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44年的春天，窃听事件就已经闹得沸沸扬扬，逃亡伦敦的意大利人朱塞佩·马兹尼笃定地宣称，英国政府一直擅自拆阅他的邮件。马兹尼是一名革命家，秘密策划统一意大利、建立一个意大利共和国，因此他在热那亚被判入狱，在萨沃纳服刑，可就在判决死刑时，突然人间蒸发，却在法国巴黎再次被捕。在伦敦，他怀疑自己是所谓“邮局间谍任务”的受害者，确信英国内务大臣詹姆斯·格拉汉姆爵士曾应奥地利大使之请求下令拆阅他的信件。其中的缘由便是，那位大使和其他人一样，害怕马兹尼心中所想，担心意大利的动乱可能会点燃整个欧洲的革命。马兹尼知道要如何检验是否有人拆过信封：他在信封里放了几颗罂粟籽、几根头发丝和几粒沙子，用蜡将封口密封，将这些信件经过邮局投递，寄给自己。他收到了自己寄给自己的信，封口完好无损，但是信封里却没有了罂粟籽、头发丝和沙子。于是，马兹尼拜托他的朋友托马斯·邓库姆议员，向下议院提交一份请愿书。邓库姆想知道的是，倘若格拉汉姆真的下令拆封马兹尼的信件，那么英国政府是否也窥探其他民众的私人信件？然而格拉汉姆对此的回答是：这是秘密。
　　2013年6月，美国国家安全局从事的监视活动引发了一连串疑问。到目前为止，国安局的回应与1844年格拉汉姆监视马兹尼的回应如出一辙：这一监视活动只是针对特定人群（这就是双重秘密，迷中迷）。幸好过去的秘密已经不再是秘密，而成为了历史。就像史学家大卫·文森特在《秘密的文化》一书中所提到的：马兹尼事件“首次引发了现代意义上对官方秘密活动的抨击”。这激发了一场公共骚动，最终，下议院委托秘密委员会“彻查邮政总局对于扣押和拆封信件相关法律条款的执行情况，如需扣押拆封信件，必须在政府的要求下进行”。1844年8月，秘密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长达116页的邮局行为报告书。这份报告一定把议员们给烦死了，因为报告还写了一段能追溯到16世纪的信件递送历史，让史学家们忍俊不禁。约翰·罗素勋爵就曾评论说“这秘密委员会的成员们还真对古文物研究有兴趣”，他还很吃惊那些人怎么没再往前追查，“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还私拆了谋划将他处死的信件，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还因此当了替死鬼呢”。
　　报告中透露，马兹尼的信件确实拆开过，邮政机要部门也确实存在。该部门得到授权，阅读国王身边人的信件，持续了数百年之久。而在马兹尼和他的罂粟籽出现之前，这一行为很少遭到过质疑。不过，这样的监视活动并不是针对所有人的。
　　马兹尼事件在当时受到了美国人的密切关注，《纽约论坛报》针对此事指责英国政府拆封马兹尼的信件是“违背尊重和礼貌的野蛮行径”。秘密委员会发布报告书之后，马兹尼随即发表了一篇题为《邮局拆信》的文章。两个月后，邮局秘密部门被废除。然而从长远的角度看来，监控行为并未消失，而是变得更为隐蔽：好好保守秘密。
　　马兹尼的信件被拆封，这件事和最近披露的国安局对电话、邮件以及互联网使用情况进行监视一样，都表明了机密与隐私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秘密就是已知而不被众人皆知；隐私就是允许我们把自己的事情保留于心。马兹尼认为他的信件属于隐私；英国政府将检查他的通信当做秘密。上周，美国公民自由协会（A.C.L.U.）对奥巴马当局提起诉讼，称国安局的监控行为是对“正当隐私权”的“野蛮侵犯”。而奥巴马政府却对这一行为及其对公众保密的事实进行辩护。
　　如史所鉴，机密与隐私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一条公理：只有在揭露秘密的技术出现之后，才会出现捍卫隐私的行为，而在此之前，人们根本不会捍卫隐私。也就是说，对隐私的保护永远都姗姗来迟；邮局早就拆过你的信件了；你的照片已经在脸谱网上了；虽然跟你年龄相仿的人不少，但谷歌已经知道你讨厌喝蔬菜汤了。
　　刺探人们隐私的政府机密项目与“机密”和“隐私”的观念紧密相连。这两个观念产生之时，神秘开始走下圣坛。
　　就在世界历史走到这个当口、“神秘”与“机密”一统天下之际，合众国（美国）成立了。共和政体允许其政治受到监督、国家的神秘去内阁化。宪法的制定标志着政治神秘时代的终结。（不可避免的是，宣言往往高于现实。）一个共和国不应该有专属于国家的神秘：所有的事情都将公诸于众，公布的主要途径是印刷出版物，特别是报纸。托马斯·杰斐逊认为，报纸是“发起观点交锋的地方”。共和国的危险并不是出在拥有审判权的教士制度上，而是源于某个腐败的记者。
　　1890年，两个波士顿律师，塞缪尔·沃伦和路易斯·布兰戴斯在《哈佛法律评论》（Harvard Law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隐私权》的文章。
　　在《隐私权》一文中，沃伦和布兰戴斯认为隐私是一种法律权利——一种从未正式定义过的法律权利。他们的文章成为此后所有涉及隐私的法律赖以制定的核心。他们所理解的隐私权，是历史和现代性相互作用的结果。他们认为，这项权利并不是一直都有声明的必要，但现在已经有了必要——因为公开性的含义和本质发生了变迁。
　　《隐私权》是一篇反对宣言，目标直指现代公开性：其中既包括公众（公民和记者）审视的兴起，也包括私人（侦探）窥探的泛滥。“随着文明的飞速发展，生活变得紧张而复杂，”沃伦和布兰戴斯写道，“从这个世界暂时隐退成为了一种需要，人，在精致的文化影响下，对公众性变得更加敏感，因此独处和隐私对个人而言变得更为关键。但是现代企业和发明已经入侵他的隐私，让他的心灵承受了远比身体伤害更加剧烈的痛苦和忧虑。”在沃伦和布兰戴斯看来，现代生活是由机器的无尽链条组成的，它威胁着把个人的隐私暴露在公众的评价面前：“瞬间摄影和报业公司已经入侵到个人和家庭的神圣领域；无数的机器发明纷纷恐吓我们要把这种事变成现实：‘壁橱里的悄悄话要在屋顶上大声宣扬’。”
　　当神秘变得世俗、秘密变成科技、隐私成为权利的时候，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就发生了。自我的不可侵犯代替了上帝的不可思议。怪不得人们把这个东西搞得神经兮兮。
　　2001年，美国通过了《爱国者法案》，这项法案规定，为了与恐怖主义作斗争，政府将会拓展监视的授权范围。但是早在这之前，甚至早在出现国家安全状况之前，路易斯·布兰戴斯就已经预测到了科技对私密的入侵会影响到个人的隐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