恪尽职守，受人爱戴

　　在苏永家家风的影响下，苏天爵自幼博览群书，博学强记，史学、文学功底十分深厚。在国子学（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读书时，即以“力学善文”知名，步入政界后仍“嗜学不厌”。到了元朝末年，苏天爵晚年时，史料记载“中原前辈凋谢殆尽，天爵独身任一代文献之寄，讨论讲辩，虽老不倦”，成为学术界的领军人物。
　　纵观苏氏一族繁衍发展史，其并无成文的家规家训。但苏天爵文集《滋溪文稿》中有很多篇目的内容都体现了苏氏一门的家风家教，涵盖了苏天爵在教育、治学、处世、为政等方面的思考体会，充满了家国情怀，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苏天爵的为人品性和为官品德的养成同他的家庭影响和成长经历息息相关。
　　苏天爵最初充任判官、照磨这些基层职务，但他不管职位高低，始终忠于职守、不辱使命，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他的信条就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尚空谈，反对空谈，他主张做实事，做老百姓喜欢的、欢迎的事。他的一生在为官之余，笔耕不辍。其中《滋溪文稿》是他最重要的一部。《滋溪文稿》里面有好多文章，表现了他的为政理念，更表现了他的家风家训。
　　元至顺二年（1331年），苏天爵被拔擢为江南行台监察御史。至顺三年，他到湖北道（管辖今湖北南部、湖南北部地区）巡查复核囚犯的审录情况，着重审视察验讼案公正与否。在三四个月的时间里，他不畏路途险恶和天气酷热，夜以继日，行程数千里，复审狱囚数百人。在这数百案件中，有的人无罪而定为有罪，有的则是有罪通过行贿而得免。为此，他以事实为依据，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苏天爵在《燕南乡贡进士题名记》中提出了“重职守”“稽美恶大则谋王体，次则治民事”等为官准则。“谋王体”就是做每一件事都要首先考虑是否对国家有利，要维护国家利益，以国家大局为重，“治民事”就是办好百姓的事，为百姓办实事、好事。
　　元至正五年（1345年），苏天爵被任命为京畿奉使宣抚。到任后，他做了大量安民利民的好事、善事，《元史》记载其“究民所疾苦，察吏之奸贪，其兴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其纠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
　　在他任职期间，一共为老百姓办好事、兴利除弊783件，惩处贪官污吏949人”，兴办好事、惩办贪官污吏，他要费多大的心血，又要冒多大的风险，数字背后反映的是苏天爵的勤勉和能力，也表明他自身清正，心底无私，否则如何敢这么大刀阔斧整饬吏治？
　　由于苏天爵敢动真碰硬，为民务实，一时朝野轰动，被誉为再世包拯。后来不论在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还是两浙都转运使任上，他也为民办了许多好事，诗人胡助盛赞他是“悦吾民”的好官。

家风传世启迪后人

　　苏天爵受到如此赞誉，究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是从官职上看，苏天爵从政生涯中担任过的二十多个职务中，有关行政监察的职务就有八个，负责平反冤狱、监督百官、奏疏上谏，这与宋代包拯主要担任的通判、监察御史等职责大致相当;其二是从作为上看，苏天爵一生昭雪冤情、惩恶肃贪，办理了不少疑难案件，弹劾了不少官员，因其处事果断、思维缜密、逻辑严谨、断狱如神，得到了官场和百姓的普遍赞誉。有的典型案例记于史册，有的被改編成戏曲，至今在民间还有流传，这与包拯也颇为相似;三是从品性上看，苏天爵不畏权势、刚直不阿、克己奉公，铁面无私，这也与包拯如出一辙。因此，称苏天爵为元代的包公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深厚的社会基础。
　　今天当我们细细品读关于苏天爵事迹的历史资料时，从他履行职责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办事为政的宵衣旰食、夙兴夜寐，惩治腐败的坚决果断、毫不留情，为民请命的侠骨柔肠、体恤怜悯中，既可以看出他宽广丰富的情感世界、光明磊落的处事风格、正直善良的人文关怀、质朴高尚的个人操守，也能感受到苏氏家风家训持久而深厚的力量。其家风家训中所体现出的“治学”“治世”“治家”“治吏”等方面的积极内涵，至今都能给予我们重要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