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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史记》是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约三千多年的历史，是我国文学史上的鸿篇巨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史记》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以人物为中心谱写历史，由此刻画了众多的人物形象，组成了宏大的历史人物长廊。而其悲剧人物向来备受瞩目，是其文学魅力之所在。本文从《史记》悲剧人物的类型、悲剧人物的塑造、悲剧人物的超越三个方面来看《史记》悲剧人物的悲剧性，从而阐明《史记》悲剧人物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悲剧人物
前言
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人。其父司马谈做过太史令，有志于编写一部通史，但未就而卒。临终前，嘱托司马迁完成遗愿。司马迁幼承父训，通读古文经传；少时拜师孔安国和董仲舒，学习古文经学；二十岁后，漫游名山大川，考察搜集史料；三十八岁时，继任父职任太史令。公元前104年，他开始着手撰写《史记》。公元前99年，司马迁替李陵辩护，惨遭腐刑，蒙受耻辱。但是为了完成《史记》，他隐忍苟活，发愤著书。两年后，武帝大赦天下，司马迁获释出狱，任中书令，继续写作，终于完成了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巨著。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记传体通史，全书分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余字。本纪主要记载帝王，世家主要记载侯王勋臣，列传主要记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十表主要记录大事年表，八书主要记录典章制度。《史记》是一部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文学巨著，它用极具表现力的艺术手段为我们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给人以经久不息的艺术审美享受，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中《史记》悲剧人物浓郁的悲剧性便是这部文学巨著的真正魅力之所在。
一、《史记》悲剧人物的类型
《史记》所载人物，上起远古，下至西汉武帝时，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从帝王到平民无所不包，而其中最主要的是自春秋末期以来400多年间的人物，这些人物构成了一个庞大而灵动的历史人物长廊。他们身上带有司马迁浓厚的忧患意识，普遍具有一种慷慨悲壮的英雄色彩。所以，《史记》中的人物大多是具有悲剧色彩的英雄人物。这些悲剧人物的故事悲壮而惨烈，他们身处政治斗争的中心，站在历史变革的前沿，挣扎在时代潮流的漩涡中，牵连着各种利害关系，往往以不幸的结局惨淡收尾。《史记》中悲剧人物众多，据韩兆琦先生考订，“《史记》全书所写悲剧人物大大小小约有一百二十多个”。[1]
《史记》悲剧人物的分类在学术界历来颇多争议，因为“悲剧总是充满了矛盾，使人觉得它难以把握，理论家们常常满足于抓住悲剧的某一方面作出概括论述，而且自信这种论述适用于全部悲剧……他们都正确又不正确——正确是说他们都抓住了真理的一个方面，不正确是说他们都忽略了真理的另一方面。”[2]因此，关于《史记》悲剧人物的分类始终并无定论。其中韩兆琦先生在他的《史记通论》中的分类最具有代表性。本文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悲剧人物的描写，结合韩兆琦先生的分类，在西方美学发展史三大悲剧类型的基础上，将《史记》的悲剧人物分为社会悲剧、性格悲剧和存在悲剧三类将以阐释。
（一）社会悲剧
这类人物的悲剧是由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现实造成的，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变革者悲剧、忠臣悲剧、功臣悲剧。
变革者悲剧，就如马克思所说的，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3]这类悲剧人物站在历史关口，行走在历史进程之前，所作所为超出了历史所承载的范畴，所以尽管他们踌躇满志、满腔热血的为理想奋斗抗争，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现实条件尚不成熟，他们注定要失败。“过渡阶段是一个悲剧地带。”[4]变革者崇尚新思想，追逐新事物，因而他们必然要否定和反抗腐朽而落后的社會制度，由此势必会触动旧势力的利益，进而招致保守派的打压和阻挠，而且由于现实条件的暂不成熟、新事物势单力薄、旧势力负隅顽抗，更何况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新事物必然会毁于旧事物的一时强大，但是他们作为历史发展的先驱者，永被后人铭记。这类悲剧人物以吴起、商鞅、晁错、陈涉、吴广等为代表。
忠臣的悲剧是由昏君、奸臣的排斥与迫害所造成的。屈原是其典型代表。屈原是皇室后裔，品格高贵，志向高洁，可媲美兰芳；他才华横溢，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出入朝堂，安邦定国；他忠君爱国，举贤任能，修明法度，提倡美政。但他却被小人妒忌谗害，从而被不分贤愚的楚王疏远，两次被流放。他一心报国为民，九死未悔，但多次求“女”均以失败告终。有心报国却不得其主，这是他人生悲剧的根结所在。他“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也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沾染尘世污秽，最后竟自投汩罗河而死。他的爱国情怀和高洁之志可与日月争光，谱写了永恒的爱国主义赞歌。伍子胥为吴国尽心尽力，成吴霸业，最终还是不免赐剑自尽的下场。白起功勋赫赫，但还是被秦昭王和范雎合谋，赐剑自杀。
功臣悲剧是指有功之臣不得善终，有功之臣由于功高震主或是功勋卓越，从而招致君王的胡乱猜疑与处处提防甚至是杀身之祸。其典型代表有文种、韩信、李广等。当一个时代坍塌之时，群雄并起，英豪杰出，为将为王，沙场上金戈铁马，朝堂上运筹帷幄，乱世中激流勇进，指点江山，只为成大业，得功名，享荣华。但有多少君王能共患难，同安乐，有功之臣最終的都免不了“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悲惨结局。越王勾践入质吴国，文种留守越国，殚精竭虑，使得越国国富民殷，后又献计伐吴九术，大破吴国，才使越王得报国仇家恨，但最终却落了个赐剑自杀的下场。淮阴侯韩信战必胜，攻必取，在楚汉战争中是“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的关键，刘邦得了天下，韩信却功成被贬，最后惨死长乐宫。大将军李广为臣则忠心耿耿，多次抗击匈奴，保家卫国；为将则义薄云天，与士兵同甘共苦，深得人心。但是战功赫赫的他却难封侯，最终迷道自尽。 （二）性格悲剧
这类人物的悲剧是由性格缺陷或是自身的原因或错误而造成的，“人无法避免自己的错误，因而人也无法避免自己的悲剧”[5]，也就是“性格即命运”。最为典型的是项羽。
司马迁笔下，项羽的性格是错综复杂的。他是战神，战无不胜，攻无不取，破军杀敌，无人能挡；他是霸王，乱世之中异军突起，破秦封侯；他是英雄，活得磊落，死得坦荡。但是，他的弱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里所说的：“‘言语呕呕’与‘暗恶叱咤’，‘恭敬慈善’与‘彪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好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予’等，背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理学，犁然有当。”[6]
项羽骁勇善战，生前除暴秦、霸西楚、夺天下，盛极一时。吴中兵变，他手刃百人，助项梁夺得政权。巨鹿之战，他一针见血，“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乘！”。伐无道，诛暴秦，他功不可没，“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生，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楚汉战争，他势不可挡，“于是项王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 他神勇无敌，“所当者破，所击者败，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所以他最后只能输给自己。他优柔寡断，刚愎自用，沽名钓誉，有勇无谋。鸿门宴是楚汉争霸的关键，他却犹豫不决，放走刘邦，为日后埋下了隐患。他贪慕虚名，弃关中而归彭城，衣锦还乡，“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他有亚父而不能用，最终落败垓下。垓下之围，四面楚歌，败局已定，他只能长叹：“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却仍认为“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也，非战之罪”。东渡乌江，又认为“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他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于是挥刀自刎。面对死亡，却坦然无畏，慷慨壮烈，“死亡本身无足轻重”，为此李清照在《夏日绝句》称赞他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可见，“命运可以摧毁伟大崇高的人，但却无法摧毁人的伟大崇高”[7]。
赵灵武王雄才大略、气魄宏大。他年少登基，在敌国虎视眈眈的困境下，镇定地退走五国之兵。之后采取了以胡服骑射为代表的一系列措施，稳定国势，增强国力。接着他开疆扩土，陆续攻灭中山国，攻破林胡、楼烦二族，开辟云中、雁门、代三郡，修筑“赵长城”，成为北方草原的霸主。他高度集权，稳固王权，大朝信宫，自为主父。但他性格多变，在处理王位继承人的关键问题上优柔寡断，出尔反尔，造成了赵国内乱，最后困死沙丘宫。楚灵王，是春秋时代有名的昏暴之君，他骄奢淫逸、穷兵黩武、不得民心。但这只是他性格的一方面，他也并不是一无是处。他曾与将领争功，重用读书人，留用蔡国忠臣，因此也为自己埋下祸根，失去王位，最后吊死在郊外。还有，齐桓公，中原的第一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但正而不诡，最终在内乱中饿死。
（三）存在悲剧
这类悲剧指的是人的存在本身所蕴含的悲剧。也就是说，人的存在本身就是悲剧。这里着重是指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社会存在体，是那个时代注定的悲剧。这类悲剧还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君子悲剧、义士悲剧、弱者悲剧。
君子悲剧，以伯夷、叔齐为代表。伯夷和叔齐互相推辞君位，谏止武王伐纣，他们恪守君臣之道，耻食周粟，采薇而食，背离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最终酿成了悲剧。还有，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没有因为他的困厄而放棄他的道德理想与人生追求，反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著书立说立德立言于后世，终其穷顿一生。
义士悲剧，以荆轲为代表。他为人慷慨侠义，视道义高于生命，“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是“士为知己者死”的忠义之士。易水送别，士皆垂泪涕泣，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豫让为智伯复仇，漆身吞炭。聂政刺杀侠累，得报严仲子。义士为报知己的知遇之恩，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甚至以命还恩，让人为之动容。
弱者悲剧，这类悲剧人物大都是统治阶级内部自相残杀的牺牲品。申生本是晋国的太子， 但是晋献公的宠姬骊姬为了太子之位，使其子奚齐为嗣，诋毁陷害太子申生，投毒栽赃给他，使他走投无路，自缢于新城。戚姬及其子赵王因遭刘邦妻子吕后的怨恨，狠下杀手，赵王被毒死， 戚姬被吕后做成“人彘”，下场极其悲惨。可见统治集团的罪恶和残酷。他们是统治集团中的弱者， 面对统治集团的残酷暴虐，毫无还手之力，只能惨遭厄运，成为牺牲品。
二、《史记》悲剧人物的塑造
《史记》悲剧人物凝聚着浓烈的生命意识，生存的毁灭造就的是新生，毁灭并不是意味着失败，而是对生命的升华。他们表现出了大写的人对命运的强烈抗争和对生存的勇敢超越以及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史记》悲剧人物的成功塑造在于以下几点：
（一）悲剧意识的贯穿
因为悲剧意识贯穿《史记》始终，所以《史记》悲剧人物才有了鲜活的生命力，拥有不朽的艺术感染力。其一是太史公个人对悲剧人物的钟情，“《史记》一开，多是悲情人物的悲剧之美，这并不是由于他笔下的人物注定要如此，而是太史公在深深的体悟中，在选题上，将自己的悲剧之思投射于人物，从而映衬出一片壮美之光。”[8]其二是悲剧人物在历史舞台上的身不由己。人，本是历史的主宰，却被不可知的命运紧紧裹挟其中，任其捉弄摆布，只能以悲剧终结，无奈退场。正如卢梭所说说的“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9]就连“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一代枭雄，金戈铁马，气势如虹，却也不免落败垓下，自刎乌江，最后只能怒吼：“天亡我也，非战之罪”。其三是悲剧人物敢于反抗命运的强烈进取精神，为了有所作为，勇往直前，义无返顾。因此人“不再是为生存而生存，而是为了反抗自己苦难的原因而存在！”[10]
（二）激烈的矛盾冲突
矛盾冲突是悲剧的摇篮， “悲剧性的世界图景总是包含着挣扎的迹象”。[11]人，生得其名，死得其所，方显生命本色。悲剧命运的归宿是其现实与理想冲突的必然。矛盾冲突也是构建人物性格的关键，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将人推到两难之地，便能把人最真实一面表现出来，高低优劣，善恶美丑，真假轻重，是非曲直，一目了然。在《陈涉世家》中，“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人物处于生死关头，不得不做出选择，而陈涉和吴广的决策就彰显了他们的智慧和勇敢。《廉颇蔺相如列传》，就是在“予璧”与“勿予”、“夺璧”与“保璧”、“杀蔺”与“保蔺”等一系列的矛盾斗争中刻画了蔺相如机智勇敢和大义凛然的个性特征。“鸿门宴”也是矛盾迭出，险象环生，令人胆战心惊。在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精彩的展现了刘邦的怯懦和机智，项羽的坦率和刚愎自用，范增的远见卓识和老谋深算，张良的运筹帷幄和沉稳机智，樊哙的豪爽和鲁莽，项伯的知恩图报和见识短浅。《魏其武安侯列传》，通过以窦婴和田蚡为代表的新旧外戚之间的矛盾冲突，揭露了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和尔虞我诈的本质，刻画了一群性格鲜明的人物。窦婴的率直轻浮，田蚡的阴险贪婪，灌夫的刚愎使酒，窦太后的偏爱固执，王皇后的专权偏私，韩安国的圆滑世故，郑当时的胆小畏缩，籍福左右逢源的小人嘴脸，武帝的隐忍冷酷。人，是社会中的人，矛盾冲突在所难免，但是没有作者巧妙合理的安排，人物的性格特征就无法得到最鲜明最突出最生动的表现。 （三）注重语言和细节
语言是人物个性化性格特征的外化，个性化语言能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下体现出人物的环境背景、文化教养、生活经验和性格特征，使人物富有真实性和鲜活性。陈涉、项羽、刘邦都说过欲取天下，但三者的表达却截然不同。陈涉说的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羽的则是：“彼可取而代也！”，刘邦的是：“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陈涉是底层劳动人民，此话表明了他不满现实，想要凭借自己的努力称王拜相，突出了他不甘人下并且敢于反抗和努力争取的个性；项羽是旧贵族阶级，此话表明了他的雄心壮志和万丈豪情，突出了他有胆有识和狂傲不羁的个性；刘邦是自耕农，此话表明了他卑微的社会地位，不愿被剥削压迫，但却只能望洋兴叹，唯有暗下筹谋，突出了他想要夺取天下的野心。三人的话语都吻合他们的身份及性格。
细节描写，能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丰满，能在寻常中窥见人物的真实面貌和复杂心理，于无声处见有声，更令人耳目一新。《陈丞相世家》中，有写，因为陈平曾经为高帝献计，捉拿樊哙，所以樊哙之妻吕媭多次向吕后进谗，说陈平作为丞相，却不务正业，日日饮酒作乐。而陈平听到这件事后，就越发沉迷酒色。吕后得知此事，却暗自高兴。并且当着吕媭面对陈平说，孩童和妇女的话不可信，就且看你的态度如何选择，没有必要害怕他人的谗言。从中可知，吕媭进谗，居心不良。陈平反而“日益甚”，是因为熟知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和阴谋诡计，深知功高震主会不得善终，为了保全自身，他越发放纵自我，从而让吕后消除戒心。文中用“日益甚”这个细节突出了陈平的谨慎和睿智，同时也体现了他身居高位，却也身不由己的复杂心理。对于丞相的荒唐作风，吕后却“私独喜”，一则是担心贤臣良将功高盖主，无法掌控，从而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二是又想拉拢有识之士，以此来巩固和稳定自己的统治地位，从而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政权。吕后矛盾复杂的心理显而易见。这里巧妙地抓住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将彼此依附而又互相猜疑的微妙心理跃然纸上，使人物形象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三、《史记》悲剧人物的超越
鲁迅说：“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但《史记》的悲剧却是涅磐重生，超越了毁灭，完成了新生，造就了壮美。所谓“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史公笔下的诸多悲剧人物并不仅仅是承受苦难和厄运，而是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他们不甘未知命运的肆意摆弄，而是努力地想要突破命运的笼牢；他们在生存的苦难中苦苦挣扎，极力地想要摆脱现实的困境。他们面对生存，不甘平庸，积极进取，想要活出自我，活得精彩；他们面对死亡，面不改色，不畏惧，不退缩，尽显英雄本色，“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也。”所以，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的不是失败的悲哀，而是道德的高尚和精神的满足。
“《史记》悲剧人物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不是私欲野心和卑鄙的灵魂，而是超越了个人自我的狭小天地，或为生活的不合理而不平，或为民众的不幸而痛苦，或为社会受阻而焦虑。他们渴望社会进步，这种对生活的要求与希望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相一致，充分体现出具有真善美价值的正义感力量，而且悲剧主人公还把这种主观精神外化于行动，在与不合理的生活相冲突的紧张的社会实践中，表现出无畏的献身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12]因此，《史記》的悲剧人物唤起了我们为理想奋斗、为生活努力、为信仰献身的伟大精神。这就突显了《史记》悲剧的震撼性，彰显了《史记》人物的悲剧精神，实现了对悲剧的超越。《史记》悲剧人物的超越体现在以下兩个方面。
（一）对生存的超越
生存的苦难，禁锢着人类。而“人性中的精神力量只有在困苦和斗争中，才能充分证明自己的存在。”[13]当身处进退两难的境地，举步维艰之时，牺牲自我以成全大义，这便是对生命的升华，对生存的超越。《赵世家》中程婴就实现了对生存苦难的超越。屠岸贾作乱，屠杀赵氏满门，为了保住赵氏的血脉，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和程婴力挽狂澜，商定了一套保孤的方案，程婴在此展现出了他的大义，实现了对生存的超越。立孤与赴死孰难？两者都不易。于是两人合作导演了一场戏，公孙杵臼毅然赴死，而程婴就担起了立孤的大任。就此，程婴背负着骂名，只能唯唯诺诺、胆战心惊的隐忍苟活，以此来保全赵氏孤儿。在这里，生存越发艰难，生活失去了色彩，活着只有一个目的，死亡可以自我解脱，但是他坚强地活了下来，直至赵氏孤儿成功的报仇复位。待他完成了使命，便决然赴死，以告慰公孙，报答赵氏的厚遇。这种在生存的苦难中顽强斗争精神蕴涵着更为深刻生命真谛，生存的艰辛和生活的凄苦给生命的色彩添加了一道灰白，但同时也使生命更加绚烂，从而使这种超越精神具有更强大的凝聚力和感染力。这是一种忍辱负重的精神，一种积极进取和昂扬奋发的姿态，一种对生存苦难的超越，实现了人的升华。
（二）对死亡的超越
死亡并不一定能够意味着毁灭，《史记》中的悲剧人物告诉我们人在毁灭中可以用死亡来超越自我 。西楚霸王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生有顶天立地的男儿气概，死有不过江东的铮铮铁骨。年少时就心存大志，欲取天下，“彼可取而代之”。他是千古无二的神勇武将，名震诸侯，“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他横扫千军，所向披靡，“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但命运的荒唐和历史的抉择将他推向了深渊，项羽的性格缺陷和社会现实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彼此之间的尖锐冲突，最终导致了他只能是个失败的英雄。垓下之围，他一败涂地，四面楚歌，无力回天，只能挥泪别姬，于乌江自刎，用轰轰烈烈死亡终结了他传奇的一生。他用死亡换取了尊严，他的骄傲不允许他低头，“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他的慷慨赴死，使死亡不再是生命终点，而是实现灵魂超越的途径。他轰轰烈烈的一生，他慷慨激昂的死亡，使他精神气质如虹贯日，虽死犹荣。不以成败论英雄，他是当之无愧的英雄。诚如李清照所评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他活得精彩，死得痛快。 四、《史记》悲剧人物的意义
《史记》人物的悲剧不是哀哀戚戚的、凄凄惨惨的，而是轰轰烈烈的、惊天动地的，他们死得有意义、有价值，能惊天地，泣鬼神。正如宗白华所说的：“在悲剧中我们发现了生命价值的真实性，因为人类曾愿意牺牲生命、血肉及幸福，以证明它们的真实存在。果然在这种牺牲中人类自身的价值提高了，在这悲壮的毁灭中，人生显露出意义了”[14]。《史记》悲剧人物的悲剧意义具体有以下几点：
（一）对现实社会不平的控诉
太史公在《伯夷列传》中质问天道：“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自古权奸害忠良，不容忠义立家邦。奸人当道，良善之人不得善终。屈子为国为民，却遭小人进谗，被离隙流放；白起屡建战功，却受到应侯等人的毒害，落了个赐剑自杀的结局；信陵君为抵抗秦军尽心尽力，两度击败秦军，但却屡遭魏王的忌惮猜疑不得重用，晚年抑郁而终。“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石奋凭借裙带关系居高位享厚禄，公孙弘虚伪奸诈却能青云直上，田蚡阴险狡诈却小人得志。“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邪，非邪？”！现实的罪恶，社会的不公，人类的不幸，可还有天理？太史公控诉的正是這个社会不合理的现实。
（二）对积极进取精神的激励
《史记》洋溢着豪迈进取的精神和昂扬奋发的姿态，不为节操而死，不为天年而生，努力完善自己，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生得其名，死得其所。太史公遭受腐刑，却隐忍苟活，发愤著书，成一家之言。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得复国；信陵君礼贤下士，名冠诸侯；伯夷殉义，而名益彰。这些悲剧英雄人物无论高低贵贱，都积极进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在时代的漩涡中激流涌进，是真的勇士，将名存千古，流芳百世。《史记》让我们感受到的不是悲哀和消沉，而是壮烈和奋起，给我们以无尽的信心、勇气和力量，勇往直前，为此可以付出一切。
（三）对世事无常和世态炎凉的慨叹
司马迁在《卫康叔世家》里说：“余读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妇见诛，弟寿争死以相让，此与晋太子申不敢明骊姬之过同，俱恶伤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杀，兄弟相灭，亦独何哉？”卫宣公为人君为人父却厚颜无耻夺子妻害子命。吕后怨恨戚姬母子，毒死赵王如意，并“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烷耳，饮暗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魏其武安侯列传》则揭露了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勾心心斗角的丑态。君臣相疑、父子相杀、兄弟相残、亲戚相灭、群臣倾轧，这些悲剧可悲可恨，却又无可奈可，只能徒留悲怆，感慨世道无常，悲叹世态炎凉。
（四）成就一种悲壮崇高的精神
《史记》悲剧人物成就了一种悲壮崇高的美，凝聚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屈辱中的愤然抗争、尽显英雄本色的悲剧人物“为身处在逆境中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榜样、一种出路、一种向上的力量，凝聚成为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一种民族精神。”[15]这种悲壮崇高的精神有奋斗精神，有仁义道德，有爱国情怀。
君子当自强不息，《史记》中的悲剧英雄大都以顽强抗争、积极进取而显名的。不论是越王勾践的“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还是楚霸王的“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都是一种不甘平庸，积极进取的精神，为后世注入了发奋图强的鲜血，唱响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时代颂歌。君子以厚德载物，怀抱仁义，方能定乾坤 、安天下；士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方能举大业、成大事。伯夷和叔齐互让君位，耻食周粟，采薇而食，饿死在首阳山，让人可敬可佩。荆轲刺秦，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成就了义士的佳话。仁义，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史记》沿袭了这种美德，并注入了更为鲜活的血液，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发扬光大。家国之忧，向来沉重，但未曾消弭。太史公曰：“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屈平更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他忧国忧民、举贤修能、修明法度，却受馋见疏、贬谪流放，最终以身殉国。爱国主义在此高度彰显，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结论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记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约三千多年的历史。它融会贯通，包罗万象，脉络清晰，详实地记录了汉武帝之前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史记》开创了纪传体体例，因此人物是《史记》的核心。其中悲剧人物形象极受瞩目，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史记》悲剧人物众多，据韩兆琦先生的考订，全书所写悲剧人物大大小小约有一百二十多个。而《史记》悲剧人物的分类历来颇多争论尚无定论。本文是在西方美学发展史上的三大悲剧类型的基础上，结合《史记》的时代背景，将《史记》悲剧人物粗略地分为社会悲剧、性格悲剧、存在悲剧三类将以阐释，从这三类悲剧人物身上来审视司马迁对悲剧人物的塑造，以及这些悲剧人物对生与死的超越，从而阐明《史记》悲剧人物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史记》悲剧人物身上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品格，表现了大写的人对命运的强烈抗争和对生死的勇敢超越以及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史记》中的悲剧英雄人物则超越了生与死的意义，完成了人性的升华。而《史记》悲剧人物的价值就在于它成就了一种悲壮崇高的美，其所凝聚的民族精神，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韩兆琦.史记通论[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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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池万兴.《史记》与民族精神论纲[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5，第6期.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悲剧人物
前言
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人。其父司马谈做过太史令，有志于编写一部通史，但未就而卒。临终前，嘱托司马迁完成遗愿。司马迁幼承父训，通读古文经传；少时拜师孔安国和董仲舒，学习古文经学；二十岁后，漫游名山大川，考察搜集史料；三十八岁时，继任父职任太史令。公元前104年，他开始着手撰写《史记》。公元前99年，司马迁替李陵辩护，惨遭腐刑，蒙受耻辱。但是为了完成《史记》，他隐忍苟活，发愤著书。两年后，武帝大赦天下，司马迁获释出狱，任中书令，继续写作，终于完成了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巨著。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记传体通史，全书分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余字。本纪主要记载帝王，世家主要记载侯王勋臣，列传主要记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十表主要记录大事年表，八书主要记录典章制度。《史记》是一部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文学巨著，它用极具表现力的艺术手段为我们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给人以经久不息的艺术审美享受，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中《史记》悲剧人物浓郁的悲剧性便是这部文学巨著的真正魅力之所在。
一、《史记》悲剧人物的类型
《史记》所载人物，上起远古，下至西汉武帝时，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从帝王到平民无所不包，而其中最主要的是自春秋末期以来400多年间的人物，这些人物构成了一个庞大而灵动的历史人物长廊。他们身上带有司马迁浓厚的忧患意识，普遍具有一种慷慨悲壮的英雄色彩。所以，《史记》中的人物大多是具有悲剧色彩的英雄人物。这些悲剧人物的故事悲壮而惨烈，他们身处政治斗争的中心，站在历史变革的前沿，挣扎在时代潮流的漩涡中，牵连着各种利害关系，往往以不幸的结局惨淡收尾。《史记》中悲剧人物众多，据韩兆琦先生考订，“《史记》全书所写悲剧人物大大小小约有一百二十多个”。[1]
《史记》悲剧人物的分类在学术界历来颇多争议，因为“悲剧总是充满了矛盾，使人觉得它难以把握，理论家们常常满足于抓住悲剧的某一方面作出概括论述，而且自信这种论述适用于全部悲剧……他们都正确又不正确——正确是说他们都抓住了真理的一个方面，不正确是说他们都忽略了真理的另一方面。”[2]因此，关于《史记》悲剧人物的分类始终并无定论。其中韩兆琦先生在他的《史记通论》中的分类最具有代表性。本文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悲剧人物的描写，结合韩兆琦先生的分类，在西方美学发展史三大悲剧类型的基础上，将《史记》的悲剧人物分为社会悲剧、性格悲剧和存在悲剧三类将以阐释。
（一）社会悲剧
这类人物的悲剧是由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现实造成的，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变革者悲剧、忠臣悲剧、功臣悲剧。
变革者悲剧，就如马克思所说的，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3]这类悲剧人物站在历史关口，行走在历史进程之前，所作所为超出了历史所承载的范畴，所以尽管他们踌躇满志、满腔热血的为理想奋斗抗争，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现实条件尚不成熟，他们注定要失败。“过渡阶段是一个悲剧地带。”[4]变革者崇尚新思想，追逐新事物，因而他们必然要否定和反抗腐朽而落后的社會制度，由此势必会触动旧势力的利益，进而招致保守派的打压和阻挠，而且由于现实条件的暂不成熟、新事物势单力薄、旧势力负隅顽抗，更何况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新事物必然会毁于旧事物的一时强大，但是他们作为历史发展的先驱者，永被后人铭记。这类悲剧人物以吴起、商鞅、晁错、陈涉、吴广等为代表。
忠臣的悲剧是由昏君、奸臣的排斥与迫害所造成的。屈原是其典型代表。屈原是皇室后裔，品格高贵，志向高洁，可媲美兰芳；他才华横溢，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出入朝堂，安邦定国；他忠君爱国，举贤任能，修明法度，提倡美政。但他却被小人妒忌谗害，从而被不分贤愚的楚王疏远，两次被流放。他一心报国为民，九死未悔，但多次求“女”均以失败告终。有心报国却不得其主，这是他人生悲剧的根结所在。他“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也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沾染尘世污秽，最后竟自投汩罗河而死。他的爱国情怀和高洁之志可与日月争光，谱写了永恒的爱国主义赞歌。伍子胥为吴国尽心尽力，成吴霸业，最终还是不免赐剑自尽的下场。白起功勋赫赫，但还是被秦昭王和范雎合谋，赐剑自杀。
功臣悲剧是指有功之臣不得善终，有功之臣由于功高震主或是功勋卓越，从而招致君王的胡乱猜疑与处处提防甚至是杀身之祸。其典型代表有文种、韩信、李广等。当一个时代坍塌之时，群雄并起，英豪杰出，为将为王，沙场上金戈铁马，朝堂上运筹帷幄，乱世中激流勇进，指点江山，只为成大业，得功名，享荣华。但有多少君王能共患难，同安乐，有功之臣最終的都免不了“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悲惨结局。越王勾践入质吴国，文种留守越国，殚精竭虑，使得越国国富民殷，后又献计伐吴九术，大破吴国，才使越王得报国仇家恨，但最终却落了个赐剑自杀的下场。淮阴侯韩信战必胜，攻必取，在楚汉战争中是“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的关键，刘邦得了天下，韩信却功成被贬，最后惨死长乐宫。大将军李广为臣则忠心耿耿，多次抗击匈奴，保家卫国；为将则义薄云天，与士兵同甘共苦，深得人心。但是战功赫赫的他却难封侯，最终迷道自尽。 （二）性格悲剧
这类人物的悲剧是由性格缺陷或是自身的原因或错误而造成的，“人无法避免自己的错误，因而人也无法避免自己的悲剧”[5]，也就是“性格即命运”。最为典型的是项羽。
司马迁笔下，项羽的性格是错综复杂的。他是战神，战无不胜，攻无不取，破军杀敌，无人能挡；他是霸王，乱世之中异军突起，破秦封侯；他是英雄，活得磊落，死得坦荡。但是，他的弱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里所说的：“‘言语呕呕’与‘暗恶叱咤’，‘恭敬慈善’与‘彪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好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予’等，背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理学，犁然有当。”[6]
项羽骁勇善战，生前除暴秦、霸西楚、夺天下，盛极一时。吴中兵变，他手刃百人，助项梁夺得政权。巨鹿之战，他一针见血，“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乘！”。伐无道，诛暴秦，他功不可没，“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生，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楚汉战争，他势不可挡，“于是项王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 他神勇无敌，“所当者破，所击者败，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所以他最后只能输给自己。他优柔寡断，刚愎自用，沽名钓誉，有勇无谋。鸿门宴是楚汉争霸的关键，他却犹豫不决，放走刘邦，为日后埋下了隐患。他贪慕虚名，弃关中而归彭城，衣锦还乡，“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他有亚父而不能用，最终落败垓下。垓下之围，四面楚歌，败局已定，他只能长叹：“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却仍认为“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也，非战之罪”。东渡乌江，又认为“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他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于是挥刀自刎。面对死亡，却坦然无畏，慷慨壮烈，“死亡本身无足轻重”，为此李清照在《夏日绝句》称赞他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可见，“命运可以摧毁伟大崇高的人，但却无法摧毁人的伟大崇高”[7]。
赵灵武王雄才大略、气魄宏大。他年少登基，在敌国虎视眈眈的困境下，镇定地退走五国之兵。之后采取了以胡服骑射为代表的一系列措施，稳定国势，增强国力。接着他开疆扩土，陆续攻灭中山国，攻破林胡、楼烦二族，开辟云中、雁门、代三郡，修筑“赵长城”，成为北方草原的霸主。他高度集权，稳固王权，大朝信宫，自为主父。但他性格多变，在处理王位继承人的关键问题上优柔寡断，出尔反尔，造成了赵国内乱，最后困死沙丘宫。楚灵王，是春秋时代有名的昏暴之君，他骄奢淫逸、穷兵黩武、不得民心。但这只是他性格的一方面，他也并不是一无是处。他曾与将领争功，重用读书人，留用蔡国忠臣，因此也为自己埋下祸根，失去王位，最后吊死在郊外。还有，齐桓公，中原的第一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但正而不诡，最终在内乱中饿死。
（三）存在悲剧
这类悲剧指的是人的存在本身所蕴含的悲剧。也就是说，人的存在本身就是悲剧。这里着重是指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社会存在体，是那个时代注定的悲剧。这类悲剧还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君子悲剧、义士悲剧、弱者悲剧。
君子悲剧，以伯夷、叔齐为代表。伯夷和叔齐互相推辞君位，谏止武王伐纣，他们恪守君臣之道，耻食周粟，采薇而食，背离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最终酿成了悲剧。还有，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没有因为他的困厄而放棄他的道德理想与人生追求，反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著书立说立德立言于后世，终其穷顿一生。
义士悲剧，以荆轲为代表。他为人慷慨侠义，视道义高于生命，“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是“士为知己者死”的忠义之士。易水送别，士皆垂泪涕泣，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豫让为智伯复仇，漆身吞炭。聂政刺杀侠累，得报严仲子。义士为报知己的知遇之恩，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甚至以命还恩，让人为之动容。
弱者悲剧，这类悲剧人物大都是统治阶级内部自相残杀的牺牲品。申生本是晋国的太子， 但是晋献公的宠姬骊姬为了太子之位，使其子奚齐为嗣，诋毁陷害太子申生，投毒栽赃给他，使他走投无路，自缢于新城。戚姬及其子赵王因遭刘邦妻子吕后的怨恨，狠下杀手，赵王被毒死， 戚姬被吕后做成“人彘”，下场极其悲惨。可见统治集团的罪恶和残酷。他们是统治集团中的弱者， 面对统治集团的残酷暴虐，毫无还手之力，只能惨遭厄运，成为牺牲品。
二、《史记》悲剧人物的塑造
《史记》悲剧人物凝聚着浓烈的生命意识，生存的毁灭造就的是新生，毁灭并不是意味着失败，而是对生命的升华。他们表现出了大写的人对命运的强烈抗争和对生存的勇敢超越以及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史记》悲剧人物的成功塑造在于以下几点：
（一）悲剧意识的贯穿
因为悲剧意识贯穿《史记》始终，所以《史记》悲剧人物才有了鲜活的生命力，拥有不朽的艺术感染力。其一是太史公个人对悲剧人物的钟情，“《史记》一开，多是悲情人物的悲剧之美，这并不是由于他笔下的人物注定要如此，而是太史公在深深的体悟中，在选题上，将自己的悲剧之思投射于人物，从而映衬出一片壮美之光。”[8]其二是悲剧人物在历史舞台上的身不由己。人，本是历史的主宰，却被不可知的命运紧紧裹挟其中，任其捉弄摆布，只能以悲剧终结，无奈退场。正如卢梭所说说的“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9]就连“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一代枭雄，金戈铁马，气势如虹，却也不免落败垓下，自刎乌江，最后只能怒吼：“天亡我也，非战之罪”。其三是悲剧人物敢于反抗命运的强烈进取精神，为了有所作为，勇往直前，义无返顾。因此人“不再是为生存而生存，而是为了反抗自己苦难的原因而存在！”[10]
（二）激烈的矛盾冲突
矛盾冲突是悲剧的摇篮， “悲剧性的世界图景总是包含着挣扎的迹象”。[11]人，生得其名，死得其所，方显生命本色。悲剧命运的归宿是其现实与理想冲突的必然。矛盾冲突也是构建人物性格的关键，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将人推到两难之地，便能把人最真实一面表现出来，高低优劣，善恶美丑，真假轻重，是非曲直，一目了然。在《陈涉世家》中，“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人物处于生死关头，不得不做出选择，而陈涉和吴广的决策就彰显了他们的智慧和勇敢。《廉颇蔺相如列传》，就是在“予璧”与“勿予”、“夺璧”与“保璧”、“杀蔺”与“保蔺”等一系列的矛盾斗争中刻画了蔺相如机智勇敢和大义凛然的个性特征。“鸿门宴”也是矛盾迭出，险象环生，令人胆战心惊。在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精彩的展现了刘邦的怯懦和机智，项羽的坦率和刚愎自用，范增的远见卓识和老谋深算，张良的运筹帷幄和沉稳机智，樊哙的豪爽和鲁莽，项伯的知恩图报和见识短浅。《魏其武安侯列传》，通过以窦婴和田蚡为代表的新旧外戚之间的矛盾冲突，揭露了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和尔虞我诈的本质，刻画了一群性格鲜明的人物。窦婴的率直轻浮，田蚡的阴险贪婪，灌夫的刚愎使酒，窦太后的偏爱固执，王皇后的专权偏私，韩安国的圆滑世故，郑当时的胆小畏缩，籍福左右逢源的小人嘴脸，武帝的隐忍冷酷。人，是社会中的人，矛盾冲突在所难免，但是没有作者巧妙合理的安排，人物的性格特征就无法得到最鲜明最突出最生动的表现。 （三）注重语言和细节
语言是人物个性化性格特征的外化，个性化语言能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下体现出人物的环境背景、文化教养、生活经验和性格特征，使人物富有真实性和鲜活性。陈涉、项羽、刘邦都说过欲取天下，但三者的表达却截然不同。陈涉说的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羽的则是：“彼可取而代也！”，刘邦的是：“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陈涉是底层劳动人民，此话表明了他不满现实，想要凭借自己的努力称王拜相，突出了他不甘人下并且敢于反抗和努力争取的个性；项羽是旧贵族阶级，此话表明了他的雄心壮志和万丈豪情，突出了他有胆有识和狂傲不羁的个性；刘邦是自耕农，此话表明了他卑微的社会地位，不愿被剥削压迫，但却只能望洋兴叹，唯有暗下筹谋，突出了他想要夺取天下的野心。三人的话语都吻合他们的身份及性格。
细节描写，能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丰满，能在寻常中窥见人物的真实面貌和复杂心理，于无声处见有声，更令人耳目一新。《陈丞相世家》中，有写，因为陈平曾经为高帝献计，捉拿樊哙，所以樊哙之妻吕媭多次向吕后进谗，说陈平作为丞相，却不务正业，日日饮酒作乐。而陈平听到这件事后，就越发沉迷酒色。吕后得知此事，却暗自高兴。并且当着吕媭面对陈平说，孩童和妇女的话不可信，就且看你的态度如何选择，没有必要害怕他人的谗言。从中可知，吕媭进谗，居心不良。陈平反而“日益甚”，是因为熟知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和阴谋诡计，深知功高震主会不得善终，为了保全自身，他越发放纵自我，从而让吕后消除戒心。文中用“日益甚”这个细节突出了陈平的谨慎和睿智，同时也体现了他身居高位，却也身不由己的复杂心理。对于丞相的荒唐作风，吕后却“私独喜”，一则是担心贤臣良将功高盖主，无法掌控，从而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二是又想拉拢有识之士，以此来巩固和稳定自己的统治地位，从而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政权。吕后矛盾复杂的心理显而易见。这里巧妙地抓住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将彼此依附而又互相猜疑的微妙心理跃然纸上，使人物形象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三、《史记》悲剧人物的超越
鲁迅说：“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但《史记》的悲剧却是涅磐重生，超越了毁灭，完成了新生，造就了壮美。所谓“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史公笔下的诸多悲剧人物并不仅仅是承受苦难和厄运，而是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他们不甘未知命运的肆意摆弄，而是努力地想要突破命运的笼牢；他们在生存的苦难中苦苦挣扎，极力地想要摆脱现实的困境。他们面对生存，不甘平庸，积极进取，想要活出自我，活得精彩；他们面对死亡，面不改色，不畏惧，不退缩，尽显英雄本色，“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也。”所以，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的不是失败的悲哀，而是道德的高尚和精神的满足。
“《史记》悲剧人物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不是私欲野心和卑鄙的灵魂，而是超越了个人自我的狭小天地，或为生活的不合理而不平，或为民众的不幸而痛苦，或为社会受阻而焦虑。他们渴望社会进步，这种对生活的要求与希望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相一致，充分体现出具有真善美价值的正义感力量，而且悲剧主人公还把这种主观精神外化于行动，在与不合理的生活相冲突的紧张的社会实践中，表现出无畏的献身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12]因此，《史記》的悲剧人物唤起了我们为理想奋斗、为生活努力、为信仰献身的伟大精神。这就突显了《史记》悲剧的震撼性，彰显了《史记》人物的悲剧精神，实现了对悲剧的超越。《史记》悲剧人物的超越体现在以下兩个方面。
（一）对生存的超越
生存的苦难，禁锢着人类。而“人性中的精神力量只有在困苦和斗争中，才能充分证明自己的存在。”[13]当身处进退两难的境地，举步维艰之时，牺牲自我以成全大义，这便是对生命的升华，对生存的超越。《赵世家》中程婴就实现了对生存苦难的超越。屠岸贾作乱，屠杀赵氏满门，为了保住赵氏的血脉，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和程婴力挽狂澜，商定了一套保孤的方案，程婴在此展现出了他的大义，实现了对生存的超越。立孤与赴死孰难？两者都不易。于是两人合作导演了一场戏，公孙杵臼毅然赴死，而程婴就担起了立孤的大任。就此，程婴背负着骂名，只能唯唯诺诺、胆战心惊的隐忍苟活，以此来保全赵氏孤儿。在这里，生存越发艰难，生活失去了色彩，活着只有一个目的，死亡可以自我解脱，但是他坚强地活了下来，直至赵氏孤儿成功的报仇复位。待他完成了使命，便决然赴死，以告慰公孙，报答赵氏的厚遇。这种在生存的苦难中顽强斗争精神蕴涵着更为深刻生命真谛，生存的艰辛和生活的凄苦给生命的色彩添加了一道灰白，但同时也使生命更加绚烂，从而使这种超越精神具有更强大的凝聚力和感染力。这是一种忍辱负重的精神，一种积极进取和昂扬奋发的姿态，一种对生存苦难的超越，实现了人的升华。
（二）对死亡的超越
死亡并不一定能够意味着毁灭，《史记》中的悲剧人物告诉我们人在毁灭中可以用死亡来超越自我 。西楚霸王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生有顶天立地的男儿气概，死有不过江东的铮铮铁骨。年少时就心存大志，欲取天下，“彼可取而代之”。他是千古无二的神勇武将，名震诸侯，“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他横扫千军，所向披靡，“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但命运的荒唐和历史的抉择将他推向了深渊，项羽的性格缺陷和社会现实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彼此之间的尖锐冲突，最终导致了他只能是个失败的英雄。垓下之围，他一败涂地，四面楚歌，无力回天，只能挥泪别姬，于乌江自刎，用轰轰烈烈死亡终结了他传奇的一生。他用死亡换取了尊严，他的骄傲不允许他低头，“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他的慷慨赴死，使死亡不再是生命终点，而是实现灵魂超越的途径。他轰轰烈烈的一生，他慷慨激昂的死亡，使他精神气质如虹贯日，虽死犹荣。不以成败论英雄，他是当之无愧的英雄。诚如李清照所评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他活得精彩，死得痛快。 四、《史记》悲剧人物的意义
《史记》人物的悲剧不是哀哀戚戚的、凄凄惨惨的，而是轰轰烈烈的、惊天动地的，他们死得有意义、有价值，能惊天地，泣鬼神。正如宗白华所说的：“在悲剧中我们发现了生命价值的真实性，因为人类曾愿意牺牲生命、血肉及幸福，以证明它们的真实存在。果然在这种牺牲中人类自身的价值提高了，在这悲壮的毁灭中，人生显露出意义了”[14]。《史记》悲剧人物的悲剧意义具体有以下几点：
（一）对现实社会不平的控诉
太史公在《伯夷列传》中质问天道：“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自古权奸害忠良，不容忠义立家邦。奸人当道，良善之人不得善终。屈子为国为民，却遭小人进谗，被离隙流放；白起屡建战功，却受到应侯等人的毒害，落了个赐剑自杀的结局；信陵君为抵抗秦军尽心尽力，两度击败秦军，但却屡遭魏王的忌惮猜疑不得重用，晚年抑郁而终。“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石奋凭借裙带关系居高位享厚禄，公孙弘虚伪奸诈却能青云直上，田蚡阴险狡诈却小人得志。“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邪，非邪？”！现实的罪恶，社会的不公，人类的不幸，可还有天理？太史公控诉的正是這个社会不合理的现实。
（二）对积极进取精神的激励
《史记》洋溢着豪迈进取的精神和昂扬奋发的姿态，不为节操而死，不为天年而生，努力完善自己，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生得其名，死得其所。太史公遭受腐刑，却隐忍苟活，发愤著书，成一家之言。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得复国；信陵君礼贤下士，名冠诸侯；伯夷殉义，而名益彰。这些悲剧英雄人物无论高低贵贱，都积极进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在时代的漩涡中激流涌进，是真的勇士，将名存千古，流芳百世。《史记》让我们感受到的不是悲哀和消沉，而是壮烈和奋起，给我们以无尽的信心、勇气和力量，勇往直前，为此可以付出一切。
（三）对世事无常和世态炎凉的慨叹
司马迁在《卫康叔世家》里说：“余读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妇见诛，弟寿争死以相让，此与晋太子申不敢明骊姬之过同，俱恶伤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杀，兄弟相灭，亦独何哉？”卫宣公为人君为人父却厚颜无耻夺子妻害子命。吕后怨恨戚姬母子，毒死赵王如意，并“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烷耳，饮暗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魏其武安侯列传》则揭露了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勾心心斗角的丑态。君臣相疑、父子相杀、兄弟相残、亲戚相灭、群臣倾轧，这些悲剧可悲可恨，却又无可奈可，只能徒留悲怆，感慨世道无常，悲叹世态炎凉。
（四）成就一种悲壮崇高的精神
《史记》悲剧人物成就了一种悲壮崇高的美，凝聚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屈辱中的愤然抗争、尽显英雄本色的悲剧人物“为身处在逆境中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榜样、一种出路、一种向上的力量，凝聚成为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一种民族精神。”[15]这种悲壮崇高的精神有奋斗精神，有仁义道德，有爱国情怀。
君子当自强不息，《史记》中的悲剧英雄大都以顽强抗争、积极进取而显名的。不论是越王勾践的“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还是楚霸王的“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都是一种不甘平庸，积极进取的精神，为后世注入了发奋图强的鲜血，唱响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时代颂歌。君子以厚德载物，怀抱仁义，方能定乾坤 、安天下；士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方能举大业、成大事。伯夷和叔齐互让君位，耻食周粟，采薇而食，饿死在首阳山，让人可敬可佩。荆轲刺秦，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成就了义士的佳话。仁义，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史记》沿袭了这种美德，并注入了更为鲜活的血液，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发扬光大。家国之忧，向来沉重，但未曾消弭。太史公曰：“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屈平更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他忧国忧民、举贤修能、修明法度，却受馋见疏、贬谪流放，最终以身殉国。爱国主义在此高度彰显，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结论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记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约三千多年的历史。它融会贯通，包罗万象，脉络清晰，详实地记录了汉武帝之前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史记》开创了纪传体体例，因此人物是《史记》的核心。其中悲剧人物形象极受瞩目，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史记》悲剧人物众多，据韩兆琦先生的考订，全书所写悲剧人物大大小小约有一百二十多个。而《史记》悲剧人物的分类历来颇多争论尚无定论。本文是在西方美学发展史上的三大悲剧类型的基础上，结合《史记》的时代背景，将《史记》悲剧人物粗略地分为社会悲剧、性格悲剧、存在悲剧三类将以阐释，从这三类悲剧人物身上来审视司马迁对悲剧人物的塑造，以及这些悲剧人物对生与死的超越，从而阐明《史记》悲剧人物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史记》悲剧人物身上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品格，表现了大写的人对命运的强烈抗争和对生死的勇敢超越以及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史记》中的悲剧英雄人物则超越了生与死的意义，完成了人性的升华。而《史记》悲剧人物的价值就在于它成就了一种悲壮崇高的美，其所凝聚的民族精神，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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