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夏天北京文物研究所发现并清理西城区毛家湾明代瓷片坑，当中出上14片“官钧”瓷片，以官方考古发掘改写了“官钧不见于遗址出土”的原有认识。其实在此之前北京旧城区已多次出土同类“官钧”瓷片，只是均为民间爱好者所发现所收藏。与此相对的是，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北京旧城区在清代以前的地层中出土宋代官、汝、哥窑瓷片的情况非常罕少，几近空白，而同为传统观念中的宋代五大名窑的“官钧”却频频出土。笔者以为如此令人不解的现象绝非是偶然，应该是由相应的历史因素造成的。
　　北京历元明清三朝一直为中国的首都和大都市，是历来瓷器消费的重要区域。笔者长期以来关注北京地区瓷片出土情况，现将近年来其中所见“官钧”瓷片的出土信息分区列表如下。
　　由以上出土情况可得如下三点基本认识：一，北京旧城区出土确切可靠的“官钧”瓷片地点主要集中在东城和西城两区。二，出土瓷片都有较为明显的使用痕，其中带锔钉孔的情况不止一例，这是城市生活日常瓷器的一贯特征。三，“官钧”瓷片多与明代早中期景德镇窑和龙泉窑瓷片相伴生。
　　
　　宣武区出土“官钧”目前
　　
　　缺乏明确可信的实例
　　
　　由于本文所用标本部分取自官方考古资料，更多是来自于民间的私人收藏，故此需要细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之前北京瓷片收藏圈中一度盛传宣武区牛街附近也多次出土过“官钧”残片，与金代高级定窑瓷片相伴生，王志军先生曾专就此事著文论述(见《文物天地》2009年第1期《“官钧”说源》)。笔者肯定金中都旧址所出的定窑瓷片确为金代宫廷用瓷，但就王先生介绍的数片“官钧”瓷片进行仔细认真的调查后发现，它们并非收藏者亲自得之于工地现场，而是几经转手方到其处，对其出土地点与伴生物前后说法多有矛盾，至于其他盛传为宣武牛街附近出土的“官钧”瓷片皆有类似情况。笔者不排除宣武区出土“官钧”的可能，但目前苦于缺乏明确可信的实例，唯有弃之不用。
　　另外，“官钧”与伴生物两者之间在年代上并非简单的对应关系，即使是与金代定窑瓷片相伴生也不能说明其年代为金代。众所周知，宣武区在辽代就已经开发为城市，辽金元三代的遗物肯定会在地层中得以反映，而后世明清时期的地层中也常常会混进前代的遗物，这也是非常正常的历史现象，不能一见定窑瓷片就判定为金代地层，更何况宣武地层的复杂程度绝非寥寥数语就可以辨明。
　　相比于宣武区“官钧”瓷片出土的消息，北京的东城区和西城区出土“官钧”瓷片的情况较为确切可靠。东西二城是元代以后才兴起的城区，城市生活垃圾的堆积比较单纯，皆为元代以后的地层，上限比较清晰。出土瓷片中有数例为收藏者本人亲自从地层中取出或现场收购，可直接观察当时的出土地层，另外还有毛家湾瓷片坑出土等确切的官方考古资料。其中毛家湾和正阳门两处出土情况比较丰富，具有典型意义，学术价值比较高。
　　
　　毛家湾瓷片坑
　　
　　毛家湾瓷片坑所出土的“官钧”残片是迄今唯一一处由官方在窑址以外的遗址正式考古发掘中所获得的，因此具有绝对的公信力，对于探索“官钧”本身的性质及年代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毛家湾瓷片坑位于明代皇城西北隅，出土瓷片上限为唐代，下限至明代正德，其中明代瓷片所占比例高达97.5％，而景德镇窑的产品又占了当中的绝大多数。该坑属于二次搬运而成，填埋生活废弃瓷器为主，形成时间约在明正德末嘉靖初，据出土时状况分析，自掩埋之后应没有再受到扰乱，是一处独立的遗物堆积坑。由于它是一时集中掩埋，因此明代早中期瓷片相互混杂，堆积虽厚，却没有前后地层可言，因此在地层方面无法为“官钧”的年代提供直接的判断依据，但是出土伴生物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重要的信息。
　　毛家湾瓷片坑出土“官钧”瓷片共有14片，另有明代景德镇官窑瓷片120多片，明代龙泉官窑瓷片约为30片，器形皆为日常的盘碗用器。有趣的是，在同坑所出瓷片中，能明确断代为宋代的器物寥寥无几，其中有3片接近南宋官窑的残片，但也有学者认为是明代作品，说法不一。较之不计其数的明代民窑瓷器，明代官窑瓷器的数量非常有限，连烧造时间不长的明初龙泉官窑也发现有数十片。这些出土状况如实反映了明代早中期官窑烧造的概况。其中令人费解的就是出现14片“官钧”残片，为何被视为宋代瑰宝的“官钧”在明中期的瓷片坑里出现如此大量的残毁率，仅次于当时的龙泉官窑呢?是正常的损毁还是人为故意的处理?细看这14片残片都是来自不同器型，没有拼合的可能，其中还带有锔钉孔，可见属于正常损毁。按此概率推算，同为“宋代五大名窑”的官、哥、汝、定之类应该也会出现，可惜结果令我们非常失望。联想到东西二城其他官钧出土的伴生物，在明代早中期京城的遗物中“官钧”与宋代其他名窑之间似乎联系微弱，反而与明初社会遗物关系密切。故毛家湾瓷片坑出土状况没法为“官钧宋代说”提供任何考古学意义的支持依据。
　　
　　正阳门瓷片坑
　　
　　另一处值得细说的“官钧”瓷片出土地是正阳门瓷片坑。正阳门是继北京四中之后北京地区出土明代宫廷瓷片的一处重要遗址。2008年年底正阳门西侧工地动土施工，工期紧迫，官方未能介入考古发掘，由该处挖出的余泥送至南五环外的土场倾倒后，瓷片爱好者从中抢救出部分明初至嘉靖时期的官窑瓷片(其资料正在进一步的整理中)。正阳门瓷片坑的出土地位于明代皇城的城墙内，皆为明代宫廷用瓷，显然来源于宫廷所遗弃的垃圾。其年代上至明洪武晚期，下至嘉靖，种类丰富，以嘉靖官窑为大宗。多数瓷片有明显的火烧痕，釉面严重失光，并粘有灰渣现象，由此推测很可能是因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故宫大火所损毁。据文献记载，这次火灾烧毁了故宫前三殿、奉天门、文武楼、午门，损毁惨重，直至数年后的1561年才全部重建完工。重建过程中必定先要清理废墟，因此现今所见到的这批瓷片应是火灾以后于1561年以前被掩埋在正阳门西侧的。
　　当中出土瓷片以景德镇官窑为主，也有少量龙泉官窑(约l00多片)，另有3片“官钧”，分别为玫瑰紫釉残片(器型不明)、月白釉长方型盆托、月白釉圆筒形残件。虽然只有盆托为“官钧”典型器，但是其余两件胎釉方面与传世“官钧”特征一致，当为“官钧”无疑。
　　


　　正阳门作为明代宫廷瓷片坑对研究“官钧”的性质意义重大，较之毛家湾瓷片坑，这里的瓷片来源单一，为明代嘉靖时期宫廷毁损瓷器，可以直接反映嘉靖一朝宫廷瓷器使用的情况以及明初以来历朝官窑瓷器的留存状况。与毛家湾官窑瓷片出土情况非常一致的就是以景德镇官窑为主，龙泉官窑次之，官钧瓷器再度出现(这种现象恐怕难以偶然二字来解释吧)。“官钧”与明代宫廷 的关系非同一般，在此得到二度印证。
　　正阳门的瓷片当中绝大数为盘碗类日用器皿，有极个别的琢器残片，如成化梅瓶、宣德弦纹炉。若“官钧”为宋代古物，流传至明代为内府所藏符合常理，它应和内府典藏的宋代其他官、汝、哥、定等名窑器皿一样被珍视，得到良好保管，其破损概率应该和其他宋代名窑一样远远低于明代官窑中的日常器皿。为何在这次大火中只有“官钧”与明代官窑日用瓷器一起被损毁?难道明代宫廷对宋代五大名窑各有偏爱，厚官汝哥定而薄钧，从而将其随便与日用瓷器一起放置?如果我们推论“官钧”为明初所烧，“官钧”只不过为明初宫廷日常使用的花器，以上现象就得到非常合理的解释：它与明代景德镇官窑、龙泉官窑的日用瓷器面临一样的破损概率，说明其当时功用与明代其他日用官窑瓷器的本质相同，服务于皇宫日常生活，有别于宋代诸名窑以古物瑰宝的身份，被陈设观赏和收藏。
　　
　　“官钧”与明初宫廷日常
　　生活的联系非常密切
　　
　　至此可以表明，在明代早中期皇城的遗物中“官钧”与宋代其他名窑没有共同出现，从而推论它们在宫里存放地点不同，彼此之间缺乏联系。导致存放地点不同的最大可能是由于功能的差别，即古玩陈设品与日用花器之别。
　　


　　若说“官钧”为宋徽宗时期御苑珍宝，且与“花石纲”有怎样的联系，经历了宋、金、元代至于明代，我们却在北京的地层出土物中看到，那么“官钧”并没有那么遥不可及，商高在上。其数量并非少见，仅毛家湾。处就有14片之多，而且北京城出土的“官钧”多带有明显的使用痕迹，这就表明至少到了明代早中期这些“官钧”尚未被人们置于高阁，欣赏把玩，视若珍宝，而大多数还是被当作一种实用器——花盆来看待的。
　　如果我们放宽视野，将“官钧”从博古架上放下，回归其设计的原始功能——花器来考察，从同一时期商品的共性角度去比较毛家湾出土“官钧”与其他器皿的横向联系时，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些新的认识。在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里，某一生活风尚的流行会充分体现在人们的器用方面。从而铸就器物上鲜明的时代特征。元明花道盛行，较之宋代更为普及地出现在平民生活之中，花器自然就使用较多，而毛家湾瓷片坑所出土的器物中(不含官钧)有花盆62个，盆托29个，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风尚的深入(见表格)。
　　可以肯定的是，在“官钧”流行的年代里，社会流行的是花盆与盆托(奁)配套使用的花器，这在明早中期的绘画中也可以得到明确的印证，如谢环《杏园雅集图》和明杜堇《古贤诗崽图》。然而，从花器的历史角度考察，目前考古次料、传世图像资料都没法证明花器中“盆、奁组合”在宋代已开始出现并大规模流行，只有元代是其最早出现的时间(详细的考证见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官钧”瓷器研究》43-47页)。因此，毛家湾出土官钧与元末明初景德镇窑、龙泉窑、磁州窑的花器无论在器型、装饰特点、使用功能诸方面都存在根本的共性，似乎可以理解为它们同为元末明初花道风尚流行的结果，至少反映出其与明初社会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
　　以上毛家湾、正阳门出土“官钧”的情况客观表明：“官钧”与明代遗物、明初宫廷日常生活的联系非常密切，而这种密切程度远非宋代其他名窑可比。如果这是一种反常的现象，那么我们也应该反思这种反常现象为何不出现在年代毫无争议的官窑、汝窑上，难道历史只是会开钧窑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