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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发展跨文化和跨文明世界的对话和合作。克服主要的政治文化分野成为当今最有挑战性的任务之一。我的基本议题是：全球风险不仅意味着可能出现的未知灾难，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将创造出超越边界的合作构架的机会。因此，世界风险社会自身的反应也开启了一个“世界性时刻”，一种“世界性趋势”。为使用社会科学术语来定义这一趋势，就需要转变通常从哲学的抽象层面形成的对世界主义概念的误解，以便落实到社会科学的现实层面上来。所以，我将带着一种社会学的使命：建立一种转向风险的世界性社会学的范式。下面我将论述形成这一转向的三个步骤：
首先，我将质疑关于社会和政治学的最强有力的信念之一：方法论的民族主义。方法论的民族主义等同于以领土为限定的民族国家所构成的现代社会。
其次，我建议对规范的哲学意义上的和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案中的世界化进行基本的区分。
最后，面对全球风险(如经济危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威胁)，或者用社会理论的概念来说，在世界风险社会的状态下，我们必须重新界定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概念，建立与全球风险中的想象的世界共同体的关联。
1、对方法论的民族主义的评论
方法论的民族主义假定，国家、民族和社会是现代世界“自然的”社会和政治形式。在社会行动者赞同这一信念的地方，我来谈“民族国家的展望”；在决定社会科学观察家的视角的地方，我来谈“方法论的民族主义”。在欧洲，社会学的兴起是与民族国家的崛起、民族主义和国际政治体制一起出现的。方法论的民族主义不是一个表面的问题。它既包括数据收集和数据生产的常规，也包括对现代社会学和政治学的一些基本概念的生产，如社会、社会不平等、国家、民主、想象的共同体、多元文化主义等，但它也阻碍着我们对世界性因素的理解，正如在亚洲内部以及在中国、美国、欧盟、非洲等地之间日益增加的跨国合作所显示的那样。
2、规范的世界化与实证分析的世界化的根本区别
我们可以将“全球化”一词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否认；第二阶段，概念完善和实证研究，第三阶段，“世界化”。主流社会学的最初反应是否认全球化的事实或否认与全球化的关联，并声称在社会科学日程上以“全球化”为标题的研究没有产生任何历史性的新东西。
对全球化的这一辩解在第二阶段开始失去效用。现在，绝大多数领域的社会科学家开始抓住全球化现象来进行概念分析，并把它们置入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实证的意义之中。概念的完善揭示了在其形成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图景。其主要特征是相互联系，这意味着全球人民的依赖与相互依存关系。
第三阶段揭露了全球相互关联性未见的和不受欢迎的后果：“全球他者”的终结。在伊曼努尔·康德哲学的意义上，世界主义是指积极的事物，一项任务，一种自觉和自愿的选择。很显然，这是精英的事务。而我更愿意讨论的、世俗的和日常的世界主义则关注这样的事实：日益增长的世界化同时也带来了不受欢迎的和不可观测的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在规范意义上是不会被视为“世界的”。世界化可以作为许多领域的研究对象：移民、社会不平等、家庭、科学、国家和国际关系。当遇到全球风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人为的不确定性时，世界化就会更为明显。我试图从八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第一个主题：全球风险的特质创造了一种新的“世界性文明的共享命运”，或一种新的全球性文明，它在现代化的不同语境和道路中，具有相当不同的意义。
全球性危机和风险与方法论的民族主义相矛盾。它们既不局限于国家边界之内，又不能通过国家视角来分析其因果责任关系。我们能够感受到它们跨越主权国家边界所带来的影响，同时它们也会变成主体来形成治理体制和公民社会从而回应跨国空间。我是把全球性威胁和危机放在中心位置，把我关于“风险社会”的想法扩展成“世界风险社会”和“风险的世界”并区分了三种世界性危机，即生态危机、经济危机和恐怖主义的相互依存的危机。
一种世界性的展望意味着，在全球危机的世界中，在人类文明所制造的危险世界中，诸如内部和外部、国家和国际、我们和他们的老式二元论失去了其有效性，而世界主义的想象的共同体则成为基本的存在。
因此，金融危机的公众反应产生了对相互关联性的意识，也开启了中美关系中的“世界性时刻”，这需要华盛顿方面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心态。因为美国先前享有无可匹敌的全球霸权，它不习惯于平等地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奥巴马执政期间具有或可能具有一种“世界性视野”：它承认美国的权力不再如往日般辉煌，并开始进行自身政治方向的转型，根据与其他国家的协商来回应全球性挑战。
与此同时，世界性规则为深入批评国际组织和机构提供了衡量的标准：依赖旧的八国峰会(G8)和布雷顿森林体制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不可能找到解决方案的。这一体制的设计者、支持者和受益者美国，不再拥有足够强大的权力来支撑它。在匹兹堡召开的二十国会议，就是对这一状况的默认。中国总理温家宝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大规模改革之前，中国是不会向它提供任何资金的。
任何全球性经济的复苏都取决于一种全新的金融机构，它具有一种世界性视野：它必须承认发达国家的衰退和发展中世界的崛起，尤其是中国。这需要美国部分人士具有一种谦虚的态度，认识到必须与一批新的资金管理者特别是中国，共同分享权力。
同时，任何解决方案的关键都不只是简单地继续维持中国和美国的积极关系，而是双方的世界性视野。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合作，而且是一种转型的合作，它将改变体制结构，改变对有关的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自身的理解。
第二个主题：要强调世界风险社会的表现。从根本上来说，这些危险是人为的，难以保障，但又是预期中的威胁和灾难。
预期意味着可以预防。但是那些风险通常又是无形的。因此，察觉它们的存在和实施政治预防就取决于它们在“知识”中是如何被定义以及如何被争论的。关键的是，全球性危机非常依赖于全球的新闻媒体。确实，当全球性风险在媒体中传播时，它们就成为具有潜在爆炸力的世界性事件。从这一角度来看，世界性事件是高度媒体的，具有高度选择性，充满变数，极具象征意义。
既是全球的又能像金融系统那样在现实中运作的唯一机构就是大众传媒。事实上正是如此，世界媒体和不同国家的新闻媒体通过大量的报道塑造了人们对问题的意识，即：他们所描述的全球以及在经济上相互依存所带来的后果。有趣的并不是媒体报道本身，也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媒体受众以一种全球的含义来接触媒体条目。
第三个主题：世界化的关系绝 不是不可避免的或单线的；恰恰相反，世界化导致了再国家化(re-nationalisation)、再族裔化(re-ethnicization)，从目前欧洲和世界其它地方发生的情况可见一斑。
想象的全球风险共同体不应与想象的共同体相混淆。如果说当今世界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如何摆脱掉世界主义的强迫性，如何保有国家的确定性和限度。世界化强调世界性的必要，这意味着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人要生存，都不可避免地要损害自己的利益。世界共同体“联合”的特性不应误解为人类利益短暂的体现，禁不起任何的考验，即所谓“淡化的世界主义”。事实上，特殊的国家和个人利益与实质性因果链条实现了结合，在国家和个人最根本利益以及新的广泛空间和为一切生存担负的责任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风险共同体的启动力量依赖于现实主义，而不是简单地依赖于对受难者的同情、惋惜和怜悯，这就是所谓“浓厚的世界主义”。
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在理想的定义中，如何区分民族共同体和世界共同体?二者关系如何?
第四个主题：民族共同体通常被视为有限的和排外的。世界共同体则被想象为无限的和包容的，然而，包容是特定意义上的：世界化不是与民族主义相对立的他者。
世界主义／世界化并不排斥民族概念，而是包含民族。没有一个民族所展现的自身等同于人类。幻想集合和融合所有人性特点的国家是不可能存在的。世界主义意味着，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民族、所有的阶级等等，视自身为强制的，为着生存利益的共同命运来建构共同体。
想象的风险共同体是强制性的共同体。世界主义并不是像所暗含的那样，建立在自由意志、选择、精英地位、规范和哲学睿智，或我们都是人类社会一员的共识之上的。仅仅依靠所谓“乐善好施的影响”——基督徒式的友爱四邻，团结弱小是不够的。取而代之，必须依靠受切实生存利益所迫的我们。不但向遥远的他者提出这些问题，而且和他们一起努力建设新型共同体和新型政治，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
第五个主题：民族共同体和世界共同体，这两种想象的共同体有共同之处一一都不是选择的结果，而是既定的。不同的是：前者既定的是源头，后者既定的是未来。
想象的民族共同体根植于过去。相反，想象的世界共同体则根植于现在以及可预期的未来，全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包括所有种族和宗教团体，全部人口生活在未来文明受到威胁的共同的现在。疑问再次产生：“共同的现在”共同的程度如何?因为“共同的现在”并不根植于共同的过去，其未来的威胁无处不在。毫无疑问，在多重障碍中有一种可以确定：当外在的世界化没转变成自觉的世界化，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再国家化来化解问题。
第六个主题：二者的显著区别。民族的强大和存亡最终依赖于每个成员为其牺牲的准备。世界风险社会的行动则完全相反，依赖于所有人的生存利益变成个人的自我利益。
世界共同体与民族共同体不同，民族共同体是一种宣誓的同志关系，其团结、强大和永恒来自这样的理念：个人为祖国牺牲无比荣耀。世界共同体的出现驱散了民族主义的迷雾：生存而不是死亡才是座右铭。所有民族、所有宗教、所有族裔的群体和个人必须致力于减少民族和宗教的斗争和仇恨，使彼此不阻断“拯救合作”的可能。
第七个主题：民族共同体和世界共同体根本的区别在于：世界共同体不是领土上的共同体，不是在死亡与未出生之间建立联系，即与再生的神秘相关，而是在世界风险社会数以千计大大小小的斗争力量中破除和克服民族内在观念。
第八个主题：为了重新定义超出认识论的民族主义的国家概念需要哥白尼精神。因为想象的民族共同体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所以想象的世界共同体是应该建立在不同的国家地位之上。关键在于采取哪一种形式的国家地位?如何形成?
世界主义不是利他主义或理想主义而是现实主义，准确来说就是反映跨国国家的自身利益。反过来可以解读为民族内在的世界化，以相互影响的三种机制为基础：
(1)权力增长的前景
(2)相互约束和控制
(3)通过政策了解，转变偏好
在这些条件下，认为国家的偏好是不可改变的既定要素，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看法。如果这样认为，政策制定上就会陷入拒绝合作的恶性循环。国家的偏好不再是独立的，而是与世界危机经验相关的变量，因而有着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最后，我想再提出一个问题：兴起的全球风险共同体在亚洲的背景下意味着什么?我想从两个观察来激发我们的讨论：
(1)在亚洲更坚持国家主权，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亚洲的民族主义阻碍了世界主义的发展，世界主义仅仅是毫无实据的想象。历史地看，世界主义起源于19世纪民族主义解放的情境中。理论地看，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是互补的和相互包含的。的确，亚洲的晴雨表表明亚洲区域一致和国家一致的积极关联，亚洲区域的高度一致与国家的高度一致密不可分。中国寻求民族利益会对世界主义产生影响：例如，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峰会上宣布，到2009年对非洲的援助翻一番，并投资50亿美元。2007年2月访问非洲八国时，胡主席免除了喀麦隆的债务、苏丹1900万美元的债务、利比亚1500万美元的债务、莫桑比克1500万美元的债务。托尼·布莱尔号召取消非洲的债务，中国政府则实际地做到了。这一行动的意外结果是促进了世界主义世界观的发展和世界再分配公平的部分实现。
(2)世界主义的驱动力不仅仅来自移民和民族国家，也来自非政府组织和学者。亚洲日益民主化就是广泛地追求民主的见证。亚洲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就是民主社会的普及，这与财富的创造和城市化密切相关。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和亚洲学者寻求国际联系和区域合作，甚至是在重新定义国家一致、挑战WTO的规则和创建新型的世界社会契约这些最棘手的问题。
最后，回到我的基本观点：只有我们承认概念上、方法论上社会科学的世界化，这些问题才能进行有意义的研究和讨论并找到答案。
首先，我将质疑关于社会和政治学的最强有力的信念之一：方法论的民族主义。方法论的民族主义等同于以领土为限定的民族国家所构成的现代社会。
其次，我建议对规范的哲学意义上的和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案中的世界化进行基本的区分。
最后，面对全球风险(如经济危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威胁)，或者用社会理论的概念来说，在世界风险社会的状态下，我们必须重新界定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概念，建立与全球风险中的想象的世界共同体的关联。
1、对方法论的民族主义的评论
方法论的民族主义假定，国家、民族和社会是现代世界“自然的”社会和政治形式。在社会行动者赞同这一信念的地方，我来谈“民族国家的展望”；在决定社会科学观察家的视角的地方，我来谈“方法论的民族主义”。在欧洲，社会学的兴起是与民族国家的崛起、民族主义和国际政治体制一起出现的。方法论的民族主义不是一个表面的问题。它既包括数据收集和数据生产的常规，也包括对现代社会学和政治学的一些基本概念的生产，如社会、社会不平等、国家、民主、想象的共同体、多元文化主义等，但它也阻碍着我们对世界性因素的理解，正如在亚洲内部以及在中国、美国、欧盟、非洲等地之间日益增加的跨国合作所显示的那样。
2、规范的世界化与实证分析的世界化的根本区别
我们可以将“全球化”一词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否认；第二阶段，概念完善和实证研究，第三阶段，“世界化”。主流社会学的最初反应是否认全球化的事实或否认与全球化的关联，并声称在社会科学日程上以“全球化”为标题的研究没有产生任何历史性的新东西。
对全球化的这一辩解在第二阶段开始失去效用。现在，绝大多数领域的社会科学家开始抓住全球化现象来进行概念分析，并把它们置入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实证的意义之中。概念的完善揭示了在其形成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图景。其主要特征是相互联系，这意味着全球人民的依赖与相互依存关系。
第三阶段揭露了全球相互关联性未见的和不受欢迎的后果：“全球他者”的终结。在伊曼努尔·康德哲学的意义上，世界主义是指积极的事物，一项任务，一种自觉和自愿的选择。很显然，这是精英的事务。而我更愿意讨论的、世俗的和日常的世界主义则关注这样的事实：日益增长的世界化同时也带来了不受欢迎的和不可观测的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在规范意义上是不会被视为“世界的”。世界化可以作为许多领域的研究对象：移民、社会不平等、家庭、科学、国家和国际关系。当遇到全球风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人为的不确定性时，世界化就会更为明显。我试图从八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第一个主题：全球风险的特质创造了一种新的“世界性文明的共享命运”，或一种新的全球性文明，它在现代化的不同语境和道路中，具有相当不同的意义。
全球性危机和风险与方法论的民族主义相矛盾。它们既不局限于国家边界之内，又不能通过国家视角来分析其因果责任关系。我们能够感受到它们跨越主权国家边界所带来的影响，同时它们也会变成主体来形成治理体制和公民社会从而回应跨国空间。我是把全球性威胁和危机放在中心位置，把我关于“风险社会”的想法扩展成“世界风险社会”和“风险的世界”并区分了三种世界性危机，即生态危机、经济危机和恐怖主义的相互依存的危机。
一种世界性的展望意味着，在全球危机的世界中，在人类文明所制造的危险世界中，诸如内部和外部、国家和国际、我们和他们的老式二元论失去了其有效性，而世界主义的想象的共同体则成为基本的存在。
因此，金融危机的公众反应产生了对相互关联性的意识，也开启了中美关系中的“世界性时刻”，这需要华盛顿方面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心态。因为美国先前享有无可匹敌的全球霸权，它不习惯于平等地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奥巴马执政期间具有或可能具有一种“世界性视野”：它承认美国的权力不再如往日般辉煌，并开始进行自身政治方向的转型，根据与其他国家的协商来回应全球性挑战。
与此同时，世界性规则为深入批评国际组织和机构提供了衡量的标准：依赖旧的八国峰会(G8)和布雷顿森林体制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不可能找到解决方案的。这一体制的设计者、支持者和受益者美国，不再拥有足够强大的权力来支撑它。在匹兹堡召开的二十国会议，就是对这一状况的默认。中国总理温家宝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大规模改革之前，中国是不会向它提供任何资金的。
任何全球性经济的复苏都取决于一种全新的金融机构，它具有一种世界性视野：它必须承认发达国家的衰退和发展中世界的崛起，尤其是中国。这需要美国部分人士具有一种谦虚的态度，认识到必须与一批新的资金管理者特别是中国，共同分享权力。
同时，任何解决方案的关键都不只是简单地继续维持中国和美国的积极关系，而是双方的世界性视野。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合作，而且是一种转型的合作，它将改变体制结构，改变对有关的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自身的理解。
第二个主题：要强调世界风险社会的表现。从根本上来说，这些危险是人为的，难以保障，但又是预期中的威胁和灾难。
预期意味着可以预防。但是那些风险通常又是无形的。因此，察觉它们的存在和实施政治预防就取决于它们在“知识”中是如何被定义以及如何被争论的。关键的是，全球性危机非常依赖于全球的新闻媒体。确实，当全球性风险在媒体中传播时，它们就成为具有潜在爆炸力的世界性事件。从这一角度来看，世界性事件是高度媒体的，具有高度选择性，充满变数，极具象征意义。
既是全球的又能像金融系统那样在现实中运作的唯一机构就是大众传媒。事实上正是如此，世界媒体和不同国家的新闻媒体通过大量的报道塑造了人们对问题的意识，即：他们所描述的全球以及在经济上相互依存所带来的后果。有趣的并不是媒体报道本身，也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媒体受众以一种全球的含义来接触媒体条目。
第三个主题：世界化的关系绝 不是不可避免的或单线的；恰恰相反，世界化导致了再国家化(re-nationalisation)、再族裔化(re-ethnicization)，从目前欧洲和世界其它地方发生的情况可见一斑。
想象的全球风险共同体不应与想象的共同体相混淆。如果说当今世界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如何摆脱掉世界主义的强迫性，如何保有国家的确定性和限度。世界化强调世界性的必要，这意味着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人要生存，都不可避免地要损害自己的利益。世界共同体“联合”的特性不应误解为人类利益短暂的体现，禁不起任何的考验，即所谓“淡化的世界主义”。事实上，特殊的国家和个人利益与实质性因果链条实现了结合，在国家和个人最根本利益以及新的广泛空间和为一切生存担负的责任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风险共同体的启动力量依赖于现实主义，而不是简单地依赖于对受难者的同情、惋惜和怜悯，这就是所谓“浓厚的世界主义”。
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在理想的定义中，如何区分民族共同体和世界共同体?二者关系如何?
第四个主题：民族共同体通常被视为有限的和排外的。世界共同体则被想象为无限的和包容的，然而，包容是特定意义上的：世界化不是与民族主义相对立的他者。
世界主义／世界化并不排斥民族概念，而是包含民族。没有一个民族所展现的自身等同于人类。幻想集合和融合所有人性特点的国家是不可能存在的。世界主义意味着，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民族、所有的阶级等等，视自身为强制的，为着生存利益的共同命运来建构共同体。
想象的风险共同体是强制性的共同体。世界主义并不是像所暗含的那样，建立在自由意志、选择、精英地位、规范和哲学睿智，或我们都是人类社会一员的共识之上的。仅仅依靠所谓“乐善好施的影响”——基督徒式的友爱四邻，团结弱小是不够的。取而代之，必须依靠受切实生存利益所迫的我们。不但向遥远的他者提出这些问题，而且和他们一起努力建设新型共同体和新型政治，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
第五个主题：民族共同体和世界共同体，这两种想象的共同体有共同之处一一都不是选择的结果，而是既定的。不同的是：前者既定的是源头，后者既定的是未来。
想象的民族共同体根植于过去。相反，想象的世界共同体则根植于现在以及可预期的未来，全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包括所有种族和宗教团体，全部人口生活在未来文明受到威胁的共同的现在。疑问再次产生：“共同的现在”共同的程度如何?因为“共同的现在”并不根植于共同的过去，其未来的威胁无处不在。毫无疑问，在多重障碍中有一种可以确定：当外在的世界化没转变成自觉的世界化，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再国家化来化解问题。
第六个主题：二者的显著区别。民族的强大和存亡最终依赖于每个成员为其牺牲的准备。世界风险社会的行动则完全相反，依赖于所有人的生存利益变成个人的自我利益。
世界共同体与民族共同体不同，民族共同体是一种宣誓的同志关系，其团结、强大和永恒来自这样的理念：个人为祖国牺牲无比荣耀。世界共同体的出现驱散了民族主义的迷雾：生存而不是死亡才是座右铭。所有民族、所有宗教、所有族裔的群体和个人必须致力于减少民族和宗教的斗争和仇恨，使彼此不阻断“拯救合作”的可能。
第七个主题：民族共同体和世界共同体根本的区别在于：世界共同体不是领土上的共同体，不是在死亡与未出生之间建立联系，即与再生的神秘相关，而是在世界风险社会数以千计大大小小的斗争力量中破除和克服民族内在观念。
第八个主题：为了重新定义超出认识论的民族主义的国家概念需要哥白尼精神。因为想象的民族共同体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所以想象的世界共同体是应该建立在不同的国家地位之上。关键在于采取哪一种形式的国家地位?如何形成?
世界主义不是利他主义或理想主义而是现实主义，准确来说就是反映跨国国家的自身利益。反过来可以解读为民族内在的世界化，以相互影响的三种机制为基础：
(1)权力增长的前景
(2)相互约束和控制
(3)通过政策了解，转变偏好
在这些条件下，认为国家的偏好是不可改变的既定要素，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看法。如果这样认为，政策制定上就会陷入拒绝合作的恶性循环。国家的偏好不再是独立的，而是与世界危机经验相关的变量，因而有着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最后，我想再提出一个问题：兴起的全球风险共同体在亚洲的背景下意味着什么?我想从两个观察来激发我们的讨论：
(1)在亚洲更坚持国家主权，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亚洲的民族主义阻碍了世界主义的发展，世界主义仅仅是毫无实据的想象。历史地看，世界主义起源于19世纪民族主义解放的情境中。理论地看，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是互补的和相互包含的。的确，亚洲的晴雨表表明亚洲区域一致和国家一致的积极关联，亚洲区域的高度一致与国家的高度一致密不可分。中国寻求民族利益会对世界主义产生影响：例如，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峰会上宣布，到2009年对非洲的援助翻一番，并投资50亿美元。2007年2月访问非洲八国时，胡主席免除了喀麦隆的债务、苏丹1900万美元的债务、利比亚1500万美元的债务、莫桑比克1500万美元的债务。托尼·布莱尔号召取消非洲的债务，中国政府则实际地做到了。这一行动的意外结果是促进了世界主义世界观的发展和世界再分配公平的部分实现。
(2)世界主义的驱动力不仅仅来自移民和民族国家，也来自非政府组织和学者。亚洲日益民主化就是广泛地追求民主的见证。亚洲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就是民主社会的普及，这与财富的创造和城市化密切相关。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和亚洲学者寻求国际联系和区域合作，甚至是在重新定义国家一致、挑战WTO的规则和创建新型的世界社会契约这些最棘手的问题。
最后，回到我的基本观点：只有我们承认概念上、方法论上社会科学的世界化，这些问题才能进行有意义的研究和讨论并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