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陕西小说创作有着其特殊的文化传统：一是乡土文学深厚的土壤上产生了贾平凹商州系列小说叙述模式；二是世家小说叙事模式传统，从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白鹿两家的秘密明争暗斗到高建群的《大平原》都将世家小说魅力发展到极致；三是源于秦晋传统的史诗气质，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人生》将文学作为终身救赎目标。尽管他们几位创作重点不同、艺术透视焦点差异很大，但作品共同特点是贴近农村生活、善用现实主义表达，整部作品浑然天成、厚重大气，因而具有史诗气质。这是由于作家的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所决定，也是时代特点所决定。正是由文学前辈鲜明的写作特征、影响力量和标杆气质，使得陕西青年写作既有巨大动力，又面临着巨大压力。“断代说”和“青黄不接学说”是青年创作的最大压力。随着青年创作日趋成熟，也许是破解魔咒的时候了。
　　时代发展到今天，现代化生活特征日益明显，后现代主义的分裂与异化生活方式正在進入日常生活，因而当下写作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传统写作的特征。展现在我眼前的这几篇陕西青年小说家的短篇小说令人倍感惊奇与欣喜。这几个小说体现出陕西青年小说创作的巨大潜力。青年写作呈现出与成熟作家写作不同的话题。当代六零后作家的创作题材覆盖了历史与传统、伤痕与先锋等充满时代特点的特征，对新事物接受能力较强的青年作家们发挥了对新事物迅速作出判断的能力，将他们的目光投向了身体写作、轻奢写作甚至新历史主义的话题，文学成就已经得到了文坛肯定。当代青年写作日趋成熟，他们已经试图去驾驭一些更难的话题如人性之罪、对“文革”之反思、历史之罪等沉重话题。他们擅长在写作中将现代主义传统与民间传统力量结合起来，这无疑是当代文坛的新力量和重要组成部分。
　　范墩子中篇《簸箕耳》中具有绝对鲜明的现代主义传统，更难得的是他能将现代主义与民间传说紧密结合起来的能力。这样的写作过程是打破传统颠覆秩序、引发动荡产生新事物的过程，当然也存在作为传统的附属因而认知比较艰难。作品中西方意识流与东方民间传统极度统一，既是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人性演绎盛宴，却袭承了戛然而止的现代主义传统结局。梦境也是一种想象，也是凋敝乡村中凋零人心的真实写照，是现代社会表面物质繁荣的狂欢。“我”爷爷因为年老出现了簸箕耳被认定是怪物而关押起来，小男孩“我”去看望引发了一场传统力量的诉说狂欢。老人因得不到应有的关爱被赶出门，而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马戏团居然也要为爷爷的簸箕耳买单，身价倍增后回家时却遭到一切回到原形的尴尬。这只是一场想象的演出吗？爷爷时而被描述成能够上天入地通往天界的神仙无所而不能，时而又只是一个连自己都不能照顾的遭遗弃的乡村老头，这都不要紧。在这诡异华丽的想象空间里读者看到了凋敝不堪的乡村，看到了夸张繁荣的都市生活，见证了一个膨胀的时代，领略到了虚构无所不能的力量。范墩子的想象空间是有着雄厚的物质基石的，那就是他对乡村生活的熟悉程度。簸箕本身就是一种乡村常用家当，正如簸箕的命运。在飞速发展的城镇化面前，乡村终究将会变成一个尴尬的存在，成为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奇怪又多余的存在。对范墩子来说，写作过程中他需要吸取更多的民间力量，这是中国传统力量的活跃部分。故事的主题也需要走向宏大叙事、接近历史叙述，以便接近“红高粱”的叙事品质。
　　丁小龙作品《半梦》将目光投向未来世界中的年轻人，表现出强烈的科幻伦理。年轻人将受到机器人指令来思考和行动，会有感情吗？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丁小龙集写作、译者、编辑职业于一身，青年贵族写作方式日趋成熟，他的作品中充满了西餐、音乐、钢琴曲、对艺术的探讨表达等小资化字眼，已然形成自己浓厚的写作特色。在开篇部分中作者引用伍尔夫名言“他人的眼睛是我们的监狱，他人的思想是我们的牢笼”宣告其写作主旨，在我看来也是青年写作的独立宣言书。梦境中意象是这篇作品的特色。翻译方面的成就使丁小龙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写作方式非常熟悉，他善于发现现代人生活的异化之处，也关注现代人的命运。现代人在酒足饭饱之后总是想尽办法去对抗平庸的命运，无论是通过科技手段，或是通过精神与肉体出轨。文中一次意外的出轨又回到常态生活当中，丁小龙表达的还是生命的虚无，未来社会仍然是毫无理性而又令人绝望的。现代社会中种种平庸之恶出路在哪里？写作过程中西方意识流的大量应用和传统文化的缺乏对比很明显，对自我文化清醒的认识和适度采用是解决这种外来文化写作的根本方法。
　　贝西西的作品是一种黑暗中寻找光明的写作。她有一个惯用的表达，即写作是在黑暗里走路，勇敢者要边走边唱着歌，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勇敢而又有担当的写作观。作家与艺术家在面对黑暗现实时非常敏感、超前，面对黑暗既要承担痛苦、担当责任但又要唱歌，这是让我看见的青年作家最令人欣喜的写作观。贝西西对救赎书写有着特定的敏感，这在青年作家当中比较少见。在创作《蒙面之城》时她使用了大量的隐喻来达到特定的语言化效果，流水线般的蒙面之城生活不就是现代主义人们流行的生活方式吗？这固定的、缺乏新意的、死水一般的固定生活限制了交流与沟通，即使他们再想方设法去疯狂狂欢也改变不了。贝西西对文学和艺术的相通之处打通得非常好，她善于描写现代生活的异化和超前的东西，但她非常钦佩传统的强大力量，在其作品和文学艺术见解中都很好地体现了对东西方文化的糅合能力。对于作品中的人物心理描写她也有非常独特的掌控能力，特别善于描写一个完整的心理变化轨迹，面对撕裂的痛苦时笔者能够感受到她的痛苦与担当。《透明阳光》这个作品中继续坚持了一种温暖耐心的叙述，不同于之前笔者提到的特征，这篇作品中她将目光投向了一个晒太阳的乞丐——窝窝的世界。贝西西耐心叙述了窝窝世界里的弱肉强食，这里不仅有可怜的窝窝的遭遇，也有写曲子的年轻人，他们最终都被迫回到了出发原点。他的世界里只有一个纸箱和温暖阳光，这已然带给他极大的满足感。窝窝因为不喜欢福利院里的冷冰冰而逃出来，到世俗世界之后却被世俗世界遮住了阳光。无论是望子成龙大妈的唠叨还是天桥乞丐里的弱肉强食，都是窝窝世界里的冷暖。就是这样一篇平凡的中篇却让人想到了亚历山大和狄奥尼斯的对话，究竟谁是伟大谁是卑微，作品没有回答，但作者给我们叙述了这样一种不同寻常的可能性。 　　秦客作品《邂逅》则是对心中先锋偶像的致敬和追寻。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先锋特征给作品树立了强大的标签，“我”多角度、多视野、碎片化地去表现意识流；虚构的荒诞世界透露一种虚拟世界的可能性。作者也曾坦言自己对先锋的着迷与追寻。小说叙述一次圣诞节平安夜前，作者出于无聊和躲避狂欢与嘈杂的远行经历。通过不同角度叙述了“卢玲玲”的时代遭遇。一时间卢玲玲成为整个事件的焦点叙事角度，韩诗人或者那个年代的文学命运呈现在读者面前，其中不乏对时代问题的思索和考虑使作品蒙上了忧患意识，也正是这种忧患意识将秦客作品与其他同龄作家的创作区分开来。荒诞的叙事策略反倒让笔下的人物真实起来，这种真实的效果是陌生化效果的真实应用。秦客并没有去要解决什么问题，但是他笔下所构造的龙城分明就是一个形形色色的现实社会，呈现的问题引人深思。
　　九零后作家宋阿曼《公孙画龙》描述一个现代人在古代的尴尬处境。公孙其人其名是一個富有传统文化寓意的中国人物，但作者时而赋予他古代的生活场景，时而赋予他当代的生活境遇。生活在当代社会中，他遭遇门第、婚事、孩子身份、事业等多方面的异化，起因是他具有多梦、善于描述梦境的特异功能。公孙梦中种种境遇恰恰是当代生活种种异化的精确表现。《梦的解析》是西方文艺理论和心理学巨著，极大地影响了西方的文艺创作，尤其是滋生了意识流创作，也极大影响了当代文坛的创作。
　　这几篇陕西青年作家作品共同之处在于他们表现出对艺术的执着与追寻，对写作责任的担当。他们熟知现代小说技术的运用，对先锋写作技术表现出追寻与致敬，不论从形式与本质上都体现了青年小说创作的一些成果，展示了其创作潜力。突出问题在于大多数的青年作家在写作过程中过于注重开头部分的精巧设计而忽略了过程的合理性和结尾的重要性。可以看出几乎每个小说的开头都引人入胜，充满了学识与风趣，文化性和幽默感。青年作家们从小接触了丰富变化的世界，对世界具有一定的应变能力。他们的学识素养较高，知识水平较为丰富，阅读量也特别庞大。所以他们在借鉴西方和中国成功作家的书写时，能够把握一定的规律并形成自己的特点。但随之而来伴随的缺点是他们不太注重过程的逻辑性和人物变化发展的逻辑性。小说事件与矛盾的发展总是由存在外因和内因来推动的，而在青年作家写作中，事件发展过程变得比较突兀，心里轨迹描写不细腻，受到西方意识流的消极影响显而易见。这就导致他们不能将自己的阅读经历与当下时代和文化习惯更好地结合起来。在结尾上，他们更加去强调一种陌生化的效果，结尾很少按照常理出牌。
　　总而言之，当代青年创作在思考深度与广度上来说，与成熟作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对生存的困境及其原因认知还缺乏一种深刻的体验和表达。他们善于表达如欲望、现代症候、自身情感经历的问题，但很容易陷入自我写作的呢喃而缺乏读者回应。从文化缺陷来看主要是缺乏对民间叙述蕴含的巨大力量的认知，没有从本民族的传统中吸收魔性的力量。
　　责任编辑：丁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