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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30年前的1982年，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出版了《大趋势》(Megatrends：Ten New Directions Transforming Our Lives)，指出未来世界将发生十大变化。其中，关于组织形态，他预测道：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由向组织求助转向自助；信息的即时分享导致代议制民主已经过时；等级官僚制已经过时，将被非正式的网络取代。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阐释了十种力量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扁平，比如柏林墙的倒掉，其深远意义是“通往自由的契机”，尔后更加开放的贸易体系，对私营经济的放开(中国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民营经济开始了大发展；1991年，印度也开始了经济改革，祛除过分国有化和苏化经济的弊病)和市场经济理念的被接受，如阿玛蒂亚·森说言：“柏林墙的倒塌给人们创造了相互交流的机会。”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和历史大格局基础上，科技进步，尤其是促使人们更加低成本、高效快捷地互联互通、互相交流的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不管是出于技术精英主观上“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的野心勃勃，还是被巨额财富带来的眩晕感或者如《社交网络》所描绘的那个因被女友抛弃的技术狂人报复的企图等等驱动带来的客观效应，在“削平”每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一览众山小”的观念、意识形态的金字塔以及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方面，堪称大刀阔斧。个人电脑、Windows、web1.0、搜索引擎、web2.0(博客、微博客、SNS、视频分享)以及方兴未艾的移动互联浪潮，就是这条战线上前赴后继、“薪火相传”的“平地锋锐”。
当互联网先为节约交易成本立下汗马功劳后，它本身也迅速成为一种巨大的产业，超脱了对实物交易的依附甚至拓展了对后者的权力和支配地位。它在资讯传播、品牌营销、经验与观点分享、休闲娱乐、学习、创新等方面的贡献远远超越了“柏林墙”的樊篱，超越肤色、国界、代际鸿沟、意识形态差异，甚至能渐进地消弭亨廷顿所忧虑的“文明的冲突”。
信息爆炸能否提升人们的思维能力，改善人们的心智模式?及时的观点互动能否提升人际间的信任?人们围绕着购物、品牌、(娱乐的，政治的，商业的)明星、公共话题自组织起来——人们可以不认识对门的邻居是丁是卯，却会对未曾见面甚至永远也不会谋面的他乡“故旧”侃侃而谈，听之信之，尽管这种组织并不稳固，也不具有强制力，退出成本很低(摁下电源开关就可退出)。经验表明，信息和知识的充裕程度与人的心智模式并没有必然的关联，有知识者未必有智慧；相反，如果充裕的信息里充斥着局部、片面、断章取义甚至谎言，那么它对被“输入”既有决策模式之后，会得出错误的结论，然后真实地影响人们的生活。这就是在线互联后的生活，一条信息可以在未得到确证的前提下迅速传播，并有实际的效果，比如关于食品安全、手机电池爆炸案例等“经验性发现”。
在线互联强化了“乌合之众”效应。古斯塔夫·勒庞这样形容群体心理：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这无疑是短暂的，但是确实表现出了一种非常明确的特点。现在，相较于过去几十年，一方面，信息太过丰裕，使得判断真伪、去粗取精成为一件高成本、高注意力耗费的活动；另一方面，互联网所展开的生活画卷，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生活取值范围，这使得人们在大多数时候并不能理性、科学地做出判断和决策，而对此抱着“娱乐至死”的态度，比如，在打假达人方舟子(方是民)质疑青年作家韩寒等类似“如烟网事”中，其中一方的支持者很可能基于此前的尊重和敬意，而对方舟予或者韩寒的言论本身并不进行全面的研判，直接“投票”。此种特性虽然在前互联时代早已存在，受到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文化氛围和传承的塑造，在线互联至少是极大地催化了这种非理性行为或者半理性行为的破坏性。
在线互联充满了诡谲，小事易变大、无是易生非，“蝴蝶效应”越益突出。在信息发布由专业人士(编辑记者)和权力秉持者控制时，信息可能并不能真正满足人们的真实需求，它会根据承担起道德说教、维系社会正常秩序等诸多宏大议事法则下被挑选后发布。在线互联后，尽管对信息的监测仍然存在，但是控制一千万人和控制七十亿人的难度是天壤之别的，而且它的监测不可能面面俱到。人们很可能依靠一个年轻人的炫富行为而重新认识一些声名卓著机构的本来面目；同时，也会因为浩瀚信息带来的注意力转移的快捷，使得信息和真实被囫囵吞枣，甚至出现许多“冤假错案”——因为一旦错误的信息被传播、被植入人们的认知之中，当新的热点出来之后，即使对上一个错误信息的澄清甚至依靠法律等正式渠道取得了“声誉”，它的纠偏、纠错效果大打折扣：一方面它几乎不可能完全覆盖被错误信息渗透的人群；另一方面，在传达范围之内，也面临着阴谋论动机、潜规则、自证倾向等的削弱。
人们在线互联后，并不仅仅在碎片化的信息的汪洋大海里冲浪，也有人在实践詹姆斯·马奇所期盼的“愚蠢术”——个体和组织尝试做无正当理由支持的事情、用一种玩耍的态度对待自我。事实表明，有这样一批人，他们的时间正是在互联网上“随机游走”(walk by random)，试图寻找超越有序生活的，与利益算计、时间成本、既有的知识积累、纲常伦理、法制规范等等所塑造的轨道不相关的，或出于人行侠仗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本心，抑或是稍微的自我证明，做个无伤大雅的坏小子。
因此，在线互联也是一个祛魅的利刃。总有一些人士“不务正业”(所以“愚蠢”)，以“人肉”“质疑”为己任，为那些在各种场合为自己贴金面膜的人，“扔鸡蛋”、揭面纱、左“嘘”右揄，让那些西装笔挺、满脸秀色的成功人士难堪、下不来台，让他们不再豪放和恣意地使溢美之词加诸己身。在传统的信息渠道里，“距离产生美”，公众人物可能因为口才卓著、思维敏捷备受敬畏，但现在，你有足够的自信去怀疑外表光鲜亮丽者不过是“二锅头加白开水”的“如此包装”罢了。李开复在其自传中把“assistant professor”翻译为“副教授”，以及中英文版自传有较大差异，当初或许是为了“本地化”营销考虑，但何尝想到后来不得不聆听各种指责，涉诚信、自吹自擂等等与其塑造的大学生导师形象相当不一致的“细枝末节”，并最终道歉了事；当唐骏把自己包装成新一代青年的职场标杆时，他何尝又会想到自己克莱登博士学位在日后会成为贻笑大方的“小辫子”?公众人物的魅力不能再依靠神秘来维系，“好事者”可以便捷地获取影像、文字资料，从其言论、文章、行动等等多方解构“魅力魔术”，一眼望去，名人们的“糗态”比比皆是。
当然，既有的权势者渗透其中，以强制力或者财大气粗的购买力试图阻止在线互联后所凸显的草根平民精神和解构潮流，利用信息巨浪冲击和碎片化的信息接收特性，企图来引导舆情向背，或者阻止某些内容的传播，或者策划新的议题转移视线，雇佣大量的工作人员营造氛围、中伤竞争者，在短期内这并非不可能甚至很有效使得人们暂时无法判断真伪，却未见得是长久之计，毕竟“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阐释了十种力量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扁平，比如柏林墙的倒掉，其深远意义是“通往自由的契机”，尔后更加开放的贸易体系，对私营经济的放开(中国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民营经济开始了大发展；1991年，印度也开始了经济改革，祛除过分国有化和苏化经济的弊病)和市场经济理念的被接受，如阿玛蒂亚·森说言：“柏林墙的倒塌给人们创造了相互交流的机会。”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和历史大格局基础上，科技进步，尤其是促使人们更加低成本、高效快捷地互联互通、互相交流的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不管是出于技术精英主观上“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的野心勃勃，还是被巨额财富带来的眩晕感或者如《社交网络》所描绘的那个因被女友抛弃的技术狂人报复的企图等等驱动带来的客观效应，在“削平”每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一览众山小”的观念、意识形态的金字塔以及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方面，堪称大刀阔斧。个人电脑、Windows、web1.0、搜索引擎、web2.0(博客、微博客、SNS、视频分享)以及方兴未艾的移动互联浪潮，就是这条战线上前赴后继、“薪火相传”的“平地锋锐”。
当互联网先为节约交易成本立下汗马功劳后，它本身也迅速成为一种巨大的产业，超脱了对实物交易的依附甚至拓展了对后者的权力和支配地位。它在资讯传播、品牌营销、经验与观点分享、休闲娱乐、学习、创新等方面的贡献远远超越了“柏林墙”的樊篱，超越肤色、国界、代际鸿沟、意识形态差异，甚至能渐进地消弭亨廷顿所忧虑的“文明的冲突”。
信息爆炸能否提升人们的思维能力，改善人们的心智模式?及时的观点互动能否提升人际间的信任?人们围绕着购物、品牌、(娱乐的，政治的，商业的)明星、公共话题自组织起来——人们可以不认识对门的邻居是丁是卯，却会对未曾见面甚至永远也不会谋面的他乡“故旧”侃侃而谈，听之信之，尽管这种组织并不稳固，也不具有强制力，退出成本很低(摁下电源开关就可退出)。经验表明，信息和知识的充裕程度与人的心智模式并没有必然的关联，有知识者未必有智慧；相反，如果充裕的信息里充斥着局部、片面、断章取义甚至谎言，那么它对被“输入”既有决策模式之后，会得出错误的结论，然后真实地影响人们的生活。这就是在线互联后的生活，一条信息可以在未得到确证的前提下迅速传播，并有实际的效果，比如关于食品安全、手机电池爆炸案例等“经验性发现”。
在线互联强化了“乌合之众”效应。古斯塔夫·勒庞这样形容群体心理：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这无疑是短暂的，但是确实表现出了一种非常明确的特点。现在，相较于过去几十年，一方面，信息太过丰裕，使得判断真伪、去粗取精成为一件高成本、高注意力耗费的活动；另一方面，互联网所展开的生活画卷，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生活取值范围，这使得人们在大多数时候并不能理性、科学地做出判断和决策，而对此抱着“娱乐至死”的态度，比如，在打假达人方舟子(方是民)质疑青年作家韩寒等类似“如烟网事”中，其中一方的支持者很可能基于此前的尊重和敬意，而对方舟予或者韩寒的言论本身并不进行全面的研判，直接“投票”。此种特性虽然在前互联时代早已存在，受到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文化氛围和传承的塑造，在线互联至少是极大地催化了这种非理性行为或者半理性行为的破坏性。
在线互联充满了诡谲，小事易变大、无是易生非，“蝴蝶效应”越益突出。在信息发布由专业人士(编辑记者)和权力秉持者控制时，信息可能并不能真正满足人们的真实需求，它会根据承担起道德说教、维系社会正常秩序等诸多宏大议事法则下被挑选后发布。在线互联后，尽管对信息的监测仍然存在，但是控制一千万人和控制七十亿人的难度是天壤之别的，而且它的监测不可能面面俱到。人们很可能依靠一个年轻人的炫富行为而重新认识一些声名卓著机构的本来面目；同时，也会因为浩瀚信息带来的注意力转移的快捷，使得信息和真实被囫囵吞枣，甚至出现许多“冤假错案”——因为一旦错误的信息被传播、被植入人们的认知之中，当新的热点出来之后，即使对上一个错误信息的澄清甚至依靠法律等正式渠道取得了“声誉”，它的纠偏、纠错效果大打折扣：一方面它几乎不可能完全覆盖被错误信息渗透的人群；另一方面，在传达范围之内，也面临着阴谋论动机、潜规则、自证倾向等的削弱。
人们在线互联后，并不仅仅在碎片化的信息的汪洋大海里冲浪，也有人在实践詹姆斯·马奇所期盼的“愚蠢术”——个体和组织尝试做无正当理由支持的事情、用一种玩耍的态度对待自我。事实表明，有这样一批人，他们的时间正是在互联网上“随机游走”(walk by random)，试图寻找超越有序生活的，与利益算计、时间成本、既有的知识积累、纲常伦理、法制规范等等所塑造的轨道不相关的，或出于人行侠仗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本心，抑或是稍微的自我证明，做个无伤大雅的坏小子。
因此，在线互联也是一个祛魅的利刃。总有一些人士“不务正业”(所以“愚蠢”)，以“人肉”“质疑”为己任，为那些在各种场合为自己贴金面膜的人，“扔鸡蛋”、揭面纱、左“嘘”右揄，让那些西装笔挺、满脸秀色的成功人士难堪、下不来台，让他们不再豪放和恣意地使溢美之词加诸己身。在传统的信息渠道里，“距离产生美”，公众人物可能因为口才卓著、思维敏捷备受敬畏，但现在，你有足够的自信去怀疑外表光鲜亮丽者不过是“二锅头加白开水”的“如此包装”罢了。李开复在其自传中把“assistant professor”翻译为“副教授”，以及中英文版自传有较大差异，当初或许是为了“本地化”营销考虑，但何尝想到后来不得不聆听各种指责，涉诚信、自吹自擂等等与其塑造的大学生导师形象相当不一致的“细枝末节”，并最终道歉了事；当唐骏把自己包装成新一代青年的职场标杆时，他何尝又会想到自己克莱登博士学位在日后会成为贻笑大方的“小辫子”?公众人物的魅力不能再依靠神秘来维系，“好事者”可以便捷地获取影像、文字资料，从其言论、文章、行动等等多方解构“魅力魔术”，一眼望去，名人们的“糗态”比比皆是。
当然，既有的权势者渗透其中，以强制力或者财大气粗的购买力试图阻止在线互联后所凸显的草根平民精神和解构潮流，利用信息巨浪冲击和碎片化的信息接收特性，企图来引导舆情向背，或者阻止某些内容的传播，或者策划新的议题转移视线，雇佣大量的工作人员营造氛围、中伤竞争者，在短期内这并非不可能甚至很有效使得人们暂时无法判断真伪，却未见得是长久之计，毕竟“攻乎异端，斯害也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