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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古代关于“饮茶”有哪些主要说法？其最初的概念是什么？所谓“品茶”与“品茗”，究竟是否同义？它们最初出现在什么时代，载于哪个文献？诸如此类的问题，本应成为中国茶文化思想史研究的基础性议题，但却始终被相关研究者所忽视。实际上，“茗饮”是表现喝茶的最初概念，它出现在南北朝时期。自唐代茶文化兴起之后直到清代，在“茗饮”之外，又先后出现了“茶饮”“啜茶”“吃茶”“饮茶”“品茶”“品茗”等提法，其中使用最多的是“茗饮”“啜茶”“品茶”“品茗”这四个概念。清代以后，此前的“茗饮”“啜茶”概念基本消失，“品茶”与“品茗”两个概念则广泛流行，而成为时至今日表现喝茶的主要概念。不过，若就其最初意思细究的话，则“品茶”范畴要大于“品茗”：“品茗”只是一种文学性表现，仅仅指向茶汤的品鉴，而“品茶”则包含对于茶叶的鉴别、水的选择等。总的来说，当原本作为饮食文化的茶文化进入“品茶”或“品茗”的境界之后，茶作为物质享用品的意义就会逐渐减弱，饮茶的主体性审美与精神性追求意义便会大大显。
关键词：茶;茗;茗饮;啜茶;品茶;品茗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19.03.11
“茶”之为饮，在古代中国由来已久。从目前文献记载看，至少从汉代的《僮约》开始就出现相关记载。作为一种饮食文化，茶文化自唐代滥觞，直到清代，出现过各种不同的饮茶概念。从最初的“茗饮”到后来所谓的“品茗”，期间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使用最多的有“茗饮”“啜茶”“品茶”“品茗”四个概念。这四个概念所使用的时代、场合、语境、内涵等并非完全一致。我们从这些概念的发展史可以看出茶文化在不同时代的发展状况，勾勒出一幅古代中国茶之饮用史略。本文拟就上述问题，展开文献的历史性考辨，梳理中国茶文化从“茗饮”到“品茗”的发展脉络。
一、茶与茗
古代中国关于“茶”有多个字，一般认为“茶”字最初出现在唐代。陆羽《茶经》曰：茶者……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从草，当作“茶”，其字出《开元文字音义》;从木，当作“[XCR15.TIF;%87%87，JZ]”，其字出自《本草》;草木并，作“荼”，其字出《尔雅》。
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周公云：“槚，苦荼。”扬执戟云：“蜀西南人谓茶曰蔎。”郭弘农云：“早取为荼，晚取为茗，或一曰荈耳。”陆羽撰，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第1页。
上述《茶经》中关于“茶”的命名与记载，成为后世论“茶”的最基本的文献依据。从这个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古代关于“茶”的别名至少有六个字，即“荼”“”“槚”“蔎”“茗”“荈”，而在后世发展过程中，则基本上只剩下“茶”和“茗”两个字被沿用至今这里所说的“‘茶’的别名”，并非“茶”的雅号，或者别称，关于“茶”的雅号，别称在历史上出现许多，如在唐代就有“露芽”“水厄”等。而宋代陶榖《茗荈录》中，搜集茶的别称雅号就有“玉蝉膏”“清风树”“清风使”“森伯”“水豹囊”“不夜侯”“冷面草”“苦口师”等多种。。
然而，关于“茶”字与“茗”字的相关历史，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
第一，“茶”字起源的时间问题。根据郝懿行《尔雅义疏》：“今茶字古作荼……至唐陆羽著《茶经》，始减一画作‘茶’。”然而以上述《茶经》所言“其字出《开元文字音义》”来判断，这种起源说似乎不准确。根据沈冬梅《茶经校注》中的考证，《开元文字音义》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编成的一部字书，此书中已收有“茶”字陆羽撰，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第61页。。而《茶经》大概完成于公元758-761年间（曾用名《茶论》）陆羽撰，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前言，第9页。。也就是说，在《茶经》写成之前的25年左右，唐代已经出现了“茶”字。不过，南宋魏了翁《邛州先茶记》中却有与郝懿行相同的观点：“惟自陆羽《茶经》、卢仝《茶歌》、赵赞茶禁以后，则遂易荼为茶。”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159页。可见，陆羽最先使用“茶”字的观点，在中国茶史研究中流传很广。但是，就《开元文字音义》早于《茶经》而言，沈冬梅的观点应该予以认可。尽管上述诸家的观点存在分歧，但关于“茶”字出现在唐代这一点诸家则是一致的。然而，还有一些文献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在唐代以前的文献中，似乎已经出现了“茶”字使用的记载。三国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卷上曰：“椒树似茱萸……蜀人作茶，吴人作茗，皆合煮其叶以为香。”陆玑撰，毛晋增补：《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31页。《三国志·吴书·韦曜传》曰：“曜素飲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六五《吴书·王楼贺韦华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863页。从这些文献可以看出，在唐代以前，古人已经开始使用“茶”字。当然，由于这些文献属于宋以后的刻本，也许已经刻者修订，把“荼”改为“茶”。但如果这些文献属实，则“茶”字在唐以前就已经存在了，至少在《开元文字音义》之前已经存在，因此才会被收入此书之中。总之，“茶”字在古代中国的起源时间无法确考。只是到了唐代中国茶文化兴起之后，由于陆羽《茶经》流传的影响，这个文字才开始流行。
第二，“茗”字与“茶”字的关系问题。上引《茶经》所谓的“早取为荼，晚取为茗”表明：茶的采摘时间先后乃是两种不同命名的缘由。但是，在上述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所谓的“蜀人作茶，吴人作茗”中，则是地域的不同导致了不同名称，此两者对于“茗”与“茶”的关系，显然有着各自不同的解释。除此之外，在北宋徐铉注释的《说文》中，却出现了新的认识，即把“茗”作为“茶芽”来解。而《茶经》在“七之事”中多次谈到“茗”，值得注意。首先，有两个关于“茗”之发现的故事。（1）“《神异记》：‘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吾，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乞相遗也。”因立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陆羽撰，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第46页。（2）“《续搜神记》：‘晋武帝世，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采茗。遇一毛人，长丈余，引精至山下，示以丛茗而去。俄而复还，乃探怀中橘以遗精。精怖，负茗而归。’”陆羽撰，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第47页。这两个故事，都是关于时人发现“茗”的传说，且都是出自志怪小说类文献。就这两个文献均出自晋代人之手而言《太平御览》所引《神异记》出自“王浮《神异记》”。王浮为晋惠帝时道士。据《隋书·经籍志》，《续搜神记》又名《搜神后记》，为晋陶潜所撰。然而，在传世的《搜神后记》中有陶潜死后的内容存在，为此后人怀疑此作为伪托陶潜所作，甚至在《四库提要》中把其当作元人遗书。不过，从陆羽《茶经》即引用其内容而言，此书一定不会是陆羽之后的文献，而只是因为后人对此书不断添加了新的内容，所以才会有一些陶潜死后的内容混入书中。，可以推断，在“茶”的命名流行之前，似乎“茗”的用法更早也更普遍一些。其次，文献中出现了“茶”与“茗”并用为一个单词的“茶茗”。比如，根据《茶经·七之事》记载：“《神农食经》：‘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陆羽撰，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第45页。“《宋录》：‘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陆羽撰，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第48页。“《夷陵图经》：‘黄牛、荆门、女观、望州等山，茶茗出焉。’”陆羽撰，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第50页。“《茶陵图经》云：‘茶陵者，所谓陵谷生茶茗焉。’”陆羽撰，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第50页。这些地方都是“茶茗”并用。这里的“茶茗”，有些版本为“荼茗”。一般认为“荼茗”即为“茶茗”，所以现在的多数文献统一把《茶经》中相关的内容校勘为“茶茗”。另外，关于“茶”与“茗”同为一物，在《茶经·七之事》中也有记载：“《世说》：‘任瞻，字育长，少时有令名，自过江失志。既下饮，问人云：“此为茶？为茗？”觉人有怪色，乃自申明云：“向问饮为热为冷。”’”陆羽撰，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第47页。这个记载很有趣，说明任瞻最初认为“茶”与“茗”为不同的东西，但发现周围对他的提问露出奇怪的神色时，马上改口说自己所问的是茶的冷热问题。 第三，《茶经》之后，其他与“茶”有关的文字，除了“茗”之外，几乎已不再被人们采用。在《茶经》之外的唐五代其他茶文献中，使用“茶”字者占绝大多数，仅偶尔出现以“茗”字或“茶荈”“茗荈”说茶的情况，其他几个与“茶”有关的文字已经很少看到了。在与茶相关的文献中，上述现象俯拾皆是。而从文献名称上看，这种现象甚至表现得更为突出，除了几篇论水的文献外，主要的文献都是以“茶”命名。比如《煮茶水记》（张又新）、《茶酒论》（王敷）、《茶述》（裴汶）、《采茶录》（温庭筠）、《茶谱》（毛文锡）等。至此，以“茶”作为这种植物的名称的约定显然已经基本定型，这可能也正是学界把“茶”字的出现与定性，确定为自唐代开始的原因之一。而这些，显然应该是受到陆羽影响的结果，即《茶经》已经为“茶”的命名定调了。与这种现象相呼应，在关于饮茶的叙述中，就出现了两个常见的表现，即“茗饮”与“茶饮”。而“茗饮”使用的次数，比“茶饮”更多。这又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从唐代的文献看，这是不是由于“茗”与“茶”意义等同，故在唐人看来两者只是分属呼称与号所致？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敦煌出土的唐代中后期人王敷《茶酒论》记载：“茶……百草之首，万木之花。贵之取蕊，重之摘芽。呼之茗草，号之作茶。”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68页。在这里，似乎“茗草”为称谓，属于学名，而“茶”则为其号。那么，从唐人崇尚高雅之风而言，似乎“茗饮”比“茶饮”更具有审美性的意味。
总之，根据以上称谓梳理，足见在唐代，茶与茗皆为茶名。虽然当时可能偶尔还存在诸如“槚”“荼”甚至“荈”等之类的称谓，但是，最常用的还是“茶”与“茗”这两个字。与此相关，对于现在所谓的饮茶，唐代则出现了“茗饮”“茶饮”“啜茶”三个单词，其中“茗饮”明显居多。
二、“啜茶”与“茗饮”
在我们对于“茶”与“茗”有了上述基本认识之后，接下来就可以探讨：古代对于饮茶或喝茶，都采用哪些语言来表现？从结论来说，自唐至明，茶文献关于喝茶所使用的单词，主要是“茗饮”“啜茶”与“品茶”。直到清代，相关文献仍在继续使用这些表达，其中特别以“茗饮”与“品茶”使用最多，但相形之下“啜茶”一词在清代则几乎不见了，这时又多出了一个新的表现用语：品茗。
根据《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的收集整理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3-86页。，唐至五代关于茶文化的文献主要有：《茶经》《顾渚山记》《水品》（陆羽）、《煎茶水记》（张又新）、《十六汤品》（苏廙）、《茶酒论》（王敷）、《茶述》（裴汶）、《采茶录》（温庭筠）、《茶谱》（毛文锡）等。其中，陆羽的《茶经》《顾渚山记》《水品》里用以表现饮茶的有六个动词：“饮”“啜”“食”“服”“爵”“味”——其中“饮”占绝大多数，此由其专设“六之饮”一项即可见一斑。仅在《茶经》中“饮”字即出现32次，其中27次与茶有关。仅次于“饮”字的是“啜”，但“啜”字只在两种情况下出现。其一是作为动词单独出现一个“啜”字，如“啜半而味寡”“啜苦咽甘，茶也”陆羽撰，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第36页。。还有一种情况是与“饮”字并用，即以“饮啜”形式出现，如“如冷，则精英随气而竭，饮啜不消亦然矣”陆羽撰，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第36页。等。纵览其他人的文献，喝茶所使用的动词，主要的也都只有“饮”“吃”“服”“啜”等，而用一个单词表现喝茶的的情况则主要是“茶饮”与“茗饮”。但在此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茶饮”这一表達逐渐消失，特别是到了明代，偶尔会出现“饮茶”，却基本不再使用“茶饮”了，而“茗饮”直清代，仍然在茶文献中被继续使用。
饮茶之“饮”以“啜”字表现，初见陆羽《茶经》，即上述的“啜苦咽甘，茶也”之说。五代蜀人毛文锡的《茶谱》沿用了这种表现：“湘人以四月摘杨桐草，捣其汁拌米而蒸，犹蒸糜之类，必啜此茶，乃其风也。尤宜暑月饮之。”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81页。使用动词“啜”字来表现“喝茶”之“喝”或“饮茶”之“饮”，似乎是古代比较普遍的现象。除了唐、五代如此，宋代以后，虽然“饮”字偶尔出现，而“啜”字的表现更为常见。如陶穀在《茗荈录·水豹囊》中说：“煮茶啜之，可以涤滞思而起清风。”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90页。又如赵佶《大观茶论》可见“啜英咀华，较箧笥之精，争鉴裁之妙”赵佶著，沈冬梅、李涓编：《大观茶论》，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7页。，而谢宗《论茶》也有所谓的“昏俗尘劳，一啜而散”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174页。等。在这里有一种现象需要注意，那就是用“啜”表现饮茶之“饮”往往是在文学意味强、更具审美性的文字表现时出现的。在宋代文学作品中，尤为著名的有王安石《寄茶与平甫》一诗：“碧月团团堕九天，封题寄与洛中仙。石楼试水宜频啜，金谷看花莫漫煎。”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三二，四部丛刊影明嘉靖本，第10页。还有收入在朱熹《晦庵集》中的吟茶诗《茶坂》（或曰“云谷茶坂”，为云谷二十六咏之一）：“携籝北岭西，采撷供茗饮。一啜夜窗寒，跏趺谢衾枕。”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四部丛刊影明嘉靖本，第17页。而朱熹的“一啜”这种表现与上述谢宗同样，这种表现直接影响到明代诗人。到了明代，许多文献都使用“啜”字来表现茶事之“饮”或“喝”的意义。此时除了“茗饮”的传统表现之外，“茶饮”两个字单词几乎不再出现，虽然偶尔出现“饮茶”但亦不多见，取而代之的是频繁出现“啜茶”“品茶”的表现形式。此外，“品水”“品泉”等表现也开始大量出现。这些现象，可能与明代追求茶之“品真”的风尚有关。如陆树声《茶寮记》曰：“茶入口，先灌漱，须徐啜。俟甘津潮舌，则得真味，杂他果，则香味俱夺。”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222页。而在文学作品中，以“啜”字表现饮茶的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杨万里《谢木舍人韫之送讲筵茶》“老夫七碗病未能，一啜犹堪坐秋夕”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七，四部丛刊影宋写本，第3页。，梅尧臣《答建州沈屯田寄新茶》“一啜同醉翁，思君聊引领”梅尧臣：《宛陵先生集》卷二二，四部丛刊影明万历梅氏祠堂本，第11页。等。 “啜茶”二字连缀为一个单词，这种现象从唐代开始似乎已经比较普遍。如唐代释皎然、颜真卿等《月夜啜茶联句》诗颜真卿：《颜鲁公文集》卷一二，清三长物斋丛书本，第13页。，以及释灵澈《唐四僧诗》中辑引的常达诗句“啜茶思好水，对月数诸峰”释灵澈：《唐四僧诗》卷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页。等，其中都可见对“啜茶”的文学表现。在宋代，虽然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茶文化的专门文献而言还没有找到“啜茶”一词，但在一些文人、雅士的文献中，如二程、陆游、苏东坡、司马光、朱熹等人的诗文中却皆可见到“啜茶”一词的用例。而到了明代，在茶文献中则多见“啜茶”一词。如朱权《茶谱》曰：“然而啜茶，大忌白丁，故山谷曰：‘著茶须是吃茶人。’”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182页。另外在赵观为田艺蘅《煮泉小品》作的叙中亦可见“固尝饮泉觉爽，啜茶忘喧，谓非膏粱纨绮可语”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198页。等内容，在该文献的本文中，也出现了“啜茶”的用例。
总的来说，人们似乎更习惯或钟情于以“啜”字来表现喝茶，究其原因，可能与人们喝茶的目的有关。茶作为饮料，如果仅用来解渴，当然大口“饮”或“喝”是常态。然而，喝茶属于一种追求高雅的饮食文化行为，除了其物质性的意义之外，更是一种超越物质意义的精神性追求。正如田艺蘅《煮泉小品》所言：“饮之者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甚焉。”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201页。那么，如果想不俗，更为了品尝茶的真味，鉴别茶汤的优劣，那显然就不能大口牛饮，而需要慢慢品味，小口细啜才行。“啜”为小口微吸的动作，与大口之“饮”或“喝”相对，属于“品”茶的范畴，即古来所谓“大口为饮，小口为品”。“啜茶”的喝法，显然不是为了解渴，而是追求茶之真味的品鉴。正因此，中国茶文化才逐渐发展为以“品茶”来表现喝茶。那么，“茗饮”的提法又是如何形成并流传开来的呢？
就目前所掌握的文献而言，“茗饮”一词，南朝宋人刘敬叔的志怪小说《异苑》属于较早提到“茗饮”的文献：“剡县陈务妻，少与二子寡居，好饮茶茗。宅中先有古冢，每日作茗饮，先辄祀之。”刘敬叔：《异苑》卷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页。据说刘敬叔是彭城人，其生年不详，“敬叔”是他的字，卒于宋明帝泰始年间，约公元468年前后。以此推断《异苑》早于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547年成书）。此处内容，后世茶文献多有辑引。除此之外，还有北魏杨衒之所著《洛阳伽蓝记》中记载：“刘缟慕王肃之风，专习茗饮。”此书成书于公元547年，但现存最早的都是宋代刻本，故原文可能经过宋人的修订，其原文是否是“茗饮”不得而知。此记载亦见于明代高元浚《茶乘》、陈继儒《茶董补》所辑录的茶文献，以及刘源长辑录的《茶史》、陆廷灿辑录的《续茶经》等文献中。到了唐代，陆羽《茶经》亦有此概念，如“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茶经·七之事》）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10页。。这里所谓的“茗饮”似乎仅可作为“茶”之义来解，但在文脉上则仍然具备饮茶之意。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以“茗饮”来表现喝茶时，茶作为物质性的存在意味浓厚，精神性的追求则并不明显。这就与上述“啜茶”的品鉴性追求在意蕴上存在着一定的区别。
在宋代，除了如前述朱熹的茶诗之外，还有叶清臣《述煮茶泉品》曰：“昔郦元善于《水经》，而未尝知茶;王肃癖于茗饮，而言不及水表，是二美吾无愧焉。”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94页。赵佶《大观茶论》：“荐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薰陶德化，咸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124页。魏了翁《邛州先茶记》中记载了苏轼《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诗句：“周诗记苦荼，茗饮出近世。”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159页。明代依然如此，真清《水辨》附录之鲁彭《刻茶经叙》评价陆羽的意义与贡献时说：“厥后茗饮之风行于中外，而回纥亦以马易茶，由宋迄今，大为边助，则羽之功，固在万世，仕不仕，奚足论也！”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192页。程百二编撰的《品茶要录补》中更是把“茗饮”列为专节介绍。在清人增补修订出版的明人黄履道《茶苑》卷一三、卷一四、卷一五、卷一九等中，则出现了“茗饮”“茗饮谭经史”“茗饮愈脑疾”等条目，其中卷一还辑录了《广州志》和《酉平县志》中的“南人以为茗饮”“采叶可为茗饮”等记载。由此可见，到了明代，“茗饮”作为饮茶的通俗概念被广泛使用。到了清代刘源长辑《茶史》时，序言的开句就谈到“茗饮”刘源长辑《茶史》序一云：“世称茶之名，起于晋宋以后，而《神农食经》、周公《尔雅》已先及之。盖自贡之尚方，下逮眠云卧石之夫胥，得为茗饮。”（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558-559页）。而陆廷灿辑《续茶经》也多处使用这个概念。冒襄辑编的《岕茶汇钞》一书中，则与前述程百二一样，干脆把“茗饮”作为章节名称。不过，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清初，并且除了茶文献之外，在一般的文献特别是文学性较强的文献中，“茗饮”已经明显很少使用，而逐渐被“品茗”所替代。
总之，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茗饮”是一个人们常用的名词性概念，与“啜茶”“品茶”同时被使用着。不过，“啜茶”用法并不普遍，特别是在“品茶”概念出现之后，它仅在一些诗文之中偶或出现。而“茗饮”则一直与“品茶”并存着。从其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而言，“茗饮”的存在亦显然早于“啜茶”“品茶”两个概念。然而，也许是因为“茗饮”这个概念的使用语境、范围似乎比“品茶”要小，它虽然也曾一度作为文献小节标题被使用过，但终究无法像“品茶”那样，上升为茶文化的范畴性概念。而当中国茶文化有了自觉的“品茶”追求后，茶之饮用，基本上就从原来的物质性层面，上升到具备精神性意义与审美性追求的层次。
三、“品茶”与“品茗”
谈到“品茶”，人们自然会想到宋代的《品茶要录》，以及明代的《品茶要录补》与《品茶八要》等以“品茶”命名的文献。据说唐代陆龟蒙著有《品茶》一书，但是该书似乎已经失传，其具体内容不得而知根据《佩文韵府》卷九八之四中记载：“陆龟蒙作《品茶》一书继《茶经》之后。”然此书现已失传，不知道其中的内容。根据程百二编《品茶要录补》引述《升庵先生集》：“龟蒙置茶园顾渚山下，岁取租茶，自判品第。”由此可见，其主要内容应该是关于茶的品鉴问题，是否涉及茶汤的品味不得而知。。不过，在唐代，这个文献似乎属于孤例，就笔者涉猎的文献而言，尚无更多的相同用例。而到了宋代，在诗文中则可以见到“品茶”之说。比如，晁说之《初至鄜州感事》诗云：“尚喜屋山阿，双泉如鸣琴。远明桑苎翁，品茶疑未湛。”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四，四部丛刊续编影旧钞本，第36页。陈岩《煎茶峰》：“缓火烘来活水煎，山头卓锡取清泉。品茶嫩检茶经看，舌本无非有味禅。”陈岩：《九华诗集》，民国宋人集本，第30页。但在与茶文化相关的诸文献中，最早应该是北宋黄儒《品茶要录》一书直接以“品茶”作为命名。苏轼盛赞此书曰：“《品茶要录》十篇，委曲微妙，皆陆鸿渐以来论茶者所未及。非至静无求，虚中不留，乌能察物之情如其详哉！”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114页。然此书虽论茶精细入理，但其所谓的“品茶”，只是关于茶的“采制烹试”以及茶品的鉴别，并非后世理解的涉及饮茶环境、茶侣选择以及关乎“茶汤”品鉴意义的“品茶”。可以说，最初出现的这篇以“品茶”命名的文献，阐述的只是“茶叶”的品鉴问题，而没有具体的“茗饮”内容，不涉及“茶汤”的品鉴等。不过，这个文献在古代仍然影响深远，以致到明代出现了程百二辑编的《品茶要录补》，增补“宋黄道辅所辑”中缺少的内容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418页。黄道辅即黄儒。。但《品茶要录补》基本属于茶文化史及其传说的杂谈辑录，与所谓的“品茶”之意不相契合。只是到了华淑撰述《品茶八要》时，才开始出现了具备后世所谓的“品茶”意味的相应内容。《品茶八要》的内容很短，全文只有三百多字，分为“一人品、二品泉、三烹点、四茶器、五试茶、六茶候、七茶侣、八茶勋”此文献为华淑根据陆树声《茶寮记·煮茶七类》改编而成。拙文采用的是张玮的校订本，见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459-460页。。具体地说，“人品”是对于茶人的要求，“品泉”涉及的是煮茶时对于水的要求，“烹点”是讨论煮茶时的用火与候汤的心得，“茶器”則是对于器皿的讲究，“试茶”指如何品啜茶的真味，“茶候”阐述的是品茶需要怎样的环境，“茶侣”是对一起品茶之人的素质、学识的要求，“茶勋”指喝茶的功效。这些内容，基本涵盖了关于饮茶的所有要素。故此，此文献虽短，却标志着明代茶文化发展至此，饮茶的文化性要求已臻完善，真正具备了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品茶”所应该具有的内涵。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谓“品茶”已经不再是黄儒所论述的对于“茶叶”的品鉴，而是主要侧重于关于“茶汤”以及茗饮之人、环境与技艺的追求，至于茶叶本身如何则基本不再述及。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文献中所涉及的“品茶”所需的各种要素，其实在明代初期就已初见端倪。 明代初期，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七子宁王朱权所著的《茶谱》中，详细阐明了对于茶客的素质要求，以及喝茶时主宾礼数、营为，饮毕“话久情长”，“或庚歌，或鼓琴，或弈棋，寄形物外，与世相忘，斯则知茶之为物，可谓神矣”等，从而指出“啜茶大忌白丁”，品茶需要懂茶之人等问题。这些内容，才是构成“品茶”内涵的关键要素。显然，朱权当时还没有把与喝茶有关的各种要素都归入“品茶”的范畴之中，反而是他所阐述的这些内容，具备了后世“品茶”的基本内涵。尽管如此，《茶谱》作为茶文献仍然具有承前启后，开启明代茗饮新风的意义。所以，朱权自信地表示，自己著《茶谱》，是为了“崇新改易，自成一家”本段中的《茶谱》引文毕取自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182页。之说。《茶谱》之所以对于明代的茗饮文化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还在于朱权明确指出宋代的团茶“杂以诸香，饰以金彩，不无夺其真味”的问题，提出了“天地生物，各遂其性，莫若叶茶”的主张，揭示了明代品茶文化的真意所在。正是源于对茶之“真味”的追求，明代中后期茶人们才逐渐形成了“品茶”求真的茗饮风尚。前述“品茶八要”，以及作为其直接来源的陆树声《茶寮记·煮茶七类》关于《煮茶七类》的作者是谁，茶史研究中尚未论定，一说认为是徐渭的作品，而在后世文献中，有人把其归为陆树声《茶寮记》的一部分。徐渭在勒石刻写该文时，则作序称此文为唐代卢仝所作。等，都是以此为源头发展起来的明代茶人的茗饮审美文化。
与上述“品茶”的概念形成发展过程的丰富性相比，“品茗”概念的出现与相关文献就显得单薄与模糊。从结论上说，“品茗”一词的用例，在唐代至清代与茶文化相关的各种文献中几乎不存在。它只是中国茶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审美意味的消费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作为消费主体的文人士大夫们，在其所创作的一些具有文学性意味的文献中才使用的一种新的“品茶”概念。就目前笔者所掌握的文献而言，这个概念最初应该是出现在明代末期。
明末的闽派代表诗人谢肇淛在其所著的具有博物志性质的《西吴枝乘》中，初次用“品茗”来表示饮茶：余尝品茗，以武夷、虎邱第一，淡而远也;松萝、龙井次之，香而艳也;天池又次之，常而不厌也。这一段内容的相关记载，清代汪灏等人1708年编的《广群芳谱》以及陆延灿1734年编就的《续茶经》等，都曾有引用。可参见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671-672页
除此之外，在施绍莘《花影集》中也出现同样的用例：屈指生涯，填词问句，品茗评香，呌兄呼你。暇则围碁，亦尤贤乎已。施绍莘：《秋水庵花影集》卷五《诗余》，明末刻本，第50页。
而到了清代，这种用例在文学性文献中就更为多见。如清初文人傅仲辰有一首以“品茗”为题的诗：“粉枪香满客牕携，块磊堪浇细品题。莫道贫居无福分，济南泉水甲青齐。”傅仲辰：《心孺诗选》卷一三，清树滋堂刻本，第10页。另外，在一些札记、随笔、游记、诗名、诗句中也常见“品茗”的句子。如华喦《赠员果堂》：“晴昼则披襟吟笑，朗夕则煮泉品茗，陶陶容与，何其快乎！”华喦：《离垢集》卷二，清道光十五年华时中刻本，第16页。梁章钜《碧泉品茗》：“湛碧轻瓯活火炉，出山清与在山符。闲情欲索江村句，韵事应添石铫图。”梁章钜：《退菴诗存》卷二四，清道光刻本，第10-11页。宝鋆《晨起喜雪用岑嘉州和王员外二韵》：“早朝几辈冒寒归，月落乌蹄闪素辉。碧玉瓯香宜品茗，翠云裘冷笑添衣。”宝鋆：《文靖公遗集》卷一○，清光绪三十四年羊城刻本，第2页。俞樾《湖楼山馆杂诗》序：“余每游山，自龙井走九溪十八涧而至理安小憩，又至虎跑品茗而还，自癸酉年始，几成游例矣。”俞樾：《春在堂诗编》诗五十甲丙编，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春在堂全书本，第6页。范祖述《杭俗遗风》记载：“吴山茶室，正对钱江，各庙房头，后临湖水，仰观俯察，胜景无穷。下雪初晴之候，或品茗于茶室之内，或饮酒于房头之中，不啻置身琉璃世界矣。”范祖述：《杭俗遗风》，上海：上海艺文出版社，1989年，第25页。黄遵宪《日本国志》曰：“武将健卒皆赏花品茗自命风流，游冶之事，无一不具。”黄遵宪：《日本国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83页。还有慵讷居士的笔记小说《咫闻录》：“陈几与先生次坐西廊，品茗纳凉。”慵讷居士：《咫闻录》卷四，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第22页。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五十回：“我们围炉品茗，消此长夜……”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455页。刘鹗《老残游记》卷九标题曰“一客吟诗负手面壁 三人品茗促膝谈心”刘鹗：《老残游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8页。。徐珂《施少兰看洋广杂货》中记载：“有施少兰者，好天足，落拓不羁，常至北四川路三多里口之茶肆品茗，然不于楼上而于楼下，以来往之妇女多，可作刘桢之平视，不必倚楼俯察，以耗目力也。”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885页。在清代文学性文献中随处可见“品茗”的用例。
从上述关于“品茗”的用例中，我们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品茗”一词，自明末以来作为文人们的文学性用语出现，从清代开始，逐渐被广泛使用，成为人们描述喝茶的一种别称，具有很强的文学表现意味，存在于各种小说、诗文、随笔、札记、方志等文献中，基本不属于茶文献使用的概念。需要注意的是，到了清代“品茶”的概念仍然被广泛使用。即使同一个人，也同时使用两种名词。如上述慵讷居士，在同一文献中除了使用“品茗”外，也使用“品茶”概念，如“游幕来粤赋闲待聘者余邀之同行登茶楼品茶”慵讷居士：《咫闻录》卷一○，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第28页。。这里的“品茶”与上述的“品茗纳凉”，两个概念的含义是相同的。这种现象说明，到了清代，关于喝茶，主要有“品茶”与“品茗”两种表现，这种情形与唐代同时使用“啜茶”“茗饮”表现饮茶或喝茶的用语现象有些相似。不过，我们还必须注意的是“品茶”与“品茗”的不同之所在。在茶文化史上，“品茶”既作为一种范畴性概念在明代得以确立，又作为一种名词性概念仅以饮茶的含义在清代被人们使用。而基本上只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品茗”概念，如果一定要把其归属于茶文化领域的话，那么与“品茶”这种具有的范畴性意义相比，它仅仅只是作为名词性概念，到了清代替代了原来的所谓“啜茶”“茗饮”，在文学性较强的文献中逐渐被人们作为饮茶或喝茶的代名词使用而已。而这个概念，只有当其与人们熟悉的拥有范畴性意义的明代确立的“品茶”概念结合起来时，才能充分体会其丰富的审美性内涵。而我们今天则一般都是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品茗”与“品茶”，这种用语习惯可以说肇始于清代，尽管这两个概念在中国茶文化史上原本有着不尽相同的含义。
四、结语：从“茗饮”到“品茗”
通过本文的上述考略与梳理，我们基本上可以对茶之饮用概念在我国古代的基本发展脉络有一个大致的把握。总的来说，最早出现的是“茗饮”，到唐代出现了“啜茶”“茶饮”，但是“茗饮”仍然被使用，而到了宋代，“茶饮”的用语已经很少见，偶尔出现的是“饮茶”。“啜茶”虽然在茶文献中不多见，但在文学作品中仍然被使用，取而代之的是“品茶”概念，并诞生了最初以“品茶”命名的茶文献。而到了明代，“品茶”概念被广泛使用，除了茶文献之外，文学性较强的文献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品茶”表述。除此之外，明代还克服了宋代把“品茶”一词用于关于茶叶之优劣品鉴层面的局限，开始将饮茶所需要的各种文化要素纳入其中，从而使“品茶”作为一种茶文化的范畴性概念得以确立。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明代出现的茶之“品真”的审美追求有直接关系。然而，在明末还出现了另一种表述，那就是以“品茗”来表现喝茶，从而促成了“品茗”在清代文学性文献中普遍使用的现象。不过，这种表现，似乎也仅局限于文学性文献，如人物传记、地方志、随笔、札记、游记、诗词中。清代专门的茶文献，则基本不使用“品茗”，而仍然采用“品茶”概念。与此同时，“品茶”除了作为原有的范畴性概念，亦开始与“品茗”一样，主要用来表现饮茶或喝茶的含义，作为名词性概念，它也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可以说，“品茗”只是狹义的“品茶”概念的别称，或者说属于饮茶或喝茶的文学性表现，总体上仅具有茶汤品鉴或者一般所谓的喝茶的意蕴，至于茶叶、茶汤、环境、茶侣等要素则基本不触及。故此，“品茗”只有与广义的“品茶”概念，即追求饮茶综合要素的“品茶”联系起来，才能具有丰富的内涵。这种内涵，可以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茶文化在中国发展到以“品茗”来表现的阶段之后，茶的物质性审美意义中具备了更为丰富的精神性内核与本质，从而鲜明地凸显出在人与茶的关系中人的主体性存在的意味，或者说让茶去成全人的审美性存在。
[责任编辑 曹 峰 邹晓东]
关键词：茶;茗;茗饮;啜茶;品茶;品茗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19.03.11
“茶”之为饮，在古代中国由来已久。从目前文献记载看，至少从汉代的《僮约》开始就出现相关记载。作为一种饮食文化，茶文化自唐代滥觞，直到清代，出现过各种不同的饮茶概念。从最初的“茗饮”到后来所谓的“品茗”，期间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使用最多的有“茗饮”“啜茶”“品茶”“品茗”四个概念。这四个概念所使用的时代、场合、语境、内涵等并非完全一致。我们从这些概念的发展史可以看出茶文化在不同时代的发展状况，勾勒出一幅古代中国茶之饮用史略。本文拟就上述问题，展开文献的历史性考辨，梳理中国茶文化从“茗饮”到“品茗”的发展脉络。
一、茶与茗
古代中国关于“茶”有多个字，一般认为“茶”字最初出现在唐代。陆羽《茶经》曰：茶者……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从草，当作“茶”，其字出《开元文字音义》;从木，当作“[XCR15.TIF;%87%87，JZ]”，其字出自《本草》;草木并，作“荼”，其字出《尔雅》。
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周公云：“槚，苦荼。”扬执戟云：“蜀西南人谓茶曰蔎。”郭弘农云：“早取为荼，晚取为茗，或一曰荈耳。”陆羽撰，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第1页。
上述《茶经》中关于“茶”的命名与记载，成为后世论“茶”的最基本的文献依据。从这个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古代关于“茶”的别名至少有六个字，即“荼”“”“槚”“蔎”“茗”“荈”，而在后世发展过程中，则基本上只剩下“茶”和“茗”两个字被沿用至今这里所说的“‘茶’的别名”，并非“茶”的雅号，或者别称，关于“茶”的雅号，别称在历史上出现许多，如在唐代就有“露芽”“水厄”等。而宋代陶榖《茗荈录》中，搜集茶的别称雅号就有“玉蝉膏”“清风树”“清风使”“森伯”“水豹囊”“不夜侯”“冷面草”“苦口师”等多种。。
然而，关于“茶”字与“茗”字的相关历史，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
第一，“茶”字起源的时间问题。根据郝懿行《尔雅义疏》：“今茶字古作荼……至唐陆羽著《茶经》，始减一画作‘茶’。”然而以上述《茶经》所言“其字出《开元文字音义》”来判断，这种起源说似乎不准确。根据沈冬梅《茶经校注》中的考证，《开元文字音义》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编成的一部字书，此书中已收有“茶”字陆羽撰，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第61页。。而《茶经》大概完成于公元758-761年间（曾用名《茶论》）陆羽撰，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前言，第9页。。也就是说，在《茶经》写成之前的25年左右，唐代已经出现了“茶”字。不过，南宋魏了翁《邛州先茶记》中却有与郝懿行相同的观点：“惟自陆羽《茶经》、卢仝《茶歌》、赵赞茶禁以后，则遂易荼为茶。”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159页。可见，陆羽最先使用“茶”字的观点，在中国茶史研究中流传很广。但是，就《开元文字音义》早于《茶经》而言，沈冬梅的观点应该予以认可。尽管上述诸家的观点存在分歧，但关于“茶”字出现在唐代这一点诸家则是一致的。然而，还有一些文献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在唐代以前的文献中，似乎已经出现了“茶”字使用的记载。三国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卷上曰：“椒树似茱萸……蜀人作茶，吴人作茗，皆合煮其叶以为香。”陆玑撰，毛晋增补：《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31页。《三国志·吴书·韦曜传》曰：“曜素飲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六五《吴书·王楼贺韦华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863页。从这些文献可以看出，在唐代以前，古人已经开始使用“茶”字。当然，由于这些文献属于宋以后的刻本，也许已经刻者修订，把“荼”改为“茶”。但如果这些文献属实，则“茶”字在唐以前就已经存在了，至少在《开元文字音义》之前已经存在，因此才会被收入此书之中。总之，“茶”字在古代中国的起源时间无法确考。只是到了唐代中国茶文化兴起之后，由于陆羽《茶经》流传的影响，这个文字才开始流行。
第二，“茗”字与“茶”字的关系问题。上引《茶经》所谓的“早取为荼，晚取为茗”表明：茶的采摘时间先后乃是两种不同命名的缘由。但是，在上述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所谓的“蜀人作茶，吴人作茗”中，则是地域的不同导致了不同名称，此两者对于“茗”与“茶”的关系，显然有着各自不同的解释。除此之外，在北宋徐铉注释的《说文》中，却出现了新的认识，即把“茗”作为“茶芽”来解。而《茶经》在“七之事”中多次谈到“茗”，值得注意。首先，有两个关于“茗”之发现的故事。（1）“《神异记》：‘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吾，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乞相遗也。”因立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陆羽撰，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第46页。（2）“《续搜神记》：‘晋武帝世，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采茗。遇一毛人，长丈余，引精至山下，示以丛茗而去。俄而复还，乃探怀中橘以遗精。精怖，负茗而归。’”陆羽撰，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第47页。这两个故事，都是关于时人发现“茗”的传说，且都是出自志怪小说类文献。就这两个文献均出自晋代人之手而言《太平御览》所引《神异记》出自“王浮《神异记》”。王浮为晋惠帝时道士。据《隋书·经籍志》，《续搜神记》又名《搜神后记》，为晋陶潜所撰。然而，在传世的《搜神后记》中有陶潜死后的内容存在，为此后人怀疑此作为伪托陶潜所作，甚至在《四库提要》中把其当作元人遗书。不过，从陆羽《茶经》即引用其内容而言，此书一定不会是陆羽之后的文献，而只是因为后人对此书不断添加了新的内容，所以才会有一些陶潜死后的内容混入书中。，可以推断，在“茶”的命名流行之前，似乎“茗”的用法更早也更普遍一些。其次，文献中出现了“茶”与“茗”并用为一个单词的“茶茗”。比如，根据《茶经·七之事》记载：“《神农食经》：‘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陆羽撰，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第45页。“《宋录》：‘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陆羽撰，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第48页。“《夷陵图经》：‘黄牛、荆门、女观、望州等山，茶茗出焉。’”陆羽撰，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第50页。“《茶陵图经》云：‘茶陵者，所谓陵谷生茶茗焉。’”陆羽撰，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第50页。这些地方都是“茶茗”并用。这里的“茶茗”，有些版本为“荼茗”。一般认为“荼茗”即为“茶茗”，所以现在的多数文献统一把《茶经》中相关的内容校勘为“茶茗”。另外，关于“茶”与“茗”同为一物，在《茶经·七之事》中也有记载：“《世说》：‘任瞻，字育长，少时有令名，自过江失志。既下饮，问人云：“此为茶？为茗？”觉人有怪色，乃自申明云：“向问饮为热为冷。”’”陆羽撰，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第47页。这个记载很有趣，说明任瞻最初认为“茶”与“茗”为不同的东西，但发现周围对他的提问露出奇怪的神色时，马上改口说自己所问的是茶的冷热问题。 第三，《茶经》之后，其他与“茶”有关的文字，除了“茗”之外，几乎已不再被人们采用。在《茶经》之外的唐五代其他茶文献中，使用“茶”字者占绝大多数，仅偶尔出现以“茗”字或“茶荈”“茗荈”说茶的情况，其他几个与“茶”有关的文字已经很少看到了。在与茶相关的文献中，上述现象俯拾皆是。而从文献名称上看，这种现象甚至表现得更为突出，除了几篇论水的文献外，主要的文献都是以“茶”命名。比如《煮茶水记》（张又新）、《茶酒论》（王敷）、《茶述》（裴汶）、《采茶录》（温庭筠）、《茶谱》（毛文锡）等。至此，以“茶”作为这种植物的名称的约定显然已经基本定型，这可能也正是学界把“茶”字的出现与定性，确定为自唐代开始的原因之一。而这些，显然应该是受到陆羽影响的结果，即《茶经》已经为“茶”的命名定调了。与这种现象相呼应，在关于饮茶的叙述中，就出现了两个常见的表现，即“茗饮”与“茶饮”。而“茗饮”使用的次数，比“茶饮”更多。这又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从唐代的文献看，这是不是由于“茗”与“茶”意义等同，故在唐人看来两者只是分属呼称与号所致？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敦煌出土的唐代中后期人王敷《茶酒论》记载：“茶……百草之首，万木之花。贵之取蕊，重之摘芽。呼之茗草，号之作茶。”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68页。在这里，似乎“茗草”为称谓，属于学名，而“茶”则为其号。那么，从唐人崇尚高雅之风而言，似乎“茗饮”比“茶饮”更具有审美性的意味。
总之，根据以上称谓梳理，足见在唐代，茶与茗皆为茶名。虽然当时可能偶尔还存在诸如“槚”“荼”甚至“荈”等之类的称谓，但是，最常用的还是“茶”与“茗”这两个字。与此相关，对于现在所谓的饮茶，唐代则出现了“茗饮”“茶饮”“啜茶”三个单词，其中“茗饮”明显居多。
二、“啜茶”与“茗饮”
在我们对于“茶”与“茗”有了上述基本认识之后，接下来就可以探讨：古代对于饮茶或喝茶，都采用哪些语言来表现？从结论来说，自唐至明，茶文献关于喝茶所使用的单词，主要是“茗饮”“啜茶”与“品茶”。直到清代，相关文献仍在继续使用这些表达，其中特别以“茗饮”与“品茶”使用最多，但相形之下“啜茶”一词在清代则几乎不见了，这时又多出了一个新的表现用语：品茗。
根据《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的收集整理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3-86页。，唐至五代关于茶文化的文献主要有：《茶经》《顾渚山记》《水品》（陆羽）、《煎茶水记》（张又新）、《十六汤品》（苏廙）、《茶酒论》（王敷）、《茶述》（裴汶）、《采茶录》（温庭筠）、《茶谱》（毛文锡）等。其中，陆羽的《茶经》《顾渚山记》《水品》里用以表现饮茶的有六个动词：“饮”“啜”“食”“服”“爵”“味”——其中“饮”占绝大多数，此由其专设“六之饮”一项即可见一斑。仅在《茶经》中“饮”字即出现32次，其中27次与茶有关。仅次于“饮”字的是“啜”，但“啜”字只在两种情况下出现。其一是作为动词单独出现一个“啜”字，如“啜半而味寡”“啜苦咽甘，茶也”陆羽撰，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第36页。。还有一种情况是与“饮”字并用，即以“饮啜”形式出现，如“如冷，则精英随气而竭，饮啜不消亦然矣”陆羽撰，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第36页。等。纵览其他人的文献，喝茶所使用的动词，主要的也都只有“饮”“吃”“服”“啜”等，而用一个单词表现喝茶的的情况则主要是“茶饮”与“茗饮”。但在此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茶饮”这一表達逐渐消失，特别是到了明代，偶尔会出现“饮茶”，却基本不再使用“茶饮”了，而“茗饮”直清代，仍然在茶文献中被继续使用。
饮茶之“饮”以“啜”字表现，初见陆羽《茶经》，即上述的“啜苦咽甘，茶也”之说。五代蜀人毛文锡的《茶谱》沿用了这种表现：“湘人以四月摘杨桐草，捣其汁拌米而蒸，犹蒸糜之类，必啜此茶，乃其风也。尤宜暑月饮之。”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81页。使用动词“啜”字来表现“喝茶”之“喝”或“饮茶”之“饮”，似乎是古代比较普遍的现象。除了唐、五代如此，宋代以后，虽然“饮”字偶尔出现，而“啜”字的表现更为常见。如陶穀在《茗荈录·水豹囊》中说：“煮茶啜之，可以涤滞思而起清风。”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90页。又如赵佶《大观茶论》可见“啜英咀华，较箧笥之精，争鉴裁之妙”赵佶著，沈冬梅、李涓编：《大观茶论》，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7页。，而谢宗《论茶》也有所谓的“昏俗尘劳，一啜而散”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174页。等。在这里有一种现象需要注意，那就是用“啜”表现饮茶之“饮”往往是在文学意味强、更具审美性的文字表现时出现的。在宋代文学作品中，尤为著名的有王安石《寄茶与平甫》一诗：“碧月团团堕九天，封题寄与洛中仙。石楼试水宜频啜，金谷看花莫漫煎。”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三二，四部丛刊影明嘉靖本，第10页。还有收入在朱熹《晦庵集》中的吟茶诗《茶坂》（或曰“云谷茶坂”，为云谷二十六咏之一）：“携籝北岭西，采撷供茗饮。一啜夜窗寒，跏趺谢衾枕。”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四部丛刊影明嘉靖本，第17页。而朱熹的“一啜”这种表现与上述谢宗同样，这种表现直接影响到明代诗人。到了明代，许多文献都使用“啜”字来表现茶事之“饮”或“喝”的意义。此时除了“茗饮”的传统表现之外，“茶饮”两个字单词几乎不再出现，虽然偶尔出现“饮茶”但亦不多见，取而代之的是频繁出现“啜茶”“品茶”的表现形式。此外，“品水”“品泉”等表现也开始大量出现。这些现象，可能与明代追求茶之“品真”的风尚有关。如陆树声《茶寮记》曰：“茶入口，先灌漱，须徐啜。俟甘津潮舌，则得真味，杂他果，则香味俱夺。”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222页。而在文学作品中，以“啜”字表现饮茶的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杨万里《谢木舍人韫之送讲筵茶》“老夫七碗病未能，一啜犹堪坐秋夕”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七，四部丛刊影宋写本，第3页。，梅尧臣《答建州沈屯田寄新茶》“一啜同醉翁，思君聊引领”梅尧臣：《宛陵先生集》卷二二，四部丛刊影明万历梅氏祠堂本，第11页。等。 “啜茶”二字连缀为一个单词，这种现象从唐代开始似乎已经比较普遍。如唐代释皎然、颜真卿等《月夜啜茶联句》诗颜真卿：《颜鲁公文集》卷一二，清三长物斋丛书本，第13页。，以及释灵澈《唐四僧诗》中辑引的常达诗句“啜茶思好水，对月数诸峰”释灵澈：《唐四僧诗》卷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页。等，其中都可见对“啜茶”的文学表现。在宋代，虽然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茶文化的专门文献而言还没有找到“啜茶”一词，但在一些文人、雅士的文献中，如二程、陆游、苏东坡、司马光、朱熹等人的诗文中却皆可见到“啜茶”一词的用例。而到了明代，在茶文献中则多见“啜茶”一词。如朱权《茶谱》曰：“然而啜茶，大忌白丁，故山谷曰：‘著茶须是吃茶人。’”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182页。另外在赵观为田艺蘅《煮泉小品》作的叙中亦可见“固尝饮泉觉爽，啜茶忘喧，谓非膏粱纨绮可语”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198页。等内容，在该文献的本文中，也出现了“啜茶”的用例。
总的来说，人们似乎更习惯或钟情于以“啜”字来表现喝茶，究其原因，可能与人们喝茶的目的有关。茶作为饮料，如果仅用来解渴，当然大口“饮”或“喝”是常态。然而，喝茶属于一种追求高雅的饮食文化行为，除了其物质性的意义之外，更是一种超越物质意义的精神性追求。正如田艺蘅《煮泉小品》所言：“饮之者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甚焉。”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201页。那么，如果想不俗，更为了品尝茶的真味，鉴别茶汤的优劣，那显然就不能大口牛饮，而需要慢慢品味，小口细啜才行。“啜”为小口微吸的动作，与大口之“饮”或“喝”相对，属于“品”茶的范畴，即古来所谓“大口为饮，小口为品”。“啜茶”的喝法，显然不是为了解渴，而是追求茶之真味的品鉴。正因此，中国茶文化才逐渐发展为以“品茶”来表现喝茶。那么，“茗饮”的提法又是如何形成并流传开来的呢？
就目前所掌握的文献而言，“茗饮”一词，南朝宋人刘敬叔的志怪小说《异苑》属于较早提到“茗饮”的文献：“剡县陈务妻，少与二子寡居，好饮茶茗。宅中先有古冢，每日作茗饮，先辄祀之。”刘敬叔：《异苑》卷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页。据说刘敬叔是彭城人，其生年不详，“敬叔”是他的字，卒于宋明帝泰始年间，约公元468年前后。以此推断《异苑》早于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547年成书）。此处内容，后世茶文献多有辑引。除此之外，还有北魏杨衒之所著《洛阳伽蓝记》中记载：“刘缟慕王肃之风，专习茗饮。”此书成书于公元547年，但现存最早的都是宋代刻本，故原文可能经过宋人的修订，其原文是否是“茗饮”不得而知。此记载亦见于明代高元浚《茶乘》、陈继儒《茶董补》所辑录的茶文献，以及刘源长辑录的《茶史》、陆廷灿辑录的《续茶经》等文献中。到了唐代，陆羽《茶经》亦有此概念，如“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茶经·七之事》）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10页。。这里所谓的“茗饮”似乎仅可作为“茶”之义来解，但在文脉上则仍然具备饮茶之意。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以“茗饮”来表现喝茶时，茶作为物质性的存在意味浓厚，精神性的追求则并不明显。这就与上述“啜茶”的品鉴性追求在意蕴上存在着一定的区别。
在宋代，除了如前述朱熹的茶诗之外，还有叶清臣《述煮茶泉品》曰：“昔郦元善于《水经》，而未尝知茶;王肃癖于茗饮，而言不及水表，是二美吾无愧焉。”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94页。赵佶《大观茶论》：“荐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薰陶德化，咸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124页。魏了翁《邛州先茶记》中记载了苏轼《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诗句：“周诗记苦荼，茗饮出近世。”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159页。明代依然如此，真清《水辨》附录之鲁彭《刻茶经叙》评价陆羽的意义与贡献时说：“厥后茗饮之风行于中外，而回纥亦以马易茶，由宋迄今，大为边助，则羽之功，固在万世，仕不仕，奚足论也！”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192页。程百二编撰的《品茶要录补》中更是把“茗饮”列为专节介绍。在清人增补修订出版的明人黄履道《茶苑》卷一三、卷一四、卷一五、卷一九等中，则出现了“茗饮”“茗饮谭经史”“茗饮愈脑疾”等条目，其中卷一还辑录了《广州志》和《酉平县志》中的“南人以为茗饮”“采叶可为茗饮”等记载。由此可见，到了明代，“茗饮”作为饮茶的通俗概念被广泛使用。到了清代刘源长辑《茶史》时，序言的开句就谈到“茗饮”刘源长辑《茶史》序一云：“世称茶之名，起于晋宋以后，而《神农食经》、周公《尔雅》已先及之。盖自贡之尚方，下逮眠云卧石之夫胥，得为茗饮。”（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558-559页）。而陆廷灿辑《续茶经》也多处使用这个概念。冒襄辑编的《岕茶汇钞》一书中，则与前述程百二一样，干脆把“茗饮”作为章节名称。不过，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清初，并且除了茶文献之外，在一般的文献特别是文学性较强的文献中，“茗饮”已经明显很少使用，而逐渐被“品茗”所替代。
总之，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茗饮”是一个人们常用的名词性概念，与“啜茶”“品茶”同时被使用着。不过，“啜茶”用法并不普遍，特别是在“品茶”概念出现之后，它仅在一些诗文之中偶或出现。而“茗饮”则一直与“品茶”并存着。从其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而言，“茗饮”的存在亦显然早于“啜茶”“品茶”两个概念。然而，也许是因为“茗饮”这个概念的使用语境、范围似乎比“品茶”要小，它虽然也曾一度作为文献小节标题被使用过，但终究无法像“品茶”那样，上升为茶文化的范畴性概念。而当中国茶文化有了自觉的“品茶”追求后，茶之饮用，基本上就从原来的物质性层面，上升到具备精神性意义与审美性追求的层次。
三、“品茶”与“品茗”
谈到“品茶”，人们自然会想到宋代的《品茶要录》，以及明代的《品茶要录补》与《品茶八要》等以“品茶”命名的文献。据说唐代陆龟蒙著有《品茶》一书，但是该书似乎已经失传，其具体内容不得而知根据《佩文韵府》卷九八之四中记载：“陆龟蒙作《品茶》一书继《茶经》之后。”然此书现已失传，不知道其中的内容。根据程百二编《品茶要录补》引述《升庵先生集》：“龟蒙置茶园顾渚山下，岁取租茶，自判品第。”由此可见，其主要内容应该是关于茶的品鉴问题，是否涉及茶汤的品味不得而知。。不过，在唐代，这个文献似乎属于孤例，就笔者涉猎的文献而言，尚无更多的相同用例。而到了宋代，在诗文中则可以见到“品茶”之说。比如，晁说之《初至鄜州感事》诗云：“尚喜屋山阿，双泉如鸣琴。远明桑苎翁，品茶疑未湛。”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四，四部丛刊续编影旧钞本，第36页。陈岩《煎茶峰》：“缓火烘来活水煎，山头卓锡取清泉。品茶嫩检茶经看，舌本无非有味禅。”陈岩：《九华诗集》，民国宋人集本，第30页。但在与茶文化相关的诸文献中，最早应该是北宋黄儒《品茶要录》一书直接以“品茶”作为命名。苏轼盛赞此书曰：“《品茶要录》十篇，委曲微妙，皆陆鸿渐以来论茶者所未及。非至静无求，虚中不留，乌能察物之情如其详哉！”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114页。然此书虽论茶精细入理，但其所谓的“品茶”，只是关于茶的“采制烹试”以及茶品的鉴别，并非后世理解的涉及饮茶环境、茶侣选择以及关乎“茶汤”品鉴意义的“品茶”。可以说，最初出现的这篇以“品茶”命名的文献，阐述的只是“茶叶”的品鉴问题，而没有具体的“茗饮”内容，不涉及“茶汤”的品鉴等。不过，这个文献在古代仍然影响深远，以致到明代出现了程百二辑编的《品茶要录补》，增补“宋黄道辅所辑”中缺少的内容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418页。黄道辅即黄儒。。但《品茶要录补》基本属于茶文化史及其传说的杂谈辑录，与所谓的“品茶”之意不相契合。只是到了华淑撰述《品茶八要》时，才开始出现了具备后世所谓的“品茶”意味的相应内容。《品茶八要》的内容很短，全文只有三百多字，分为“一人品、二品泉、三烹点、四茶器、五试茶、六茶候、七茶侣、八茶勋”此文献为华淑根据陆树声《茶寮记·煮茶七类》改编而成。拙文采用的是张玮的校订本，见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459-460页。。具体地说，“人品”是对于茶人的要求，“品泉”涉及的是煮茶时对于水的要求，“烹点”是讨论煮茶时的用火与候汤的心得，“茶器”則是对于器皿的讲究，“试茶”指如何品啜茶的真味，“茶候”阐述的是品茶需要怎样的环境，“茶侣”是对一起品茶之人的素质、学识的要求，“茶勋”指喝茶的功效。这些内容，基本涵盖了关于饮茶的所有要素。故此，此文献虽短，却标志着明代茶文化发展至此，饮茶的文化性要求已臻完善，真正具备了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品茶”所应该具有的内涵。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谓“品茶”已经不再是黄儒所论述的对于“茶叶”的品鉴，而是主要侧重于关于“茶汤”以及茗饮之人、环境与技艺的追求，至于茶叶本身如何则基本不再述及。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文献中所涉及的“品茶”所需的各种要素，其实在明代初期就已初见端倪。 明代初期，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七子宁王朱权所著的《茶谱》中，详细阐明了对于茶客的素质要求，以及喝茶时主宾礼数、营为，饮毕“话久情长”，“或庚歌，或鼓琴，或弈棋，寄形物外，与世相忘，斯则知茶之为物，可谓神矣”等，从而指出“啜茶大忌白丁”，品茶需要懂茶之人等问题。这些内容，才是构成“品茶”内涵的关键要素。显然，朱权当时还没有把与喝茶有关的各种要素都归入“品茶”的范畴之中，反而是他所阐述的这些内容，具备了后世“品茶”的基本内涵。尽管如此，《茶谱》作为茶文献仍然具有承前启后，开启明代茗饮新风的意义。所以，朱权自信地表示，自己著《茶谱》，是为了“崇新改易，自成一家”本段中的《茶谱》引文毕取自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182页。之说。《茶谱》之所以对于明代的茗饮文化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还在于朱权明确指出宋代的团茶“杂以诸香，饰以金彩，不无夺其真味”的问题，提出了“天地生物，各遂其性，莫若叶茶”的主张，揭示了明代品茶文化的真意所在。正是源于对茶之“真味”的追求，明代中后期茶人们才逐渐形成了“品茶”求真的茗饮风尚。前述“品茶八要”，以及作为其直接来源的陆树声《茶寮记·煮茶七类》关于《煮茶七类》的作者是谁，茶史研究中尚未论定，一说认为是徐渭的作品，而在后世文献中，有人把其归为陆树声《茶寮记》的一部分。徐渭在勒石刻写该文时，则作序称此文为唐代卢仝所作。等，都是以此为源头发展起来的明代茶人的茗饮审美文化。
与上述“品茶”的概念形成发展过程的丰富性相比，“品茗”概念的出现与相关文献就显得单薄与模糊。从结论上说，“品茗”一词的用例，在唐代至清代与茶文化相关的各种文献中几乎不存在。它只是中国茶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审美意味的消费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作为消费主体的文人士大夫们，在其所创作的一些具有文学性意味的文献中才使用的一种新的“品茶”概念。就目前笔者所掌握的文献而言，这个概念最初应该是出现在明代末期。
明末的闽派代表诗人谢肇淛在其所著的具有博物志性质的《西吴枝乘》中，初次用“品茗”来表示饮茶：余尝品茗，以武夷、虎邱第一，淡而远也;松萝、龙井次之，香而艳也;天池又次之，常而不厌也。这一段内容的相关记载，清代汪灏等人1708年编的《广群芳谱》以及陆延灿1734年编就的《续茶经》等，都曾有引用。可参见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671-672页
除此之外，在施绍莘《花影集》中也出现同样的用例：屈指生涯，填词问句，品茗评香，呌兄呼你。暇则围碁，亦尤贤乎已。施绍莘：《秋水庵花影集》卷五《诗余》，明末刻本，第50页。
而到了清代，这种用例在文学性文献中就更为多见。如清初文人傅仲辰有一首以“品茗”为题的诗：“粉枪香满客牕携，块磊堪浇细品题。莫道贫居无福分，济南泉水甲青齐。”傅仲辰：《心孺诗选》卷一三，清树滋堂刻本，第10页。另外，在一些札记、随笔、游记、诗名、诗句中也常见“品茗”的句子。如华喦《赠员果堂》：“晴昼则披襟吟笑，朗夕则煮泉品茗，陶陶容与，何其快乎！”华喦：《离垢集》卷二，清道光十五年华时中刻本，第16页。梁章钜《碧泉品茗》：“湛碧轻瓯活火炉，出山清与在山符。闲情欲索江村句，韵事应添石铫图。”梁章钜：《退菴诗存》卷二四，清道光刻本，第10-11页。宝鋆《晨起喜雪用岑嘉州和王员外二韵》：“早朝几辈冒寒归，月落乌蹄闪素辉。碧玉瓯香宜品茗，翠云裘冷笑添衣。”宝鋆：《文靖公遗集》卷一○，清光绪三十四年羊城刻本，第2页。俞樾《湖楼山馆杂诗》序：“余每游山，自龙井走九溪十八涧而至理安小憩，又至虎跑品茗而还，自癸酉年始，几成游例矣。”俞樾：《春在堂诗编》诗五十甲丙编，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春在堂全书本，第6页。范祖述《杭俗遗风》记载：“吴山茶室，正对钱江，各庙房头，后临湖水，仰观俯察，胜景无穷。下雪初晴之候，或品茗于茶室之内，或饮酒于房头之中，不啻置身琉璃世界矣。”范祖述：《杭俗遗风》，上海：上海艺文出版社，1989年，第25页。黄遵宪《日本国志》曰：“武将健卒皆赏花品茗自命风流，游冶之事，无一不具。”黄遵宪：《日本国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83页。还有慵讷居士的笔记小说《咫闻录》：“陈几与先生次坐西廊，品茗纳凉。”慵讷居士：《咫闻录》卷四，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第22页。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五十回：“我们围炉品茗，消此长夜……”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455页。刘鹗《老残游记》卷九标题曰“一客吟诗负手面壁 三人品茗促膝谈心”刘鹗：《老残游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8页。。徐珂《施少兰看洋广杂货》中记载：“有施少兰者，好天足，落拓不羁，常至北四川路三多里口之茶肆品茗，然不于楼上而于楼下，以来往之妇女多，可作刘桢之平视，不必倚楼俯察，以耗目力也。”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885页。在清代文学性文献中随处可见“品茗”的用例。
从上述关于“品茗”的用例中，我们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品茗”一词，自明末以来作为文人们的文学性用语出现，从清代开始，逐渐被广泛使用，成为人们描述喝茶的一种别称，具有很强的文学表现意味，存在于各种小说、诗文、随笔、札记、方志等文献中，基本不属于茶文献使用的概念。需要注意的是，到了清代“品茶”的概念仍然被广泛使用。即使同一个人，也同时使用两种名词。如上述慵讷居士，在同一文献中除了使用“品茗”外，也使用“品茶”概念，如“游幕来粤赋闲待聘者余邀之同行登茶楼品茶”慵讷居士：《咫闻录》卷一○，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第28页。。这里的“品茶”与上述的“品茗纳凉”，两个概念的含义是相同的。这种现象说明，到了清代，关于喝茶，主要有“品茶”与“品茗”两种表现，这种情形与唐代同时使用“啜茶”“茗饮”表现饮茶或喝茶的用语现象有些相似。不过，我们还必须注意的是“品茶”与“品茗”的不同之所在。在茶文化史上，“品茶”既作为一种范畴性概念在明代得以确立，又作为一种名词性概念仅以饮茶的含义在清代被人们使用。而基本上只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品茗”概念，如果一定要把其归属于茶文化领域的话，那么与“品茶”这种具有的范畴性意义相比，它仅仅只是作为名词性概念，到了清代替代了原来的所谓“啜茶”“茗饮”，在文学性较强的文献中逐渐被人们作为饮茶或喝茶的代名词使用而已。而这个概念，只有当其与人们熟悉的拥有范畴性意义的明代确立的“品茶”概念结合起来时，才能充分体会其丰富的审美性内涵。而我们今天则一般都是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品茗”与“品茶”，这种用语习惯可以说肇始于清代，尽管这两个概念在中国茶文化史上原本有着不尽相同的含义。
四、结语：从“茗饮”到“品茗”
通过本文的上述考略与梳理，我们基本上可以对茶之饮用概念在我国古代的基本发展脉络有一个大致的把握。总的来说，最早出现的是“茗饮”，到唐代出现了“啜茶”“茶饮”，但是“茗饮”仍然被使用，而到了宋代，“茶饮”的用语已经很少见，偶尔出现的是“饮茶”。“啜茶”虽然在茶文献中不多见，但在文学作品中仍然被使用，取而代之的是“品茶”概念，并诞生了最初以“品茶”命名的茶文献。而到了明代，“品茶”概念被广泛使用，除了茶文献之外，文学性较强的文献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品茶”表述。除此之外，明代还克服了宋代把“品茶”一词用于关于茶叶之优劣品鉴层面的局限，开始将饮茶所需要的各种文化要素纳入其中，从而使“品茶”作为一种茶文化的范畴性概念得以确立。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明代出现的茶之“品真”的审美追求有直接关系。然而，在明末还出现了另一种表述，那就是以“品茗”来表现喝茶，从而促成了“品茗”在清代文学性文献中普遍使用的现象。不过，这种表现，似乎也仅局限于文学性文献，如人物传记、地方志、随笔、札记、游记、诗词中。清代专门的茶文献，则基本不使用“品茗”，而仍然采用“品茶”概念。与此同时，“品茶”除了作为原有的范畴性概念，亦开始与“品茗”一样，主要用来表现饮茶或喝茶的含义，作为名词性概念，它也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可以说，“品茗”只是狹义的“品茶”概念的别称，或者说属于饮茶或喝茶的文学性表现，总体上仅具有茶汤品鉴或者一般所谓的喝茶的意蕴，至于茶叶、茶汤、环境、茶侣等要素则基本不触及。故此，“品茗”只有与广义的“品茶”概念，即追求饮茶综合要素的“品茶”联系起来，才能具有丰富的内涵。这种内涵，可以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茶文化在中国发展到以“品茗”来表现的阶段之后，茶的物质性审美意义中具备了更为丰富的精神性内核与本质，从而鲜明地凸显出在人与茶的关系中人的主体性存在的意味，或者说让茶去成全人的审美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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