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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44年的春天,窃听事件就已经闹得沸沸扬扬,逃亡伦敦的意大利人朱塞佩·马兹尼笃定地宣称,英国政府一直擅自拆阅他的邮件。马兹尼是一名革命家,秘密策划统一意大利、建立一个意大利共和国,因此他在热那亚被判入狱,在萨沃纳服刑,可就在判决死刑时,突然人间蒸发,却在法国巴黎再次被捕。在伦敦,他怀疑自己是所谓“邮局间谍任务”的受害者,确信英国内务大臣詹姆斯·格拉汉姆爵士曾应奥地利大使之请求下令拆阅他的信件。其中的缘由便是,那位大使和其他人一样,害怕马兹尼心中所想,担心意大利的动乱可能会点燃整个欧洲的革命。马兹尼知道要如何检验是否有人拆过信封:他在信封里放了几颗罂粟籽、几根头发丝和几粒沙子,用蜡将封口密封,将这些信件经过邮局投递,寄给自己。他收到了自己寄给自己的信,封口完好无损,但是信封里却没有了罂粟籽、头发丝和沙子。于是,马兹尼拜托他的朋友托马斯·邓库姆议员,向下议院提交一份请愿书。邓库姆想知道的是,倘若格拉汉姆真的下令拆封马兹尼的信件,那么英国政府是否也窥探其他民众的私人信件?然而格拉汉姆对此的回答是:这是秘密。
2013年6月,美国国家安全局从事的监视活动引发了一连串疑问。到目前为止,国安局的回应与1844年格拉汉姆监视马兹尼的回应如出一辙:这一监视活动只是针对特定人群(这就是双重秘密,迷中迷)。幸好过去的秘密已经不再是秘密,而成为了历史。就像史学家大卫·文森特在《秘密的文化》一书中所提到的:马兹尼事件“首次引发了现代意义上对官方秘密活动的抨击”。这激发了一场公共骚动,最终,下议院委托秘密委员会“彻查邮政总局对于扣押和拆封信件相关法律条款的执行情况,如需扣押拆封信件,必须在政府的要求下进行”。1844年8月,秘密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长达116页的邮局行为报告书。这份报告一定把议员们给烦死了,因为报告还写了一段能追溯到16世纪的信件递送历史,让史学家们忍俊不禁。约翰·罗素勋爵就曾评论说“这秘密委员会的成员们还真对古文物研究有兴趣”,他还很吃惊那些人怎么没再往前追查,“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还私拆了谋划将他处死的信件,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还因此当了替死鬼呢”。
报告中透露,马兹尼的信件确实拆开过,邮政机要部门也确实存在。该部门得到授权,阅读国王身边人的信件,持续了数百年之久。而在马兹尼和他的罂粟籽出现之前,这一行为很少遭到过质疑。不过,这样的监视活动并不是针对所有人的。
马兹尼事件在当时受到了美国人的密切关注,《纽约论坛报》针对此事指责英国政府拆封马兹尼的信件是“违背尊重和礼貌的野蛮行径”。秘密委员会发布报告书之后,马兹尼随即发表了一篇题为《邮局拆信》的文章。两个月后,邮局秘密部门被废除。然而从长远的角度看来,监控行为并未消失,而是变得更为隐蔽:好好保守秘密。
马兹尼的信件被拆封,这件事和最近披露的国安局对电话、邮件以及互联网使用情况进行监视一样,都表明了机密与隐私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秘密就是已知而不被众人皆知;隐私就是允许我们把自己的事情保留于心。马兹尼认为他的信件属于隐私;英国政府将检查他的通信当做秘密。上周,美国公民自由协会(A.C.L.U.)对奥巴马当局提起诉讼,称国安局的监控行为是对“正当隐私权”的“野蛮侵犯”。而奥巴马政府却对这一行为及其对公众保密的事实进行辩护。
如史所鉴,机密与隐私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一条公理:只有在揭露秘密的技术出现之后,才会出现捍卫隐私的行为,而在此之前,人们根本不会捍卫隐私。也就是说,对隐私的保护永远都姗姗来迟;邮局早就拆过你的信件了;你的照片已经在脸谱网上了;虽然跟你年龄相仿的人不少,但谷歌已经知道你讨厌喝蔬菜汤了。
刺探人们隐私的政府机密项目与“机密”和“隐私”的观念紧密相连。这两个观念产生之时,神秘开始走下圣坛。
就在世界历史走到这个当口、“神秘”与“机密”一统天下之际,合众国(美国)成立了。共和政体允许其政治受到监督、国家的神秘去内阁化。宪法的制定标志着政治神秘时代的终结。(不可避免的是,宣言往往高于现实。)一个共和国不应该有专属于国家的神秘:所有的事情都将公诸于众,公布的主要途径是印刷出版物,特别是报纸。托马斯·杰斐逊认为,报纸是“发起观点交锋的地方”。共和国的危险并不是出在拥有审判权的教士制度上,而是源于某个腐败的记者。
1890年,两个波士顿律师,塞缪尔·沃伦和路易斯·布兰戴斯在《哈佛法律评论》(Harvard Law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隐私权》的文章。
在《隐私权》一文中,沃伦和布兰戴斯认为隐私是一种法律权利——一种从未正式定义过的法律权利。他们的文章成为此后所有涉及隐私的法律赖以制定的核心。他们所理解的隐私权,是历史和现代性相互作用的结果。他们认为,这项权利并不是一直都有声明的必要,但现在已经有了必要——因为公开性的含义和本质发生了变迁。
《隐私权》是一篇反对宣言,目标直指现代公开性:其中既包括公众(公民和记者)审视的兴起,也包括私人(侦探)窥探的泛滥。“随着文明的飞速发展,生活变得紧张而复杂,”沃伦和布兰戴斯写道,“从这个世界暂时隐退成为了一种需要,人,在精致的文化影响下,对公众性变得更加敏感,因此独处和隐私对个人而言变得更为关键。但是现代企业和发明已经入侵他的隐私,让他的心灵承受了远比身体伤害更加剧烈的痛苦和忧虑。”在沃伦和布兰戴斯看来,现代生活是由机器的无尽链条组成的,它威胁着把个人的隐私暴露在公众的评价面前:“瞬间摄影和报业公司已经入侵到个人和家庭的神圣领域;无数的机器发明纷纷恐吓我们要把这种事变成现实:‘壁橱里的悄悄话要在屋顶上大声宣扬’。”
当神秘变得世俗、秘密变成科技、隐私成为权利的时候,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就发生了。自我的不可侵犯代替了上帝的不可思议。怪不得人们把这个东西搞得神经兮兮。
2001年,美国通过了《爱国者法案》,这项法案规定,为了与恐怖主义作斗争,政府将会拓展监视的授权范围。但是早在这之前,甚至早在出现国家安全状况之前,路易斯·布兰戴斯就已经预测到了科技对私密的入侵会影响到个人的隐私权。
2013年6月,美国国家安全局从事的监视活动引发了一连串疑问。到目前为止,国安局的回应与1844年格拉汉姆监视马兹尼的回应如出一辙:这一监视活动只是针对特定人群(这就是双重秘密,迷中迷)。幸好过去的秘密已经不再是秘密,而成为了历史。就像史学家大卫·文森特在《秘密的文化》一书中所提到的:马兹尼事件“首次引发了现代意义上对官方秘密活动的抨击”。这激发了一场公共骚动,最终,下议院委托秘密委员会“彻查邮政总局对于扣押和拆封信件相关法律条款的执行情况,如需扣押拆封信件,必须在政府的要求下进行”。1844年8月,秘密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长达116页的邮局行为报告书。这份报告一定把议员们给烦死了,因为报告还写了一段能追溯到16世纪的信件递送历史,让史学家们忍俊不禁。约翰·罗素勋爵就曾评论说“这秘密委员会的成员们还真对古文物研究有兴趣”,他还很吃惊那些人怎么没再往前追查,“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还私拆了谋划将他处死的信件,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还因此当了替死鬼呢”。
报告中透露,马兹尼的信件确实拆开过,邮政机要部门也确实存在。该部门得到授权,阅读国王身边人的信件,持续了数百年之久。而在马兹尼和他的罂粟籽出现之前,这一行为很少遭到过质疑。不过,这样的监视活动并不是针对所有人的。
马兹尼事件在当时受到了美国人的密切关注,《纽约论坛报》针对此事指责英国政府拆封马兹尼的信件是“违背尊重和礼貌的野蛮行径”。秘密委员会发布报告书之后,马兹尼随即发表了一篇题为《邮局拆信》的文章。两个月后,邮局秘密部门被废除。然而从长远的角度看来,监控行为并未消失,而是变得更为隐蔽:好好保守秘密。
马兹尼的信件被拆封,这件事和最近披露的国安局对电话、邮件以及互联网使用情况进行监视一样,都表明了机密与隐私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秘密就是已知而不被众人皆知;隐私就是允许我们把自己的事情保留于心。马兹尼认为他的信件属于隐私;英国政府将检查他的通信当做秘密。上周,美国公民自由协会(A.C.L.U.)对奥巴马当局提起诉讼,称国安局的监控行为是对“正当隐私权”的“野蛮侵犯”。而奥巴马政府却对这一行为及其对公众保密的事实进行辩护。
如史所鉴,机密与隐私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一条公理:只有在揭露秘密的技术出现之后,才会出现捍卫隐私的行为,而在此之前,人们根本不会捍卫隐私。也就是说,对隐私的保护永远都姗姗来迟;邮局早就拆过你的信件了;你的照片已经在脸谱网上了;虽然跟你年龄相仿的人不少,但谷歌已经知道你讨厌喝蔬菜汤了。
刺探人们隐私的政府机密项目与“机密”和“隐私”的观念紧密相连。这两个观念产生之时,神秘开始走下圣坛。
就在世界历史走到这个当口、“神秘”与“机密”一统天下之际,合众国(美国)成立了。共和政体允许其政治受到监督、国家的神秘去内阁化。宪法的制定标志着政治神秘时代的终结。(不可避免的是,宣言往往高于现实。)一个共和国不应该有专属于国家的神秘:所有的事情都将公诸于众,公布的主要途径是印刷出版物,特别是报纸。托马斯·杰斐逊认为,报纸是“发起观点交锋的地方”。共和国的危险并不是出在拥有审判权的教士制度上,而是源于某个腐败的记者。
1890年,两个波士顿律师,塞缪尔·沃伦和路易斯·布兰戴斯在《哈佛法律评论》(Harvard Law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隐私权》的文章。
在《隐私权》一文中,沃伦和布兰戴斯认为隐私是一种法律权利——一种从未正式定义过的法律权利。他们的文章成为此后所有涉及隐私的法律赖以制定的核心。他们所理解的隐私权,是历史和现代性相互作用的结果。他们认为,这项权利并不是一直都有声明的必要,但现在已经有了必要——因为公开性的含义和本质发生了变迁。
《隐私权》是一篇反对宣言,目标直指现代公开性:其中既包括公众(公民和记者)审视的兴起,也包括私人(侦探)窥探的泛滥。“随着文明的飞速发展,生活变得紧张而复杂,”沃伦和布兰戴斯写道,“从这个世界暂时隐退成为了一种需要,人,在精致的文化影响下,对公众性变得更加敏感,因此独处和隐私对个人而言变得更为关键。但是现代企业和发明已经入侵他的隐私,让他的心灵承受了远比身体伤害更加剧烈的痛苦和忧虑。”在沃伦和布兰戴斯看来,现代生活是由机器的无尽链条组成的,它威胁着把个人的隐私暴露在公众的评价面前:“瞬间摄影和报业公司已经入侵到个人和家庭的神圣领域;无数的机器发明纷纷恐吓我们要把这种事变成现实:‘壁橱里的悄悄话要在屋顶上大声宣扬’。”
当神秘变得世俗、秘密变成科技、隐私成为权利的时候,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就发生了。自我的不可侵犯代替了上帝的不可思议。怪不得人们把这个东西搞得神经兮兮。
2001年,美国通过了《爱国者法案》,这项法案规定,为了与恐怖主义作斗争,政府将会拓展监视的授权范围。但是早在这之前,甚至早在出现国家安全状况之前,路易斯·布兰戴斯就已经预测到了科技对私密的入侵会影响到个人的隐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