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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两汉之际经新疆（古代称西域）传入中原地区，其开窟造像的传统随即传入。在古代西域腹心地带龟兹范围内，今天的新疆克孜尔有我国保存至今最早的石窟寺，它们开凿于公元3世纪，相伴而来的还有地面寺院、壁画、塑像，对新疆以东地区石窟寺和地面寺院的营建产生过重要影响。
石窟寺，顾名思义即岩洞里的寺院，是印度佛教徒最早的修行场所，也就是寺院的最早形式，洞窟里面往往有大量的雕刻和壁画装饰。佛教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偶像，偶像逐渐演变成了中国各类艺术形式表现的重要内容。从克孜尔到敦煌，从云冈到龙门，丝路沿线留下了无数座精美绝伦的艺术宝库。迄今所见代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最高水平的中世纪作品非佛教造像莫属。
新疆的克孜尔石窟、甘肃的敦煌莫高窟，都有壁画和泥塑，其中塑像几无保存完好者。穿越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上，石窟寺中的佛像皆是泥塑或以石作坯、外表塑泥成像。中原的龙门石窟镌刻于峭壁之上，但仅有北魏末期和唐朝两个时代的雕刻。草原丝路上北魏皇室营造的山西云冈石窟仅在当时短暂兴盛。丝路中心古都长安、洛阳周围寺院内和崖壁上雕刻的佛像保存至今者大都不过某朝某代，数量也非常有限。
然而，从佛教初传入中国至今，佛教艺术的历史长卷便在巴山蜀水的悬崖峭壁上徐徐展开，清晰又明确，川渝大地的崖畔、村头就一直沐浴在“佛教光辉”之中，从未间断。乐山大佛旁的麻浩汉代崖墓上有中国最早的石雕佛像之一，此尊佛像身披通肩袈裟，结跏趺坐，衣褶、姿态与佛像发源地印度犍陀罗地区的造像极相似，它们是如何传到这里的，至今仍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晚唐以降，北方大规模开窟造像活动渐渐偃旗息鼓，巴蜀石窟与摩崖造像的开凿却日益繁盛，绵延不止，书写了我国晚期石窟史上最辉煌的篇章。邛崃龙兴寺、彭州龙兴寺、成都万佛寺、成都海空寺、成都福感寺（大石寺）……数不清的古代寺院，随着考古发掘呈现出来，一件件佛教造像闪亮着我们的双眼。
“四川石窟”包括今天四川和重庆两地的石窟寺，绝大部分是直接在崖壁上镌刻龛像，我们称之为摩崖造像，并不是像北方石窟那样先开凿洞窟，再在洞内造像。截至2016年，川渝两地已知的古代石窟寺和摩崖造像有8032处（四川5973处、重庆2059处），其中2处世界文化遗产（乐山大佛与大足石刻），39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经公布的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石窟及石刻类268处，川渝地区有39处，占全国总量的14.55%，数量居全国第一。川渝石窟数量庞大，内涵丰富，除乐山大佛、大足石刻等少数为人所知外，它们大多宛若遗落深山的明珠，渐渐被人淡忘。
通往天府之国的古道与石窟寺
古代進入巴蜀中心成都的交通主要有四个方向六条道路：第一，北面的金牛道；第二，北面的米仓道，北段、南段均可与金牛道合；第三，西面的丝绸之路河南道；第四，长江水道东下；第五，沱江水道经泸州转陆路南下；第六，川西经邛崃、雅安等地往南、往西南有多条支路的茶马古道。其中前四条是川渝佛教及佛教艺术传播的重要路线，不仅有文献记载，还有实物为证。
北面是主道，大量的高僧大德和艺术家们从长安、洛阳经金牛道入川；次为长安经米仓道入川；再次是丝绸之路上的秦州（今天水）至广元入川。西面主要是丝绸之路河南道，远端出青海与丝绸之路主道汇合，这些古道在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东面的长江及其支流水道与长江中下游相联，尤其是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重镇建康（今南京）、襄阳（今襄阳）、荆州、武昌（今武汉），远端通向海上丝绸之路。南面的茶马古道，主要通至今云南大理州的大理、巍山一带。前三条是佛教入川之路，第四条是佛教从川西至云南之路。这些古道往往又以毛细血管般的河流水系为倚托，与网络状的乡间小道相连，串起数不清的村落与城镇。
尽管佛教入川的前沿码头在素有川北门户之称的广元，其北与古代政治中心长安、洛阳相联，西与丝绸之路主道河西走廊相通，川渝最早的石窟也开凿于广元；但入川弘法僧侣们的目的地却多是西蜀，西蜀的中心是金牛道的终点站成都。无论是金牛道上的广元，还是米仓道上的巴中，与成都相比，通通不过是门户或者过站而已，成都在佛教文化进程中曾经的中心与辐射作用无疑是更为重要和突出的。
川渝地区的石窟寺和摩崖造像主要分布在与古道相联的山间河谷，其中嘉陵江、沱江、岷江三江流域几乎包括了除重庆以东区域之外的所有汉传佛教石窟寺和摩崖造像，这当中又以嘉陵江流域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其次是沱江流域、岷江流域。嘉陵江流域实际上由嘉陵江干流水系及其两大支流渠江水系和涪江水系三大区域组成，三江于合川交汇后经重庆流入长江。
嘉陵江流域从东到西，在渠江水系沿线的巴中、通江、仪陇、营山、广安；嘉陵江干流水系沿线的广元、剑阁、旺苍、苍溪、阆中、南部；涪江水系沿线的江油、梓潼、绵阳、山台、中江、安岳、遂宁、潼南，及嘉陵江及其两大支流汇合处的合川等地均有大量石窟寺和摩崖造像分布。沱江流域主要分布在荣县、仁寿、龙泉、简阳、乐至、资阳、资中、内江、大足、泸州等区域。岷江流域的茂县、都江堰、大邑、邛崃、蒲江、丹棱、青神、夹江、乐山、井研等地都有造像发现。重庆以下长江流域主要分布在涪陵、万县等地。
川渝各区域的石窟寺和摩崖造像共性较多，但也各有特点。川北地区分别以广元和巴中为中心形成两个小区域，分布在北方入川的两条主要通道两旁及邻近区域，均属于嘉陵江流域。其中，广元是金牛道上造像最早的地区，也是川渝造像最早的地区；巴中是米仓道上造像最多的地区，其最大的特色是佛帐形龛特别发达。川西地区，是指金牛古道上绵阳及其以南的四川西部区域，以成都为中心，属于岷江流域及嘉陵江支流涪江流域，它们是川渝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心，是川渝其它区域佛教造像的主要渊源。川中及川东区域，是指四川盆地以东的四川中部、东部及重庆，大部分属于沱江流域，少部分属于嘉陵江流域，其辐射范围可达川南的泸州地区，这个区域除了有与川西地区一样的大量唐代摩崖造像以外 ，也有中国宋代最集中的密教造像，其来源与天府之国的中心川西密不可分。 川渝两地所有的石窟寺和摩崖造像旁均有寺院修建，寺院内的佛像与壁画保存下来者极少。但是，金牛道的终点站成都，考古发现的万佛寺以及西安路、同仁路、商业街、实业街等寺院遗址和佛像令人们惊叹不已。
东来西往的中转站
佛教传入中原的主要通道当然是西域至河西走廊的丝路绸之路，丝路重镇敦煌在佛教初传的汉代已经设郡。十六国时期，佛教渐渐兴盛，先后经历了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五个政权的统治，它们的统治者几乎都崇敬佛教，他们统治的主要区域被后世称为凉州地区。这一区域至今存有这个时期的大量佛教遗物，是佛教自西域进入中原的重要中转站。
四川与凉州相距不远，丝绸之路主道与丝绸之路河南道将它们联结在一起。前秦时期，四川与包括敦煌在内的凉州地区均在其统治区域内。南朝时期，丝绸之路河南道的繁荣，使成都成为了南朝与西域交往的中转站。
南朝初期，四川受西北包括敦煌在内的凉州佛教影响很大，在成都西边的蒲江龙拖湾还有西凉“嘉兴元年”的题刻。北魏平凉州之后，四川是凉州僧逃命的地方之一。丝绸之路河南道上的汶川至南齐时还有西凉比丘雕刻的造像碑。成都出土的南朝早期造像中，交脚坐的弥勒菩萨像是包括敦煌在内的凉州地区早期最流行的内容与样式。南朝梁代开始，情况有所改变，四川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尤其是建康（南京）以及从南方海路转长江而来的印度笈多王朝（公元320年—500年）加上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元素增多。北方的西魏、北周政权控制成都后，又受到来自北方中原地区的影响。川北的广元则早早就归属北魏政权，在西魏、北周时期与敦煌在同一政权管辖内，因此，造像有很大的一致性。
传说汉代佛教已经传入四川，但迄今所见最早的作为宗教礼拜对向的佛像是南北时期。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佛教史上重要的发展阶段，出现了大量的寺庙和造像，但由于南北分裂，地域文化上的区别，以及与印度等佛教原产地和传播中转站之间的交通差别等诸多原因，使各地佛教产生了差异，造像也有明显的不同。
从汉末佛教传来之初至南北朝末年，四川地区在行政区划上，时而属北，时而属南，时而处于割据状态。南朝264年中，它有一半的时间不在其控制范围内，在归属南朝的时期也一直处于边远地区，成都等大部分地区还归属过北面的前秦，川北广元等地又曾归属过北魏，后期全境均归入北朝政权西魏和北周。在民族结构和文化传统上，四川与甘陇地区的关系比与中原或南朝中心地区更接近；从地理位置和文化因素上看，在南北朝及其以前，四川地区与北方中原和长江下游建康地区是不一样的。甚至因为北方战乱，由西域东来者常有从凉州经四川下江陵、以达江东，而南朝之西去者亦常走此道。甚至长安去江南也有绕道巴蜀者。因而在佛教东传过程中，四川有着特殊的地位，它虽然不是王朝的政治中心，但它是西北与建康政权之间的交通枢纽，称得上是凉州、长安、建康等佛教文化中心之外的一个中转站，它的佛教思想及其艺术形象兼容了以上区域的一些特点，形成了地方特色。
成都的万佛寺、石犀寺等多座古寺均传始建于汉代，这当然不可信。但在成都周边汉代至两晋的崖墓中的确保存有大量四川最早的佛祖形象，如乐山麻浩崖墓墓门上、彭山崖墓的摇钱树上、绵阳汉墓的摇钱树干上都已出现佛像，它们也是迄今佛祖在中原最早的形象之一。
保存至今的佛教造像比佛教石窟寺开凿要早。清朝的光绪年间（1882年），成都万佛寺遗址第一次掘出了南朝佛像，之后，1937年、1945年、1946年、1953年、1954年……又多次在這里挖出佛像。仅1953年的一处工地中就挖出残佛像200余件。1991年成都商业街、1994年彭县龙兴寺地宫、1995年成都西安路、2014年成都同仁路、2016年—2017年成都实业街等相继挖出了南朝佛像。其实在成都以西的茂汶县（后分为茂县和汶川二县）早在1921年就有一名羌族农民挖出过一通大型弥勒造像碑，1983年又发现了四通南朝造像。这些佛像当中既有凉州僧带来的凉州样式遗制，又有从长江下游建康（南京）来的典型南朝风格，还有经东南亚、南亚来的印度笈多风格的元素。
南朝画家顾恺之与陆探微所创造的“秀骨清像”样式在佛教造像中影响深远。它最大的特点是：人物多宽袖大袍、细颈斜肩，坐像衣裙重重叠叠悬垂于前，立像衣摆向两边飘起，似迎风站立之姿。如今收藏于成都博物馆、四川省博物院的南朝佛像便是南朝“秀骨清像”风格的完美体现。
川南川北的造像之异
南朝梁武帝中后期，以画家张僧繇为代表的丰壮的新风格开始影响佛教造像，人物注重写实，以“面短而艳”为特征，佛造像中新旧风格并行。从汶川出土的二观音并立背屏式造像就能看出，南朝后期由“秀骨清像”向隋唐时期健壮风格过渡的痕迹。张僧繇创下的丰壮写实风格被称为“张家样”。“张家样”传到北方后，首先在北方北齐领域内流行，师承于张僧繇的杨子华有一段时间只为宫廷作画，北齐佛像与南朝后期造像均以丰壮写实见长，注重表现人体自然线条，这种影响一直延伸到隋代。南北朝后期，受到印度笈多元素的影响，四川出现了一批以突棱状衣褶、突出的身体轮廓为特征的佛像，同时佛像的裙摆紧窄，曲腿丰腰。
川北的广元本属于南朝的范围，公元504年，由于守将投降，剑门以北的广大区域归入北魏版图。北魏王朝控制广元时期，正值宣武帝和胡太后统治，他们都是笃信佛教的统治者，在他们的提倡下，至延昌年间（512年-515年）北魏州郡佛寺多达13000余所。1982年，广元豫剧团的建设工地出土了由秦州（天水）显明寺比丘惠楞和平都寺比丘僧政于延昌三年（514年）造的释迦牟尼佛像，说明当时北魏最边远的城市之一广元城中已有寺庙。这些僧人带来了北方建寺、立塔、开窟造像的风气和流行题材，这也是今天我们看到广元北朝造像风格近于北方的原因。
实物所见四川地区最早的石窟寺即位于广元。南北朝时期，石窟寺见于嘉陵江畔的广元千佛崖和皇泽寺，摩崖造像龛则见于广元、剑阁以及绵阳。窟龛类型有：三壁三龛式窟、中心柱窟与三壁三龛式结合的方形大窟、直接在正壁造像的佛殿窟、摩崖造像龛等。
千佛崖仅存两个北朝晚期洞窟：大佛窟（第726号）和三圣堂（第226号）。大佛窟为马蹄形平面、穹窿顶，窟内造一佛二菩萨三尊像。三圣堂为方形平顶，三壁开龛，三龛内均造一佛二菩萨三尊像，龛楣上均雕二龙回首反顾。皇泽寺第45号中心柱窟开凿于北魏晚期，方形，覆斗顶，三壁及中心方柱四面均开龛。第15号窟开凿于北周时期，方形平顶，正壁开一个大龛，龛内造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萨五尊像。
剑阁新县城（下寺镇）清水河岸边崖壁上有7个北魏晚期的道教造像龛，这是目前四川所见最早的道教摩崖造像。其中最大的一龛有北魏题记，圆拱形龛，龛楣二龙交缠，龙首反顾。龛内造五尊像，龛外还出现了二护法。
绵阳平阳府君阙上有29个摩崖造像龛，并有多则造像题记。龛型有圆拱形、尖拱形、方形三种。造像组合有单尊像、一佛二胁侍三尊像、双尊像等。
广元的北魏佛像磨光肉髻，颈部细长，双肩瘦削，袈裟下摆宽大，呈八字形分开。菩萨头挽双髻，身躯粗壮，帔帛呈X形交叉于腹前，无璎珞装饰；剑阁的造像主尊发髻高细，颈部细长，与陕北道教造像碑上的北魏造像相似；绵阳平阳府君阙上造像则与成都等地出土的南朝造像极相似，只是成都的南朝桃形背屏式造像的背屏被改成了浅浅的小龛而已。这种差异的分界线正好与南北朝后期南北政权控制区域的界线吻合，剑阁新县城下寺及其以北区域为北朝控制区，绵阳及其以南的成都为南朝控制区。
（除标注外，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石窟寺，顾名思义即岩洞里的寺院，是印度佛教徒最早的修行场所，也就是寺院的最早形式，洞窟里面往往有大量的雕刻和壁画装饰。佛教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偶像，偶像逐渐演变成了中国各类艺术形式表现的重要内容。从克孜尔到敦煌，从云冈到龙门，丝路沿线留下了无数座精美绝伦的艺术宝库。迄今所见代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最高水平的中世纪作品非佛教造像莫属。
新疆的克孜尔石窟、甘肃的敦煌莫高窟，都有壁画和泥塑，其中塑像几无保存完好者。穿越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上，石窟寺中的佛像皆是泥塑或以石作坯、外表塑泥成像。中原的龙门石窟镌刻于峭壁之上，但仅有北魏末期和唐朝两个时代的雕刻。草原丝路上北魏皇室营造的山西云冈石窟仅在当时短暂兴盛。丝路中心古都长安、洛阳周围寺院内和崖壁上雕刻的佛像保存至今者大都不过某朝某代，数量也非常有限。
然而，从佛教初传入中国至今，佛教艺术的历史长卷便在巴山蜀水的悬崖峭壁上徐徐展开，清晰又明确，川渝大地的崖畔、村头就一直沐浴在“佛教光辉”之中，从未间断。乐山大佛旁的麻浩汉代崖墓上有中国最早的石雕佛像之一，此尊佛像身披通肩袈裟，结跏趺坐，衣褶、姿态与佛像发源地印度犍陀罗地区的造像极相似，它们是如何传到这里的，至今仍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晚唐以降，北方大规模开窟造像活动渐渐偃旗息鼓，巴蜀石窟与摩崖造像的开凿却日益繁盛，绵延不止，书写了我国晚期石窟史上最辉煌的篇章。邛崃龙兴寺、彭州龙兴寺、成都万佛寺、成都海空寺、成都福感寺（大石寺）……数不清的古代寺院，随着考古发掘呈现出来，一件件佛教造像闪亮着我们的双眼。
“四川石窟”包括今天四川和重庆两地的石窟寺，绝大部分是直接在崖壁上镌刻龛像，我们称之为摩崖造像，并不是像北方石窟那样先开凿洞窟，再在洞内造像。截至2016年，川渝两地已知的古代石窟寺和摩崖造像有8032处（四川5973处、重庆2059处），其中2处世界文化遗产（乐山大佛与大足石刻），39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经公布的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石窟及石刻类268处，川渝地区有39处，占全国总量的14.55%，数量居全国第一。川渝石窟数量庞大，内涵丰富，除乐山大佛、大足石刻等少数为人所知外，它们大多宛若遗落深山的明珠，渐渐被人淡忘。
通往天府之国的古道与石窟寺
古代進入巴蜀中心成都的交通主要有四个方向六条道路：第一，北面的金牛道；第二，北面的米仓道，北段、南段均可与金牛道合；第三，西面的丝绸之路河南道；第四，长江水道东下；第五，沱江水道经泸州转陆路南下；第六，川西经邛崃、雅安等地往南、往西南有多条支路的茶马古道。其中前四条是川渝佛教及佛教艺术传播的重要路线，不仅有文献记载，还有实物为证。
北面是主道，大量的高僧大德和艺术家们从长安、洛阳经金牛道入川；次为长安经米仓道入川；再次是丝绸之路上的秦州（今天水）至广元入川。西面主要是丝绸之路河南道，远端出青海与丝绸之路主道汇合，这些古道在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东面的长江及其支流水道与长江中下游相联，尤其是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重镇建康（今南京）、襄阳（今襄阳）、荆州、武昌（今武汉），远端通向海上丝绸之路。南面的茶马古道，主要通至今云南大理州的大理、巍山一带。前三条是佛教入川之路，第四条是佛教从川西至云南之路。这些古道往往又以毛细血管般的河流水系为倚托，与网络状的乡间小道相连，串起数不清的村落与城镇。
尽管佛教入川的前沿码头在素有川北门户之称的广元，其北与古代政治中心长安、洛阳相联，西与丝绸之路主道河西走廊相通，川渝最早的石窟也开凿于广元；但入川弘法僧侣们的目的地却多是西蜀，西蜀的中心是金牛道的终点站成都。无论是金牛道上的广元，还是米仓道上的巴中，与成都相比，通通不过是门户或者过站而已，成都在佛教文化进程中曾经的中心与辐射作用无疑是更为重要和突出的。
川渝地区的石窟寺和摩崖造像主要分布在与古道相联的山间河谷，其中嘉陵江、沱江、岷江三江流域几乎包括了除重庆以东区域之外的所有汉传佛教石窟寺和摩崖造像，这当中又以嘉陵江流域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其次是沱江流域、岷江流域。嘉陵江流域实际上由嘉陵江干流水系及其两大支流渠江水系和涪江水系三大区域组成，三江于合川交汇后经重庆流入长江。
嘉陵江流域从东到西，在渠江水系沿线的巴中、通江、仪陇、营山、广安；嘉陵江干流水系沿线的广元、剑阁、旺苍、苍溪、阆中、南部；涪江水系沿线的江油、梓潼、绵阳、山台、中江、安岳、遂宁、潼南，及嘉陵江及其两大支流汇合处的合川等地均有大量石窟寺和摩崖造像分布。沱江流域主要分布在荣县、仁寿、龙泉、简阳、乐至、资阳、资中、内江、大足、泸州等区域。岷江流域的茂县、都江堰、大邑、邛崃、蒲江、丹棱、青神、夹江、乐山、井研等地都有造像发现。重庆以下长江流域主要分布在涪陵、万县等地。
川渝各区域的石窟寺和摩崖造像共性较多，但也各有特点。川北地区分别以广元和巴中为中心形成两个小区域，分布在北方入川的两条主要通道两旁及邻近区域，均属于嘉陵江流域。其中，广元是金牛道上造像最早的地区，也是川渝造像最早的地区；巴中是米仓道上造像最多的地区，其最大的特色是佛帐形龛特别发达。川西地区，是指金牛古道上绵阳及其以南的四川西部区域，以成都为中心，属于岷江流域及嘉陵江支流涪江流域，它们是川渝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心，是川渝其它区域佛教造像的主要渊源。川中及川东区域，是指四川盆地以东的四川中部、东部及重庆，大部分属于沱江流域，少部分属于嘉陵江流域，其辐射范围可达川南的泸州地区，这个区域除了有与川西地区一样的大量唐代摩崖造像以外 ，也有中国宋代最集中的密教造像，其来源与天府之国的中心川西密不可分。 川渝两地所有的石窟寺和摩崖造像旁均有寺院修建，寺院内的佛像与壁画保存下来者极少。但是，金牛道的终点站成都，考古发现的万佛寺以及西安路、同仁路、商业街、实业街等寺院遗址和佛像令人们惊叹不已。
东来西往的中转站
佛教传入中原的主要通道当然是西域至河西走廊的丝路绸之路，丝路重镇敦煌在佛教初传的汉代已经设郡。十六国时期，佛教渐渐兴盛，先后经历了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五个政权的统治，它们的统治者几乎都崇敬佛教，他们统治的主要区域被后世称为凉州地区。这一区域至今存有这个时期的大量佛教遗物，是佛教自西域进入中原的重要中转站。
四川与凉州相距不远，丝绸之路主道与丝绸之路河南道将它们联结在一起。前秦时期，四川与包括敦煌在内的凉州地区均在其统治区域内。南朝时期，丝绸之路河南道的繁荣，使成都成为了南朝与西域交往的中转站。
南朝初期，四川受西北包括敦煌在内的凉州佛教影响很大，在成都西边的蒲江龙拖湾还有西凉“嘉兴元年”的题刻。北魏平凉州之后，四川是凉州僧逃命的地方之一。丝绸之路河南道上的汶川至南齐时还有西凉比丘雕刻的造像碑。成都出土的南朝早期造像中，交脚坐的弥勒菩萨像是包括敦煌在内的凉州地区早期最流行的内容与样式。南朝梁代开始，情况有所改变，四川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尤其是建康（南京）以及从南方海路转长江而来的印度笈多王朝（公元320年—500年）加上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元素增多。北方的西魏、北周政权控制成都后，又受到来自北方中原地区的影响。川北的广元则早早就归属北魏政权，在西魏、北周时期与敦煌在同一政权管辖内，因此，造像有很大的一致性。
传说汉代佛教已经传入四川，但迄今所见最早的作为宗教礼拜对向的佛像是南北时期。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佛教史上重要的发展阶段，出现了大量的寺庙和造像，但由于南北分裂，地域文化上的区别，以及与印度等佛教原产地和传播中转站之间的交通差别等诸多原因，使各地佛教产生了差异，造像也有明显的不同。
从汉末佛教传来之初至南北朝末年，四川地区在行政区划上，时而属北，时而属南，时而处于割据状态。南朝264年中，它有一半的时间不在其控制范围内，在归属南朝的时期也一直处于边远地区，成都等大部分地区还归属过北面的前秦，川北广元等地又曾归属过北魏，后期全境均归入北朝政权西魏和北周。在民族结构和文化传统上，四川与甘陇地区的关系比与中原或南朝中心地区更接近；从地理位置和文化因素上看，在南北朝及其以前，四川地区与北方中原和长江下游建康地区是不一样的。甚至因为北方战乱，由西域东来者常有从凉州经四川下江陵、以达江东，而南朝之西去者亦常走此道。甚至长安去江南也有绕道巴蜀者。因而在佛教东传过程中，四川有着特殊的地位，它虽然不是王朝的政治中心，但它是西北与建康政权之间的交通枢纽，称得上是凉州、长安、建康等佛教文化中心之外的一个中转站，它的佛教思想及其艺术形象兼容了以上区域的一些特点，形成了地方特色。
成都的万佛寺、石犀寺等多座古寺均传始建于汉代，这当然不可信。但在成都周边汉代至两晋的崖墓中的确保存有大量四川最早的佛祖形象，如乐山麻浩崖墓墓门上、彭山崖墓的摇钱树上、绵阳汉墓的摇钱树干上都已出现佛像，它们也是迄今佛祖在中原最早的形象之一。
保存至今的佛教造像比佛教石窟寺开凿要早。清朝的光绪年间（1882年），成都万佛寺遗址第一次掘出了南朝佛像，之后，1937年、1945年、1946年、1953年、1954年……又多次在這里挖出佛像。仅1953年的一处工地中就挖出残佛像200余件。1991年成都商业街、1994年彭县龙兴寺地宫、1995年成都西安路、2014年成都同仁路、2016年—2017年成都实业街等相继挖出了南朝佛像。其实在成都以西的茂汶县（后分为茂县和汶川二县）早在1921年就有一名羌族农民挖出过一通大型弥勒造像碑，1983年又发现了四通南朝造像。这些佛像当中既有凉州僧带来的凉州样式遗制，又有从长江下游建康（南京）来的典型南朝风格，还有经东南亚、南亚来的印度笈多风格的元素。
南朝画家顾恺之与陆探微所创造的“秀骨清像”样式在佛教造像中影响深远。它最大的特点是：人物多宽袖大袍、细颈斜肩，坐像衣裙重重叠叠悬垂于前，立像衣摆向两边飘起，似迎风站立之姿。如今收藏于成都博物馆、四川省博物院的南朝佛像便是南朝“秀骨清像”风格的完美体现。
川南川北的造像之异
南朝梁武帝中后期，以画家张僧繇为代表的丰壮的新风格开始影响佛教造像，人物注重写实，以“面短而艳”为特征，佛造像中新旧风格并行。从汶川出土的二观音并立背屏式造像就能看出，南朝后期由“秀骨清像”向隋唐时期健壮风格过渡的痕迹。张僧繇创下的丰壮写实风格被称为“张家样”。“张家样”传到北方后，首先在北方北齐领域内流行，师承于张僧繇的杨子华有一段时间只为宫廷作画，北齐佛像与南朝后期造像均以丰壮写实见长，注重表现人体自然线条，这种影响一直延伸到隋代。南北朝后期，受到印度笈多元素的影响，四川出现了一批以突棱状衣褶、突出的身体轮廓为特征的佛像，同时佛像的裙摆紧窄，曲腿丰腰。
川北的广元本属于南朝的范围，公元504年，由于守将投降，剑门以北的广大区域归入北魏版图。北魏王朝控制广元时期，正值宣武帝和胡太后统治，他们都是笃信佛教的统治者，在他们的提倡下，至延昌年间（512年-515年）北魏州郡佛寺多达13000余所。1982年，广元豫剧团的建设工地出土了由秦州（天水）显明寺比丘惠楞和平都寺比丘僧政于延昌三年（514年）造的释迦牟尼佛像，说明当时北魏最边远的城市之一广元城中已有寺庙。这些僧人带来了北方建寺、立塔、开窟造像的风气和流行题材，这也是今天我们看到广元北朝造像风格近于北方的原因。
实物所见四川地区最早的石窟寺即位于广元。南北朝时期，石窟寺见于嘉陵江畔的广元千佛崖和皇泽寺，摩崖造像龛则见于广元、剑阁以及绵阳。窟龛类型有：三壁三龛式窟、中心柱窟与三壁三龛式结合的方形大窟、直接在正壁造像的佛殿窟、摩崖造像龛等。
千佛崖仅存两个北朝晚期洞窟：大佛窟（第726号）和三圣堂（第226号）。大佛窟为马蹄形平面、穹窿顶，窟内造一佛二菩萨三尊像。三圣堂为方形平顶，三壁开龛，三龛内均造一佛二菩萨三尊像，龛楣上均雕二龙回首反顾。皇泽寺第45号中心柱窟开凿于北魏晚期，方形，覆斗顶，三壁及中心方柱四面均开龛。第15号窟开凿于北周时期，方形平顶，正壁开一个大龛，龛内造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萨五尊像。
剑阁新县城（下寺镇）清水河岸边崖壁上有7个北魏晚期的道教造像龛，这是目前四川所见最早的道教摩崖造像。其中最大的一龛有北魏题记，圆拱形龛，龛楣二龙交缠，龙首反顾。龛内造五尊像，龛外还出现了二护法。
绵阳平阳府君阙上有29个摩崖造像龛，并有多则造像题记。龛型有圆拱形、尖拱形、方形三种。造像组合有单尊像、一佛二胁侍三尊像、双尊像等。
广元的北魏佛像磨光肉髻，颈部细长，双肩瘦削，袈裟下摆宽大，呈八字形分开。菩萨头挽双髻，身躯粗壮，帔帛呈X形交叉于腹前，无璎珞装饰；剑阁的造像主尊发髻高细，颈部细长，与陕北道教造像碑上的北魏造像相似；绵阳平阳府君阙上造像则与成都等地出土的南朝造像极相似，只是成都的南朝桃形背屏式造像的背屏被改成了浅浅的小龛而已。这种差异的分界线正好与南北朝后期南北政权控制区域的界线吻合，剑阁新县城下寺及其以北区域为北朝控制区，绵阳及其以南的成都为南朝控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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