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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很多人对“周伯展”这个名字耳熟能详，因为他是香港著名的眼科专科医生，在眼科医学领域声誉卓著，被盛讚为“眼科圣手”，也是深受广大眼疾患者信任的“爱心医手”；
在内地特别是一些边远省市，也有不少人念念不忘周伯展医生这位“光明使者”，因为他曾作为令国际医学界瞩目的“视觉第一中国行动”的“复明大使”，为内地许多白内障患者送去福音、带来光明。但如果将对周伯展医生的认识仅仅停留这个层面上，仍是不全面的。或许，只有当读者读完这篇介绍文章之後，才能真正瞭解周伯展其人。
求索不息的攀登者
周伯展医生在大学读医科的时候，已立志当一名优秀的眼科医生。“我是一个喜欢洁净的人，而我觉得眼睛这个器官，既重要又清洁。为了令其他人也有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我便决定当眼科医生。”由於当时培训眼科医生的空缺並不太多，结果他足足等上三年才有机会达成心愿，这真可以说是好事多磨。
周伯展医生告诫自己：不要让追求之舟停泊在幻想的港湾，而应扬起奋斗的风帆，驶向现实生活的大海，因此他从选择将眼科医生作为自己的职业的那一天起，就坚定不移地朝着这个目标迈开大步、奋力前行，用不懈的求索谱写着奋斗和希望之歌。他生就一个虔诚的朝圣者，向着心目中神圣的医学殿堂毅然行进；他又是一个志在峰巅的攀登者，从不会陶醉在沿途的某个脚印之中——
在1977年获得香港大学内外全科医学士资格之後，周伯展医生又分别於1981年获爱尔兰皇家内科医学院及外科医学院眼科文凭，1985年再获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资格，1989年获英国皇家眼科医学院院士资格，1993年获得香港医学专科学院院士（眼科）资格，1996年成为香港眼科医学院院士……
中国古代医学家孙思邈曾云：“医道非精，不足以生人。”这句话是周伯展医生从小学起至今时时铭记的求索箴言，鞭策着他勇於开拓、不断进取，也使他在事业上不断完善自我、超越自我。
如今的周伯展医生，早已兑现了他当年设立的目标，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眼科医生。他开办的私家诊所——周伯展医生医务所，以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悬壶济世，造福社群。
顾名思义，私家诊所就是私人独立开办的诊所。作为一名私人诊所医生，什麽事都要靠自己动手、什麽问题都要自己来处理。对於前来就诊的病人，人不分贫富贵贱，病无论轻重缓急都必须凭一己之力予以救助治疗。可以说，私人诊所在为病人服务的过程中，比医院或非私人诊所的工作难度和强度都要大，精神上也承受更大的压力。
周伯展医生介绍说：“对於每一个病人，我们都必须一视同仁；对於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力求做到一百分，让每个病人都满意。我们要随时準备投入工作，一切以病人为中心，经常忙得顾不上吃午餐，遇急症时，连节假日都要开门看病。所以私人诊所医生往往是以牺牲自身健康和休息时间为代价来换取病人的健康和快乐。”
说到这里，周伯展医生话锋一转，非常诚恳地说道：“虽然这样的工作在很多人看来太辛苦、太累，但我还是没有後悔，因为我热爱这个职业。”
把病人当亲人的爱心医生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医生就被视为一个神圣的职业而受到人们的尊敬。但是与此大相径庭的是，时下卻有一部分人对医生连起码尊重都做不到，遑论尊敬。很多医生都纷纷感叹，有些病人找医生，不像是来看病的，倒像是来挑战的，他们以自己从网络或书本断章取义，以一孔之见来挑战医生的专业知识。
对此周伯展医生呼籲社会应对医生保持最起码的信任和尊重。他认为：“现在可以说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但是从资讯到知识，要有一个过程，甚至要有老师指导你，这样才能正确地把资讯转化成知识，然後把知识转化成智慧。
“医学是一门科学，但行医是艺术，所以机械人不可以做医生。”他颇为痛心地说：“过去病人来找医生看病，那叫求医。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则有不少病人找医生看病，他已经当自己是一个顾客，他会跟医生讲他的权益，他会强调自己拥有知情权以及万一出了什麽问题他会要求赔偿，甚至不信任医生。维护自己的权益本来无可厚非，但这种不信任就会造成不小的消极影响，使得医生与病人之间难以建立一种良好的关係。不难想象，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医患关係，医生不得不採取防卫医疗，势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周伯展医生还指出，真正合格的医生不应苛责社会环境中客观存在的消极因素，而是应当积极主动地适应环境、顺应时代潮流，努力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技术水平，做一个真正的好医生。
怎样才算是一个好医生呢？每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或多或少也会有些不同。对於曾获香港医学会提名为世界爱心医生的周伯展医生来说，要成为一位好医生的首要条件是要对病人爱心，一定要把病人当成自己的亲人。他告诉自己诊所的护士，在第一次接到病人的电话的时候实际就已经开始为他做治疗了——不要小看任何一个细节，哪怕是简短的几句对话，也是与病人之间所进行心灵的交流。因为无论患的是大病还是小病，对病人来说都是一种心理负担。真正的好医生，应当设身处地想病人之所想，急病人之所急，耐心细緻地为病人分忧，帮他解除病痛。
周伯展医生还认为除了要有爱心之外，一位好医生也应瞭解病人、他的家庭甚至他的亲朋，这样的医生才能对病人的情况有清晰的瞭解。他认为一位好医生不应停留在医生治病人这一表层上，而应为病人提供全面医疗，和病人建立良好的医患关係。在他的心目中，医患之间的关係是十分特别的。这比父母与子女、兄弟和姊妹以及其他人与人之间的关係都有所区别。
他深有感触地说：“古人说‘医者父母心’，我认为最理想的医患关係是介於父母对子女与好朋友之间的关係。虽然医生和病人以前可能素未谋面，但是病人还是会如相信挚爱般信任医生，而医生也会像医治自己儿女般治疗病人。很多时候，医生和患者也会在疗程完成後结成好友。”
视孙中山为偶像的奉献者
周伯展医生深深感叹：“成为一名医生並且履行医生的职责与使命，是我事业梦想的第一步。能够从事自己热爱的专业，做自己想做的事，这固然值得庆幸，但我接下来也开始考虑一个问题：我可不可以再做多一点、做好一点呢？後来我进一步认识到，对於我来说，孙中山先生其实就是一个好榜样。他也是医生出身，後来毅然棄医从政，因为他认识到医学只能治人肉体及精神上的疾病，卻不能医治人意识或心灵上的疾病如迷信等。他从政和行医一样都是为了救人，但已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救的是更多的人、救的是整个国家民族。这是何等的眼界与胸怀！”
周伯展医生说道：“孙中山可谓兼具大智、大勇、大仁，不论从哪方面来看，我显然都没法跟他比。但我会视他为偶像，以他为榜样，多做一些有利於他人、有利於社会、有利於国家的事情。”
形成了这样的理念之後，周伯展医生就开始做一些医生本职以外的工作，最主要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做义工工作，热心服务社群；二是就是积极地投身社团、参与各项社会事务。
作为一个眼科专家，周伯展医生总是尽可能向身边的人强调爱眼护眼的重要性，宣传“预防胜於治疗”、“病从浅中医”的理念。为此，他组织、参与了多次面向公众的健康教育运动。如2001年至2002年，由香港眼科医学院、香港医学会、香港眼科学会等三个医学组织联合筹组的一系列公众教育活动，周伯展医生均出任筹委会主席。第一期活动以“亲子护眼”为主题，包括由眼科医生主持的公开讲座及答问大会、由医生为儿童现场作眼科筛查检验（测儿童的视敏度以及是否患上色盲、色弱、斜视等眼疾）。2002年、2003年又分别举办了第二、三期活动“战胜黄斑病”、“战胜青光眼”。
周伯展医生表示：“一个人、一双手，勤劳也帮不了多少人，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如果我们大家都来做义工，都来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忙的人，就是真正为社会造福、为国家作贡献。正如前美国总统肯尼迪所说的‘不要问国家能为自己做什麽，而要问自己能为国家做什麽。’虽然我们的活动每次惠及的对象可能只有数百人、多一点也只有千把人，但希望就好像在平静的水面上投下一颗小石头，製造出一个小小的涟漪，荡漾开去便会不断扩散。如能引起共鸣，这些活动的影响力会不断扩大，所发挥的作用也会越来越明显。”
在这一系列的健康教育运动当中，虽然完全是做义务劳动，没有任何的回报，但周伯展医生总是全情投入、乐此不疲。他还注重与国内外同业之间的交流和联繫，积极参加国内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是香港第一个用普通话到国内讲学的眼科医生。难怪他现在能讲一口非常流利的普通话。
与此同时，周伯展医生亦积极投身各个社团组织，热情参与各项社会事务。他历年来担任的社会职务主要包括：香港眼科学会副主席（1989-1991年），香港镭射医学会长（1993-1995年）、会董（1995年起），香港眼科执业医生会会董（1996年起），香港眼科医学院会董（1999年起），香港医学会会董（2000年起），香港政府中央政策组兼职顾问（2003年至2005年）、香港医务委员会委员（2003年起）、香港兽医管理局委员（2003年起）、香港医学组织联会执行委员会委员（2001-2003年），香港壁球总会常务委员（2003年起）等。此外，他还多次担任香港遊乐场协会、傑出青年协会、傑出少年协会“良师益友计划”的良师、香港医学会慈善基金主席（2006年起）、香港医学会司库（2006年起）及香港执业眼科医生会会长（2006年9月25日起）。
为白内障患者带来光明的“复明大使”
周伯展医生认为，一位好医生不应单单帮助病人，还应该尽自己的能力来为他人、为社会、为国家作些有意义的事情。为此，周伯展医生曾多次参与由狮子会所发起的“视觉第一中国行动”，到中国西南山区为贫苦百姓治疗眼疾。
“视觉第一中国行动”是在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协调委员会组织协调下，由中国残联、卫生部与世界最大的慈善服务组织之一——国际狮子会合作开展的以预防保健和白内障复明为重点的大型国际合作项目。该项目旨在从1997年至2002年的5年内，有效预防眼疾，在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累计施行了210万例白内障复明手术，大大超过了原定的150万例这一目标，到2005年则已达到376万多例，实现了白内障致盲人数的负增长，使我国防盲治盲工作迈上一新台阶，达到一个新水平。世界卫生组织则肯定此举是有史以来最大型而又最成功的扫盲运动。
从“视觉第一中国行动”正式启动的1997年直到现在，周伯展医生几乎是全程参与。作为积极响应此次行动的义工医生，他多次以特邀“复明大使”的身份，前往北京、云南、甘肃、西藏东北等内地省市为当地的白内障患者进行治疗，並肩负起培训国内眼科医生的任务。
虽然这项工作完全是义务付出，但周伯展医生每次参与都是热情百倍、全副身心地投入其中。他总是一到达目的地，就顾不上休息马不停蹄地到医院、农村、老人福利院和盲童学校等地为患者检查视力，操刀做手术。不仅如此，他还见缝插针地向内地同胞宣传与爱眼、护眼有关的医学知识。
在多次赴内地参与“视觉第一中国行动”的过程中，所见所闻常常令他思潮起伏——作为香港的眼科医生的角色是什麽？可以做一些什麽贡献呢？後来他得出一个结论——他能做的不外乎两点，献什麽给内地，带什麽回香港。
香港的眼科科技，具有世界水準，与内地相比较，我们的优势在於拥有较为广阔的国际视野，包括医疗制度和管理水平等。我们可以在这些方面与内地同业进行交流，互相研究讨论。一个医生，即使他的工作效率再高，能够亲手治疗的病人毕竟有限，对於千千万万须要帮助的人来说可谓杯水车薪，並非上策。但是如果能为国内医疗制度和管理等方面的改善有所贡献，就能让更多人受益。
圣经说：“施比受更有福。”通过参加“视觉第一中国行动”，他对这句话有了新的体会。因为他们不是全部都在施，病人们也不是单单在受。其实大家——病人、内地的医生、香港的医生、香港的狮友、中国残联的幹部们等等都是互动的，有如教学相长互补有无。在那些偏远地区，生活和工作等各方面的条件仍是那麽差，但令他感动的是，内地同业总是力求把工作做好，病人们也能够勇敢、坦然地面对生活，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这种勇气、这种坚毅的精神是令我们敬佩和须要学习的。这不正是最值得我带回香港的一笔精神财富麽？
虽然人们对周伯展医生的奉献精神与专业水準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他本人卻从未没有因此而炫耀什麽，只是为自己能以一技之长得到这个服务机会感到荣幸。
澹泊名利的“眼科圣手”
由於周伯展医生自从业以来，始终勤勤恳恳、努力进取，並且在专业领域不断学习、不断探索，目前他已成为香港医学界眼科领域的权威人物之一，更被盛讚为“眼科圣手”。
在长期为眼疾患者服务的过程中，周伯展医生不仅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执业经验，造就了高超的医术，而且在理论上的造诣也越来越深厚，发表了大量甚有见地、令业界瞩目的专业论文。1989年他在英国眼科学报上发表了关於斜视眼的论文，成为首位在国际学报上发表论文的香港眼科医生；他还分别於1990年在新加坡第26届国际眼科医学会发表关於斜视眼的论文，1991年在日本京都第8届亚太眼科学院会议发表关於眼帘下垂的论文，1994年在香港第22届泛太平洋外科学会发表斜视眼的论文，1996年在中国第6次全国眼科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2000年在香港医学专科学院第二届国际会议上发表激光论文，其他还包括《孩子与眼睛》、《爸爸妈妈请瞭解我之〈孩子的眼睛〉》、《幼儿护眼锦囊》等推广市民健康护眼意识及知识的小册子。此外，他还是《香港医疗激光设备使用守则》第二版总编辑和美国中华眼科杂誌编委（2000年—2002年）。
早在1985年至1986年间，他荣获李宝椿慈善信託基金所颁授的海外深造奖学金，远赴英国深造眼科一年，並考取了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资格。近年来，周伯展医生在眼科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敬业、奉献精神更是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同和广泛讚誉。他分别荣获2005年亚洲太平洋眼科学院防盲奖，他的事蹟分别入编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国世纪专家传略》（2000年）、中国国际交流社《世界人物辞海》及《世界名人录》（2000年）、《中华科技精英大典》（1998年）、海南出版社《香港人名录》（1997年）、天地图书出版社《香港人名录》（1995年）等文献和辞典，並有多家媒体对周伯展先生进行了访问和报道。
但对於接踵而至的各种荣誉和奖项，周伯展医生卻从未沾沾自喜，而是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能做到这一点与他的思想认知是密不可分的——周伯展医生最喜欢的哲学家是庄子。他说：“像庄子这样以思想家而兼文学家的人，在中国古今哲人中，实在是绝无仅有。”对於庄子的思想，他认为总结得最好就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所说的“寓形於两间，遊而已矣！”这种说法生动、形象地概括了庄子的理想人格：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生在这个世间，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改变不了的，可以改的是只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直至无不可遊，无非遊！诸事万物，都可以用一个‘遊’字来应对。不为名利所拘、不为一己所囿，这是何等洒脱畅达的境界！”
在对周伯展医生进行採访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周伯展医生给人的印象总是那麽精神奕奕、儒雅健朗，充满着活力与神采，看上去远远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如果不是他亲自说出来的话，我们真难以相信他是出生於1954年。或许，正是澹泊名利的豁达心境让他青春长驻吧！
积极探求人生意义的践行者
谈到人生的价值观，周伯展医生说道：“人对於自己的生命可能无法控制它的长度，但我们可以发展人生的高度、深度，最起码我们要拓展人生的宽度。因为人生的意义不在於长度，而在於高度、深度和宽度。”
本着这样的人生理念，周伯展医生总是尽可能地让自己的人生更加丰富、更加精彩。他认为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自己扮演着多个不同的角色，而且力求胜任每一个角色——他希望是母亲眼中的好儿子、是太太眼中的好丈夫、是两个女儿眼中的好父亲、是病人眼中的好医生；他还在多个社团机构担任要职，工作之外，他又是香港壁球队的一员健将，运动场上雄姿英发；他又是一个酷爱读书的好学者，三天不读书，便觉“言语无味，面目可憎”……对於周伯展医生来说，每一个身份都有不同的使命和内涵，每一天都是一个精彩的开端。
他笑言：“我只是希望自己到老年时，给儿孙辈讲故事，可以多讲一些关於自己多个方面的故事，这样才不会留下太多遗憾。”
採访即将结束时，周伯展医生说：“在多年的行医生涯中，我深信 ‘三眼理论’。作为眼科医生，我的基本责任是为有眼病的人医治他们的第一只眼——肉眼，也就是肉体上的眼睛。我更希望有能力医治人们的第二只眼——‘心眼’，让大家更加包容，让大家更加相亲相爱，让大家为人民、为社会、为国家做更多一些的贡献，让大家共同参与更多的义务行动——‘教育第一中国行动’、‘管理第一中国行动’，甚至‘卫生第一世界行动……那麽我们这个地球村，明天肯定会更加美好，我们乃至我们的子子孙孙，定能生活得更好、更开心！第三只眼我称之为‘天眼’。具大智慧者，能为人类开此‘天眼’，大家可以生活更祥和，最重要能得到内心的安宁与喜悦，欢度此生，如有来世，则包括以後众生，这是我的梦想。”
笔者至此不由想到那首曾经深深震憾人们心灵的《爱的奉献》，耳边回响起那激越铿锵的歌词：“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在为周伯展医生的人生故事与闪光思想深深感叹之餘，亦衷心祝愿他梦想成真，人生无憾！由衷祝愿当今社会湧现出更多周伯展式的“光明使者”、更多周伯展式的奉献者！
在内地特别是一些边远省市，也有不少人念念不忘周伯展医生这位“光明使者”，因为他曾作为令国际医学界瞩目的“视觉第一中国行动”的“复明大使”，为内地许多白内障患者送去福音、带来光明。但如果将对周伯展医生的认识仅仅停留这个层面上，仍是不全面的。或许，只有当读者读完这篇介绍文章之後，才能真正瞭解周伯展其人。
求索不息的攀登者
周伯展医生在大学读医科的时候，已立志当一名优秀的眼科医生。“我是一个喜欢洁净的人，而我觉得眼睛这个器官，既重要又清洁。为了令其他人也有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我便决定当眼科医生。”由於当时培训眼科医生的空缺並不太多，结果他足足等上三年才有机会达成心愿，这真可以说是好事多磨。
周伯展医生告诫自己：不要让追求之舟停泊在幻想的港湾，而应扬起奋斗的风帆，驶向现实生活的大海，因此他从选择将眼科医生作为自己的职业的那一天起，就坚定不移地朝着这个目标迈开大步、奋力前行，用不懈的求索谱写着奋斗和希望之歌。他生就一个虔诚的朝圣者，向着心目中神圣的医学殿堂毅然行进；他又是一个志在峰巅的攀登者，从不会陶醉在沿途的某个脚印之中——
在1977年获得香港大学内外全科医学士资格之後，周伯展医生又分别於1981年获爱尔兰皇家内科医学院及外科医学院眼科文凭，1985年再获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资格，1989年获英国皇家眼科医学院院士资格，1993年获得香港医学专科学院院士（眼科）资格，1996年成为香港眼科医学院院士……
中国古代医学家孙思邈曾云：“医道非精，不足以生人。”这句话是周伯展医生从小学起至今时时铭记的求索箴言，鞭策着他勇於开拓、不断进取，也使他在事业上不断完善自我、超越自我。
如今的周伯展医生，早已兑现了他当年设立的目标，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眼科医生。他开办的私家诊所——周伯展医生医务所，以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悬壶济世，造福社群。
顾名思义，私家诊所就是私人独立开办的诊所。作为一名私人诊所医生，什麽事都要靠自己动手、什麽问题都要自己来处理。对於前来就诊的病人，人不分贫富贵贱，病无论轻重缓急都必须凭一己之力予以救助治疗。可以说，私人诊所在为病人服务的过程中，比医院或非私人诊所的工作难度和强度都要大，精神上也承受更大的压力。
周伯展医生介绍说：“对於每一个病人，我们都必须一视同仁；对於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力求做到一百分，让每个病人都满意。我们要随时準备投入工作，一切以病人为中心，经常忙得顾不上吃午餐，遇急症时，连节假日都要开门看病。所以私人诊所医生往往是以牺牲自身健康和休息时间为代价来换取病人的健康和快乐。”
说到这里，周伯展医生话锋一转，非常诚恳地说道：“虽然这样的工作在很多人看来太辛苦、太累，但我还是没有後悔，因为我热爱这个职业。”
把病人当亲人的爱心医生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医生就被视为一个神圣的职业而受到人们的尊敬。但是与此大相径庭的是，时下卻有一部分人对医生连起码尊重都做不到，遑论尊敬。很多医生都纷纷感叹，有些病人找医生，不像是来看病的，倒像是来挑战的，他们以自己从网络或书本断章取义，以一孔之见来挑战医生的专业知识。
对此周伯展医生呼籲社会应对医生保持最起码的信任和尊重。他认为：“现在可以说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但是从资讯到知识，要有一个过程，甚至要有老师指导你，这样才能正确地把资讯转化成知识，然後把知识转化成智慧。
“医学是一门科学，但行医是艺术，所以机械人不可以做医生。”他颇为痛心地说：“过去病人来找医生看病，那叫求医。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则有不少病人找医生看病，他已经当自己是一个顾客，他会跟医生讲他的权益，他会强调自己拥有知情权以及万一出了什麽问题他会要求赔偿，甚至不信任医生。维护自己的权益本来无可厚非，但这种不信任就会造成不小的消极影响，使得医生与病人之间难以建立一种良好的关係。不难想象，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医患关係，医生不得不採取防卫医疗，势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周伯展医生还指出，真正合格的医生不应苛责社会环境中客观存在的消极因素，而是应当积极主动地适应环境、顺应时代潮流，努力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技术水平，做一个真正的好医生。
怎样才算是一个好医生呢？每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或多或少也会有些不同。对於曾获香港医学会提名为世界爱心医生的周伯展医生来说，要成为一位好医生的首要条件是要对病人爱心，一定要把病人当成自己的亲人。他告诉自己诊所的护士，在第一次接到病人的电话的时候实际就已经开始为他做治疗了——不要小看任何一个细节，哪怕是简短的几句对话，也是与病人之间所进行心灵的交流。因为无论患的是大病还是小病，对病人来说都是一种心理负担。真正的好医生，应当设身处地想病人之所想，急病人之所急，耐心细緻地为病人分忧，帮他解除病痛。
周伯展医生还认为除了要有爱心之外，一位好医生也应瞭解病人、他的家庭甚至他的亲朋，这样的医生才能对病人的情况有清晰的瞭解。他认为一位好医生不应停留在医生治病人这一表层上，而应为病人提供全面医疗，和病人建立良好的医患关係。在他的心目中，医患之间的关係是十分特别的。这比父母与子女、兄弟和姊妹以及其他人与人之间的关係都有所区别。
他深有感触地说：“古人说‘医者父母心’，我认为最理想的医患关係是介於父母对子女与好朋友之间的关係。虽然医生和病人以前可能素未谋面，但是病人还是会如相信挚爱般信任医生，而医生也会像医治自己儿女般治疗病人。很多时候，医生和患者也会在疗程完成後结成好友。”
视孙中山为偶像的奉献者
周伯展医生深深感叹：“成为一名医生並且履行医生的职责与使命，是我事业梦想的第一步。能够从事自己热爱的专业，做自己想做的事，这固然值得庆幸，但我接下来也开始考虑一个问题：我可不可以再做多一点、做好一点呢？後来我进一步认识到，对於我来说，孙中山先生其实就是一个好榜样。他也是医生出身，後来毅然棄医从政，因为他认识到医学只能治人肉体及精神上的疾病，卻不能医治人意识或心灵上的疾病如迷信等。他从政和行医一样都是为了救人，但已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救的是更多的人、救的是整个国家民族。这是何等的眼界与胸怀！”
周伯展医生说道：“孙中山可谓兼具大智、大勇、大仁，不论从哪方面来看，我显然都没法跟他比。但我会视他为偶像，以他为榜样，多做一些有利於他人、有利於社会、有利於国家的事情。”
形成了这样的理念之後，周伯展医生就开始做一些医生本职以外的工作，最主要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做义工工作，热心服务社群；二是就是积极地投身社团、参与各项社会事务。
作为一个眼科专家，周伯展医生总是尽可能向身边的人强调爱眼护眼的重要性，宣传“预防胜於治疗”、“病从浅中医”的理念。为此，他组织、参与了多次面向公众的健康教育运动。如2001年至2002年，由香港眼科医学院、香港医学会、香港眼科学会等三个医学组织联合筹组的一系列公众教育活动，周伯展医生均出任筹委会主席。第一期活动以“亲子护眼”为主题，包括由眼科医生主持的公开讲座及答问大会、由医生为儿童现场作眼科筛查检验（测儿童的视敏度以及是否患上色盲、色弱、斜视等眼疾）。2002年、2003年又分别举办了第二、三期活动“战胜黄斑病”、“战胜青光眼”。
周伯展医生表示：“一个人、一双手，勤劳也帮不了多少人，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如果我们大家都来做义工，都来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忙的人，就是真正为社会造福、为国家作贡献。正如前美国总统肯尼迪所说的‘不要问国家能为自己做什麽，而要问自己能为国家做什麽。’虽然我们的活动每次惠及的对象可能只有数百人、多一点也只有千把人，但希望就好像在平静的水面上投下一颗小石头，製造出一个小小的涟漪，荡漾开去便会不断扩散。如能引起共鸣，这些活动的影响力会不断扩大，所发挥的作用也会越来越明显。”
在这一系列的健康教育运动当中，虽然完全是做义务劳动，没有任何的回报，但周伯展医生总是全情投入、乐此不疲。他还注重与国内外同业之间的交流和联繫，积极参加国内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是香港第一个用普通话到国内讲学的眼科医生。难怪他现在能讲一口非常流利的普通话。
与此同时，周伯展医生亦积极投身各个社团组织，热情参与各项社会事务。他历年来担任的社会职务主要包括：香港眼科学会副主席（1989-1991年），香港镭射医学会长（1993-1995年）、会董（1995年起），香港眼科执业医生会会董（1996年起），香港眼科医学院会董（1999年起），香港医学会会董（2000年起），香港政府中央政策组兼职顾问（2003年至2005年）、香港医务委员会委员（2003年起）、香港兽医管理局委员（2003年起）、香港医学组织联会执行委员会委员（2001-2003年），香港壁球总会常务委员（2003年起）等。此外，他还多次担任香港遊乐场协会、傑出青年协会、傑出少年协会“良师益友计划”的良师、香港医学会慈善基金主席（2006年起）、香港医学会司库（2006年起）及香港执业眼科医生会会长（2006年9月25日起）。
为白内障患者带来光明的“复明大使”
周伯展医生认为，一位好医生不应单单帮助病人，还应该尽自己的能力来为他人、为社会、为国家作些有意义的事情。为此，周伯展医生曾多次参与由狮子会所发起的“视觉第一中国行动”，到中国西南山区为贫苦百姓治疗眼疾。
“视觉第一中国行动”是在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协调委员会组织协调下，由中国残联、卫生部与世界最大的慈善服务组织之一——国际狮子会合作开展的以预防保健和白内障复明为重点的大型国际合作项目。该项目旨在从1997年至2002年的5年内，有效预防眼疾，在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累计施行了210万例白内障复明手术，大大超过了原定的150万例这一目标，到2005年则已达到376万多例，实现了白内障致盲人数的负增长，使我国防盲治盲工作迈上一新台阶，达到一个新水平。世界卫生组织则肯定此举是有史以来最大型而又最成功的扫盲运动。
从“视觉第一中国行动”正式启动的1997年直到现在，周伯展医生几乎是全程参与。作为积极响应此次行动的义工医生，他多次以特邀“复明大使”的身份，前往北京、云南、甘肃、西藏东北等内地省市为当地的白内障患者进行治疗，並肩负起培训国内眼科医生的任务。
虽然这项工作完全是义务付出，但周伯展医生每次参与都是热情百倍、全副身心地投入其中。他总是一到达目的地，就顾不上休息马不停蹄地到医院、农村、老人福利院和盲童学校等地为患者检查视力，操刀做手术。不仅如此，他还见缝插针地向内地同胞宣传与爱眼、护眼有关的医学知识。
在多次赴内地参与“视觉第一中国行动”的过程中，所见所闻常常令他思潮起伏——作为香港的眼科医生的角色是什麽？可以做一些什麽贡献呢？後来他得出一个结论——他能做的不外乎两点，献什麽给内地，带什麽回香港。
香港的眼科科技，具有世界水準，与内地相比较，我们的优势在於拥有较为广阔的国际视野，包括医疗制度和管理水平等。我们可以在这些方面与内地同业进行交流，互相研究讨论。一个医生，即使他的工作效率再高，能够亲手治疗的病人毕竟有限，对於千千万万须要帮助的人来说可谓杯水车薪，並非上策。但是如果能为国内医疗制度和管理等方面的改善有所贡献，就能让更多人受益。
圣经说：“施比受更有福。”通过参加“视觉第一中国行动”，他对这句话有了新的体会。因为他们不是全部都在施，病人们也不是单单在受。其实大家——病人、内地的医生、香港的医生、香港的狮友、中国残联的幹部们等等都是互动的，有如教学相长互补有无。在那些偏远地区，生活和工作等各方面的条件仍是那麽差，但令他感动的是，内地同业总是力求把工作做好，病人们也能够勇敢、坦然地面对生活，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这种勇气、这种坚毅的精神是令我们敬佩和须要学习的。这不正是最值得我带回香港的一笔精神财富麽？
虽然人们对周伯展医生的奉献精神与专业水準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他本人卻从未没有因此而炫耀什麽，只是为自己能以一技之长得到这个服务机会感到荣幸。
澹泊名利的“眼科圣手”
由於周伯展医生自从业以来，始终勤勤恳恳、努力进取，並且在专业领域不断学习、不断探索，目前他已成为香港医学界眼科领域的权威人物之一，更被盛讚为“眼科圣手”。
在长期为眼疾患者服务的过程中，周伯展医生不仅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执业经验，造就了高超的医术，而且在理论上的造诣也越来越深厚，发表了大量甚有见地、令业界瞩目的专业论文。1989年他在英国眼科学报上发表了关於斜视眼的论文，成为首位在国际学报上发表论文的香港眼科医生；他还分别於1990年在新加坡第26届国际眼科医学会发表关於斜视眼的论文，1991年在日本京都第8届亚太眼科学院会议发表关於眼帘下垂的论文，1994年在香港第22届泛太平洋外科学会发表斜视眼的论文，1996年在中国第6次全国眼科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2000年在香港医学专科学院第二届国际会议上发表激光论文，其他还包括《孩子与眼睛》、《爸爸妈妈请瞭解我之〈孩子的眼睛〉》、《幼儿护眼锦囊》等推广市民健康护眼意识及知识的小册子。此外，他还是《香港医疗激光设备使用守则》第二版总编辑和美国中华眼科杂誌编委（2000年—2002年）。
早在1985年至1986年间，他荣获李宝椿慈善信託基金所颁授的海外深造奖学金，远赴英国深造眼科一年，並考取了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资格。近年来，周伯展医生在眼科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敬业、奉献精神更是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同和广泛讚誉。他分别荣获2005年亚洲太平洋眼科学院防盲奖，他的事蹟分别入编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国世纪专家传略》（2000年）、中国国际交流社《世界人物辞海》及《世界名人录》（2000年）、《中华科技精英大典》（1998年）、海南出版社《香港人名录》（1997年）、天地图书出版社《香港人名录》（1995年）等文献和辞典，並有多家媒体对周伯展先生进行了访问和报道。
但对於接踵而至的各种荣誉和奖项，周伯展医生卻从未沾沾自喜，而是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能做到这一点与他的思想认知是密不可分的——周伯展医生最喜欢的哲学家是庄子。他说：“像庄子这样以思想家而兼文学家的人，在中国古今哲人中，实在是绝无仅有。”对於庄子的思想，他认为总结得最好就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所说的“寓形於两间，遊而已矣！”这种说法生动、形象地概括了庄子的理想人格：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生在这个世间，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改变不了的，可以改的是只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直至无不可遊，无非遊！诸事万物，都可以用一个‘遊’字来应对。不为名利所拘、不为一己所囿，这是何等洒脱畅达的境界！”
在对周伯展医生进行採访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周伯展医生给人的印象总是那麽精神奕奕、儒雅健朗，充满着活力与神采，看上去远远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如果不是他亲自说出来的话，我们真难以相信他是出生於1954年。或许，正是澹泊名利的豁达心境让他青春长驻吧！
积极探求人生意义的践行者
谈到人生的价值观，周伯展医生说道：“人对於自己的生命可能无法控制它的长度，但我们可以发展人生的高度、深度，最起码我们要拓展人生的宽度。因为人生的意义不在於长度，而在於高度、深度和宽度。”
本着这样的人生理念，周伯展医生总是尽可能地让自己的人生更加丰富、更加精彩。他认为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自己扮演着多个不同的角色，而且力求胜任每一个角色——他希望是母亲眼中的好儿子、是太太眼中的好丈夫、是两个女儿眼中的好父亲、是病人眼中的好医生；他还在多个社团机构担任要职，工作之外，他又是香港壁球队的一员健将，运动场上雄姿英发；他又是一个酷爱读书的好学者，三天不读书，便觉“言语无味，面目可憎”……对於周伯展医生来说，每一个身份都有不同的使命和内涵，每一天都是一个精彩的开端。
他笑言：“我只是希望自己到老年时，给儿孙辈讲故事，可以多讲一些关於自己多个方面的故事，这样才不会留下太多遗憾。”
採访即将结束时，周伯展医生说：“在多年的行医生涯中，我深信 ‘三眼理论’。作为眼科医生，我的基本责任是为有眼病的人医治他们的第一只眼——肉眼，也就是肉体上的眼睛。我更希望有能力医治人们的第二只眼——‘心眼’，让大家更加包容，让大家更加相亲相爱，让大家为人民、为社会、为国家做更多一些的贡献，让大家共同参与更多的义务行动——‘教育第一中国行动’、‘管理第一中国行动’，甚至‘卫生第一世界行动……那麽我们这个地球村，明天肯定会更加美好，我们乃至我们的子子孙孙，定能生活得更好、更开心！第三只眼我称之为‘天眼’。具大智慧者，能为人类开此‘天眼’，大家可以生活更祥和，最重要能得到内心的安宁与喜悦，欢度此生，如有来世，则包括以後众生，这是我的梦想。”
笔者至此不由想到那首曾经深深震憾人们心灵的《爱的奉献》，耳边回响起那激越铿锵的歌词：“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在为周伯展医生的人生故事与闪光思想深深感叹之餘，亦衷心祝愿他梦想成真，人生无憾！由衷祝愿当今社会湧现出更多周伯展式的“光明使者”、更多周伯展式的奉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