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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发展与内地日益紧密。今日香港的挑战，就是如何能够更好地配合国家发展方向，发挥自身优势。总的来说，香港要继续发展，第一要看准形势，第二要汇聚人才，把知与行有效地结合起来。
《中国经济》：在1970年代，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实现了经济起飞。许多人将这一“香港奇迹”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经济，以至于不少人在理解“一国两制”概念时，特别强调保持香港的自由经济不变。甚至认为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取决于能否保持原有的自由资本主义体制“不变”。但是，从经济史和政治史的更大眼光看，“香港奇迹”是地缘政治和全球冷战双重作用下的产物。比如1949年之后江浙，上海资本和技术的涌入。内地难民提供的廉价劳动力，全球他的兴起等等。您这一代是伴随着“香港奇迹”成长起来的，请问您如何看待“香港奇迹”?如何看待今日香港面临的问题?昨日的“香港奇迹”对于今日的香港是否会变成思想“包袱”?
曾：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香港自1970年代以来的快速发展，既有大的国际环境因素，(正如你所说的“地缘政治和冷战格局”的影响，)也与香港自身的优势有关。有些亚洲经济体也处于同样的冷战和地缘政治的影响下，但是并不是都能发展得像香港一样好。香港经济和法律制度完善，港人自强不息、拼搏进取，亦能捕捉机遇。我们的成功要素，就是不断提升自己，寻找发展机遇。
今天，香港要继续发展，也必须了解世界大势和自身优势。近三十年，最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自然是中国经济的崛起。香港的发展与内地日益紧密、息息相关，这也反映在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经济定位。香港的挑战，是如何能更好地配合国家发展的方向，发挥自身的优势。进入21世纪，各经济体之间的竞争最主要就是人才的竞争。香港这些年来大力投资于教育，提升港人的素质，同时也设法吸引人才。来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和知识型经济的发展。总的来说，香港要继续发展，第一要看准形势，第二要汇聚人才，把知与行有效地结合起来。
过去的成功，不会成为我们的包袱，反之，它给予我们宝贵的经验，扩阔了我们的眼光，为香港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国经济》：香港以自由经济著称，但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却面临了“亚洲金融危机”巨大冲击。这场金融危机与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汇率自由浮动等标准药方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您作为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亲自参与并指挥这场“金融大战”，并取得胜利。我记得，您在总结这场金融危机时，特别强调这场危机“对传统的自由市场信念以及50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建立的金融架构，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而今天，香港又面临着全球金融危机的考验。请问。您如何看待这场全球金融危机?香港在享受自由经济的好处时，如何克服自由经济本身的弊端?
曾：这次金融危机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与其他地区比较，我国受影响较小，在危机中凸显了经济强国的地位，香港虽然也相对稳定，但亦面对不少挑战。
香港经历每次金融风暴后，都能够汲取经验，更上一层楼。我们已经从最坏的境况中走出来，现在要做的是为未来发展做出新的部署。
面对数十年来全球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我们在最短时间内推出了“稳金融、撑企业、保就业”的策略，保证了金融市场的稳定、企业营运的顺畅，和市民就业的安心，并且把握机会，凝聚社会共识，规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切实推动六项优势产业，为香港经济提供新的增长点。
虽然全球经济渐见复苏，但我们仍然要对金融市场的波动万分警惕。第一、要看到各国金融体系受到的破坏仍然有待修复；第二、要注意各国庞大财政刺激措施作用减退后，复苏会不会后劲不继；第三、要注意各国政府和央行的退市行动可能引起震荡；第四、要警惕贸易保护主义升温。
我们认为，世界各经济体要促进平衡、包容和可持续增长。各地制订退市措施时，要互相协调。香港会坚定不移地支持改善全球经济管治和改革金融市场规管，并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的相关讨论。因为有效的监管制度，是自由经济市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香港的金融监管制度向来稳健，在这次环球金融危机中，香港金融体系并没有出现系统性问题。但香港会继续提升本港金融机构规管制度，同时兼顾市场发展和保障投资者。特区政府和监管机构亦因应雷曼兄弟迷你债券事件中所汲取的经验，提出一系列加强教育和保障投资者的建议。1997年金融危机，与中央的支持密不可分，尤其中央以巨额的外汇储备作为特区政府的后盾，并采取人民币不贬值稳定整个东亚的局面。请问，您当时如何理解中央在香港经济中扮演的角色?
曾：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中央采取人民币不贬值的措施，确实对稳定区内的金融市场起了莫大的作用。长远而言，香港的金融发展有赖与内地保持互助、互动和互补的合作关系。我们要充分利用“一国两制”下的机遇，配合国家的整体发展需要，在互惠双赢和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原则下，发展成汇聚国内外资金及人才的国际融资、资产管理和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并循以下方向发展：
(一)强化香港的国际化市场，提升质素及竞争力，汇聚人才、吸引资金、金融机构和产品；
(二)强化香港作为国家推进资本账目开放及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试验场的角色；发展多元化人民币业务产品及服务；
(三)利用“先行先试”的模式，扩大香港与珠三角地区金融机构、金融工具、资金和人才等各方面的双向流通；
(四)香港作为内地企业在境外首选的国际融资市场，提供上市集资、债券融资、国际资产管理、对冲风险等服务，为内地企业走向国际扮演桥头堡的角色，
(五)全面加强两地金融市场的联系，包括金融基建的连接及信息的交流。两地监管机构加强合作，提升跨境资金流动的金融安全。
《中国经济》：我仔细比较了一下特区政府在1997年和2007年的两份《施政报告》。1997年的《施政报告》中，董建华先生提出香港娶“摆脱了殖民时代给我们带来的时间和空间的心理局限”，“国家发展前景壮阔，香港必定从中得益”。而您宣读的2007年《施政报告》中，明确提出香港“要用整个国家的视野去看香港”，“定位香港”。从董先生提出香港的政治远景到您进一步明确对香港的定位，都把香港作为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在香港一直存在反对声音，认为香港应该保持自己“世界自由港”的定位，担心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融合会模糊“两制”的界限。这种声音从早期粤港合作到最近关于“高铁”争议一直存在。您如何理解这种反对声音?
曾：把香港看作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与香港保持“世界自由港”的定位，两者并无冲突；相反，可以相辅相承，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享有的独特优势。香港与内地，尤其是与珠三角地区加强经济融和合作，已经成为香港的普遍共识，政治上也获得跨党派支持。
香港是多元社会，在公共政策上出现观点纷陈，是 正常现象。回归以来，港人的国家认同感日增，愈来愈关心国家的发展，亦为国家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骄傲。但另一方面，随着殖民地统治结束，香港进入“港人治港”年代，香港市民对本土的发展、保育、城市规划比以往更为关心，展现“以港为家”的情怀。这种对香港的归属感，与对国家的认同感并行不悖，同样是推动香港持续进步的动力。
至于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的工程(“高铁”)，香港主流意见是支持兴建的。社会上的争议，主要围绕总站的选址、建造工程对环境的影响、迁拆赔偿、工程造价、项目的经济效益等，并非反对香港与内地增强连系。对于一项投资庞大、影响深远的公共工程，香港社会上有不同意见十分正常。
《中国经济》：大约从20D6年以来，香港一些人士不断提出“香港边缘化”的观点。有一种意见认为，香港并没有“边缘化”，只不过随着内地经济发展在中国格局中的相对地位下降了，因此香港也没有必要担心“边缘化”，只要香港保持自己的自由和法治等传统优势不变，就能够一直保持自己在吸纳资本等方面的优势。近年来，内地资本在香港地产中占有相当的比例，从而维持着香港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这似乎成为这种主张的一个佐证。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曾：几年前，有人提出“香港边缘化”的观点，这多少是因为内地巨大而快速的变化。经过了近30年的发展，内地大大地改善了其资金和技术的状况，还发展成了“世界工厂”。那么，香港是否就丧失了经济功能，没有什么可以贡献国家呢?当然不是。
香港有很多别人没有的专长，而这些专长正是国家下一步发展所需要的。例如，香港以信用和信誉为基础的各项专业服务，包括：银行、保险、仲裁、会计、设计、测量等等，这些都是内地下一步发展需要而其他城市不能提供的。再举例，香港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专业产品，如品牌开发、研究与发展、文化创意、教育、医疗、人才培训等，也是我们的专长。当然，还有香港的金融优势。随着全球的金融秩序调整，香港正可利用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网络和知识，为国家金融的崛起服务。
国家发展的阶段不同，要求也就不同。近年，提升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善城市的管理和生活环境都是国家首要处理的大问题。只要能认清形势，发挥优势，香港不但不会被边缘化，反而可以在新时代不断为自己、为国家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经济》：内地对香港一直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但近年来。社会上也逐渐出现三种相对负面的看法。第一，认为隧着内地经济的发展，香港在国家未来发展格局中的地位会下降，认为香港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第二，认为香港在经济发展上不断依赖中央的优惠政策和内地的“输血”，但政治上却不断制造麻烦。中央为了稳定香港，往往要满足香港的需求，由此认为香港将会成为未来国家发展的“包袱”。第三，认为区域经济整合问题上，香港总是利用自己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不断透过中央向地方施加压力。大到深圳、上海发展的定位，小到港珠澳大桥规划方案和上海开办迪斯尼乐园的规模等。您如何看待这些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特区政府有必要加强“内交”，在内地宜传和推广香港，您怎么看?
曾：香港对国家发展的角色是否减弱了，我在上面已经谈论过了。我只想强调，如果说，内地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在“硬件”上的追赶，未来的三十年，内地将在“软件”方面逐渐地提升自己。而香港在“软件”，即制度和社会建设方面的经验，例如企业管理、城市管理、规章制度、人材培育等，都可为国家提供有益的参考。
香港回归以来，国家关心香港的发展，也在多方面的政策上支持香港。但是，香港也为国家做出贡献，就以金融为例，国家正逐步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条件，推出多项试验措施，香港一直参与其中，发挥着试验田和排头兵的作用。温总理也表示，国家支持香港作为国家金融改革的试验场。
展望未来，香港可为国家的发展继续发挥积极作用。香港拥有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强大的国际商业网络、丰富的金融集资经验、国际化的管理体制和人才。内地可以善用香港，去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令第三产业更上一层楼。而香港参与内地的有关发展，可带来庞大商机，进一步提升本身服务业发展，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回归以来，香港与内地各省市的联系日渐密切。我和很多省市领导常有互访，探讨合作机会。我同意特区政府应该多在内地宣传和推广香港，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香港，以及香港对国家的价值和贡献。
《中国经济》：2009年，中央明确将上海定位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有不少人担心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会就此动摇。但有一种观点认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并不会改变，因为香港有上海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完善的法律体制和市场监管体制，而且从全球格局看，似乎国际金融中心都出现在普通法地区。请问您如何看待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和来自上海的竞争?
曾：我12月在北京述职时，胡主席和温总理都向我指出，在上海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方面，两者应该要协调发展，优势互保，共同繁荣。他们提到，就金融中心的发展而言，香港历史悠久，经验丰富，法律健全，国际网络宽广，人才也多。这些都是香港的优势。中央发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立场很明确，不会取代香港的地位。
温总理进一步表示，国家会重视，而且充分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并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他支持以香港作为国家金融改革的试验场。应香港的建议，温总理提出以下几点：
(一)继续推进在香港进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探索发展人民币贸易融资、账目融资、项目融资和用人民币在香港直接投资等多种人民币流通的业务；
(二)推动人民币债券业务在香港的发展，包括扩大发债规模、增加发债机构种类等等；
(三)继续支持和鼓励内地企业来港上市；
(四)促进上海和香港证券市场的合作。有关部门会认真研究在上海市场引入港股ETF及CDR等具体措施，提出可行方案，以求既有利于内地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增加香港资本市场发展的优势。
特区高度重视配合国家厘订“十二五”规划的工作，特别希望国家可以在“十二五”规划中，更多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对于我这个建议，总理也作了积极的响应。
《中国经济》：最近几年来，香港特区一直在争取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内地也有不少人持这个立场，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但是，也有人从国家金融安全的角度，认为在出现金融危机或金融风险的状况下，有关决策人员和操作人员在做出“决断”的一刻，首先应当考虑国家利益。这意味着，香港要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不仅要具备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还要具备相应的政治环境。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曾：一直以来，香港都是国家资本项目改革以及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的有效试验场。香港可进一步利用 现有的优势，配合国家的政策，推广人民币在境外的流通，从而扩大香港人民币业务的发展空间。我们的目标是在互惠双赢和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原则下，把香港发展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同时发展更多元化的人民币业务产品及服务。我们会制订具体方案，加强两地监管机构的合作，提升跨境资金流动的金融安全，强化香港作为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试验场的角色。我们亦会继续与内地有关部委进行商讨，以期推动香港人民币业务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经济》：香港在配合国家战路过程中，无疑会出现一些制度上的差异。比如内地是一个政府推动型的发展模式，而香港依然维持着传统的“小政府”理念。如果按照内地的治理思路，特区政府往往被看作是“保守的政府”。那么，您如何评价内地与香港这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
曾：任何经济体，都既有市场亦有政府。究竟市场成份应有多少，政府成份应有多少，政府应不应该介入，必须按个别情况而定。即使在同一经济体内，在不同经济范畴中政府和市场的分工也会有所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以香港来说，由于经济规模小，外向程度高，因此特别需要保持经济自由灵活，确保企业能迅速调整。市场成分大，一般可保证经济调节能力强。同时，香港市场发展历史悠久，既规范、又高效，能把资源配置到最有前景的活动，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因此，香港恪守“市场主导、政府促进”的经济理念。市场可以做的，让市场做，政府则着力营造最有利环境，包括维护自由、法治和公平竞争的环境，维持廉洁高效的公营部门运作及提供完备的基建设施。同时，政府在经济运作上扮演市场促进者、公共服务提供者和监管者的三重角色。当市场失效时，政府也会责无旁贷地介入。
数十年来香港经济不断因应外在环境变迁转型升级，在环球经济动荡、区内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仍然基调良好、持续增长，证明“市场主导、政府促进”的经济理念十分适用于香港。当然，在这理念下，政府的角色仍需因应经济发展阶段作出适度调整。随着竞争加剧，政府有必要扮演“先行者”，为一些具有优势和发展潜力的新兴行业提供平台、开拓市场。循着这个方向，特区政府正在积极推动六项优势产业，即检测和认证、医疗服务、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产业、环保产业以及教育服务。另外，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政府和政府之间的交流，包括有关贸易、金融规管、商贸便利化等方面的讨论，都显得十分重要。
香港与内地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发展模式，内地经济无论在整体规模、产业结构、外向程度、市场效率等方面与香港经济都有不少差异，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担当的角色自然也会有分别。不过，只要加强两地在各个层面的沟通、交流，两地经济定必可以加强融合，从而达到互利共赢。
《中国经济》：在香港配合国家发展战略中，香港部分人士(包括部分政府公务员)所信守的“小政府”理念是否会成为障碍呢?除了“小政府”理念，香港社会特殊的政治环境，比如媒体将政治娱乐化，缺乏对香港长远利益和发展战略讨论；反对派坚持“理念政治”，缺乏务实、妥协等等，是否也构成了障碍?
曾：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我们要利用本身的优势，配合和支持国家的发展，为国家的发展发挥独特的作用。正是因为有制度上的差异，才有让香港发挥其制度上优势的空间。香港是自由、开放的社会，有言论、出版自由，也有独特的政治体制，但我相信大多数香港人都是务实的，通过沟通和对话，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中国经济》：在1970年代，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实现了经济起飞。许多人将这一“香港奇迹”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经济，以至于不少人在理解“一国两制”概念时，特别强调保持香港的自由经济不变。甚至认为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取决于能否保持原有的自由资本主义体制“不变”。但是，从经济史和政治史的更大眼光看，“香港奇迹”是地缘政治和全球冷战双重作用下的产物。比如1949年之后江浙，上海资本和技术的涌入。内地难民提供的廉价劳动力，全球他的兴起等等。您这一代是伴随着“香港奇迹”成长起来的，请问您如何看待“香港奇迹”?如何看待今日香港面临的问题?昨日的“香港奇迹”对于今日的香港是否会变成思想“包袱”?
曾：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香港自1970年代以来的快速发展，既有大的国际环境因素，(正如你所说的“地缘政治和冷战格局”的影响，)也与香港自身的优势有关。有些亚洲经济体也处于同样的冷战和地缘政治的影响下，但是并不是都能发展得像香港一样好。香港经济和法律制度完善，港人自强不息、拼搏进取，亦能捕捉机遇。我们的成功要素，就是不断提升自己，寻找发展机遇。
今天，香港要继续发展，也必须了解世界大势和自身优势。近三十年，最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自然是中国经济的崛起。香港的发展与内地日益紧密、息息相关，这也反映在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经济定位。香港的挑战，是如何能更好地配合国家发展的方向，发挥自身的优势。进入21世纪，各经济体之间的竞争最主要就是人才的竞争。香港这些年来大力投资于教育，提升港人的素质，同时也设法吸引人才。来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和知识型经济的发展。总的来说，香港要继续发展，第一要看准形势，第二要汇聚人才，把知与行有效地结合起来。
过去的成功，不会成为我们的包袱，反之，它给予我们宝贵的经验，扩阔了我们的眼光，为香港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国经济》：香港以自由经济著称，但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却面临了“亚洲金融危机”巨大冲击。这场金融危机与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汇率自由浮动等标准药方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您作为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亲自参与并指挥这场“金融大战”，并取得胜利。我记得，您在总结这场金融危机时，特别强调这场危机“对传统的自由市场信念以及50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建立的金融架构，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而今天，香港又面临着全球金融危机的考验。请问。您如何看待这场全球金融危机?香港在享受自由经济的好处时，如何克服自由经济本身的弊端?
曾：这次金融危机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与其他地区比较，我国受影响较小，在危机中凸显了经济强国的地位，香港虽然也相对稳定，但亦面对不少挑战。
香港经历每次金融风暴后，都能够汲取经验，更上一层楼。我们已经从最坏的境况中走出来，现在要做的是为未来发展做出新的部署。
面对数十年来全球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我们在最短时间内推出了“稳金融、撑企业、保就业”的策略，保证了金融市场的稳定、企业营运的顺畅，和市民就业的安心，并且把握机会，凝聚社会共识，规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切实推动六项优势产业，为香港经济提供新的增长点。
虽然全球经济渐见复苏，但我们仍然要对金融市场的波动万分警惕。第一、要看到各国金融体系受到的破坏仍然有待修复；第二、要注意各国庞大财政刺激措施作用减退后，复苏会不会后劲不继；第三、要注意各国政府和央行的退市行动可能引起震荡；第四、要警惕贸易保护主义升温。
我们认为，世界各经济体要促进平衡、包容和可持续增长。各地制订退市措施时，要互相协调。香港会坚定不移地支持改善全球经济管治和改革金融市场规管，并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的相关讨论。因为有效的监管制度，是自由经济市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香港的金融监管制度向来稳健，在这次环球金融危机中，香港金融体系并没有出现系统性问题。但香港会继续提升本港金融机构规管制度，同时兼顾市场发展和保障投资者。特区政府和监管机构亦因应雷曼兄弟迷你债券事件中所汲取的经验，提出一系列加强教育和保障投资者的建议。1997年金融危机，与中央的支持密不可分，尤其中央以巨额的外汇储备作为特区政府的后盾，并采取人民币不贬值稳定整个东亚的局面。请问，您当时如何理解中央在香港经济中扮演的角色?
曾：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中央采取人民币不贬值的措施，确实对稳定区内的金融市场起了莫大的作用。长远而言，香港的金融发展有赖与内地保持互助、互动和互补的合作关系。我们要充分利用“一国两制”下的机遇，配合国家的整体发展需要，在互惠双赢和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原则下，发展成汇聚国内外资金及人才的国际融资、资产管理和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并循以下方向发展：
(一)强化香港的国际化市场，提升质素及竞争力，汇聚人才、吸引资金、金融机构和产品；
(二)强化香港作为国家推进资本账目开放及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试验场的角色；发展多元化人民币业务产品及服务；
(三)利用“先行先试”的模式，扩大香港与珠三角地区金融机构、金融工具、资金和人才等各方面的双向流通；
(四)香港作为内地企业在境外首选的国际融资市场，提供上市集资、债券融资、国际资产管理、对冲风险等服务，为内地企业走向国际扮演桥头堡的角色，
(五)全面加强两地金融市场的联系，包括金融基建的连接及信息的交流。两地监管机构加强合作，提升跨境资金流动的金融安全。
《中国经济》：我仔细比较了一下特区政府在1997年和2007年的两份《施政报告》。1997年的《施政报告》中，董建华先生提出香港娶“摆脱了殖民时代给我们带来的时间和空间的心理局限”，“国家发展前景壮阔，香港必定从中得益”。而您宣读的2007年《施政报告》中，明确提出香港“要用整个国家的视野去看香港”，“定位香港”。从董先生提出香港的政治远景到您进一步明确对香港的定位，都把香港作为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在香港一直存在反对声音，认为香港应该保持自己“世界自由港”的定位，担心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融合会模糊“两制”的界限。这种声音从早期粤港合作到最近关于“高铁”争议一直存在。您如何理解这种反对声音?
曾：把香港看作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与香港保持“世界自由港”的定位，两者并无冲突；相反，可以相辅相承，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享有的独特优势。香港与内地，尤其是与珠三角地区加强经济融和合作，已经成为香港的普遍共识，政治上也获得跨党派支持。
香港是多元社会，在公共政策上出现观点纷陈，是 正常现象。回归以来，港人的国家认同感日增，愈来愈关心国家的发展，亦为国家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骄傲。但另一方面，随着殖民地统治结束，香港进入“港人治港”年代，香港市民对本土的发展、保育、城市规划比以往更为关心，展现“以港为家”的情怀。这种对香港的归属感，与对国家的认同感并行不悖，同样是推动香港持续进步的动力。
至于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的工程(“高铁”)，香港主流意见是支持兴建的。社会上的争议，主要围绕总站的选址、建造工程对环境的影响、迁拆赔偿、工程造价、项目的经济效益等，并非反对香港与内地增强连系。对于一项投资庞大、影响深远的公共工程，香港社会上有不同意见十分正常。
《中国经济》：大约从20D6年以来，香港一些人士不断提出“香港边缘化”的观点。有一种意见认为，香港并没有“边缘化”，只不过随着内地经济发展在中国格局中的相对地位下降了，因此香港也没有必要担心“边缘化”，只要香港保持自己的自由和法治等传统优势不变，就能够一直保持自己在吸纳资本等方面的优势。近年来，内地资本在香港地产中占有相当的比例，从而维持着香港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这似乎成为这种主张的一个佐证。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曾：几年前，有人提出“香港边缘化”的观点，这多少是因为内地巨大而快速的变化。经过了近30年的发展，内地大大地改善了其资金和技术的状况，还发展成了“世界工厂”。那么，香港是否就丧失了经济功能，没有什么可以贡献国家呢?当然不是。
香港有很多别人没有的专长，而这些专长正是国家下一步发展所需要的。例如，香港以信用和信誉为基础的各项专业服务，包括：银行、保险、仲裁、会计、设计、测量等等，这些都是内地下一步发展需要而其他城市不能提供的。再举例，香港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专业产品，如品牌开发、研究与发展、文化创意、教育、医疗、人才培训等，也是我们的专长。当然，还有香港的金融优势。随着全球的金融秩序调整，香港正可利用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网络和知识，为国家金融的崛起服务。
国家发展的阶段不同，要求也就不同。近年，提升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善城市的管理和生活环境都是国家首要处理的大问题。只要能认清形势，发挥优势，香港不但不会被边缘化，反而可以在新时代不断为自己、为国家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经济》：内地对香港一直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但近年来。社会上也逐渐出现三种相对负面的看法。第一，认为隧着内地经济的发展，香港在国家未来发展格局中的地位会下降，认为香港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第二，认为香港在经济发展上不断依赖中央的优惠政策和内地的“输血”，但政治上却不断制造麻烦。中央为了稳定香港，往往要满足香港的需求，由此认为香港将会成为未来国家发展的“包袱”。第三，认为区域经济整合问题上，香港总是利用自己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不断透过中央向地方施加压力。大到深圳、上海发展的定位，小到港珠澳大桥规划方案和上海开办迪斯尼乐园的规模等。您如何看待这些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特区政府有必要加强“内交”，在内地宜传和推广香港，您怎么看?
曾：香港对国家发展的角色是否减弱了，我在上面已经谈论过了。我只想强调，如果说，内地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在“硬件”上的追赶，未来的三十年，内地将在“软件”方面逐渐地提升自己。而香港在“软件”，即制度和社会建设方面的经验，例如企业管理、城市管理、规章制度、人材培育等，都可为国家提供有益的参考。
香港回归以来，国家关心香港的发展，也在多方面的政策上支持香港。但是，香港也为国家做出贡献，就以金融为例，国家正逐步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条件，推出多项试验措施，香港一直参与其中，发挥着试验田和排头兵的作用。温总理也表示，国家支持香港作为国家金融改革的试验场。
展望未来，香港可为国家的发展继续发挥积极作用。香港拥有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强大的国际商业网络、丰富的金融集资经验、国际化的管理体制和人才。内地可以善用香港，去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令第三产业更上一层楼。而香港参与内地的有关发展，可带来庞大商机，进一步提升本身服务业发展，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回归以来，香港与内地各省市的联系日渐密切。我和很多省市领导常有互访，探讨合作机会。我同意特区政府应该多在内地宣传和推广香港，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香港，以及香港对国家的价值和贡献。
《中国经济》：2009年，中央明确将上海定位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有不少人担心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会就此动摇。但有一种观点认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并不会改变，因为香港有上海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完善的法律体制和市场监管体制，而且从全球格局看，似乎国际金融中心都出现在普通法地区。请问您如何看待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和来自上海的竞争?
曾：我12月在北京述职时，胡主席和温总理都向我指出，在上海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方面，两者应该要协调发展，优势互保，共同繁荣。他们提到，就金融中心的发展而言，香港历史悠久，经验丰富，法律健全，国际网络宽广，人才也多。这些都是香港的优势。中央发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立场很明确，不会取代香港的地位。
温总理进一步表示，国家会重视，而且充分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并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他支持以香港作为国家金融改革的试验场。应香港的建议，温总理提出以下几点：
(一)继续推进在香港进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探索发展人民币贸易融资、账目融资、项目融资和用人民币在香港直接投资等多种人民币流通的业务；
(二)推动人民币债券业务在香港的发展，包括扩大发债规模、增加发债机构种类等等；
(三)继续支持和鼓励内地企业来港上市；
(四)促进上海和香港证券市场的合作。有关部门会认真研究在上海市场引入港股ETF及CDR等具体措施，提出可行方案，以求既有利于内地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增加香港资本市场发展的优势。
特区高度重视配合国家厘订“十二五”规划的工作，特别希望国家可以在“十二五”规划中，更多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对于我这个建议，总理也作了积极的响应。
《中国经济》：最近几年来，香港特区一直在争取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内地也有不少人持这个立场，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但是，也有人从国家金融安全的角度，认为在出现金融危机或金融风险的状况下，有关决策人员和操作人员在做出“决断”的一刻，首先应当考虑国家利益。这意味着，香港要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不仅要具备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还要具备相应的政治环境。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曾：一直以来，香港都是国家资本项目改革以及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的有效试验场。香港可进一步利用 现有的优势，配合国家的政策，推广人民币在境外的流通，从而扩大香港人民币业务的发展空间。我们的目标是在互惠双赢和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原则下，把香港发展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同时发展更多元化的人民币业务产品及服务。我们会制订具体方案，加强两地监管机构的合作，提升跨境资金流动的金融安全，强化香港作为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试验场的角色。我们亦会继续与内地有关部委进行商讨，以期推动香港人民币业务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经济》：香港在配合国家战路过程中，无疑会出现一些制度上的差异。比如内地是一个政府推动型的发展模式，而香港依然维持着传统的“小政府”理念。如果按照内地的治理思路，特区政府往往被看作是“保守的政府”。那么，您如何评价内地与香港这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
曾：任何经济体，都既有市场亦有政府。究竟市场成份应有多少，政府成份应有多少，政府应不应该介入，必须按个别情况而定。即使在同一经济体内，在不同经济范畴中政府和市场的分工也会有所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以香港来说，由于经济规模小，外向程度高，因此特别需要保持经济自由灵活，确保企业能迅速调整。市场成分大，一般可保证经济调节能力强。同时，香港市场发展历史悠久，既规范、又高效，能把资源配置到最有前景的活动，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因此，香港恪守“市场主导、政府促进”的经济理念。市场可以做的，让市场做，政府则着力营造最有利环境，包括维护自由、法治和公平竞争的环境，维持廉洁高效的公营部门运作及提供完备的基建设施。同时，政府在经济运作上扮演市场促进者、公共服务提供者和监管者的三重角色。当市场失效时，政府也会责无旁贷地介入。
数十年来香港经济不断因应外在环境变迁转型升级，在环球经济动荡、区内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仍然基调良好、持续增长，证明“市场主导、政府促进”的经济理念十分适用于香港。当然，在这理念下，政府的角色仍需因应经济发展阶段作出适度调整。随着竞争加剧，政府有必要扮演“先行者”，为一些具有优势和发展潜力的新兴行业提供平台、开拓市场。循着这个方向，特区政府正在积极推动六项优势产业，即检测和认证、医疗服务、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产业、环保产业以及教育服务。另外，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政府和政府之间的交流，包括有关贸易、金融规管、商贸便利化等方面的讨论，都显得十分重要。
香港与内地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发展模式，内地经济无论在整体规模、产业结构、外向程度、市场效率等方面与香港经济都有不少差异，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担当的角色自然也会有分别。不过，只要加强两地在各个层面的沟通、交流，两地经济定必可以加强融合，从而达到互利共赢。
《中国经济》：在香港配合国家发展战略中，香港部分人士(包括部分政府公务员)所信守的“小政府”理念是否会成为障碍呢?除了“小政府”理念，香港社会特殊的政治环境，比如媒体将政治娱乐化，缺乏对香港长远利益和发展战略讨论；反对派坚持“理念政治”，缺乏务实、妥协等等，是否也构成了障碍?
曾：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我们要利用本身的优势，配合和支持国家的发展，为国家的发展发挥独特的作用。正是因为有制度上的差异，才有让香港发挥其制度上优势的空间。香港是自由、开放的社会，有言论、出版自由，也有独特的政治体制，但我相信大多数香港人都是务实的，通过沟通和对话，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