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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初对向日葵的认识模糊而遥远，远不及一颗葵花籽来得真实可亲。
年少时，向日葵只生长在课本里，活在遥远的地方，方圆几公里之内是我所拥有的全部世界。相对于戈壁荒滩长大的孩子，生在农村反而幸运，虽贫穷，至少有绿树、庄稼、植物给眼睛涂染丰盈的色彩。而我目光折射出单纯的灰褐色，偶尔闪过红、绿、白，是墙壁粉刷的石灰石，几株水井旁的白杨树，含铁的山丘，是儿童眼里明亮的涂鸦。其中包含的辽远、浑厚和苍茫的词，有待成年后慢慢体味，少年心思纯简，没有荒凉、贫穷的概念。吃饱肚子不受家长责骂，哪里都能找到乐子。从小生活在克拉玛依——一座为石油而生的城市，整座城市的大人从事的全是石油和与石油有关的事，但我知道陌生之地也有很多人，他们干的活儿和我父母不一样，因为每年秋天，汽车像忙碌的工蜂，从那些遥远的地方运回粮食、瓜果、油料……有时，我是说有时，也会运输一些葵花籽。植物是用这种方式把人与人之间连接了起来。
瓜子黑色，带白色条纹，大头圆，小头尖。用学术语形容“矩卵形瘦果，果皮木质化”。向日葵喜欢气候寒冷，土地肥沃，昼夜温差大的地方。葵花籽经过时间长久的酝酿、阳光下的暴晒和肥沃土壤的供养，瓜子皮厚结实，有版画的硬朗线质，嗑起来，“嘎嘣、嘎嘣”声音清脆悦耳，瓜子仁有和田玉的光泽和温润，持久的香味在唇齿间绵延不绝。
这种黑亮带白条纹的瓜子多来自寒冷的阿勒泰地区。三十岁到了南疆工作后，第一次见到白瓜子，细瘦皮薄，轻嗑即破，瓜子仁小而瘦，让人不得不联想起弱柳扶风的林黛玉。在我的认知中，只有一种黑亮穿白条纹外衣的瓜子，远没有北疆的瓜子健康饱满。如今这种瓜子卖得很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瓜子很便宜，因为都是父母掏腰包，具体多少钱我没概念。生瓜子装在一个布口袋，母亲东藏西藏，通常情况下都会被我轻而易举地找到。不是母亲手法拙劣，家里家具很少，家里仅有两间房、几张床、一张桌和自盖的一间低矮厨房。我偷吃瓜子的方法既隐秘又高超，至少当时我以为是如此。一次抓一小把，偷偷揣进口袋，在上学的路上，边走边嗑。那个过程深刻而历久弥新，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清晰可见。时间不断地向前延伸，而回忆将我向后拉，拉回那个很小的起点，我变成了另外的我，一个扎着两条细草似小辫儿，背着黄书包的小女孩儿。
这个小女孩儿额头宽广突出，后脑勺儿突起，她总是羡慕别的女生后脑勺儿很平，梳的两条辫子如两只跳跃的梅花鹿，而她的两条小辫儿隔着一座山丘，孤单而寂寞，像她孤单寂寞的童年。做过六年的留守儿童回到父母身边后，她总是感到被冷落的寂寞和孤单，经常怀疑自己不是母亲亲生的，她敏感多疑的性格与少年时期的伤害有关系。
她是嗑瓜子的高手，她随自己的心情把瓜子皮吐得高而飘，想象着它是一条船、一只鸟去接近海洋和云朵，或者平平地吐出去，看距离有多远，想象一颗子弹的威力，或者狠狠地吐在地上，看着地下随风翻滚的瓜子壳，脚用力地踩碎，听到瓜子壳发出撕裂的声音，脑海清晰明确地浮现出一张憎恶的脸，当然，脸会随着心情和时间变换。其实，没过多久，当时认为特别重要、过不去的事情便烟消云散，恨过的人一个不记得。她多数情况下喜欢随心所欲地吐瓜子皮，看着瓜子皮以各种抛物线的形态飞起又落下，压抑的情绪得到暂时舒缓。
2
刚收获的瓜子有来自土地的清淡味道，成堆的瓜子夹杂着土坷垃和碎叶，生瓜子的香味儿不及熟瓜子浓郁，有一种来自土地的味道，生涩中含有细密的清甜味儿，我对这种味道尤其迷恋，至今不喜欢炒得过熟的葵花籽，欠火的瓜子，宛若谦虚的君子，在平淡如水的交往中体会真情。小时候，一直要等到春节前母亲才肯拿出生瓜子炒。母亲决定炒瓜子的话音未落，做贼心虚的我，忐忑不安、面红耳赤，怕日益下陷的口袋暴露我的偷吃行为，心里快速盘算咋对付母亲的质问。不知母亲忘记了，还是装作不知道，她从没因瓜子的事责备过儿女。炒瓜子急不得，需细火慢性，母亲偏偏性子急，十有八九炒出来的瓜子有的糊了，有的还夹生，不管怎样，香味儿在整个房间里弥漫，绕梁三日而不绝，那是瓜子饱满的体内溢出的油脂。春节期间，家家户户客厅里桌子上摆着一盘炒瓜子，去谁家拜年，叔叔阿姨都会往孩子衣服口袋里装瓜子，那个时候恨不得浑身上下缝满口袋。每天把“扫荡”的战利品拿回家藏好，供以后慢慢消受。父母不在家时，一个人躲进房间，捧着一本好看的小人书，嘴里嗑着瓜子，如果在嘴里放一颗水果糖那种又香又甜的感觉太美妙了。
曾多人比赛过嗑瓜子，比速度。只有嗑瓜子的时候，我的嘴像一条工业流水线，瓜子从一个嘴角进去，另外一个嘴角出来的是瓜子壳，而那些香喷喷的果仁已经被我的牙齿咀嚼碎滑进食道，进入深不可测的胃肠。这种功夫可不是一天两天练就的，一需要时间，二需要大量的瓜子。这项技能和大脑基本无关，熟能生巧。我吃掉的瓜子肯定能堆成一座蒙古包，这些瓜子壳在我的右门牙上下留下深深的瓜子形的三角凹槽，只要拿起瓜子，习惯性地卡在三角凹槽里，像射击的准心，想不瞄准都不行。
后来，我看到丰子恺先生写过他在旅途中教日本人嗑瓜子：“看那日本人的练习，真是可怜得很！他如法将瓜子塞进口中，‘咯’地一咬，然而咬时不得其法，将唾液把瓜子的外壳全部浸湿，拿在手里剥的時候，滑来滑去，无从下手，终于滑落在地上，无处寻找了。他空咽一口唾液，再选一粒来咬。这回他剥时非常小心，把咬碎了的瓜子陈列在舱中的食桌上，俯伏了头，细细地剥，好像修理钟表的样子。约莫一二分钟之后，好容易剥得了些瓜仁的碎片，郑重地塞进口里去吃。我问他滋味如何，他点点头连称好吃，好吃！”
中国人到底会吃，说来我也算不得高手，只是步了前人……后尘而已。
一位文友认为我嗑瓜子的水平和他们兵团第一师的一位上海女知青比，勉强算“小学毕业”。她嗑瓜子只见瓜子一个一个进去，就是不见从嘴里出来，你看她的腮帮子吹气球似的一点一点儿鼓起来，直到嘴皮实在撑不住了，她的手捂在嘴上，瓜子皮从嘴里尽数吐出，她强调这种吃法“多、快、好、省”。这位文友说，他至今疑惑，上海姑娘白净的皮肤，漂亮的脸蛋儿，平常讲话温温柔柔，从不像团场姑娘龇牙咧嘴地笑。为啥瓜子嗑得壮志凌云，汉冲牛斗。他想可能因当年常常晚上开批斗会、学习，无聊至极，女生嗑瓜子、男生抽莫合烟打发时间。怕台上领导发现，为掩领导耳目，久而久之练成了独门绝技。 中国人的吃从来不简单。
“施桂芳喜欢站在家门口，倚住门框，十分安心地嗑着葵花子，施桂芳一只手托着瓜子，一只手挑挑拣拣地，然后捏住，三个指头肉乎乎地翘在那儿，慢慢等候在下巴底下，样子出奇的懒。施桂芳的懒主要体现在她的站立姿势上，施桂芳只用一只脚站，另一只却要垫到门槛上去，时间久了再把它们换过来。人们不太在意施桂芳的懒，但人一懒看起来就傲慢。人们看不惯的其实正是施桂芳的那股子傲慢。”很多年之后，读小说《玉米》中的这段话，对作家毕飞宇佩服得五体投地。同样是嗑瓜子，能嗑出那么多的社会内容。顺着毕飞宇的思路，我想起来在新疆参加的很多次婚礼，上菜前必会先摆瓜子和糖果，一桌子人嗑瓜子儿，聊天儿、喝水，等待婚礼开始。众生百相在嗑瓜子儿间毕现，有的云淡风轻如庄子，有的纯粹坦诚如儿童，有的居高临下目中无人，有人嗑得飞扬跋扈，也有人嗑得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如促织、蹴鞠、簸钱，嗑瓜子嗑出一部皇家史也不是不可能。我还想知道“满口噙香中国味的作家”汪曾祺和梁实秋写过嗑瓜子没有，他们写会从哪个角度进入，想想挺激动人心。
3
消耗瓜子最多的地方非电影院莫属，封闭或露天电影院没有区别。
少年时代精力旺盛，听说哪里有电影，即便走几个小时的路都要去。绝大多数电影翻来覆去看过许多遍，许多经典的台词都能背出来。“老子在城里下馆子都不花钱，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下吧，下吧，下吧，下吧，下他个七七四十九天我才高兴呢”……男生们不学好，将这些台词背得滚瓜烂熟，电影一放到这儿，他们就跟着大声说，故意把瓜子皮吐在女生的脖子后。“臭流氓！”女生转头骂道。男生们见女生拿眼睛剜，两根指头往嘴里一塞，立刻响起尖厉的口哨声，接着就是肆无忌惮的狂笑，谁都拿他们没办法。有时电影还没散场，两拨男生之间为争夺同一个漂亮女孩子打得鼻青脸肿。散场后的露天电影院一片狼藉，满地瓜子壳、破纸片、烟把子，也没人打扫。风是最忠于职守的清洁工，克拉玛依风多且大，一场大风，沙石吹得满地滚，瓜子壳随风飞舞，下次看电影，地上干干净净，找不到一片瓜子皮。
1983年冬天，我在哈尔滨，羡慕哈尔滨人能看通宵电影，于是，选了个周末过一把大城市人的生活瘾。小商小贩聚在电影院门前，卖得最多的是瓜子和爆米花。我买了一包瓜子，瓜子装在纸叠的锥形筒里。从晚上九点到早上五点，一整夜上演四到五场电影，一包瓜子嗑完，看不到一半电影已呼呼大睡，睁开眼睛，电影也快散场了。
如今，所有的电影院装修高档，有立体音响，进电影院还要过安检门，连一瓶水都不让带进去，看电影少了自由和随意，了无生趣。相比之下，特别怀念当年能在露天电影院里嗑瓜子的恣意。
为一场看了又看的电影，年少的我们乐此不疲地在星光下跑很远的路。记得有一次在大庆上学期间，为一场电影我们来回走了近八个小时，回到宿舍已经是大半夜。我永远记得那部电影的名字《奥斯特里茨战役》，嗑了太多瓜子而口干舌燥的嘴仍然一直不停地说话，为我们心目中共同的英雄拿破仑，为那场无与伦比的胜利，也为我们自己热血澎湃的青春和未来。那时的我以为未来无限美好，如散发着诱人气息的瓜子。几十年后，当我站在为这场战争而修建的法国巴黎凯旋门前，我青春的影子一闪而过，一闪而过的还有被我无情蹉跎的岁月，像我吐出的那些瓜子壳毫无声息地消失了，未来已经消耗了一半，而我，愈加感觉到世界的残缺。
4
毫无疑问，我也见识过向日葵的巅峰时刻。
那是在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而不是盛产瓜子的阿勒泰。向日葵在我们从怪石峪回来的路上，一眼望不到边的金色，整齐有序地立在蓝天白云之下，炽热、壮观、明亮、金光四射，如太阳的无数个幻像，昂着头望着同一个方向。谁都无法抗拒集体的浩荡之美，我们在车里忍不住一声一声地惊呼，车未停稳，人已像一群蜜蜂扑入金光灿烂里。多么熟悉的场景，我张开笑脸拍照，置身于重复多次的夢境中，眼泪猝不及防地涌出。“外部的浓烈必将变成内心的寂寥。”毕飞宇说得真对，原来，我用我的脸装扮向日葵的微笑，是为了隐蔽幼年时就开始埋在心里的孤苦，梵高和我有相同的感受，才会把向日葵画得火焰般热烈吧。以此推理，是不是反证我也得了抑郁症。这个念头把自己吓了一跳。尼采说：“精神就是杀进自己生命中的生命，他通过自己的痛苦增加自己的知晓。”梵高用他的痛苦画出了精神层面的永生的向日葵，又有多少人能够战胜并超越命运，站上时间的制高点？
这正是梵高异于常人而了不起的地方。
梵高的家乡荷兰，曾德特小镇的公路两侧，当地居民每年都种植向日葵，连绵数百里，到了向日葵开花的季节，大批为梵高而来的世界各地游客，目睹火焰般燃烧抖动的向日葵，纪念、缅怀这位给予向日葵永恒生命的伟大画家。
最初对向日葵的认识模糊而遥远，远不及一颗葵花籽来得真实可亲。
年少时，向日葵只生长在课本里，活在遥远的地方，方圆几公里之内是我所拥有的全部世界。相对于戈壁荒滩长大的孩子，生在农村反而幸运，虽贫穷，至少有绿树、庄稼、植物给眼睛涂染丰盈的色彩。而我目光折射出单纯的灰褐色，偶尔闪过红、绿、白，是墙壁粉刷的石灰石，几株水井旁的白杨树，含铁的山丘，是儿童眼里明亮的涂鸦。其中包含的辽远、浑厚和苍茫的词，有待成年后慢慢体味，少年心思纯简，没有荒凉、贫穷的概念。吃饱肚子不受家长责骂，哪里都能找到乐子。从小生活在克拉玛依——一座为石油而生的城市，整座城市的大人从事的全是石油和与石油有关的事，但我知道陌生之地也有很多人，他们干的活儿和我父母不一样，因为每年秋天，汽车像忙碌的工蜂，从那些遥远的地方运回粮食、瓜果、油料……有时，我是说有时，也会运输一些葵花籽。植物是用这种方式把人与人之间连接了起来。
瓜子黑色，带白色条纹，大头圆，小头尖。用学术语形容“矩卵形瘦果，果皮木质化”。向日葵喜欢气候寒冷，土地肥沃，昼夜温差大的地方。葵花籽经过时间长久的酝酿、阳光下的暴晒和肥沃土壤的供养，瓜子皮厚结实，有版画的硬朗线质，嗑起来，“嘎嘣、嘎嘣”声音清脆悦耳，瓜子仁有和田玉的光泽和温润，持久的香味在唇齿间绵延不绝。
这种黑亮带白条纹的瓜子多来自寒冷的阿勒泰地区。三十岁到了南疆工作后，第一次见到白瓜子，细瘦皮薄，轻嗑即破，瓜子仁小而瘦，让人不得不联想起弱柳扶风的林黛玉。在我的认知中，只有一种黑亮穿白条纹外衣的瓜子，远没有北疆的瓜子健康饱满。如今这种瓜子卖得很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瓜子很便宜，因为都是父母掏腰包，具体多少钱我没概念。生瓜子装在一个布口袋，母亲东藏西藏，通常情况下都会被我轻而易举地找到。不是母亲手法拙劣，家里家具很少，家里仅有两间房、几张床、一张桌和自盖的一间低矮厨房。我偷吃瓜子的方法既隐秘又高超，至少当时我以为是如此。一次抓一小把，偷偷揣进口袋，在上学的路上，边走边嗑。那个过程深刻而历久弥新，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清晰可见。时间不断地向前延伸，而回忆将我向后拉，拉回那个很小的起点，我变成了另外的我，一个扎着两条细草似小辫儿，背着黄书包的小女孩儿。
这个小女孩儿额头宽广突出，后脑勺儿突起，她总是羡慕别的女生后脑勺儿很平，梳的两条辫子如两只跳跃的梅花鹿，而她的两条小辫儿隔着一座山丘，孤单而寂寞，像她孤单寂寞的童年。做过六年的留守儿童回到父母身边后，她总是感到被冷落的寂寞和孤单，经常怀疑自己不是母亲亲生的，她敏感多疑的性格与少年时期的伤害有关系。
她是嗑瓜子的高手，她随自己的心情把瓜子皮吐得高而飘，想象着它是一条船、一只鸟去接近海洋和云朵，或者平平地吐出去，看距离有多远，想象一颗子弹的威力，或者狠狠地吐在地上，看着地下随风翻滚的瓜子壳，脚用力地踩碎，听到瓜子壳发出撕裂的声音，脑海清晰明确地浮现出一张憎恶的脸，当然，脸会随着心情和时间变换。其实，没过多久，当时认为特别重要、过不去的事情便烟消云散，恨过的人一个不记得。她多数情况下喜欢随心所欲地吐瓜子皮，看着瓜子皮以各种抛物线的形态飞起又落下，压抑的情绪得到暂时舒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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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收获的瓜子有来自土地的清淡味道，成堆的瓜子夹杂着土坷垃和碎叶，生瓜子的香味儿不及熟瓜子浓郁，有一种来自土地的味道，生涩中含有细密的清甜味儿，我对这种味道尤其迷恋，至今不喜欢炒得过熟的葵花籽，欠火的瓜子，宛若谦虚的君子，在平淡如水的交往中体会真情。小时候，一直要等到春节前母亲才肯拿出生瓜子炒。母亲决定炒瓜子的话音未落，做贼心虚的我，忐忑不安、面红耳赤，怕日益下陷的口袋暴露我的偷吃行为，心里快速盘算咋对付母亲的质问。不知母亲忘记了，还是装作不知道，她从没因瓜子的事责备过儿女。炒瓜子急不得，需细火慢性，母亲偏偏性子急，十有八九炒出来的瓜子有的糊了，有的还夹生，不管怎样，香味儿在整个房间里弥漫，绕梁三日而不绝，那是瓜子饱满的体内溢出的油脂。春节期间，家家户户客厅里桌子上摆着一盘炒瓜子，去谁家拜年，叔叔阿姨都会往孩子衣服口袋里装瓜子，那个时候恨不得浑身上下缝满口袋。每天把“扫荡”的战利品拿回家藏好，供以后慢慢消受。父母不在家时，一个人躲进房间，捧着一本好看的小人书，嘴里嗑着瓜子，如果在嘴里放一颗水果糖那种又香又甜的感觉太美妙了。
曾多人比赛过嗑瓜子，比速度。只有嗑瓜子的时候，我的嘴像一条工业流水线，瓜子从一个嘴角进去，另外一个嘴角出来的是瓜子壳，而那些香喷喷的果仁已经被我的牙齿咀嚼碎滑进食道，进入深不可测的胃肠。这种功夫可不是一天两天练就的，一需要时间，二需要大量的瓜子。这项技能和大脑基本无关，熟能生巧。我吃掉的瓜子肯定能堆成一座蒙古包，这些瓜子壳在我的右门牙上下留下深深的瓜子形的三角凹槽，只要拿起瓜子，习惯性地卡在三角凹槽里，像射击的准心，想不瞄准都不行。
后来，我看到丰子恺先生写过他在旅途中教日本人嗑瓜子：“看那日本人的练习，真是可怜得很！他如法将瓜子塞进口中，‘咯’地一咬，然而咬时不得其法，将唾液把瓜子的外壳全部浸湿，拿在手里剥的時候，滑来滑去，无从下手，终于滑落在地上，无处寻找了。他空咽一口唾液，再选一粒来咬。这回他剥时非常小心，把咬碎了的瓜子陈列在舱中的食桌上，俯伏了头，细细地剥，好像修理钟表的样子。约莫一二分钟之后，好容易剥得了些瓜仁的碎片，郑重地塞进口里去吃。我问他滋味如何，他点点头连称好吃，好吃！”
中国人到底会吃，说来我也算不得高手，只是步了前人……后尘而已。
一位文友认为我嗑瓜子的水平和他们兵团第一师的一位上海女知青比，勉强算“小学毕业”。她嗑瓜子只见瓜子一个一个进去，就是不见从嘴里出来，你看她的腮帮子吹气球似的一点一点儿鼓起来，直到嘴皮实在撑不住了，她的手捂在嘴上，瓜子皮从嘴里尽数吐出，她强调这种吃法“多、快、好、省”。这位文友说，他至今疑惑，上海姑娘白净的皮肤，漂亮的脸蛋儿，平常讲话温温柔柔，从不像团场姑娘龇牙咧嘴地笑。为啥瓜子嗑得壮志凌云，汉冲牛斗。他想可能因当年常常晚上开批斗会、学习，无聊至极，女生嗑瓜子、男生抽莫合烟打发时间。怕台上领导发现，为掩领导耳目，久而久之练成了独门绝技。 中国人的吃从来不简单。
“施桂芳喜欢站在家门口，倚住门框，十分安心地嗑着葵花子，施桂芳一只手托着瓜子，一只手挑挑拣拣地，然后捏住，三个指头肉乎乎地翘在那儿，慢慢等候在下巴底下，样子出奇的懒。施桂芳的懒主要体现在她的站立姿势上，施桂芳只用一只脚站，另一只却要垫到门槛上去，时间久了再把它们换过来。人们不太在意施桂芳的懒，但人一懒看起来就傲慢。人们看不惯的其实正是施桂芳的那股子傲慢。”很多年之后，读小说《玉米》中的这段话，对作家毕飞宇佩服得五体投地。同样是嗑瓜子，能嗑出那么多的社会内容。顺着毕飞宇的思路，我想起来在新疆参加的很多次婚礼，上菜前必会先摆瓜子和糖果，一桌子人嗑瓜子儿，聊天儿、喝水，等待婚礼开始。众生百相在嗑瓜子儿间毕现，有的云淡风轻如庄子，有的纯粹坦诚如儿童，有的居高临下目中无人，有人嗑得飞扬跋扈，也有人嗑得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如促织、蹴鞠、簸钱，嗑瓜子嗑出一部皇家史也不是不可能。我还想知道“满口噙香中国味的作家”汪曾祺和梁实秋写过嗑瓜子没有，他们写会从哪个角度进入，想想挺激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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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瓜子最多的地方非电影院莫属，封闭或露天电影院没有区别。
少年时代精力旺盛，听说哪里有电影，即便走几个小时的路都要去。绝大多数电影翻来覆去看过许多遍，许多经典的台词都能背出来。“老子在城里下馆子都不花钱，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下吧，下吧，下吧，下吧，下他个七七四十九天我才高兴呢”……男生们不学好，将这些台词背得滚瓜烂熟，电影一放到这儿，他们就跟着大声说，故意把瓜子皮吐在女生的脖子后。“臭流氓！”女生转头骂道。男生们见女生拿眼睛剜，两根指头往嘴里一塞，立刻响起尖厉的口哨声，接着就是肆无忌惮的狂笑，谁都拿他们没办法。有时电影还没散场，两拨男生之间为争夺同一个漂亮女孩子打得鼻青脸肿。散场后的露天电影院一片狼藉，满地瓜子壳、破纸片、烟把子，也没人打扫。风是最忠于职守的清洁工，克拉玛依风多且大，一场大风，沙石吹得满地滚，瓜子壳随风飞舞，下次看电影，地上干干净净，找不到一片瓜子皮。
1983年冬天，我在哈尔滨，羡慕哈尔滨人能看通宵电影，于是，选了个周末过一把大城市人的生活瘾。小商小贩聚在电影院门前，卖得最多的是瓜子和爆米花。我买了一包瓜子，瓜子装在纸叠的锥形筒里。从晚上九点到早上五点，一整夜上演四到五场电影，一包瓜子嗑完，看不到一半电影已呼呼大睡，睁开眼睛，电影也快散场了。
如今，所有的电影院装修高档，有立体音响，进电影院还要过安检门，连一瓶水都不让带进去，看电影少了自由和随意，了无生趣。相比之下，特别怀念当年能在露天电影院里嗑瓜子的恣意。
为一场看了又看的电影，年少的我们乐此不疲地在星光下跑很远的路。记得有一次在大庆上学期间，为一场电影我们来回走了近八个小时，回到宿舍已经是大半夜。我永远记得那部电影的名字《奥斯特里茨战役》，嗑了太多瓜子而口干舌燥的嘴仍然一直不停地说话，为我们心目中共同的英雄拿破仑，为那场无与伦比的胜利，也为我们自己热血澎湃的青春和未来。那时的我以为未来无限美好，如散发着诱人气息的瓜子。几十年后，当我站在为这场战争而修建的法国巴黎凯旋门前，我青春的影子一闪而过，一闪而过的还有被我无情蹉跎的岁月，像我吐出的那些瓜子壳毫无声息地消失了，未来已经消耗了一半，而我，愈加感觉到世界的残缺。
4
毫无疑问，我也见识过向日葵的巅峰时刻。
那是在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而不是盛产瓜子的阿勒泰。向日葵在我们从怪石峪回来的路上，一眼望不到边的金色，整齐有序地立在蓝天白云之下，炽热、壮观、明亮、金光四射，如太阳的无数个幻像，昂着头望着同一个方向。谁都无法抗拒集体的浩荡之美，我们在车里忍不住一声一声地惊呼，车未停稳，人已像一群蜜蜂扑入金光灿烂里。多么熟悉的场景，我张开笑脸拍照，置身于重复多次的夢境中，眼泪猝不及防地涌出。“外部的浓烈必将变成内心的寂寥。”毕飞宇说得真对，原来，我用我的脸装扮向日葵的微笑，是为了隐蔽幼年时就开始埋在心里的孤苦，梵高和我有相同的感受，才会把向日葵画得火焰般热烈吧。以此推理，是不是反证我也得了抑郁症。这个念头把自己吓了一跳。尼采说：“精神就是杀进自己生命中的生命，他通过自己的痛苦增加自己的知晓。”梵高用他的痛苦画出了精神层面的永生的向日葵，又有多少人能够战胜并超越命运，站上时间的制高点？
这正是梵高异于常人而了不起的地方。
梵高的家乡荷兰，曾德特小镇的公路两侧，当地居民每年都种植向日葵，连绵数百里，到了向日葵开花的季节，大批为梵高而来的世界各地游客，目睹火焰般燃烧抖动的向日葵，纪念、缅怀这位给予向日葵永恒生命的伟大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