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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后,中欧关系有所恢复,欧洲民众对华观感也有所回升,但难以恢复前几年的“蜜月”状态。在近几年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关于欧洲舆论的争论很多,中、欧的学者都容易情绪化。但是中国人对欧洲舆论有一定误解,因此需要厘清欧洲涉华舆论的形成机制,才能提出较好的应对办法。
几点误解
首先,欧洲领导人故意不“约束”媒体。这是国内常见观点,言下之意即欧洲领导人故意放任、甚至怂恿媒体“反华”报道。
欧洲媒体分为四种类型,分别为北大西洋/自由媒体模式、北欧/民主法团主义媒体模式、地中海/极化多元主义媒体模式、东欧/后共产主义媒体模式。但由于技术、社会、法律和政治基础类似,这四类媒体模式出现了很大的趋同。总的说来,欧洲媒体以市场为导向。欧洲政治家靠“民意”上台,媒体制约政治家的决策在欧洲是很普遍的。笔者所接触的欧洲外交官都认为,政治家接见达赖主要出于国内选票考虑。
其次,欧洲人“找茬”是因为妒忌“中国崛起”。这又是中国民间的一种普遍心态。确实,群际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在威胁加大或资源紧缺的情况下,掌权的群体容易对相对弱势群体产生“刻板印象”。但是,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欧洲对华不满情绪最为严重。须知中欧间的大部分问题——如贸易逆差、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也存在。事实上,2005年的BBC民调显示,大部分欧洲民众对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全球影响力的提高持正面态度,但对中国军力的发展持负面态度。因此,将欧洲人的想法一律归为“酸葡萄”心态有失片面。
最后,欧洲精英和民众达成阴谋——遏制中国。这种看法不但在“愤青”中较普遍,在学者中也有一定市场。在他们看来,民族问题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抓住民族问题来打压中国就等于是扼住了中国的要害。这个判断,难以证实,也难以证伪,需谨慎对待。
当然,欧洲对华也有误解,如认为中国民众被政府“洗脑”、媒体反映的全是政府的观点、海外华人游行是由政府组织的等等。
欧洲涉华舆论的形成机制
2010年6月,德国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公布了一份有关德国媒体报道中国的调查研究报告。这项调查选取了德国主流媒体当中的3份日报、3种周刊以及一家主流电视台在2008年一年中的近9000篇涉华报道为研究样本,结果发现德国媒体对于中国的改革成就存在“盲区”,多一半的报道带有“贬低、矮化中国形象”的特点。欧洲涉华舆论是如何形成的?近年又为何突然转变?这需要客观看待欧洲舆论形成背后的经济、社会、政治、心理因素。
(一)经济因素——全球化下中欧贸易摩擦日益增多。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国别上,中欧经贸关系与欧洲对华观感体现了一定相关性。
1997年欧盟首次出现对华逆差,此后逐年扩大,逐渐引起欧盟不满。关于贸易壁垒、投资环境等的争吵也逐渐出现。2006年欧洲公众中突然掀起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受中国经济冲击较大的工商和劳工部门、人权组织、议会、非政府组织、以及一些学者提议对华采取更强硬的政策。2006年10月,欧盟委员会出台两份文件,对中国的一些政策首次提出批评并要求中国承担更大责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对欧贸易顺差大幅削减,且中国在短期观察、犹豫后,对希腊、冰岛伸出援助之手,对欧元投下信任票。此后中欧关系和欧洲媒体涉华报道的论调都有所改善。
随着中国产业升级,中欧贸易的互补性逐渐降低,竞争性逐渐加强。传统制造业居多的东南欧首先感到了中国的威胁,总体而言对华观感也最差。以技术立国的北欧国家和以金融创新立国的英国对华评价则稍好。
(二)社会因素——中欧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社会共识”。
欧洲已是“半后现代”社会,而中国还是“半现代”社会。无论在器物上还是在观念上,中欧都有许多因“发展落差”而导致的深刻分歧。最突出的表现是中欧对民族问题的不同看法。
欧洲社会价值观已向“后物质主义”转变,更强调个性表达、宽容、平等、生活质量等。但在中国,这种转变仅限于某些大城市的高端人群。双方的误解总是“不期而至”。
(三)心理因素——欧洲需要维护自身价值观以构建认同。欧洲今天面临着比其他大国都更为严重的认同危机。
一是要解决欧盟的跨国认同问题。欧盟不是一个国家,因此欧盟的认同基础只能是其成员国的共同价值观。欧盟发展史上的几大重要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阿姆斯特丹条约》、《里斯本条约》都强调了成员国要尊重人权、民主等价值观。二是要解决欧洲在世界上相对衰落问题。自20世纪以来,欧洲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下降,近几年中国的崛起使这种趋势愈发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欧洲需要找到维护自尊和认同的支点。
在历史上,欧洲对中国的印象大起大落,一直利用中国这个“他者”形象来为内部诉求寻求支撑。这次的情况也有可能与此相类似。
(四)政治因素——欧洲“大众政治”、“情绪政治”的兴起及“后民主时代”的到来。
在欧洲,个人认同逐渐多元、模糊、流动;建立在明确固定认同上的代议制民主受到了挑战。社会分化、争吵、对抗、无目的的现象越来越突出。任何一个共识的取得,都要大费周章。在重要而敏感的对华政策问题上,不用指望欧洲人能很快达成共识。
同时,媒体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一些个性鲜明、善于自我表现的新生代领导人在这股潮流下上台。有“宏图大略”的政治家越来越少,因为很少有政治家敢挑战民意。因为“民意”,欧盟精英力推的福利改革、欧盟东扩、欧盟共同防务政策,基本上已进入死胡同。
中国政府面临的挑战与优势
世界不断发展,欧洲在变,中国在变,中国对欧洲的影响也在变。今天的中国已经深刻影响了欧洲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再要求欧洲人用旧时代的单一视角去看中国,不太现实。要让欧洲人对华有好感,是个润物细无声的长期工程,对具体事件(甚至是小事件)的处理办法很重要。比如向境外媒体开放采访、对“文化公关”项目进行量化评估、与西方民调公司和公关公司合作、允许中国媒体的外文版本出现“批评”、利用互联网进行互动讨论等——中国政府在其中一些方面进步很快。
(一)困境
第一,难逃脱西方话语权。“战场”是西方的话语圈,中国政府必须遵守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而在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中,中国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处于劣势。因此,能否先参与规则,而后参与制定规则,是对中国政府的巨大考验。
第二,“内宣”与“外宣”的需求往往彼此对立。比如说,在疆独和藏独问题上,孤立分裂分子在国内能取得很好的宣传效果,但在国外却招致反感,反而提高了分裂分子的国际名望。
第三,“内宣”与“外宣”的沟通机制迥然不同。“内宣”的总体特点是单向的、封闭的、等级制的,而“外宣”须是多向的、开放的、网络式的。“外宣”和“内宣”的监管和执行机构多有重叠,这些机构极难同时掌握两种截然不同的沟通方式。“外宣”中一些必须的“工具”在中国短期内难以具备。
(二)优势
第一,中欧地位对比朝对中国有利方向发展。心理学家指出,不同的权力地位会影响成见。无权者会关注有权者,一般不会对有权者抱刻板成见;但有权者一般不太关注无权者,容易对无权者抱有成见。中国崛起将改变中欧间的权力关系,从长远看,将改变欧洲对华成见。
第二,国内民意与中国政府立场一致。在近年的中欧民意冲突中,欧洲舆论的抨击对象都是中国政府。但大部分中国民众认为政府维护了国家利益。皮尤民调显示,在2008和2010年,95%以上的中国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近90%的中国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
第三,欧洲人把伊斯兰世界看作“他者”,远胜于把中国看作“他者”。不少欧洲学者甚至对笔者说,中欧都支持现代化、市场、资本主义、人权、民主,看不出价值观上有本质差别。
几点误解
首先,欧洲领导人故意不“约束”媒体。这是国内常见观点,言下之意即欧洲领导人故意放任、甚至怂恿媒体“反华”报道。
欧洲媒体分为四种类型,分别为北大西洋/自由媒体模式、北欧/民主法团主义媒体模式、地中海/极化多元主义媒体模式、东欧/后共产主义媒体模式。但由于技术、社会、法律和政治基础类似,这四类媒体模式出现了很大的趋同。总的说来,欧洲媒体以市场为导向。欧洲政治家靠“民意”上台,媒体制约政治家的决策在欧洲是很普遍的。笔者所接触的欧洲外交官都认为,政治家接见达赖主要出于国内选票考虑。
其次,欧洲人“找茬”是因为妒忌“中国崛起”。这又是中国民间的一种普遍心态。确实,群际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在威胁加大或资源紧缺的情况下,掌权的群体容易对相对弱势群体产生“刻板印象”。但是,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欧洲对华不满情绪最为严重。须知中欧间的大部分问题——如贸易逆差、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也存在。事实上,2005年的BBC民调显示,大部分欧洲民众对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全球影响力的提高持正面态度,但对中国军力的发展持负面态度。因此,将欧洲人的想法一律归为“酸葡萄”心态有失片面。
最后,欧洲精英和民众达成阴谋——遏制中国。这种看法不但在“愤青”中较普遍,在学者中也有一定市场。在他们看来,民族问题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抓住民族问题来打压中国就等于是扼住了中国的要害。这个判断,难以证实,也难以证伪,需谨慎对待。
当然,欧洲对华也有误解,如认为中国民众被政府“洗脑”、媒体反映的全是政府的观点、海外华人游行是由政府组织的等等。
欧洲涉华舆论的形成机制
2010年6月,德国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公布了一份有关德国媒体报道中国的调查研究报告。这项调查选取了德国主流媒体当中的3份日报、3种周刊以及一家主流电视台在2008年一年中的近9000篇涉华报道为研究样本,结果发现德国媒体对于中国的改革成就存在“盲区”,多一半的报道带有“贬低、矮化中国形象”的特点。欧洲涉华舆论是如何形成的?近年又为何突然转变?这需要客观看待欧洲舆论形成背后的经济、社会、政治、心理因素。
(一)经济因素——全球化下中欧贸易摩擦日益增多。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国别上,中欧经贸关系与欧洲对华观感体现了一定相关性。
1997年欧盟首次出现对华逆差,此后逐年扩大,逐渐引起欧盟不满。关于贸易壁垒、投资环境等的争吵也逐渐出现。2006年欧洲公众中突然掀起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受中国经济冲击较大的工商和劳工部门、人权组织、议会、非政府组织、以及一些学者提议对华采取更强硬的政策。2006年10月,欧盟委员会出台两份文件,对中国的一些政策首次提出批评并要求中国承担更大责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对欧贸易顺差大幅削减,且中国在短期观察、犹豫后,对希腊、冰岛伸出援助之手,对欧元投下信任票。此后中欧关系和欧洲媒体涉华报道的论调都有所改善。
随着中国产业升级,中欧贸易的互补性逐渐降低,竞争性逐渐加强。传统制造业居多的东南欧首先感到了中国的威胁,总体而言对华观感也最差。以技术立国的北欧国家和以金融创新立国的英国对华评价则稍好。
(二)社会因素——中欧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社会共识”。
欧洲已是“半后现代”社会,而中国还是“半现代”社会。无论在器物上还是在观念上,中欧都有许多因“发展落差”而导致的深刻分歧。最突出的表现是中欧对民族问题的不同看法。
欧洲社会价值观已向“后物质主义”转变,更强调个性表达、宽容、平等、生活质量等。但在中国,这种转变仅限于某些大城市的高端人群。双方的误解总是“不期而至”。
(三)心理因素——欧洲需要维护自身价值观以构建认同。欧洲今天面临着比其他大国都更为严重的认同危机。
一是要解决欧盟的跨国认同问题。欧盟不是一个国家,因此欧盟的认同基础只能是其成员国的共同价值观。欧盟发展史上的几大重要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阿姆斯特丹条约》、《里斯本条约》都强调了成员国要尊重人权、民主等价值观。二是要解决欧洲在世界上相对衰落问题。自20世纪以来,欧洲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下降,近几年中国的崛起使这种趋势愈发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欧洲需要找到维护自尊和认同的支点。
在历史上,欧洲对中国的印象大起大落,一直利用中国这个“他者”形象来为内部诉求寻求支撑。这次的情况也有可能与此相类似。
(四)政治因素——欧洲“大众政治”、“情绪政治”的兴起及“后民主时代”的到来。
在欧洲,个人认同逐渐多元、模糊、流动;建立在明确固定认同上的代议制民主受到了挑战。社会分化、争吵、对抗、无目的的现象越来越突出。任何一个共识的取得,都要大费周章。在重要而敏感的对华政策问题上,不用指望欧洲人能很快达成共识。
同时,媒体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一些个性鲜明、善于自我表现的新生代领导人在这股潮流下上台。有“宏图大略”的政治家越来越少,因为很少有政治家敢挑战民意。因为“民意”,欧盟精英力推的福利改革、欧盟东扩、欧盟共同防务政策,基本上已进入死胡同。
中国政府面临的挑战与优势
世界不断发展,欧洲在变,中国在变,中国对欧洲的影响也在变。今天的中国已经深刻影响了欧洲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再要求欧洲人用旧时代的单一视角去看中国,不太现实。要让欧洲人对华有好感,是个润物细无声的长期工程,对具体事件(甚至是小事件)的处理办法很重要。比如向境外媒体开放采访、对“文化公关”项目进行量化评估、与西方民调公司和公关公司合作、允许中国媒体的外文版本出现“批评”、利用互联网进行互动讨论等——中国政府在其中一些方面进步很快。
(一)困境
第一,难逃脱西方话语权。“战场”是西方的话语圈,中国政府必须遵守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而在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中,中国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处于劣势。因此,能否先参与规则,而后参与制定规则,是对中国政府的巨大考验。
第二,“内宣”与“外宣”的需求往往彼此对立。比如说,在疆独和藏独问题上,孤立分裂分子在国内能取得很好的宣传效果,但在国外却招致反感,反而提高了分裂分子的国际名望。
第三,“内宣”与“外宣”的沟通机制迥然不同。“内宣”的总体特点是单向的、封闭的、等级制的,而“外宣”须是多向的、开放的、网络式的。“外宣”和“内宣”的监管和执行机构多有重叠,这些机构极难同时掌握两种截然不同的沟通方式。“外宣”中一些必须的“工具”在中国短期内难以具备。
(二)优势
第一,中欧地位对比朝对中国有利方向发展。心理学家指出,不同的权力地位会影响成见。无权者会关注有权者,一般不会对有权者抱刻板成见;但有权者一般不太关注无权者,容易对无权者抱有成见。中国崛起将改变中欧间的权力关系,从长远看,将改变欧洲对华成见。
第二,国内民意与中国政府立场一致。在近年的中欧民意冲突中,欧洲舆论的抨击对象都是中国政府。但大部分中国民众认为政府维护了国家利益。皮尤民调显示,在2008和2010年,95%以上的中国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近90%的中国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
第三,欧洲人把伊斯兰世界看作“他者”,远胜于把中国看作“他者”。不少欧洲学者甚至对笔者说,中欧都支持现代化、市场、资本主义、人权、民主,看不出价值观上有本质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