传》已有了完整的中译本，学界撰文高度评价，而《丛刊》早期即重视刊发他的中文译作，可说是较早译介日本阳明学成就的刊物，功劳自不当低估。除重视主动邀请年长的著名学者撰稿外，《丛刊》也以特殊的方式凝聚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特别是随着来黔任教外省博士数量的不断增多，《丛刊》的中青年作者群也明显有所扩大。其中一部分学者虽非贵州籍，却特别关注贵州史地文化的研究。他们大多观察视野开阔，分析方法新颖，不仅善于利用旧资料以深化固有的认知传统，更重要的是还能挖掘新资料、研究新问题。细读近年来的《丛刊》，即可发现时有新人新作，令人产生后生可畏之感，也为年轻作者队伍的扩大感到高兴，以为刊物在传播知识的同时，也发挥了培养人才的作用。如同编辑不知不觉便有了几代人的变化一样，《丛刊》作者也有了几代人的暗中调整，从而透露出不少人事代谢的历史信息。稍有必要提及的是，《丛刊》近期刊发了一篇题曰《顾炎武时代之问的历史启示》的要文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陈祖武先生。他在电话中反复告诉我，他将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奚辨”视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时代之问，强调“天不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内涵及现实意义，目的就是要以维护人的人格尊严与个体权利为基本前提，激励年青学者发扬吾国学人数千年一贯“以天下为己任”的优良传统，主动维护民族集体悠久深厚的历史文明和优良文化传统。这当然是他长期沉潜治学自觉表现出来的一种社会责任意识，但也未尝不可以看成是对《丛刊》及其凝聚的青年作者群的寄语。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丛刊》积累了四十年的办刊经验，凝聚了数代学人的实践劳作智慧，以此为基础，再谋面向未来的发展。无论暂时的社会风气如何，但只要人类文明在不断向前探索发展，高质量的人文刊物就永远都为健康的社会生活所必需。 王本朝（本刊学术委员，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我与《贵州文史丛刊》的相识缘于王尧礼，他是我的大学同学，喜散文，嗜文史，由贵州省人事厅调入省文史馆后，每期都给我寄来，捧读不释，受益不少。《贵州文史丛刊》给我的印象是有自己的学术立场和地方特色。她自1980年创刊一直坚持了下来，这真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其中的艰辛和困难也许是局外人想象不到的。我大致翻阅了解了刊物的历史，她也是不断发展的，从偏重文史的普及性和史料性到学术化和学理性追求，其中就有不断创新的运行轨迹。仅从栏目上也可见出大概情形，自2007年才开始设置“文学”“文献”和“历史”栏目。以前多为历史回忆、文献钩沉、史料考辨和人物纪实，后来学术性和学理性才逐渐增强，创设了一些既有特色而稳定，又不断更新的学术立场与地方特色栏目，如有关贵州地方的文史、文化和文学研究，长期设置，并且越来越有特点，刊载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文章，如《谢六逸的神话研究及其学术史贡献》《贵州英杰与近代变革》《抗战初期贵州土地清查及其对抗战的贡献》《贵州近代报业的兴起——兼论袁玉锡与遵义〈白话报〉》《清代贵州团练与地方政治》和《抗战时期大夏大学学者与贵州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研究》等等，都是在其他刊物上难以见到的选题。有的选题是《贵州文史丛刊》独有栏目，文章质量水平也很高，如“阳明学研究”“南明历史研究”等等。有的栏目似乎仅《贵州文史丛刊》才开设，如“说图”，有史料，有新意，还有趣味。近年来，《贵州文史丛刊》置于头版头条的专栏“知行讲坛”和“大陆儒学研究”，汇集不少名家名作，如马勇、杨奎松、止庵、张隆溪、赵园、钱永祥、陈四益、王得后、陈家琪、张西平、陈嘉映、萧功秦、王学泰、许纪霖等，都在上面出现过，他们的文章打通文史，纵横捭阖，高屋建瓴，既回应了时代的学术诉求，也拥有严谨的学术规范。“知行讲坛”之外还设有“山骨讲堂”，曾刊发过顾久馆长的《我的“文化”观》一文，到现在我还记得该文的基本思路和观点，他不满足于现有的“文化”定义和概念，从动物行为学、脑科学、进化论和唯物论等角度，试图建立一个他的文化体系——谋生、秩序、习俗和心安，它们共同组成一个文化大系统。由这个系统框架，他重新分析和解释了古今中外的文化现象。当时读到此文，有一种被电击的感觉。我很荣幸忝列刊物学术委员，每期刊物到手，立即翻阅，对所喜欢的文章还认真细读。我也曾为《丛刊》写过一篇文章《生活在别处： 沈从文的〈湘行散记〉》。以前在翻阅刊物时，感觉选题重心在近世前的文史、文献，相对而言，现当代选题和文章都不太多。将此文投寄给《丛刊》，也考虑到沈从文是苗族作家，《丛刊》以前也刊发过同类选题。谁知文章发表后却产生了不小的反响，还被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作为教育部统编中学语文教材配套阅读《湘行散记》的“资料链接”（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该书摘录了拙文中的两大段，两处大约一千二百字，都注明了文章来源。我之所以将所摘文字再加以引出（略），并非有什么其他意图，只是为了表达谢意，证明《丛刊》的眼光。大概每年我都会收到一些学术和文艺杂志，《贵州文史丛刊》是我所珍爱的刊物之一，她的一些栏目已办成了品牌，作者队伍也在不断扩大，时有名家名作。总体上，我感到她的编辑越来越规范，水平越来越高，坚持了学术立场和地方特色，是一份纯正而有质量的学术刊物。
何宗美（本刊学术委员，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要谈《贵州文史丛刊》，首先当从贵州说起。她拥有极其秀丽的山川风光和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尤其是近年取得惊人的发展速度，又使她的神奇基因与这个时代的现代元素，融合成了一种独特的魅力。而我与贵州，又有一种特别不一样的情结。近二十多年来，我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明代，无日与“明”字相离，而贵州就是一个与明代关系密切的省份。永乐十一年（1413），明朝正式设立贵州布政司，成为十三个布政司之一，因此我对她有一份特别的感情。贵州对于中国，还有两个重大的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甚至一定范围的世界。这两个方面，一是十六世纪初明代的阳明心学，二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遵义会议。此二者皆诞生或发生在贵州，由此赋予了贵州在中国思想史和中国革命史独一无二的地位。可以说，没有发生于公元十六世纪初王阳明流贬到贵州龙场驿（今修文县）的事情，几乎就不可能有阳明心学的诞生，或者说至少不会有如此深刻、通透而又系统的伟大思想体系阳明心学在思想史上的出现。同样，没有发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一次伟大的历史性会议，就很难说有后来中国革命走出艰难而最终走向辉煌的历史发生，至少说革命还要历经更漫長的曲折之路，或者说后来的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必然是另一番情形、另一种状况，这种设想是毫不夸张的。显然，没有此二者发生，则中国自前近代以来五百年思想史将重写，中国革命的历史和中国现代以来的历史也将重写，世界思想史也将部分重写，世界社会变革史则将根本地重写。而改变历史并深刻影响未来的这两件事，不仅都发生在贵州，同时还有其内在关联和惊人的相通之处。这里需要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即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人，应该都要重视毛泽东思想的本土渊源，而毛泽东思想本土渊源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阳明心学。早年曾让青年毛泽东一举成名的宏文《心之力》，其思想底蕴就是阳明心学。
现在在此基础上，再来谈《贵州文史丛刊》。贵州有贵州之史，贵州有贵州之文。贵州文史，不仅有其渊源已久、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更有其经过历史锤炼而光照古今的文化精神。这应该是《贵州文史丛刊》立足之土壤、办刊之依托。四十年前创办的《丛刊》，恰如六百多年前建省的贵州，她在同类刊物中自然不以资历著称，就像贵州作为省级行政区不以历史久远著称一样，但所拥有的文史资源却同样深厚，她所具有的文史精神则又得天独厚。而我与《贵州文史丛刊》的相识，则要从我的贵州学生谈起。我与贵州的不解之缘，因“明”而结——除前面谈到的贵州建省于明、明代阳明心学诞生于贵州等，由此而生特别的情结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则是同我一道主要研究明代的硕、博学生来自贵州或在贵州工作的恰又相对较多。其中第一批六位硕士中就有其一为贵州学生，几年后六人分别在上海、广州、西安、重庆、贵阳工作，其中去贵阳的占了两个。贵州学生胡海琴，她去的工作单位是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后来主要在《贵州文史丛刊》工作，而我与该刊的结缘，就始自我的这位贵州学生。读研的时候，她兴趣在晚明，以性灵游记为研究对象，她去文史馆工作，正是最为理想的去所，后来在馆领导和前辈专家引导下，倾心于贵州文献之整理，又兼顾《丛刊》的编辑事务。她有时在与我的电话交谈中讲到地方文献整理的乐趣，谈到顾久馆长等领导和前辈专家王尧礼老师等对文献整理的高度重视，谈到自己的心得和受到的赏识，当然谈得最多的就包括《丛刊》，并给我寄赠每期刊物。这让我对贵州文献资源、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及其所办的《贵州文史丛刊》有了较为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如果有丰富的文献资源可供整理，又有专门的文献整理机构，机构的领导和专家热心于这样的事业，又有对年轻人的扶持和赏识，而且还有自己的刊物作为学术阵地，这几个要素综合在一起就足以构成良好的文化生态和学术生态。 我与《贵州文史丛刊》，结缘最深的自然当因该刊的“四库学研究”栏目。“凡物因机而生”，在《丛刊》2019年第三期“四库学研究”栏目主持人语中，我谈到这个体会。而《丛刊》自这一期起，也正式增加了一个栏目新面孔——“四库学研究”。这年的五月里，《丛刊》编辑部一行来成渝高校交流，沟通刊物与高校学术之联系，探索办刊新模式。“四库学研究”栏目，也在这次交流中悄然而生。按栏目体例和要求，每期由我写一则简短的文字作为主持人语，虽然原本承受的工作压力已不堪重负，但我还是把它当作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欣然接受了下来。当时敲定开设此栏目的两位年轻人——胡海琴和张晓芝都是我的学生，胡海琴作为《丛刊》的执行编辑之一同时负责该栏目的责任编辑，张晓芝则担任栏目每一期论文的约稿人。近年，我和学生团队重点致力于四库学研究，主要又以《四库全书总目》为核心，成员达到十余人，在西南形成了一支有一定规模的专门的四库学研究队伍。一方面出于对贵州、对《丛刊》的那份浓厚的情结，另一方面又出于对四库学研究的情有独钟，所以自“四库学研究”栏目开设以来，我的心里就一直保持对她的悉心爱护。约稿来的每一篇论文，都交给我把关，我一一细读，提出修改建议。因为作者基本是年轻的博士或硕士，有时修改后的论文，刊物再交给我过目，我都不厌其烦地重看，把它当作向作者学习的机会，同时也是与作者交流四库学研究的体会。我和自己的学生包括张晓芝、王美伟、吴亚娜、吴文庆、何素婷、蒋勇等都在该栏目中发表了论文，以团队的优势维持栏目的生存和发展。《周易·恒·彖》曰“久于其道”“终则有始”，一件事的开头虽然并不容易，但真正不容易的更在于能持恒久之道，坚持且有发展，得到始而有终的完满。“四库学研究”栏目也是如此。要做到坚持与发展，首先该栏目将始终把握四库学研究的前沿动态，尽可能提供四库学研究的新观念、新方法、新理论、新成果，在综合四库学研究信息和引领四库学研究动向方面发挥作用;其次，该栏目将广泛加强与国内外四库学研究界的联系，尤其是团结该领域的青年学者，借助栏目为窗口和渠道，以文会友，以友济学，促进四库学研究的积极交流，力求对推进四库学研究的发展有所助益;再者，该栏目将致力探索学术刊物与学术研究有效合作的新模式，以学济刊，以刊促学，推动刊物和学术的共同发展;最后，该栏目立足于西部，通过多方协力把它办成西部四库学研究的一块小阵地，并逐步精心打造为一个独具风格的特色栏目。
综上数端，依托《贵州文史丛刊》的“四庫学研究”栏目，必能“久于其道”、始而有终。
陈支平（本刊学术委员，厦门大学教授，中国明史学会会长）：
《贵州文史丛刊》是中国文史研究界的一本老牌期刊，一直享有较高的声誉。《丛刊》编辑部将举办《丛刊》创刊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特邀请我谈谈对《丛刊》的感想，我就简单谈一下清水江民间文书在贵州文史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所谓民间文书，我们在一般意义上，指的是契约文书、账簿、合约等属于民间私家所拥有的文字记录材料。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以傅衣凌先生为代表的史学前辈们，率先运用契约文书等民间文献来开展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于是这种运用民间文献来进行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方法，逐渐形成风气。特别是到了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区域史”研究的兴起，运用民间文献从事区域史研究的史学队伍不断扩大，形成了中国当代历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近四十年来，运用民间文献从事中国历史与文化史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毋庸置疑的，有些学者甚至赞誉民间契约文书的发现，是继中国历代典籍、地下考古、敦煌吐鲁番文书、简帛文书之后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在这样的文化思维语境之下，运用民间文书研究历史与文化的学术趋势，正在不断加速向前发展。民间文书的搜集与整理，是运用这批珍贵资料研究历史与文化的第一步。近二十年来中国学界在民间文书的搜集和整理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大约在十余年前，我曾应《史学月刊》编辑部之约，在该刊物上发表了《中国大陆开展民间契约文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其中谈到中国学界“在民间文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方面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新发现的民间契约文书不下十万件”。但是十多年过去了，我的这种评估已经大大落伍，根据现今较为保守的估计，新涌现出来的契约文书在一百万份以上。而在这大量新发现的民间契约文书之中，仅贵州省清水江契约文书，入馆收藏已达二十余万份，预计总量可以高达四五十万份。换句话可以说，近十几年来在贵州地区发现的民间契约文书，几乎占有全国已发现的契约文书的半数之多。贵州清水江民间文书的发现和搜集整理，迅速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先是由贵州本地的学者引领，从历史学、文献学、民俗学、民族学、宗教学的各个不同的领域，对这批珍贵的文史资料，进行多层次、多视角的分析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研究成果。继而吸引了诸多贵州省外的学者，参与到清水江民间文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之中。其中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以及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兰州大学等著名高校的学者们。时至今日，贵州清水江民间文书的搜集、整理与学术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区域文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凯里学院等贵州省内学术机构，已经成为中国民间文书研究的一方重镇。而在对于清水江民间文书的发掘、搜集、整理与研究的过程中，《贵州文史丛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发表有关清水江历史文化和清水江文书研究的文章。《贵州文史丛刊》与贵州省各个学术机构以及海内外的同好们，齐心协力，共同打造了清水江民间文书发掘、搜集、整理与研究的一片厚土盛地。运用民间文书研究文史的学术意义，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民间文书的发掘、搜集、整理，大大拓展了中国传统文史研究中的文献资料基础。在一百年以前，中国传统的文史学者所认知的文献史料，基本上限定于经、子、史、集这些传统的典籍之中。许多著名的文史专家，甚至对于地方志书的史料价值抱有很深的怀疑态度。而随着近现代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文书研究的文献资料基础不断扩大。到了上世纪的下半叶，民间文书异军突起，成为现当代文史研究文献资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文书的发掘与研究，促使了中国史料学的多样化。其二，填补了地方史研究的许多不足之处。民间文书，归根到底，是属于区域性的。但是正因为它是区域性的，因而这种文献资料，恰好可以弥补那些带有普遍适应性以及全国性文献资料的诸多不足。特别是在地方史研究的许多细部环节，全国性的文献资料和普遍适应性的文献资料大多语焉不详，而只有这些带有地域性特征的民间文书，才有可能从中发掘出地方文史发展与变迁的较为详细的历程与特点。如果再往基层的细部考察，甚至连地方志书这样的文献，也很难理清各个具体乡里村落的形成、发展与变迁，但是许多民间文书，却可以提供许多相当有益的文献记录，帮助我们加深对于这些地方文史的深入研究。其三，民间文书的发掘与研究，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推进甚至催生了中国社会史学科的建立与进步。所谓中国社会史，其内涵的一个很大部分，就是“社会生活史”。而“社会生活史”，顾名思义，无疑就是探寻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状态的历史，借用一句比较时髦而又学术化的话语，就是“贴近民间生活寻找历史”。在传统的中国文史研究中，学者们所关注的大多是政治层面的历史以及阳春白雪般的诗词歌赋等文学作品，即使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叶，随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普及和运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得到空前的进步，但是对于基层的“社会生活史”层面，学者们的关注依然相当薄弱。民间文书的发掘与运用，恰恰成了学者们研究“社会生活史”绝佳而又相当可信的文献资料，民间文书因而成了学者们研究“社会生活史”不二的珍贵史料。从这点上看，我们说民间文书的发掘与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甚至催生了中国社会史学科的建立与进步，毫不为过。贵州清水江民间文书的发掘与研究，除了具有我以上所指出的这三个方面的学术意义之外，我们还应当看到的是，清水江民间文书所存在的地域，是汉族与西南少数民族（特别是苗、侗民族）聚居的地方。这些民间文书所包含的内容及其主体，远非中国其他地方所发现的纯为汉族地区的民间契约文书可以比拟的。我们通过对清水江民间文书的分析与研究，相信可以从中探寻出许多有关兄弟民族关系以及不同民族经济特征的宝贵内涵出来。因此我们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贵州清水江民间文书所蕴含的学术内涵，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单一民族地区民间文书的一般学术意义。清水江民间文书同时又是研究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史和少数民族经济的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正因为这样，我迫切期望，《贵州文史丛刊》能够一如既往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推进贵州清水江文书的发掘与研究，不断走向新的高度。 欧阳祯人（本刊学术委员，武汉大学教授）：
我与贵州的交往已经十多年了，交了很多朋友，也学习到了很多有价值的知识，开了眼界。贵州是一个有灵气的地方，不仅仅是她的山山水水给我的生命带来了巨大的美感、众多的灵感，而且贵州知识界的同仁也给了我很多的文化滋养，使我受益无穷。我认为贵州的文化资源是很丰富的，从富有地方特色的饮食、服饰、建筑、剪纸、地方戏、民族歌舞，到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酒文化和旅游景点，实在是太多了。从人文社科的角度上来说，以后值得我们研究的领域也同样是很多的。真正能够占据世界高地的研究领域在贵州也是得天独厚的。例如，贵州是少数民族聚居区，非常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值得我们的学者高度重视。在少数民族文化的涵盖下，实际上涉及到了非常多的学科领域。比方少数民族的民族来源、历史、文学、宗教、哲学研究，习俗、禁忌、语言、民歌、音乐、舞蹈、服饰、园林建筑、酒文化等等，其中的任何一项研究，都可能值得我们付出终生的努力。我们如果把国外的人类学、民族学、现代原始部落研究等等各种成果运用到贵州的少数民族研究工作中去，专心致志，阐幽表微，打开眼界，取得重大的成功，就只是时间问题。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学术维度，第一，要把中国整个大西南的少数民族文化结合起来、整合起来研究;不能孤立地只研究贵州的少数民族文化，我们还应该把云南、广西、四川、西藏，甚至新疆、青海、甘肃、宁夏等等各种复杂的因素都纳入，研究的空间就大了。第二，一定要充分地认识到十八世纪以来，欧美在民族学、人类学、原始文化研究等特殊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现在仍然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并且对全世界的学术研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真正的学术研究是没有国界的，而且几乎所有这方面的成果我们都已经翻译成了汉语出版发行。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拿来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服务。第三，关键是要有实地的田野考察，一定要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区深入调查，长期观察、认真取证，不怕吃苦，亲自体验，拿到真正的第一手材料。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确实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第四，历史地理研究。少数民族的文化之最大特点，就是迁徙性。在中国的历史上，由于民族压迫、战争频仍，导致了少数民族的长期迁徙。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任何迁徙的背后都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这当然是我们整个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五，一切的研究工作，都是为了推陈出新，都是为了创造。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上面提到的少数民族的饮食、服饰、建筑、剪纸、地方戏等等，都亟待抢救性挖掘、研究，我們需要的是建设性发掘，是现代的发展。我们一定要使贵州的文化以新的面貌走向世界。保存贵州文化的最佳方式是使她活起来、动起来，让她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发挥作用。比方，我们的音乐工作者，有没有可能像王洛宾一样深入到少数民族中去，把原始的呕哑古朴改变提升为优美的现代民族民歌？关键是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要有好奇探索的研究精神，要有独立自主的创新精神。又比如，南明永历王朝在贵州的建立，无论如何，都是贵州历史上一件天大的事情。我们不能认为它的历史短、内部管理不堪触目、内忧外患有很多，就不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应该知道，明朝是朱元璋拿着讨饭的碗打下的江山，他本来是想建立一个像日月一样光明正大的政权，可是后来为什么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政权呢？这个话题本来与贵州相去甚远，但是永历朝廷在贵州落户四年，贵州的文史学者就永远与此脱不了干系了。上面只是举了两个研究贵州文史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方面的研究领域也同样重要。比方，贵州史前文明的研究、贵州土司制度的研究、贵州历史人物的研究（本土的、走出去的、走进来的）、农民起义研究等等，都非常重要。我们的人文工作者应该有历史的责任感和社会的担当感，要有敢于探索的精神，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要有独立的思想，不要只是跟风。
田文军（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即知道在祖国的大西南有一方重要的学术园地——《贵州文史丛刊》，也阅读过《贵州文史丛刊》刊发的一些与自己的专业和兴趣关联的文稿。但是，自己真正与《贵州文史丛刊》有所交往，还是近几年的事情。我与《贵州文史丛刊》的直接交往，始于张彪先生2017年的武汉之行。由于张先生的热情与厚意，我们商定了两件事情 ：一是由我提供一篇论文在《贵州文史丛刊》刊发，二是利用我2017年10月去贵阳孔学堂参加现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的机会，在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做一次学术讲座。由于与张先生的约定，当年我即在自己参与撰写的书稿中抽出一部分单独成稿，题为“李觏的‘易学’与‘礼学’”，后发表在《贵州文史丛刊》2018年第一期。2017年10月，我如约去贵阳孔学堂参加现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并去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的山骨讲堂作了一场题为“人·人生·人生境界——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论及其现实价值”的学术讲演。这次讲演期间，我见到了顾久先生。顾久先生学养深厚，曾是贵州省的领导干部，也曾主持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的工作。我讲演过后，顾久先生作了点评。顾先生的点评，语言幽默风趣;顾先生对人与人生以及冯友兰先生人生境界论的理解，观念独到新颖，让人获益良多。我与《贵州文史丛刊》的又一次直接交往，是今年我将手边的一篇文稿投寄到了《贵州文史丛刊》，题为《关于宋元哲学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刊发在2020年《贵州文史丛刊》第二期。对于《贵州文史丛刊》的高情厚意，我仍然心感莫名，难以言表。我与《贵州文史丛刊》的几次交往，每次都给我以激励，带给我愉悦。
《贵州文史丛刊》已经形成了一些鲜明的办刊特色。在我的印象中，这些特色大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其一，刊物以宏阔的学术视野，关注、追踪海内外人文科学发展的前沿，选题、刊文不囿于贵州乃至于中国大陆地区的人文科学研究成果，十分注意选择、刊用海内外人文科学研究的优秀认识成果。以我手边2018年《贵州文史丛刊》第一期内容为例，本期第一篇文章为《儒家价值观的本质与特征——以钱穆〈双溪独语〉思理作研探》，作者杨锦富即是台湾美和科技大学教授;本期的第三篇文章是一篇译文，题为“日本阳明学近代化过程中修身实践工夫的走向——以井上哲次郎对中江藤树的理解为中心”，原作者乃日本学者野村英登。这两篇文章即典型地体现了《贵州文史丛刊》在学术方面关注前沿、海纳百川的趣向与追求。《贵州文史丛刊》关注学术前沿，在注意选用海外学界有关人文科学研究的学术成果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国内在人文科学领域专题、专论性的研究成果。“文史前沿”“四库学研究”这类专栏中刊发的学术成果，即集中体现了这种办刊宗旨与学术追求。《贵州文史丛刊》关注人文科学发展前沿，尽力刊载海内外最新的人文科学研究成果与专题专论性的研究成果，这种办刊特色或说学术趣向是值得肯定的。因为，这种追求与趣向实为一个地方性的学术刊物提高办刊学术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贵州文史丛刊》办刊的第二个特色，当是坚守贵州本地的学术特色，注重刊发贵州本地文史领域中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在中国，贵州本来即是一个人文底蕴厚实的省份。当年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学业大成。王阳明的良知教自明中叶以后，曾影响中国社会历史文化数百年的发展，并在日、韩等东亚国家得到传介，产生过广泛的国际影响。今天，人们对于阳明学的理论价值仍在深入地探讨之中。毫无疑问，作为贵州的学术刊物，《贵州文史丛刊》已是刊发积累阳明学研究成果的一方重镇。同时，《贵州文史丛刊》中以“贵州文史”为代表的专栏中，还刊发了大量其他有关贵州本地文史领域的研究成果。这些学术成果，涉及到贵州的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建置与沿革、人物等，范围广泛，特色鲜明，构成了《贵州文史丛刊》内容的主体，有利于人们从学术的层面了解贵州，促进了贵州的学术文化建设。因此，《贵州文史丛刊》始终坚持把刊发有关贵州本地文史的学术研究成果作为刊物工作的重心，这种办刊方向，也是必须肯定的。因为，这体现了《贵州文史丛刊》的个性特征，也奠定了《贵州文史丛刊》在中国的学术园地中立足发展的根基。《贵州文史丛刊》办刊中的另一个特色，我理解为对学术的敬畏，对纯净的学术立场的坚守，对论文作者的热情与尊重。毋庸讳言，当今中国的有些学术刊物的编辑工作中，还存在不少有违学术发展的风气。但我在与《贵州文史丛刊》的交往中，发现《贵州文史丛刊》较为例外。《贵州文史丛刊》邀约国内外一些知名学者为刊物撰稿，刊发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同时，《贵州文史丛刊》奖掖后进，也刊发过不少年轻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据我的观察，《贵州文史丛刊》不论以何种形式用稿，编辑们注重的都是学术，都是文稿质量，而不是其他非学术性因素。刊物编辑也会与拟刊发文章的作者商讨文章的修饰完善。但商讨体现的是他们对学术的敬畏，对文章作者的尊重。这样的商讨带给编者与作者的是灵爽悦怿的心情。总之，《贵州文史丛刊》是一方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术园地，也是我十分喜爱的一方学术园地。 高文强（本刊学术委员，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与《贵州文史丛刊》之缘，要从我与贵州之缘说起。2006年至2009年，贵州省委宣传部委托武汉大学文学院培养了四届在职硕士研究生，这些在宣传系统工作的学生被放在了我所在的文艺学专业。由此，我，我所在的文艺学专业，从此与贵州结下了不解之缘。2017年贵州班的同学们再次邀请文艺学专业的老师们到贵阳聚会。机缘巧合的是，我的一位博士生与《贵州文史丛刊》的一位编辑是同学，由他们引荐，我认识了《丛刊》副主编张彪先生，张先生邀请我们到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参观并与丛刊编辑部的各位先生进行了一次小型的研讨和对话。这次活动我们认识了儒雅的顾久先生，以及《丛刊》编辑部的各位同仁。通过这次对话，我决定在《丛刊》上开办“佛教诗学”专栏，这一想法得到了顾久先生、张彪先生的大力支持。“佛教诗学”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也相对比较小众，《丛刊》编辑部愿意设置专栏，正是其纯粹学术追求精神的显现。从2017年第三期至2019年第二期，一年半的时间里“佛教诗学”栏目一共发表了十六篇论文，为这一问题的探讨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对“佛教诗学”领域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2019年第三期开始，因《丛刊》改版，“佛教诗学”专栏被削减。虽然觉得很遗憾，但依然非常感激《丛刊》一年多来对“佛教诗学”研究的大力支持。如今，武汉大学东亚佛教诗学研究中心已正式成立，“佛教诗学”研究开始迈入一个新的阶段，而此发展中也有一份《贵州文史丛刊》的支持和鼓励。
张晓芝（本刊“四库学研究”栏目组稿人，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2019年5月28日，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的各位老师，顾久先生、王尧礼先生、张彪先生、陈丹阳老师、汤苏婷老师，还有师姐胡海琴，一同在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调研，主要围绕《贵州文史丛刊》如何办刊展开。在场的各位老师，从栏目设置、主题选择、项目规划等方面展开讨论。记得我曾说，每年国家社科项目均会增加很多学术前沿课题，《丛刊》若能把握学术动态，将其中文史哲领域中的某一问题设置为专栏，定期推出系列文章，或可为学界做出贡献。设立专栏，一方面可以为某一领域的学术成果提供发表平台，另一方面则可形成规模效应，提高刊物的影响力。随后，我将“四库学”近几年的发展动态做了简要的汇报。“四库学”研究已有百余年历史，随着国内四库学研究中心的建立，以及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四库学》、首都师范大学《四库学》期刊的发行，“四库学”开始朝着有自己独立特色的方向发展，并形成一定的规模。传统“四库学”依附于文献学、历史学、文学、图书馆学等学科，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近十年来，“四库学”开始快速成长，形成拥有独立研究中心的学术阵营。张洪志、邓洪波在《中国四库学》第二辑《2016年四库学研究综述》一文中说“西南大学文学院以何宗美教授为核心，围绕着《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學观发表了一系列成果，”事实上，“四库学”现已形成以首都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湖南大学、西南大学为主的四个主要研究中心，源源不断地培养一批批青年学者。然而，“四库学”平台的搭建并未与其发展相匹配。这一点与敦煌学、甲骨学、红学等不同，上述“显学”的研究阵地和学术平台已相对成熟，而“四库学”则处于起步阶段。平台建设较为薄弱，学术梯队尚未形成。基于这一点，顾先生、王先生、张先生等初步同意在《丛刊》开设专栏，为“四库学”研究搭建平台。
次日，顾先生一行前往西南大学文学院交流，家师何宗美先生也赞同设立“四库学”专栏。《丛刊》编辑部回到贵州后，立即着手讨论栏目的设置问题。在这之后不久，我接到《丛刊》编辑部的电话，《丛刊》拟从2019年第三期开始，开设“四库学”专栏，“旨在为四库学研究搭建学术交流平台，为推动四库学研究发展作出努力”。编辑部决定“四库学”栏目由教育部特聘长江学者、西南大学何宗美教授担任主持人，由我负责“四库学”研究论文的约稿和组稿。至今为止，“四库学研究”栏目已经刊发十余篇文章，分载四期，内容涉及定本《总目》文学思想、四库本版本、稿本《总目》、阁本《总目》等相关内容。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四库学”研究的深入，也随着《丛刊》的壮大发展，“四库学”与《丛刊》将会在共赢的环境中继续向前迈进。
史继忠（本刊原主编） ：
1980年我还在云南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研究过程中发现南宋在南方买马对贵州历史颇有影响，活跃于南方马市的有大理、罗殿、自杞诸国，于是查阅大量资料，写成了《自杞国初探》，成为我研究贵州历史的处女作。时值《贵州文史丛刊》创刊，我便即刻投稿，发表于1980年的创刊号上，成为第一批作者之一。《贵州文史丛刊》是改革开放后贵州创办较早的文史类刊物，与我从事的贵州史、民族史、文化史研究极为合拍，所以我又是这个刊物长期的忠实读者。1991年我调任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兼《贵州文史丛刊》主编，于是兼有作者、读者、编者三重身份。
要办好学术性刊物，关键在于提高学术质量，与时俱进，符合时代要求。在纸质媒体日益衰落的情况下，应出电子版，通过网络扩大影响。《丛刊》自创办以来，一直遵循“立足贵州，面向全国”“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的宗旨。“立足贵州”是基点，要充分认识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认识贵州历史发展特点、地域文化特点和民族特点，宣扬贵州在历史上的贡献，树立文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在这方面，《丛刊》做了大量工作，但历史偏重于近现代，文化偏重于诗词书画，人物局限于人们熟知的几个人，对夜郎文化、贵州建省、贵州经济、贵州教育、科技、贵州交通、历代移民等重大问题缺乏深入研究，还有很大发展空间，需要组织若干专题研究。贵州历史离不开中国史，不能就贵州谈贵州，要放眼全国、放眼世界。“立足贵州，面向全国”的宗旨不能改变，局限于贵州不可能在全国争得一席之地，过分偏重全国又必然失去《贵州文史丛刊》的特质，如何把握分寸，需要认真思考。
编者是沟通作者、读者的重要纽带，对文章作较大修改一定要与作者商量，出刊后要多听取读者的意见，使作者、编者和读者形成一个“朋友圈”。要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对他们要多关心、多指导，让他们有机会发表文章。编辑人员要多学多想，不断充实提高，不能在既有的基础上原地踏步，要不断“充电”，吸收新的知识。主编要有远见卓识，要“眼观四路、耳听八方”，与时俱进，常规的栏目固然要有，但要随时提出新的思路、新的课题。
责任编辑：王尧礼
本刊创刊四十周年纪念集摘登
顾久（本刊学术委员会主任、原主编）：
我仍真诚希望这份已届“不惑之年”的刊物，能成为文化老人们——特别是贵州文化老人——发表其学术意见的重要平台;成为中青年学人——特别是探索贵州文史的中青年学人——走向学术成熟的可靠津梁;成为省内外学者——主要是贵州的或关心贵州的学者——研究文史的坚实阵地。从而，使贵州的历史文化更丰满动人，更能启迪后昆。
葛兆光（本刊学术委员，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原院长、教授）：
貴州苗疆的历史，是我从未涉足的一个领域，也是纠缠我很多年的一个问题。我从十岁即1960年自北京来到苗疆，一直到1977年回到北京读大学。十七八年中，我先是作为“外地人”，从一个“局外人”的眼睛里观察“本地人”;然后再到当地中学读书，和好些农村的苗族同学朝夕相处，不再区分“你”与“我”;再到1968年下到所谓“九股苗”的山区当知青，几乎成为其中的一员。从而可以从内部观察和理解苗疆。这些经历使得我好多年里，始终关注以下问题：苗疆的历史应当如何理解？他们的共同历史与文化认同是怎样塑造的？他们是怎样逐渐成为现代中国的一部分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康熙《皇舆全图》，这幅精细地绘制了整个大清疆域的地图中，苗疆竟然是一片空白，包括了如今雷山、台江、锦屏、剑河、天柱、丹寨、麻江及三都等地的偌大一片，竟然是空白！这让我想到，苗疆的历史，正是有很多空白可以填补。也许，这正是《贵州文史丛刊》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张新民（本刊学术委员，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教授）：
我作为《丛刊》的长期撰稿人和忠实阅读者，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即《丛刊》创办后不久，便开始在该刊发表学术论文，前后累积已达二十篇。同时我也是《丛刊》的积极阅读者，只要编辑部寄赠的每期刊物一到，就如同故交旧友重逢。《丛刊》四十年来不断成长和发展所走过的道路，实际也与我个人四十年来学思变化所留下的足迹同步，因而我清楚地知道几代人为办好《丛刊》付出的心血，了解他们持守严正学术立场并持续发展的不易。
主编换了几任，主编的学术背景既有不同，刊物风格前后亦略有差异，但严正的学术立场始终未变，学术特色也因之而愈加突出。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为配合召开黎庶昌学术研讨会，《丛刊》与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合作，多次邀请相关专家座谈组稿，推出了一期“黎庶昌研究专辑”。我自己除了撰写《黎庶昌的版本目录学》专文一篇外，还特别联系日本学者石田肇教授，翻译刊登了他的两篇重要文章——《〈古逸丛书〉的刊刻及刻工木村嘉平史略》《园城寺朝祭钟与崇福寺钟铭：黎庶昌和町田久成》，均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1995年，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与贵州省文史研究馆、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合作，召开了一次贵州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莅会的大家名流数不胜数。会议成果一部分由我汇编为《学者笔下的贵州文化》正式出版，一部分则陆续刊发于《丛刊》，不仅深化了国内外学术界对贵州文化重要性的认知，同时也扩大了《丛刊》在海内外读者群中的影响。去年为反映国内儒学研究的前沿发展趋势，彰显代表性人物的学术旨趣及方法，《丛刊》又特意开设了“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儒学研究”系列专栏，先后刊发了五期系列研究文章。文章刊出后网络媒体转载率颇高，社会反响强烈。《丛刊》在保持或突出地域特色的同时，也有了全国性视野。
《丛刊》自创办以来，国内著名大家如谭其骧、陈子展、罗章龙、萧乾、赵景深、张毕来等，都先后赐稿揭载于《丛刊》;日本学者冈田武彥、原田钟成、汤本国穗等，也都有重要文章刊发于《丛刊》。其中冈田武彦乃阳明学研究大家，是阳明思想在东瀛的积极践行者和传播者，也是中日两国阳明文化沟通的重要桥梁。近年来他的三大册《王阳明大传》已有了完整的中译本，学界撰文高度评价，而《丛刊》早期即重视刊发他的中文译作，可说是较早译介日本阳明学成就的刊物，功劳自不当低估。除重视主动邀请年长的著名学者撰稿外，《丛刊》也以特殊的方式凝聚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特别是随着来黔任教外省博士数量的不断增多，《丛刊》的中青年作者群也明显有所扩大。其中一部分学者虽非贵州籍，却特别关注贵州史地文化的研究。他们大多观察视野开阔，分析方法新颖，不仅善于利用旧资料以深化固有的认知传统，更重要的是还能挖掘新资料、研究新问题。细读近年来的《丛刊》，即可发现时有新人新作，令人产生后生可畏之感，也为年轻作者队伍的扩大感到高兴，以为刊物在传播知识的同时，也发挥了培养人才的作用。如同编辑不知不觉便有了几代人的变化一样，《丛刊》作者也有了几代人的暗中调整，从而透露出不少人事代谢的历史信息。稍有必要提及的是，《丛刊》近期刊发了一篇题曰《顾炎武时代之问的历史启示》的要文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陈祖武先生。他在电话中反复告诉我，他将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奚辨”视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时代之问，强调“天不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内涵及现实意义，目的就是要以维护人的人格尊严与个体权利为基本前提，激励年青学者发扬吾国学人数千年一贯“以天下为己任”的优良传统，主动维护民族集体悠久深厚的历史文明和优良文化传统。这当然是他长期沉潜治学自觉表现出来的一种社会责任意识，但也未尝不可以看成是对《丛刊》及其凝聚的青年作者群的寄语。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丛刊》积累了四十年的办刊经验，凝聚了数代学人的实践劳作智慧，以此为基础，再谋面向未来的发展。无论暂时的社会风气如何，但只要人类文明在不断向前探索发展，高质量的人文刊物就永远都为健康的社会生活所必需。 王本朝（本刊学术委员，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我与《贵州文史丛刊》的相识缘于王尧礼，他是我的大学同学，喜散文，嗜文史，由贵州省人事厅调入省文史馆后，每期都给我寄来，捧读不释，受益不少。《贵州文史丛刊》给我的印象是有自己的学术立场和地方特色。她自1980年创刊一直坚持了下来，这真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其中的艰辛和困难也许是局外人想象不到的。我大致翻阅了解了刊物的历史，她也是不断发展的，从偏重文史的普及性和史料性到学术化和学理性追求，其中就有不断创新的运行轨迹。仅从栏目上也可见出大概情形，自2007年才开始设置“文学”“文献”和“历史”栏目。以前多为历史回忆、文献钩沉、史料考辨和人物纪实，后来学术性和学理性才逐渐增强，创设了一些既有特色而稳定，又不断更新的学术立场与地方特色栏目，如有关贵州地方的文史、文化和文学研究，长期设置，并且越来越有特点，刊载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文章，如《谢六逸的神话研究及其学术史贡献》《贵州英杰与近代变革》《抗战初期贵州土地清查及其对抗战的贡献》《贵州近代报业的兴起——兼论袁玉锡与遵义〈白话报〉》《清代贵州团练与地方政治》和《抗战时期大夏大学学者与贵州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研究》等等，都是在其他刊物上难以见到的选题。有的选题是《贵州文史丛刊》独有栏目，文章质量水平也很高，如“阳明学研究”“南明历史研究”等等。有的栏目似乎仅《贵州文史丛刊》才开设，如“说图”，有史料，有新意，还有趣味。近年来，《贵州文史丛刊》置于头版头条的专栏“知行讲坛”和“大陆儒学研究”，汇集不少名家名作，如马勇、杨奎松、止庵、张隆溪、赵园、钱永祥、陈四益、王得后、陈家琪、张西平、陈嘉映、萧功秦、王学泰、许纪霖等，都在上面出现过，他们的文章打通文史，纵横捭阖，高屋建瓴，既回应了时代的学术诉求，也拥有严谨的学术规范。“知行讲坛”之外还设有“山骨讲堂”，曾刊发过顾久馆长的《我的“文化”观》一文，到现在我还记得该文的基本思路和观点，他不满足于现有的“文化”定义和概念，从动物行为学、脑科学、进化论和唯物论等角度，试图建立一个他的文化体系——谋生、秩序、习俗和心安，它们共同组成一个文化大系统。由这个系统框架，他重新分析和解释了古今中外的文化现象。当时读到此文，有一种被电击的感觉。我很荣幸忝列刊物学术委员，每期刊物到手，立即翻阅，对所喜欢的文章还认真细读。我也曾为《丛刊》写过一篇文章《生活在别处： 沈从文的〈湘行散记〉》。以前在翻阅刊物时，感觉选题重心在近世前的文史、文献，相对而言，现当代选题和文章都不太多。将此文投寄给《丛刊》，也考虑到沈从文是苗族作家，《丛刊》以前也刊发过同类选题。谁知文章发表后却产生了不小的反响，还被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作为教育部统编中学语文教材配套阅读《湘行散记》的“资料链接”（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该书摘录了拙文中的两大段，两处大约一千二百字，都注明了文章来源。我之所以将所摘文字再加以引出（略），并非有什么其他意图，只是为了表达谢意，证明《丛刊》的眼光。大概每年我都会收到一些学术和文艺杂志，《贵州文史丛刊》是我所珍爱的刊物之一，她的一些栏目已办成了品牌，作者队伍也在不断扩大，时有名家名作。总体上，我感到她的编辑越来越规范，水平越来越高，坚持了学术立场和地方特色，是一份纯正而有质量的学术刊物。
何宗美（本刊学术委员，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要谈《贵州文史丛刊》，首先当从贵州说起。她拥有极其秀丽的山川风光和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尤其是近年取得惊人的发展速度，又使她的神奇基因与这个时代的现代元素，融合成了一种独特的魅力。而我与贵州，又有一种特别不一样的情结。近二十多年来，我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明代，无日与“明”字相离，而贵州就是一个与明代关系密切的省份。永乐十一年（1413），明朝正式设立贵州布政司，成为十三个布政司之一，因此我对她有一份特别的感情。贵州对于中国，还有两个重大的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甚至一定范围的世界。这两个方面，一是十六世纪初明代的阳明心学，二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遵义会议。此二者皆诞生或发生在贵州，由此赋予了贵州在中国思想史和中国革命史独一无二的地位。可以说，没有发生于公元十六世纪初王阳明流贬到贵州龙场驿（今修文县）的事情，几乎就不可能有阳明心学的诞生，或者说至少不会有如此深刻、通透而又系统的伟大思想体系阳明心学在思想史上的出现。同样，没有发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一次伟大的历史性会议，就很难说有后来中国革命走出艰难而最终走向辉煌的历史发生，至少说革命还要历经更漫長的曲折之路，或者说后来的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必然是另一番情形、另一种状况，这种设想是毫不夸张的。显然，没有此二者发生，则中国自前近代以来五百年思想史将重写，中国革命的历史和中国现代以来的历史也将重写，世界思想史也将部分重写，世界社会变革史则将根本地重写。而改变历史并深刻影响未来的这两件事，不仅都发生在贵州，同时还有其内在关联和惊人的相通之处。这里需要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即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人，应该都要重视毛泽东思想的本土渊源，而毛泽东思想本土渊源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阳明心学。早年曾让青年毛泽东一举成名的宏文《心之力》，其思想底蕴就是阳明心学。
现在在此基础上，再来谈《贵州文史丛刊》。贵州有贵州之史，贵州有贵州之文。贵州文史，不仅有其渊源已久、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更有其经过历史锤炼而光照古今的文化精神。这应该是《贵州文史丛刊》立足之土壤、办刊之依托。四十年前创办的《丛刊》，恰如六百多年前建省的贵州，她在同类刊物中自然不以资历著称，就像贵州作为省级行政区不以历史久远著称一样，但所拥有的文史资源却同样深厚，她所具有的文史精神则又得天独厚。而我与《贵州文史丛刊》的相识，则要从我的贵州学生谈起。我与贵州的不解之缘，因“明”而结——除前面谈到的贵州建省于明、明代阳明心学诞生于贵州等，由此而生特别的情结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则是同我一道主要研究明代的硕、博学生来自贵州或在贵州工作的恰又相对较多。其中第一批六位硕士中就有其一为贵州学生，几年后六人分别在上海、广州、西安、重庆、贵阳工作，其中去贵阳的占了两个。贵州学生胡海琴，她去的工作单位是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后来主要在《贵州文史丛刊》工作，而我与该刊的结缘，就始自我的这位贵州学生。读研的时候，她兴趣在晚明，以性灵游记为研究对象，她去文史馆工作，正是最为理想的去所，后来在馆领导和前辈专家引导下，倾心于贵州文献之整理，又兼顾《丛刊》的编辑事务。她有时在与我的电话交谈中讲到地方文献整理的乐趣，谈到顾久馆长等领导和前辈专家王尧礼老师等对文献整理的高度重视，谈到自己的心得和受到的赏识，当然谈得最多的就包括《丛刊》，并给我寄赠每期刊物。这让我对贵州文献资源、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及其所办的《贵州文史丛刊》有了较为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如果有丰富的文献资源可供整理，又有专门的文献整理机构，机构的领导和专家热心于这样的事业，又有对年轻人的扶持和赏识，而且还有自己的刊物作为学术阵地，这几个要素综合在一起就足以构成良好的文化生态和学术生态。 我与《贵州文史丛刊》，结缘最深的自然当因该刊的“四库学研究”栏目。“凡物因机而生”，在《丛刊》2019年第三期“四库学研究”栏目主持人语中，我谈到这个体会。而《丛刊》自这一期起，也正式增加了一个栏目新面孔——“四库学研究”。这年的五月里，《丛刊》编辑部一行来成渝高校交流，沟通刊物与高校学术之联系，探索办刊新模式。“四库学研究”栏目，也在这次交流中悄然而生。按栏目体例和要求，每期由我写一则简短的文字作为主持人语，虽然原本承受的工作压力已不堪重负，但我还是把它当作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欣然接受了下来。当时敲定开设此栏目的两位年轻人——胡海琴和张晓芝都是我的学生，胡海琴作为《丛刊》的执行编辑之一同时负责该栏目的责任编辑，张晓芝则担任栏目每一期论文的约稿人。近年，我和学生团队重点致力于四库学研究，主要又以《四库全书总目》为核心，成员达到十余人，在西南形成了一支有一定规模的专门的四库学研究队伍。一方面出于对贵州、对《丛刊》的那份浓厚的情结，另一方面又出于对四库学研究的情有独钟，所以自“四库学研究”栏目开设以来，我的心里就一直保持对她的悉心爱护。约稿来的每一篇论文，都交给我把关，我一一细读，提出修改建议。因为作者基本是年轻的博士或硕士，有时修改后的论文，刊物再交给我过目，我都不厌其烦地重看，把它当作向作者学习的机会，同时也是与作者交流四库学研究的体会。我和自己的学生包括张晓芝、王美伟、吴亚娜、吴文庆、何素婷、蒋勇等都在该栏目中发表了论文，以团队的优势维持栏目的生存和发展。《周易·恒·彖》曰“久于其道”“终则有始”，一件事的开头虽然并不容易，但真正不容易的更在于能持恒久之道，坚持且有发展，得到始而有终的完满。“四库学研究”栏目也是如此。要做到坚持与发展，首先该栏目将始终把握四库学研究的前沿动态，尽可能提供四库学研究的新观念、新方法、新理论、新成果，在综合四库学研究信息和引领四库学研究动向方面发挥作用;其次，该栏目将广泛加强与国内外四库学研究界的联系，尤其是团结该领域的青年学者，借助栏目为窗口和渠道，以文会友，以友济学，促进四库学研究的积极交流，力求对推进四库学研究的发展有所助益;再者，该栏目将致力探索学术刊物与学术研究有效合作的新模式，以学济刊，以刊促学，推动刊物和学术的共同发展;最后，该栏目立足于西部，通过多方协力把它办成西部四库学研究的一块小阵地，并逐步精心打造为一个独具风格的特色栏目。
综上数端，依托《贵州文史丛刊》的“四庫学研究”栏目，必能“久于其道”、始而有终。
陈支平（本刊学术委员，厦门大学教授，中国明史学会会长）：
《贵州文史丛刊》是中国文史研究界的一本老牌期刊，一直享有较高的声誉。《丛刊》编辑部将举办《丛刊》创刊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特邀请我谈谈对《丛刊》的感想，我就简单谈一下清水江民间文书在贵州文史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所谓民间文书，我们在一般意义上，指的是契约文书、账簿、合约等属于民间私家所拥有的文字记录材料。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以傅衣凌先生为代表的史学前辈们，率先运用契约文书等民间文献来开展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于是这种运用民间文献来进行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方法，逐渐形成风气。特别是到了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区域史”研究的兴起，运用民间文献从事区域史研究的史学队伍不断扩大，形成了中国当代历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近四十年来，运用民间文献从事中国历史与文化史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毋庸置疑的，有些学者甚至赞誉民间契约文书的发现，是继中国历代典籍、地下考古、敦煌吐鲁番文书、简帛文书之后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在这样的文化思维语境之下，运用民间文书研究历史与文化的学术趋势，正在不断加速向前发展。民间文书的搜集与整理，是运用这批珍贵资料研究历史与文化的第一步。近二十年来中国学界在民间文书的搜集和整理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大约在十余年前，我曾应《史学月刊》编辑部之约，在该刊物上发表了《中国大陆开展民间契约文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其中谈到中国学界“在民间文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方面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新发现的民间契约文书不下十万件”。但是十多年过去了，我的这种评估已经大大落伍，根据现今较为保守的估计，新涌现出来的契约文书在一百万份以上。而在这大量新发现的民间契约文书之中，仅贵州省清水江契约文书，入馆收藏已达二十余万份，预计总量可以高达四五十万份。换句话可以说，近十几年来在贵州地区发现的民间契约文书，几乎占有全国已发现的契约文书的半数之多。贵州清水江民间文书的发现和搜集整理，迅速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先是由贵州本地的学者引领，从历史学、文献学、民俗学、民族学、宗教学的各个不同的领域，对这批珍贵的文史资料，进行多层次、多视角的分析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研究成果。继而吸引了诸多贵州省外的学者，参与到清水江民间文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之中。其中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以及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兰州大学等著名高校的学者们。时至今日，贵州清水江民间文书的搜集、整理与学术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区域文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凯里学院等贵州省内学术机构，已经成为中国民间文书研究的一方重镇。而在对于清水江民间文书的发掘、搜集、整理与研究的过程中，《贵州文史丛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发表有关清水江历史文化和清水江文书研究的文章。《贵州文史丛刊》与贵州省各个学术机构以及海内外的同好们，齐心协力，共同打造了清水江民间文书发掘、搜集、整理与研究的一片厚土盛地。运用民间文书研究文史的学术意义，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民间文书的发掘、搜集、整理，大大拓展了中国传统文史研究中的文献资料基础。在一百年以前，中国传统的文史学者所认知的文献史料，基本上限定于经、子、史、集这些传统的典籍之中。许多著名的文史专家，甚至对于地方志书的史料价值抱有很深的怀疑态度。而随着近现代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文书研究的文献资料基础不断扩大。到了上世纪的下半叶，民间文书异军突起，成为现当代文史研究文献资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文书的发掘与研究，促使了中国史料学的多样化。其二，填补了地方史研究的许多不足之处。民间文书，归根到底，是属于区域性的。但是正因为它是区域性的，因而这种文献资料，恰好可以弥补那些带有普遍适应性以及全国性文献资料的诸多不足。特别是在地方史研究的许多细部环节，全国性的文献资料和普遍适应性的文献资料大多语焉不详，而只有这些带有地域性特征的民间文书，才有可能从中发掘出地方文史发展与变迁的较为详细的历程与特点。如果再往基层的细部考察，甚至连地方志书这样的文献，也很难理清各个具体乡里村落的形成、发展与变迁，但是许多民间文书，却可以提供许多相当有益的文献记录，帮助我们加深对于这些地方文史的深入研究。其三，民间文书的发掘与研究，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推进甚至催生了中国社会史学科的建立与进步。所谓中国社会史，其内涵的一个很大部分，就是“社会生活史”。而“社会生活史”，顾名思义，无疑就是探寻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状态的历史，借用一句比较时髦而又学术化的话语，就是“贴近民间生活寻找历史”。在传统的中国文史研究中，学者们所关注的大多是政治层面的历史以及阳春白雪般的诗词歌赋等文学作品，即使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叶，随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普及和运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得到空前的进步，但是对于基层的“社会生活史”层面，学者们的关注依然相当薄弱。民间文书的发掘与运用，恰恰成了学者们研究“社会生活史”绝佳而又相当可信的文献资料，民间文书因而成了学者们研究“社会生活史”不二的珍贵史料。从这点上看，我们说民间文书的发掘与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甚至催生了中国社会史学科的建立与进步，毫不为过。贵州清水江民间文书的发掘与研究，除了具有我以上所指出的这三个方面的学术意义之外，我们还应当看到的是，清水江民间文书所存在的地域，是汉族与西南少数民族（特别是苗、侗民族）聚居的地方。这些民间文书所包含的内容及其主体，远非中国其他地方所发现的纯为汉族地区的民间契约文书可以比拟的。我们通过对清水江民间文书的分析与研究，相信可以从中探寻出许多有关兄弟民族关系以及不同民族经济特征的宝贵内涵出来。因此我们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贵州清水江民间文书所蕴含的学术内涵，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单一民族地区民间文书的一般学术意义。清水江民间文书同时又是研究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史和少数民族经济的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正因为这样，我迫切期望，《贵州文史丛刊》能够一如既往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推进贵州清水江文书的发掘与研究，不断走向新的高度。 欧阳祯人（本刊学术委员，武汉大学教授）：
我与贵州的交往已经十多年了，交了很多朋友，也学习到了很多有价值的知识，开了眼界。贵州是一个有灵气的地方，不仅仅是她的山山水水给我的生命带来了巨大的美感、众多的灵感，而且贵州知识界的同仁也给了我很多的文化滋养，使我受益无穷。我认为贵州的文化资源是很丰富的，从富有地方特色的饮食、服饰、建筑、剪纸、地方戏、民族歌舞，到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酒文化和旅游景点，实在是太多了。从人文社科的角度上来说，以后值得我们研究的领域也同样是很多的。真正能够占据世界高地的研究领域在贵州也是得天独厚的。例如，贵州是少数民族聚居区，非常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值得我们的学者高度重视。在少数民族文化的涵盖下，实际上涉及到了非常多的学科领域。比方少数民族的民族来源、历史、文学、宗教、哲学研究，习俗、禁忌、语言、民歌、音乐、舞蹈、服饰、园林建筑、酒文化等等，其中的任何一项研究，都可能值得我们付出终生的努力。我们如果把国外的人类学、民族学、现代原始部落研究等等各种成果运用到贵州的少数民族研究工作中去，专心致志，阐幽表微，打开眼界，取得重大的成功，就只是时间问题。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学术维度，第一，要把中国整个大西南的少数民族文化结合起来、整合起来研究;不能孤立地只研究贵州的少数民族文化，我们还应该把云南、广西、四川、西藏，甚至新疆、青海、甘肃、宁夏等等各种复杂的因素都纳入，研究的空间就大了。第二，一定要充分地认识到十八世纪以来，欧美在民族学、人类学、原始文化研究等特殊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现在仍然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并且对全世界的学术研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真正的学术研究是没有国界的，而且几乎所有这方面的成果我们都已经翻译成了汉语出版发行。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拿来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服务。第三，关键是要有实地的田野考察，一定要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区深入调查，长期观察、认真取证，不怕吃苦，亲自体验，拿到真正的第一手材料。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确实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第四，历史地理研究。少数民族的文化之最大特点，就是迁徙性。在中国的历史上，由于民族压迫、战争频仍，导致了少数民族的长期迁徙。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任何迁徙的背后都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这当然是我们整个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五，一切的研究工作，都是为了推陈出新，都是为了创造。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上面提到的少数民族的饮食、服饰、建筑、剪纸、地方戏等等，都亟待抢救性挖掘、研究，我們需要的是建设性发掘，是现代的发展。我们一定要使贵州的文化以新的面貌走向世界。保存贵州文化的最佳方式是使她活起来、动起来，让她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发挥作用。比方，我们的音乐工作者，有没有可能像王洛宾一样深入到少数民族中去，把原始的呕哑古朴改变提升为优美的现代民族民歌？关键是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要有好奇探索的研究精神，要有独立自主的创新精神。又比如，南明永历王朝在贵州的建立，无论如何，都是贵州历史上一件天大的事情。我们不能认为它的历史短、内部管理不堪触目、内忧外患有很多，就不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应该知道，明朝是朱元璋拿着讨饭的碗打下的江山，他本来是想建立一个像日月一样光明正大的政权，可是后来为什么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政权呢？这个话题本来与贵州相去甚远，但是永历朝廷在贵州落户四年，贵州的文史学者就永远与此脱不了干系了。上面只是举了两个研究贵州文史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方面的研究领域也同样重要。比方，贵州史前文明的研究、贵州土司制度的研究、贵州历史人物的研究（本土的、走出去的、走进来的）、农民起义研究等等，都非常重要。我们的人文工作者应该有历史的责任感和社会的担当感，要有敢于探索的精神，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要有独立的思想，不要只是跟风。
田文军（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即知道在祖国的大西南有一方重要的学术园地——《贵州文史丛刊》，也阅读过《贵州文史丛刊》刊发的一些与自己的专业和兴趣关联的文稿。但是，自己真正与《贵州文史丛刊》有所交往，还是近几年的事情。我与《贵州文史丛刊》的直接交往，始于张彪先生2017年的武汉之行。由于张先生的热情与厚意，我们商定了两件事情 ：一是由我提供一篇论文在《贵州文史丛刊》刊发，二是利用我2017年10月去贵阳孔学堂参加现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的机会，在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做一次学术讲座。由于与张先生的约定，当年我即在自己参与撰写的书稿中抽出一部分单独成稿，题为“李觏的‘易学’与‘礼学’”，后发表在《贵州文史丛刊》2018年第一期。2017年10月，我如约去贵阳孔学堂参加现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并去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的山骨讲堂作了一场题为“人·人生·人生境界——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论及其现实价值”的学术讲演。这次讲演期间，我见到了顾久先生。顾久先生学养深厚，曾是贵州省的领导干部，也曾主持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的工作。我讲演过后，顾久先生作了点评。顾先生的点评，语言幽默风趣;顾先生对人与人生以及冯友兰先生人生境界论的理解，观念独到新颖，让人获益良多。我与《贵州文史丛刊》的又一次直接交往，是今年我将手边的一篇文稿投寄到了《贵州文史丛刊》，题为《关于宋元哲学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刊发在2020年《贵州文史丛刊》第二期。对于《贵州文史丛刊》的高情厚意，我仍然心感莫名，难以言表。我与《贵州文史丛刊》的几次交往，每次都给我以激励，带给我愉悦。
《贵州文史丛刊》已经形成了一些鲜明的办刊特色。在我的印象中，这些特色大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其一，刊物以宏阔的学术视野，关注、追踪海内外人文科学发展的前沿，选题、刊文不囿于贵州乃至于中国大陆地区的人文科学研究成果，十分注意选择、刊用海内外人文科学研究的优秀认识成果。以我手边2018年《贵州文史丛刊》第一期内容为例，本期第一篇文章为《儒家价值观的本质与特征——以钱穆〈双溪独语〉思理作研探》，作者杨锦富即是台湾美和科技大学教授;本期的第三篇文章是一篇译文，题为“日本阳明学近代化过程中修身实践工夫的走向——以井上哲次郎对中江藤树的理解为中心”，原作者乃日本学者野村英登。这两篇文章即典型地体现了《贵州文史丛刊》在学术方面关注前沿、海纳百川的趣向与追求。《贵州文史丛刊》关注学术前沿，在注意选用海外学界有关人文科学研究的学术成果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国内在人文科学领域专题、专论性的研究成果。“文史前沿”“四库学研究”这类专栏中刊发的学术成果，即集中体现了这种办刊宗旨与学术追求。《贵州文史丛刊》关注人文科学发展前沿，尽力刊载海内外最新的人文科学研究成果与专题专论性的研究成果，这种办刊特色或说学术趣向是值得肯定的。因为，这种追求与趣向实为一个地方性的学术刊物提高办刊学术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贵州文史丛刊》办刊的第二个特色，当是坚守贵州本地的学术特色，注重刊发贵州本地文史领域中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在中国，贵州本来即是一个人文底蕴厚实的省份。当年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学业大成。王阳明的良知教自明中叶以后，曾影响中国社会历史文化数百年的发展，并在日、韩等东亚国家得到传介，产生过广泛的国际影响。今天，人们对于阳明学的理论价值仍在深入地探讨之中。毫无疑问，作为贵州的学术刊物，《贵州文史丛刊》已是刊发积累阳明学研究成果的一方重镇。同时，《贵州文史丛刊》中以“贵州文史”为代表的专栏中，还刊发了大量其他有关贵州本地文史领域的研究成果。这些学术成果，涉及到贵州的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建置与沿革、人物等，范围广泛，特色鲜明，构成了《贵州文史丛刊》内容的主体，有利于人们从学术的层面了解贵州，促进了贵州的学术文化建设。因此，《贵州文史丛刊》始终坚持把刊发有关贵州本地文史的学术研究成果作为刊物工作的重心，这种办刊方向，也是必须肯定的。因为，这体现了《贵州文史丛刊》的个性特征，也奠定了《贵州文史丛刊》在中国的学术园地中立足发展的根基。《贵州文史丛刊》办刊中的另一个特色，我理解为对学术的敬畏，对纯净的学术立场的坚守，对论文作者的热情与尊重。毋庸讳言，当今中国的有些学术刊物的编辑工作中，还存在不少有违学术发展的风气。但我在与《贵州文史丛刊》的交往中，发现《贵州文史丛刊》较为例外。《贵州文史丛刊》邀约国内外一些知名学者为刊物撰稿，刊发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同时，《贵州文史丛刊》奖掖后进，也刊发过不少年轻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据我的观察，《贵州文史丛刊》不论以何种形式用稿，编辑们注重的都是学术，都是文稿质量，而不是其他非学术性因素。刊物编辑也会与拟刊发文章的作者商讨文章的修饰完善。但商讨体现的是他们对学术的敬畏，对文章作者的尊重。这样的商讨带给编者与作者的是灵爽悦怿的心情。总之，《贵州文史丛刊》是一方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术园地，也是我十分喜爱的一方学术园地。 高文强（本刊学术委员，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与《贵州文史丛刊》之缘，要从我与贵州之缘说起。2006年至2009年，贵州省委宣传部委托武汉大学文学院培养了四届在职硕士研究生，这些在宣传系统工作的学生被放在了我所在的文艺学专业。由此，我，我所在的文艺学专业，从此与贵州结下了不解之缘。2017年贵州班的同学们再次邀请文艺学专业的老师们到贵阳聚会。机缘巧合的是，我的一位博士生与《贵州文史丛刊》的一位编辑是同学，由他们引荐，我认识了《丛刊》副主编张彪先生，张先生邀请我们到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参观并与丛刊编辑部的各位先生进行了一次小型的研讨和对话。这次活动我们认识了儒雅的顾久先生，以及《丛刊》编辑部的各位同仁。通过这次对话，我决定在《丛刊》上开办“佛教诗学”专栏，这一想法得到了顾久先生、张彪先生的大力支持。“佛教诗学”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也相对比较小众，《丛刊》编辑部愿意设置专栏，正是其纯粹学术追求精神的显现。从2017年第三期至2019年第二期，一年半的时间里“佛教诗学”栏目一共发表了十六篇论文，为这一问题的探讨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对“佛教诗学”领域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2019年第三期开始，因《丛刊》改版，“佛教诗学”专栏被削减。虽然觉得很遗憾，但依然非常感激《丛刊》一年多来对“佛教诗学”研究的大力支持。如今，武汉大学东亚佛教诗学研究中心已正式成立，“佛教诗学”研究开始迈入一个新的阶段，而此发展中也有一份《贵州文史丛刊》的支持和鼓励。
张晓芝（本刊“四库学研究”栏目组稿人，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2019年5月28日，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的各位老师，顾久先生、王尧礼先生、张彪先生、陈丹阳老师、汤苏婷老师，还有师姐胡海琴，一同在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调研，主要围绕《贵州文史丛刊》如何办刊展开。在场的各位老师，从栏目设置、主题选择、项目规划等方面展开讨论。记得我曾说，每年国家社科项目均会增加很多学术前沿课题，《丛刊》若能把握学术动态，将其中文史哲领域中的某一问题设置为专栏，定期推出系列文章，或可为学界做出贡献。设立专栏，一方面可以为某一领域的学术成果提供发表平台，另一方面则可形成规模效应，提高刊物的影响力。随后，我将“四库学”近几年的发展动态做了简要的汇报。“四库学”研究已有百余年历史，随着国内四库学研究中心的建立，以及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四库学》、首都师范大学《四库学》期刊的发行，“四库学”开始朝着有自己独立特色的方向发展，并形成一定的规模。传统“四库学”依附于文献学、历史学、文学、图书馆学等学科，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近十年来，“四库学”开始快速成长，形成拥有独立研究中心的学术阵营。张洪志、邓洪波在《中国四库学》第二辑《2016年四库学研究综述》一文中说“西南大学文学院以何宗美教授为核心，围绕着《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學观发表了一系列成果，”事实上，“四库学”现已形成以首都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湖南大学、西南大学为主的四个主要研究中心，源源不断地培养一批批青年学者。然而，“四库学”平台的搭建并未与其发展相匹配。这一点与敦煌学、甲骨学、红学等不同，上述“显学”的研究阵地和学术平台已相对成熟，而“四库学”则处于起步阶段。平台建设较为薄弱，学术梯队尚未形成。基于这一点，顾先生、王先生、张先生等初步同意在《丛刊》开设专栏，为“四库学”研究搭建平台。
次日，顾先生一行前往西南大学文学院交流，家师何宗美先生也赞同设立“四库学”专栏。《丛刊》编辑部回到贵州后，立即着手讨论栏目的设置问题。在这之后不久，我接到《丛刊》编辑部的电话，《丛刊》拟从2019年第三期开始，开设“四库学”专栏，“旨在为四库学研究搭建学术交流平台，为推动四库学研究发展作出努力”。编辑部决定“四库学”栏目由教育部特聘长江学者、西南大学何宗美教授担任主持人，由我负责“四库学”研究论文的约稿和组稿。至今为止，“四库学研究”栏目已经刊发十余篇文章，分载四期，内容涉及定本《总目》文学思想、四库本版本、稿本《总目》、阁本《总目》等相关内容。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四库学”研究的深入，也随着《丛刊》的壮大发展，“四库学”与《丛刊》将会在共赢的环境中继续向前迈进。
史继忠（本刊原主编） ：
1980年我还在云南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研究过程中发现南宋在南方买马对贵州历史颇有影响，活跃于南方马市的有大理、罗殿、自杞诸国，于是查阅大量资料，写成了《自杞国初探》，成为我研究贵州历史的处女作。时值《贵州文史丛刊》创刊，我便即刻投稿，发表于1980年的创刊号上，成为第一批作者之一。《贵州文史丛刊》是改革开放后贵州创办较早的文史类刊物，与我从事的贵州史、民族史、文化史研究极为合拍，所以我又是这个刊物长期的忠实读者。1991年我调任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兼《贵州文史丛刊》主编，于是兼有作者、读者、编者三重身份。
要办好学术性刊物，关键在于提高学术质量，与时俱进，符合时代要求。在纸质媒体日益衰落的情况下，应出电子版，通过网络扩大影响。《丛刊》自创办以来，一直遵循“立足贵州，面向全国”“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的宗旨。“立足贵州”是基点，要充分认识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认识贵州历史发展特点、地域文化特点和民族特点，宣扬贵州在历史上的贡献，树立文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在这方面，《丛刊》做了大量工作，但历史偏重于近现代，文化偏重于诗词书画，人物局限于人们熟知的几个人，对夜郎文化、贵州建省、贵州经济、贵州教育、科技、贵州交通、历代移民等重大问题缺乏深入研究，还有很大发展空间，需要组织若干专题研究。贵州历史离不开中国史，不能就贵州谈贵州，要放眼全国、放眼世界。“立足贵州，面向全国”的宗旨不能改变，局限于贵州不可能在全国争得一席之地，过分偏重全国又必然失去《贵州文史丛刊》的特质，如何把握分寸，需要认真思考。
编者是沟通作者、读者的重要纽带，对文章作较大修改一定要与作者商量，出刊后要多听取读者的意见，使作者、编者和读者形成一个“朋友圈”。要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对他们要多关心、多指导，让他们有机会发表文章。编辑人员要多学多想，不断充实提高，不能在既有的基础上原地踏步，要不断“充电”，吸收新的知识。主编要有远见卓识，要“眼观四路、耳听八方”，与时俱进，常规的栏目固然要有，但要随时提出新的思路、新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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