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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旬，皮尤民調顯示，美國人對中國的好感已降到幾十年來最低點。前一段流傳的是，美國正在考慮恢復執行冷戰期間的一項舊法律：不允許共產黨員入境。
美國對中國的技術封鎖和貿易上的限制越演越烈，大選年兩黨都在比誰的反華調門更高，以往工商界強大的“抱熊貓”遊說集團現在是一片寂靜。這些不僅僅是大選年的鬧劇，新冷戰的態勢業已形成，至少美國在心理準備和思維定勢上，正進入全面新冷戰模式。
但此冷戰非彼冷戰。中國的發展已成形成熟，沒有任何一個大國能夠阻擋它的崛起。中國在40年的發展中積累了雄厚的經濟基礎，大量的資金、技術和人才，形成了全球最大的市場，也是世界上工業門類最齊全的國家;它所需要的能源和原材料大都來自非西方國家，而第三世界是不會封鎖中國的。
按目前的走勢，冠狀病毒疫情也對中國利好。中國有效控制了國內疫情，率先走向正軌，恢復經濟。而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由於內部的政治、體制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將繼續混亂一陣子，經濟恢復需要較長的時間。這樣，即使中國增長速度遠不及以往，也仍然處在趕超的快車道上。
美國一國也許無能為力，但西方國家聯合起來，就有能力使中國崛起的列車脫軌。新冷戰聯盟是對中國的最大威脅，為此美國正在推動全面與中國脫鉤。相當一批國家在共同價值觀基礎上形成統一戰線的趨勢已經很明顯了，冷戰那一套恢復起來很容易，許多西方政客對此駕輕就熟。
冷戰時的許多防衛條約和前沿軍事部署仍在，而且美國正在將中國推上前蘇聯“邪惡帝國”的位置。如果聽任西方國家聯合起來，中國的處境有可能比前蘇聯還糟糕，因為前蘇聯還有華沙條約和一個社會主義陣營。因此，防止這個聯盟的形成，是當前中國外交的當務之急和重中之重。
美國推動的大脫鉤，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中國的外部環境，使中國面臨更大的壓力，和喪失以往享有的許多機會。但西方國家也不是鐵板一塊，它們之間有矛盾衝突，也都需要中國的龐大消費市場。比起前蘇聯，中國有大得多的運作空間來克服困難，只要向西方國家開放市場，就不會被孤立。特朗普總統在貿易戰中不分敵友地全面出擊，也在客觀上幫了中國。
目前的局勢不由得使人想到72年前，當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形勢非常嚴峻時，毛澤東寫的《論持久戰》。這篇著作最大的特點是看清形勢：抗日戰爭將是長期的，中國必將勝出。同抗日戰爭相比，這場持久戰中需要關注的要點有相同，也有所不同。相同點是中國要忍耐，時間在中國一方。對美國來說，忍耐意味著失敗，因為力量對比的消長決定了越早決戰，對美國越有利，這就是它不顧一切向中國叫陣的根本原因。但美國國內形勢複雜又混亂，而且看不到解決的契機，會長期消耗美國的國力。
第二個關注點是：和20世紀及以前的大國興替不同，當前的國際形勢帶有新的時代特點。在核武、全球化和高技術突飛猛進的時代，武力的作用大大降低，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方面的競爭更加重要。這些方面的博弈往往不是零和，有很大的不可預料性，因而迴旋餘地也大。除非是雙方的共同選擇，中美並非必然勢不兩立，它們之間的矛盾有許多方法來調和。這個過程中老大的選項很簡單，就是一味打壓;但它對老二的鬥爭藝術要求很高，可以說矛盾的化解全靠老二，而且不能指望老大相向而行。中國需要能曲能張，防止輸在情緒上。
第三個關注點是，儘管目前雙邊關係陷入冷戰以來的最低谷，但中美之間仍有許多共同利益，否則前些年就不會有人提出“中美國”（ChinAmerica）和G2的概念。共同利益遲早會再次浮現，影響雙邊關係。中國仍處在世界貿易體系和產業鏈的中心位置，中西方仍會有大量的交往，有交往就會有轉機;關係達到最低點後就只能向上走。西方國家會尋求中國在許多國際事務上的合作，中國也應積極擴大共同利益。忍過這場暴風雪後，必然會有晴朗天。
但中國切忌犯崛起大國的通病：憤怒，急躁。憤怒來自守成國的打壓，而且往往表現為欺人太甚，讓人忍無可忍。憤怒能煽起民族主義的熊熊大火，造成勢不兩立的局面。
急躁的原因有兩種：第一，過早自我膨脹，過高估計自己的實力，從而急於挑戰霸主。第二，即使從客觀指標衡量，崛起國的綜合國力已超過守成大國，但前者卻忘記了，後者的力量有相當一部分來自它經營幾十年的國際體系（包括價值體系），而自己在這方面的積累幾乎為零。憤怒和急躁都會導致誤判，使新興國被打得一蹶不振。歷史上這種教訓很多。
目前美國的打壓可謂沒有底線。中國必須忍耐的原因有二。其一，同挨駡相比，中國從美國得到的利益大得多，可以說如果沒有美國對中國的開放，沒有美國建立和維護的戰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中國不可能這麼順利崛起。其二，美國的失態損害了其領袖地位和道德基礎，正在將它從一個偉大的國家變為一個普通的國家。
對美國要區分它的垃圾情緒和正當關注。垃圾情緒產生于種族、文化文明和實力的優越感，以及對地位將失的恐慌。一個失落的超級大國發發脾氣、耍耍性子是可以理解的，對垃圾情緒沒有必要也以垃圾情緒相懟，哄一哄也許能息事寧人。對美國合理的擔憂和不滿則須要認真對待，逐一化解。在相當長時期內，中國和世界仍需要美國，在國際事務上有很多事中國做不到而美國能做到。對美國這樣的國家，與之為善、化之為友永遠是上策。
中華文化的傳統是自省而不是甩鍋。作為上升大國，中國應該奉行三搞清楚，三不可為和三必做到。
三個必須搞清楚的是：一、為什麼西方一到大選，反華之音就甚囂塵上？二、為什麼中國缺乏親和力，即使在周邊國家也是？三、為什麼冷戰那麼容易就借屍還魂了？把這些全歸咎於西方宣傳和話語霸權，是甩鍋而不是自省。
三不可為者是：一、不可與自由主義價值觀對抗，因為對抗的是西方乃至世界廣泛而深厚的民意;二、不可繼續奉行內外有別的政策——裡外一致是世界對頭領大國的要求。外國人關注中國內政很自然也合理，因為他們想知道：如果我生活在這種制度下會是怎樣？這種制度蘊育的思想和行為模式，會怎樣影響中國外交和國際秩序？三、不可與美國為敵。
三個必須做到的是：一、大大增加中國制度在國外的可接受性：無人能改變中國的制度，但中國須要使這個制度更人性化，與主流價值觀更合拍，使沒來過中國的人覺得可以也願意生活在中國;二、全面提高自己的水準，以應對世界對超級大國的期待，而不是停留在一個無關緊要國家的水準上;三、消除世界對崛起後中國的擔心。
對最後一點，官方宣傳一慣歸咎於“中國威脅論陰謀”。事情沒那麼簡單。這裡有一個大家都不願意觸碰但又必須挑明的議題，即中國同前蘇聯和納粹德國的區別。經過二戰血的教訓，世界反法西斯的決心和民意基礎非常強大。作為二戰反法西斯盟國之一，中國對此覺得很荒唐，沒有認真對待。
但在世界許多地方，這是一個很核心的擔憂。日本的安培曾公開發出過警告，其它國家沒有公開指責但有戒心。將新疆再教育營同納粹集中營相聯繫，就反映了這種戒心。西方用了40幾年的冷戰才打垮蘇聯。如果中國不自認為是蘇聯事業的繼承者的話，就必須講清楚為什麼自己不同，不是蘇聯再世？這沒有像納粹德國那麼容易撇清，但又必須講清楚，也能夠講清楚，否則只有冷戰一條路可走。
最後，從各種資源和力量上講，尤其是在科研、創新能力和軍事實力上，美國仍享有巨大優勢，美國衰落並沒有蓋棺定論。它的問題是其政治制度，在和平時期無法有效地將這些資源和力量整合，以形成強大的國力。但在戰爭動員下，美國可以迅速形成國內共識來推動必要的改革。因此不能完全排除冷戰升級或轉為熱戰的可能。
美國對中國的技術封鎖和貿易上的限制越演越烈，大選年兩黨都在比誰的反華調門更高，以往工商界強大的“抱熊貓”遊說集團現在是一片寂靜。這些不僅僅是大選年的鬧劇，新冷戰的態勢業已形成，至少美國在心理準備和思維定勢上，正進入全面新冷戰模式。
但此冷戰非彼冷戰。中國的發展已成形成熟，沒有任何一個大國能夠阻擋它的崛起。中國在40年的發展中積累了雄厚的經濟基礎，大量的資金、技術和人才，形成了全球最大的市場，也是世界上工業門類最齊全的國家;它所需要的能源和原材料大都來自非西方國家，而第三世界是不會封鎖中國的。
按目前的走勢，冠狀病毒疫情也對中國利好。中國有效控制了國內疫情，率先走向正軌，恢復經濟。而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由於內部的政治、體制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將繼續混亂一陣子，經濟恢復需要較長的時間。這樣，即使中國增長速度遠不及以往，也仍然處在趕超的快車道上。
美國一國也許無能為力，但西方國家聯合起來，就有能力使中國崛起的列車脫軌。新冷戰聯盟是對中國的最大威脅，為此美國正在推動全面與中國脫鉤。相當一批國家在共同價值觀基礎上形成統一戰線的趨勢已經很明顯了，冷戰那一套恢復起來很容易，許多西方政客對此駕輕就熟。
冷戰時的許多防衛條約和前沿軍事部署仍在，而且美國正在將中國推上前蘇聯“邪惡帝國”的位置。如果聽任西方國家聯合起來，中國的處境有可能比前蘇聯還糟糕，因為前蘇聯還有華沙條約和一個社會主義陣營。因此，防止這個聯盟的形成，是當前中國外交的當務之急和重中之重。
美國推動的大脫鉤，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中國的外部環境，使中國面臨更大的壓力，和喪失以往享有的許多機會。但西方國家也不是鐵板一塊，它們之間有矛盾衝突，也都需要中國的龐大消費市場。比起前蘇聯，中國有大得多的運作空間來克服困難，只要向西方國家開放市場，就不會被孤立。特朗普總統在貿易戰中不分敵友地全面出擊，也在客觀上幫了中國。
目前的局勢不由得使人想到72年前，當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形勢非常嚴峻時，毛澤東寫的《論持久戰》。這篇著作最大的特點是看清形勢：抗日戰爭將是長期的，中國必將勝出。同抗日戰爭相比，這場持久戰中需要關注的要點有相同，也有所不同。相同點是中國要忍耐，時間在中國一方。對美國來說，忍耐意味著失敗，因為力量對比的消長決定了越早決戰，對美國越有利，這就是它不顧一切向中國叫陣的根本原因。但美國國內形勢複雜又混亂，而且看不到解決的契機，會長期消耗美國的國力。
第二個關注點是：和20世紀及以前的大國興替不同，當前的國際形勢帶有新的時代特點。在核武、全球化和高技術突飛猛進的時代，武力的作用大大降低，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方面的競爭更加重要。這些方面的博弈往往不是零和，有很大的不可預料性，因而迴旋餘地也大。除非是雙方的共同選擇，中美並非必然勢不兩立，它們之間的矛盾有許多方法來調和。這個過程中老大的選項很簡單，就是一味打壓;但它對老二的鬥爭藝術要求很高，可以說矛盾的化解全靠老二，而且不能指望老大相向而行。中國需要能曲能張，防止輸在情緒上。
第三個關注點是，儘管目前雙邊關係陷入冷戰以來的最低谷，但中美之間仍有許多共同利益，否則前些年就不會有人提出“中美國”（ChinAmerica）和G2的概念。共同利益遲早會再次浮現，影響雙邊關係。中國仍處在世界貿易體系和產業鏈的中心位置，中西方仍會有大量的交往，有交往就會有轉機;關係達到最低點後就只能向上走。西方國家會尋求中國在許多國際事務上的合作，中國也應積極擴大共同利益。忍過這場暴風雪後，必然會有晴朗天。
但中國切忌犯崛起大國的通病：憤怒，急躁。憤怒來自守成國的打壓，而且往往表現為欺人太甚，讓人忍無可忍。憤怒能煽起民族主義的熊熊大火，造成勢不兩立的局面。
急躁的原因有兩種：第一，過早自我膨脹，過高估計自己的實力，從而急於挑戰霸主。第二，即使從客觀指標衡量，崛起國的綜合國力已超過守成大國，但前者卻忘記了，後者的力量有相當一部分來自它經營幾十年的國際體系（包括價值體系），而自己在這方面的積累幾乎為零。憤怒和急躁都會導致誤判，使新興國被打得一蹶不振。歷史上這種教訓很多。
目前美國的打壓可謂沒有底線。中國必須忍耐的原因有二。其一，同挨駡相比，中國從美國得到的利益大得多，可以說如果沒有美國對中國的開放，沒有美國建立和維護的戰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中國不可能這麼順利崛起。其二，美國的失態損害了其領袖地位和道德基礎，正在將它從一個偉大的國家變為一個普通的國家。
對美國要區分它的垃圾情緒和正當關注。垃圾情緒產生于種族、文化文明和實力的優越感，以及對地位將失的恐慌。一個失落的超級大國發發脾氣、耍耍性子是可以理解的，對垃圾情緒沒有必要也以垃圾情緒相懟，哄一哄也許能息事寧人。對美國合理的擔憂和不滿則須要認真對待，逐一化解。在相當長時期內，中國和世界仍需要美國，在國際事務上有很多事中國做不到而美國能做到。對美國這樣的國家，與之為善、化之為友永遠是上策。
中華文化的傳統是自省而不是甩鍋。作為上升大國，中國應該奉行三搞清楚，三不可為和三必做到。
三個必須搞清楚的是：一、為什麼西方一到大選，反華之音就甚囂塵上？二、為什麼中國缺乏親和力，即使在周邊國家也是？三、為什麼冷戰那麼容易就借屍還魂了？把這些全歸咎於西方宣傳和話語霸權，是甩鍋而不是自省。
三不可為者是：一、不可與自由主義價值觀對抗，因為對抗的是西方乃至世界廣泛而深厚的民意;二、不可繼續奉行內外有別的政策——裡外一致是世界對頭領大國的要求。外國人關注中國內政很自然也合理，因為他們想知道：如果我生活在這種制度下會是怎樣？這種制度蘊育的思想和行為模式，會怎樣影響中國外交和國際秩序？三、不可與美國為敵。
三個必須做到的是：一、大大增加中國制度在國外的可接受性：無人能改變中國的制度，但中國須要使這個制度更人性化，與主流價值觀更合拍，使沒來過中國的人覺得可以也願意生活在中國;二、全面提高自己的水準，以應對世界對超級大國的期待，而不是停留在一個無關緊要國家的水準上;三、消除世界對崛起後中國的擔心。
對最後一點，官方宣傳一慣歸咎於“中國威脅論陰謀”。事情沒那麼簡單。這裡有一個大家都不願意觸碰但又必須挑明的議題，即中國同前蘇聯和納粹德國的區別。經過二戰血的教訓，世界反法西斯的決心和民意基礎非常強大。作為二戰反法西斯盟國之一，中國對此覺得很荒唐，沒有認真對待。
但在世界許多地方，這是一個很核心的擔憂。日本的安培曾公開發出過警告，其它國家沒有公開指責但有戒心。將新疆再教育營同納粹集中營相聯繫，就反映了這種戒心。西方用了40幾年的冷戰才打垮蘇聯。如果中國不自認為是蘇聯事業的繼承者的話，就必須講清楚為什麼自己不同，不是蘇聯再世？這沒有像納粹德國那麼容易撇清，但又必須講清楚，也能夠講清楚，否則只有冷戰一條路可走。
最後，從各種資源和力量上講，尤其是在科研、創新能力和軍事實力上，美國仍享有巨大優勢，美國衰落並沒有蓋棺定論。它的問題是其政治制度，在和平時期無法有效地將這些資源和力量整合，以形成強大的國力。但在戰爭動員下，美國可以迅速形成國內共識來推動必要的改革。因此不能完全排除冷戰升級或轉為熱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