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羊邨地铁D出口钻出来后，沿着右手边一直快步走，经过一家银行、一家幼儿园和一家中医门诊部，刚好看到前检察官杨斌将自家的院门开了条缝。我探身进去，大约10平方米的小院，昨晚的落叶还没来得及清扫，但角落一溜高高矮矮的盆栽却绿得逼眼。虽然南国的天气暧昧而多变，但春天终于还是来了。
　　这是杨斌正式辞职之后的第二天。3月20日上午，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了免去杨斌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法律职务的决定—检察员要由其本院检察长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进行任免，这是杨斌最后一次用体制内的身份为我这样的普通公民进行普法教育。
　　在社交平台上，已经有人迫不及待地叫她“杨律师”了。的确，经验告诉我们，从公检法系统里辞职出来的检察官法官，绝大多数会当律师：在很多人看来，这只是法庭上的控方和审方变换了一个说话的位置，更改立场坐到辩方律师的席位上去了，连改行都称不上。
　　而杨斌也的确有当一名律师的打算，她享受在办案过程中获得的职业成就感。在近几年的广东官场，公务员辞职下海的声音不绝于耳。其中产生较大影响的，是2013年9月原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陈伟才辞职出任格力副总裁，而他此前被誉为广州公安系统冉冉升起的“新星”。
　　杨斌离职的影响甚至超过了陈伟才。她自己认为，其中最根本原因是，“这个社会日渐活跃起来了。”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其实还是跟她在2005年周模英案中那份柔肠百转的公诉词曾引起极大关注，而近年来又在社交媒体上直言体制不足有关。

　　“像我们这样实名发声的真的很少吧，这个系统希望我们都是一个模糊的、不可辨认的、带着面具的群体。如果有人敢摘下面具站出来，这可能是让某些人不安的事情。”

　　在广东，也只有在新浪微博上拥有360万粉丝的廖新波的职务变动所引起的波澜能和杨斌媲美了。在去年4月份，廖新波被免去广东省卫计委副主任、党组成员一职，转任该单位巡视员，曾一度引起媒体的广泛报道。
　　“他说的话不算敏感吧，是到年龄了吗？”这是杨斌听到我提起廖新波时的第一个反应。随后她转念一想，“或者像我们这样实名发声的真的很少吧，这个系统希望我们都是一个模糊的、不可辨认的、带着面具的群体。如果有人敢摘下面具站出来，这可能是让某些人不安的事情。”

我所有的一切都可放在阳光下

　　“改名了。”辞职后，杨斌在微信上将自己的昵称改为“前检察官杨斌”，她希望多年以后，自己只是在不经意的瞬间偶尔想起曾经做过检察官——这个标签，之前已经跟了她23年。
　　1992年，杨斌从重庆大学社会科学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专业毕业，几经周折进入了当时花县检察院（现广州市花都区检察院），是当时唯一的外地人和本科毕业生。经过书记员、助理检察员、检察员的系统内按部就班的法律职务晋升，5年后，她终于摆脱沉闷单调的文字材料工作，进入办案一线，成为独立办案的检察官。
　　杨斌一举成名是在2005年，当时她刚调到广州市检察院。江西籍母亲周模英将不满一岁的患病女儿扔进河里溺亡。刚刚接到案子，杨斌看了警方起诉书中的犯罪事实描述，她对周模英恨得要死：这个女人这么恶毒，她没有资格做母亲，应该被判死刑。
　　后来杨斌到看守所提审周模英，发现周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十恶不赦。杨斌认为，她个人从对周模英极其痛恨到立意要为她做点什么，这样的转变对她来说也是一次涅槃。“应该是周模英案之后才形成了我的办案风格。”杨斌说，“在我从业的初期，也把愤怒等同于正义，周模英案让我清楚地意识到，其实愤怒并不等同于正义。”
　　在该案庭审时，杨斌当庭洒泪请求法院轻判周模英：“我们不能漠视隐藏在背后的社会原因和背景，我们不能忘记站在她身后的那些挣扎在社会底层、为生存而苦苦呻吟的人们，以及他们的苦难和命运。这也是法律应有的良知。”
　　指控犯罪的公诉人为犯罪嫌疑人求情，在获得肯定之余，杨斌的举动更多地被质疑为“不专业”。时隔10年之后，杨斌仍然记得，在报纸报道该案庭审情况的第二天，她所在处室的处长特意到她办公室，当面跟她说：“我看了报纸，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一直到2010年年底周模英出狱后跪谢杨斌，引起媒体更为广泛的报道之后，支持她的声音才显得有了合法性：2010年12月25日，时任广东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梁伟发作出批示，号召全省政法干警向杨斌学习。
　　但即使如此，杨斌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改善。2011年元旦之后，因为检察院内部轮岗，她离开了公诉岗位，被调至反贪局职务犯罪预防处。此后她还曾被借调到广州市政法委，负责“创建平安战线”工作。她曾经向组织申请过，表达了想要重返公诉岗位的愿望，但是申请递交上去之后，悄无声息没有任何回复。
　　“如果你还在公诉岗位，可以办案、出庭，你会辞职吗？”不止一个人这样问杨斌。她的答案倒是干脆：“不会。”
　　自2013年以来，她经历了23年的体制生涯中力度最大的反腐运动，而即将到来的司法改革也让人充满期待。但随着年岁渐长，45岁的她觉得自己不能再等了。既然在体制内已经没有她上庭的机会，那么何不从中走出来，转变角色寻找一个重新上庭的机会呢？
　　她曾不止一次地感叹，有时候根本无法想象自己今天会是这么一个人。此前她是一个典型的文艺女青年，尤其喜欢雨果的《悲惨世界》。“我在台下跟人吵架，绝对是落荒而逃，只能是自己去哭的那种。” 　　杨斌觉得，自己天生就是法庭上的人：“一方面是我工作特别认真，案子办得细。最主要还是我通过办案、庭审辩论，发现我其实是一个很好斗的人。”
　　杨斌很享受在法庭上辩论的状态，而且难度越大的案子她办得越好。
　　“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自我。”杨斌说。
　　在未见到杨斌之前，我对她最为深刻印象，是2010年底她在《南方都市报》上那句斩钉截铁的自我概括：“我不会放弃的，因为我是湖南人，湖南有句话叫‘霸蛮’（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还有那张处在同一版面的“女汉子”式的照片：穿着检察官制服的她，双手抱臂，背后灯火灿烂的是广州最为繁华的CBD珠江新城。
　　“该怎么称呼你呢，你不当检察官了，也还没成为律师，要不我叫你老师？”在采访时，我半开玩笑地对她说。“不用，叫我斌姐就好。”她一边招呼我坐下，一边慢慢地往茶壶里放茶叶，然后灌上冒着蒸汽的开水。眼前这位前广州市检察院检察官，穿着休闲连衣裙，外罩一件白色披肩，化了点淡妆，的确像个邻家大姐。
　　这已经不是杨斌第一次改名了。去年的12月7日下午1点多，杨斌就曾发了一条微博，将“检察官杨斌”改成“法律人杨斌”：“都下班了，三位领导陪姐学习《检察微博管理办法》，还有一位做记录的。想想都不容易，改名改名。”
　　杨斌在2011年的下半年开通了微博。那年的秋天，广州市检察院请了一个专家来讲司法改革。该专家称2008年以来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司法体制改革内容之多、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当天杨斌就发了一条微博说，今天听了专家讲课，在过去的5年内我们经历过波澜壮阔的司法改革，大家有没有泪流满面？结果是领导马上找她谈话，让她注意影响。
　　杨斌承认在微博上的言论给自己惹了很大的麻烦，她批评体制毫不留情，但她又觉得自己的话并没有针对和攻击任何一个人：“其实人人都是受害者，大家都是一个共同体，我是很能理解体制内一些人的纠结和痛苦，（体制）埋没了很多人。”
　　去年她在香港中文大学做了半个月的访问学者。在她的分享会一开始，她就对听众说自己是中共党员，“我之所以比体制内的其他的人更敢言，是我认为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放在阳光下。”

最后一天上班

　　2005年羊年春节过后，杨斌在单位上了一天班，紧接着申请了两个星期的年假，然后递上了辞职报告。
　　在离职前的一整年中，杨斌主要的职责是在广州市检察院负责企业和个人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这是2013年最高检颁布的一项规定。
　　“我们把他们递交的相关资料和信息输入电脑，就可以自动出具证明。”在杨斌看来，这是高中毕业生都能干的工作。
　　杨斌上班的最后一天，一个女士来到检察院办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她所属的企业在广州市天河区工商分局登记注册，法人代表是一名香港人。在此前，外资企业的无行贿犯罪记录查询是需要到省一级检察院来办理的，但目前省检已经把这个权力下放，工商登记所在地的检察院就可开具相关证明。
　　在找到杨斌之前，那女士已经为这个证明跑了两天。她先是去了广东省检察院，省检让她到天河区检察院，但区检察院又让她要到市检察院。杨斌了解情况后，对她说：“我给你出证明，你到外面等一下。”杨斌转身给天河区检察院的一个科长打电话，将情况反映后说：“办这样一张东西，让人家跑来跑去，于心何忍。”
　　杨斌承认自己并不热爱这个智力含量并不高的岗位，但她仍然希望自己能将工作做好。中国人已经形成了办事找关系的习惯，杨斌经常会遇到找人托关系办无行贿犯罪证明的公司，每当这个时候，她会一边帮他们办理手续一边说：“你们不需要求任何人，帮你们办这个证明是我们的责任。”
　　递了辞职报告之后，杨斌觉得一身轻松。成为一名自由人，抛弃了之前体制对人的禁锢和限制之后，她希望，2015年是自己人生最为美好的一年。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离职之后，除了做律师之外，她还有很多想法，“也会做一些生态自然的、田园方面的、手工的事情。”
　　当然杨斌还会继续自己的公益事业。2013年6月，她发起了广东省内首个专为刑事案受害者设立的救助组织—“天祥关爱计划”。“天祥”是她父亲的名字，老人为救助行动捐出了第一笔启动资金5000元。
　　“在你辞职的过程中，领导有表示要挽留你么？”我问。答案是没有。她是3月16日星期一交的辞职报告，周三检察院政治部就打电话通知她说批了，周五市人大常委会免了她的检察官资格。
　　一位同事私下发私信和她说“想想都有点心寒”。
　　她却回道：“他们终于干了一件人事。”
　　她认为，对于所有立意离开的人，体制不需要虚伪的挽留。
　　在一篇文章中谈起离职的感受时，杨斌说自己“没有纠结，没有遗憾，没有失落”。但真的就是那么云淡风轻吗？3月23日晚上，杨斌回单位收拾东西，装了满满一后备箱：“明天还要继续。衣服、书、折叠床、被子……十年了，这里也跟一个家差不多。”
　　离职之后，单位的同事请她吃了一顿饭，算作告别。她察觉到了，熟悉自己的人，包括同事，都觉得像她这种人是迟早要离开的。“我觉得很悲哀，似乎大家都意识到了，有独立人格的人在体制内很难生存下去。”她难免有这个感慨。
　　一个法官或者检察官从提出辞职到完全办妥离职手续，目前来看并无严格的时间规定。杨斌从递交申请到被免职用了5天时间。而去年辞职的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法院知识产权庭原副庭长菅志远，他的辞职手续在原单位拖了两三个月。而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刘仕毕在去年10月8日递交了辞职申请，6天后获批。
　　他坦言辞职理由和杨斌并不相同：“杨斌是法律人情怀，因为没办法上庭而辞职，而我主要是想尝试新的领域，挑战自我。”
　　在辞职前，刘仕毕做了21年法官。他认为出于法官职业道德和伦理，法官需要慎言慎行，自愿放弃了个人的一些社会交往，但制度并没有从待遇和职级的晋升上得到相应的补偿：“譬如说你的判决书写得再好，但知识产权就不是法官的，你想日后结集出版都不可能。” 　　如今，已经离职半年的刘仕毕正在为实现财务自由而奋斗，他用了“天地广阔，心情大好”来形容辞职后的感受。目前他在一个金融控股集团下属的资产管理公司任职。另外他已接受广州一家正在筹办的新型律师事务所聘请，拟出任首席传媒运营官。刘仕毕笑着说：“法律、传媒、金融，我都想玩。”
　　
　　相比刘仕毕的忙碌，刚刚辞职的杨斌则要清闲许多。自家房子本来在沙河顶水荫路，现在之所以住五羊新邨是因为方便儿子上学租的。如果在以前，每个工作日早上，杨斌都会从家里走路上班，她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要么沿着广州大道一路走，到中山一立交桥下拐弯顺着黄埔大道一直走到位于黄埔大道西66号的广州市检察院;要么走上南方报社门前的人行天桥，往珠江新城里走，然后到达目的地。
　　如今的杨斌，已经清空了自己在检察院的办公室，再也不需要往黄埔大道西66号赶了。

没有体制的束缚，也就没有体制的庇护

　　23年的检察官生涯，杨斌看过无数案件，以及案件中的故事。她觉得这个过程中也在演绎着自己的人生故事。因为工作关系，她担任公诉人时免不了要到死刑执行现场，目睹死刑执行过程。她坦言犯罪人被正法的那一刻自己并没有实现正义的快感，而是感受到一种很深的悲悯。
　　在之前的上班途中，杨斌曾遇到过一个案子被害人的父亲。他曾在五羊邨开面馆，2009年的一天晚上，年仅14岁的小儿子向一个19岁的食客追讨饭钱时被害。那个19岁的嫌疑犯在接受杨斌的审问时，对杀人犯案供认不讳。
　　案发后，被害人的父亲曾去过检察院一次。杨斌跟他解释了这个案子，说会按照法律程序依法办案，且会尽力联系被告人家属，争取最大限度的赔偿。后面杨斌还说了一句，你的孩子才14岁，你就这么放心让他在店里担这么大的担子，作为父母你有没有想到自己的责任？他没办法接受杨斌这句话，“腾”的一声跳了起来，在接访室里走来走去。“我当时真怀疑他是不是要打我。”杨斌说。
　　几年后，杨斌在这位父亲新开的面馆吃饭。杨斌说自己当时真的想救那个19岁少年的命，他说他知道。杨斌又问他现在觉不觉得自己作为父母对孩子的意外有责任，能不能接受她当时所说的。他说能接受，他现在经常教育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
　　“很多东西，都需要时间去弥合。”杨斌说。是的，时间固然可以抚平仇恨和伤痛，不过时间亦改变了她自己的职业选择。
　　有与杨斌相熟的记者曾专程去听过杨斌的庭，觉得她在法庭上的表现的确是令人佩服，而现在，他认为离职之后的杨斌更放得开，以往在体制内不便谈论的话题，也能放开顾忌，谈得相对深入。
　　在接受网易新媒体的采访时，杨斌透露自己曾参与过一个案子，当时一共七个被告人移送到她这里，她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构成被告人共同犯罪，应该全案不诉。
　　“这个案子特别周折，最后到了最高院。最高院经过讨论之后，也认为不构成犯罪，然后通过广东省政法委召集我们办案部门来协调。”杨斌说，“但问题是，谁也不想担责任，扯皮又扯了几个月才放人，我当时觉得特别悲哀。记得讨论现场有一个公安的领导，他就说哎呀，大家这么辛苦，（如果）把人给放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很受打击呀。”

　　“是因为不在乎地上的那把米，才能够自由飞翔，还是因为能够自由飞翔，所以鄙视地上的那把米？圈养的和野生的估计有不同的答案。”

　　2015年，卫生部宣布，中国全面禁止死囚器官移植，这让杨斌觉得“现在这个问题可以公开谈了”。
　　多年之前，她在临场监督一起死刑时，曾非常清楚地知道，该名死囚身上的器官将会用于挽救他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她觉得他再十恶不赦但已经在用他的命来抵了他的罪行。“我没有理由去恨他了，我恨不起他了。”杨斌说。
　　著名刑辩律师周泽得知杨斌辞职后，说，“理解她的选择。”他年龄与杨斌相仿，先后当过记者、大学教师，后来从体制中抽身而出从事律师职业，被称为“死磕派律师”。
　　杨斌对部分死磕派律师中带有夸张和作秀的部分持保留意见，但她亦认为“死磕”有益。据周泽透露，杨斌曾对他说，想向某个被她公诉的当事人道歉：杨不认为他有罪，但相关领导坚持要诉。“那时她好希望有个‘死磕’律师站出来‘死磕’她。”
　　目前杨斌亦打算尽快找一家律所把律师的身份确定下来，且已经与广州一律所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象。但当她听到“杨律师”这个称呼时，感觉还是有点别扭：“毕竟这种身份的转换还是需要一个过程。”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看好和支持杨斌辞职。一个在基层检察院做领导的朋友得知她要辞职的想法后，连忙劝道“你多熬几年，这样退了就可以拿退休金”。在得知杨斌去意已决后，他又建议杨斌想办法弄一个“病退”。
　　“我说我要走就彻底地走。而且如果我搞了病退，以后我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可能就会一大堆人拿这个来攻击我。”杨斌说。
　　她和著名学者于建嵘有过几次交流。据杨斌回忆，于建嵘跟当时已经萌生去意的她说，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辞职会成为焦点，甚至会成为异类，而“这是很危险的”。
　　“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没有体制的束缚，也就没有体制的庇护吧。”对于于建嵘的话，杨斌这样理解。对于离职后的生计问题，她不是没有纠结：“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家里也没有雄厚的财力。但是思考越到后面，就会越清晰你想要的是什么。”
　　此前就有好几位同行好友提醒，说马上就要改革，辞职也有社保了，干了几十年要不再等等吧。杨斌也曾花了一个晚上来研究《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但最终一无所获。
　　于是她发了条微信，意欲征询这社保并轨条例到底该如何解读，结果遭到一班已经跳槽的前公检法老友们的嘲笑：靠社保那玩意？自己买商业保险还可靠点。
　　“看来体制内外的思维方式确实迥异。”杨斌总结说，直到现在，她还是没搞懂，2014年10月1日以后从机关辞职的人员到底有没有社保。但她通过这件事又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是因为不在乎地上的那把米，才能够自由飞翔，还是因为能够自由飞翔，所以鄙视地上的那把米？圈养的和野生的估计有不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