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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9岁的李樯入伍北京军区，第一次离开家乡河南安阳，第一次来到北京。1989年，他进入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学习，毕业后分配进入战友话剧团做编剧。工作两年后坚持转业，因档案问题不得不回到安阳老家。
《孔雀》中的小城市中国遍地都是，千人一面。市中心有条主要街道，全部的繁华聚集于此。
平日逛街，主要逛这条街，随便哪天在这条街上都要碰到熟人。商店，中小学校分布在城市各处，近郊有座沉默的军营，还有一座都爱叫的人民公园。
在白天人群鼎盛的时候，有一种苟且偷欢的气息。夜晚或是雨雪天气，人迹稀少，城市荒芜起来，就有那种劫后余生的景象。
很多人和我一样在这样的小城市成长，然后离开。面对这样的城市，我总有一种无法诉说的感慨。这些小城市，就像是无数流落民间的技艺之人，在他们当中有着劳苦无常的命运的证据，一生不被诉说的沉寂衰败的时光。
——摘自《孔雀》剧本序言
Q：说说你对安阳的定义？
A：安阳是我生长的故乡，但故乡并不意味着是一生要驻留的地方，或许故乡只是暂时的寄居地。
Q：电影中人物对大城市的幻想和憧憬，也是你年轻时最真实的感受吗？
A：肯定有我真实的感受，但这种情感是每一代人都会共同面临的。无论是否会被理想所成全，情感和话题是代代相传的。
Q：你从北京转业回到老家安阳，这种选择在当年相当逆潮流啊？
A： 因为部队的创作环境不适合我，所以坚持转业。但当时无法留在北京，只能随档案回到老家。那是一种很想留在一个地方，却不得不告别的人生无奈。
这城市什么都有，只少点希望和爱情，可这两样东西不是每个人都想拥有或可以拥有的。
1996年，李樯再次来到北京，开始居无定所的北漂生活。从事媒体行业的同时，寻找做编剧的机会。
王彩玲，她刚出现时三十五六岁，看着似乎比她的实际年龄还要老。她属于那种“从来就没年轻过的类型”。她是孤独的，对整个社会有种对峙的心理，她的精神是清高的，但在别人看来她是自卑的。她整个人身上惟一美的地方是她说话的声音和唱歌的声音，那么明亮，圆润，光洁，像夜莺一样，只听她的声音该以为她多么美。她一出现就让人觉得宿命，这宿命感一直笼罩在她的脸上。
——摘自《立春》剧本人物小传
Q：对北京怎么定义的？
A：北京是很多人向往的神圣之地，象征着光荣和荣耀。就像当年革命青年想去延安，俄国青年想去莫斯科。
Q：转业回到安阳后，你第二次又来到北京，这与第一次来读书不一样，这一次是北漂？
A：当时我靠着一腔热血，和赌博的心态又从安阳来到北京，接受居无定所，没有固定收入，一种很虚无的生活状态。当时经历了给别人当枪手，结果不署名，写完了，却被骗不给钱等等很多的遭遇。
Q：来到所向往的北京，会有“永恒的异乡人”这种感觉吗？
A：每个人在每个地方都会有这种感觉，甚至故乡也是异乡，没有所谓真正的故乡。
如一切爱过的人一样，没有谁比谁的爱更是爱，爱从来就未有过得失，它只在你心中被拥有过……
1999年，三年的北漂生活在颗粒无收的结果中被迫宣告结束。2000年李樯再度回到老家安阳。
生活本来就不容易，一直都是这样，我妈从前是这样，我现在也这样，你以后也是一样。
上海出租车上 夜 外 冬
姨妈和女儿及女儿男友坐在车里。
每人腿上放一个大包。
姨妈瞭望车外，是上海的夜晚，灯火辉耀，晶莹剔透。
这城市的夜晚，仿佛宇宙的某个星际，光华璀璨，遥不可及。
画面隐黑。
东北鞍山集贸市场 日 内 冬
一个大塑料顶棚的市场，人声鼎沸，挤满了卖各种商品的商家。
姨妈和丈夫买鞋。
鞋都摆在一张行军床上。
姨妈坐在鞋摊后。丈夫在一旁倒腾纸箱。
旁边一个摊贩随手打开收音机调台，他停在一个京剧节目。
唱的是《锁麟囊》里的《春秋亭外风雨暴》，老潘也曾经唱过那段。姨妈下意识地扭头看了那收音机一眼。
姨妈回过头，人有些迷惘，她从床下拿出一个铝饭盒，打开，拿出一个馒头就着菜吃起来。
画面渐渐隐去。
——摘自《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剧本119，127，129场
Q：再次回到安阳心态有不同吗？
A：一种只想给自己一个交待的心态。我始终觉得我不是写不出，而是没有遇到好的机会。但如果再写不成功，就会决定把写剧本只当作一种爱好。
Q：你笔下的很多人物最终也没实现理想，或都输给了生活。你认为相对于那些来到大城市实现理想的人，他们是失败者吗？
A：我认为他们不是失败者。因为，心中有热爱，和把那份热爱变成职业是两回事。如果心里的这份热爱是心灵最愉悦，最幸福的驻留地，那就很难说热爱成不成功。换个角度，那些实现目的的人就算成功吗？比如他们实现了愿望，但他们能实现的多好？他们依然是陷入其中，依然是有困苦的。
我一直自以为是地把那些人定义为“挽歌”。时光过后，我才后知后觉地辨识出他们身上自始至终所散发的“颂歌”的性质。
2005年，李樯编剧电影《孔雀》获柏林电影节银熊奖评委会大奖。2006年，编剧《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入围了金马奖，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2007年，编剧电影《立春》入围第27届金鸡奖及第3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编剧奖。2011年，编剧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赢得第50届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2013年，荣登编剧作家富豪榜。2014年编剧电影《黄金时代》，入围第51届金马奖最佳原创剧本奖。 为什么活着？因为这世界有我死不瞑目的东西。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意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意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的世界里，我不愿意去。
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决定怎么爱，怎么活，这是我要的自由，我的黄金时代！似水流年是一个人所有的一切，只有这个东西，才真正归你所有。其余的一切，都是片刻的欢娱和不幸，转眼间就已跑到那似水流年里去了。我所认识的人，都不诊视自己的似水流年。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一件东西，所以一个个像丢了魂一样。
我只愿蓬勃生活在此时此刻，无所谓去哪，无所谓见谁，那些我将要去的地方，都是我从未谋面的故乡；那些我将要见的人，都会成为我的朋友。
——摘自《黄金时代》剧本萧红语录
Q：现在回想走过的人生岁月，哪一段是你的“黄金时代”？
A：黄金时代是诗意的，浪漫的，有乌托邦色彩的一种想法，可能身处当中的人未必能感受得到。对于我本人，我是不对十全十美的岁月抱有奢望的，我不觉得有经历过黄金时代，也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有。
我觉得人与人生都具有强烈的“观赏性”。其实人和人之间一生都在互相欣赏，某个人的喜讯和丑闻，落魄与荣华，四周人尽收眼底。
此时此刻，北京某咖啡馆中某个安静的角落。一袭黑衣的李樯正在接受记者访问。
Q：回想北漂的那段经历，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A：北漂的经历对于我，无论是对社会的认知，人生的感悟，还是形成自己的精神世界，都起了非常大的决定性作用。
Q：《黄金时代》尘埃落定后，和你的预期有不同吗？有什么感受和思考？
A： 没有特别不同的感受。我写之前就预料到会有很大的争议，但电影应该有新方向和不一样的尝试。我始终认为《黄金时代》是我最纯粹的一次写作。我觉得很幸运，也很欣喜，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电影时代写下这样一部作品。
Q：你认为在当今社会，会有一部电影能达到艺术和票房的统一吗？
A：我认为非常难。因为真正有艺术性的电影都是有探索性的，这就打破了观众现有的审美习惯。并且当今社会，人们缺乏在极端和乱世环境中的锤炼，在精神和情感方面都追求简便的，娱乐化的体验，缺少对事物终极的思考。这种固化的思维方式，本身对于新事物的接受程度就是不足的。
我一直认为电影是这故事毕生的爱情，只有电影才能懂得它身上最优美的天性。但它最终的结局如何，肯定不是我个人所能成全的……
《孔雀》中的小城市中国遍地都是，千人一面。市中心有条主要街道，全部的繁华聚集于此。
平日逛街，主要逛这条街，随便哪天在这条街上都要碰到熟人。商店，中小学校分布在城市各处，近郊有座沉默的军营，还有一座都爱叫的人民公园。
在白天人群鼎盛的时候，有一种苟且偷欢的气息。夜晚或是雨雪天气，人迹稀少，城市荒芜起来，就有那种劫后余生的景象。
很多人和我一样在这样的小城市成长，然后离开。面对这样的城市，我总有一种无法诉说的感慨。这些小城市，就像是无数流落民间的技艺之人，在他们当中有着劳苦无常的命运的证据，一生不被诉说的沉寂衰败的时光。
——摘自《孔雀》剧本序言
Q：说说你对安阳的定义？
A：安阳是我生长的故乡，但故乡并不意味着是一生要驻留的地方，或许故乡只是暂时的寄居地。
Q：电影中人物对大城市的幻想和憧憬，也是你年轻时最真实的感受吗？
A：肯定有我真实的感受，但这种情感是每一代人都会共同面临的。无论是否会被理想所成全，情感和话题是代代相传的。
Q：你从北京转业回到老家安阳，这种选择在当年相当逆潮流啊？
A： 因为部队的创作环境不适合我，所以坚持转业。但当时无法留在北京，只能随档案回到老家。那是一种很想留在一个地方，却不得不告别的人生无奈。
这城市什么都有，只少点希望和爱情，可这两样东西不是每个人都想拥有或可以拥有的。
1996年，李樯再次来到北京，开始居无定所的北漂生活。从事媒体行业的同时，寻找做编剧的机会。
王彩玲，她刚出现时三十五六岁，看着似乎比她的实际年龄还要老。她属于那种“从来就没年轻过的类型”。她是孤独的，对整个社会有种对峙的心理，她的精神是清高的，但在别人看来她是自卑的。她整个人身上惟一美的地方是她说话的声音和唱歌的声音，那么明亮，圆润，光洁，像夜莺一样，只听她的声音该以为她多么美。她一出现就让人觉得宿命，这宿命感一直笼罩在她的脸上。
——摘自《立春》剧本人物小传
Q：对北京怎么定义的？
A：北京是很多人向往的神圣之地，象征着光荣和荣耀。就像当年革命青年想去延安，俄国青年想去莫斯科。
Q：转业回到安阳后，你第二次又来到北京，这与第一次来读书不一样，这一次是北漂？
A：当时我靠着一腔热血，和赌博的心态又从安阳来到北京，接受居无定所，没有固定收入，一种很虚无的生活状态。当时经历了给别人当枪手，结果不署名，写完了，却被骗不给钱等等很多的遭遇。
Q：来到所向往的北京，会有“永恒的异乡人”这种感觉吗？
A：每个人在每个地方都会有这种感觉，甚至故乡也是异乡，没有所谓真正的故乡。
如一切爱过的人一样，没有谁比谁的爱更是爱，爱从来就未有过得失，它只在你心中被拥有过……
1999年，三年的北漂生活在颗粒无收的结果中被迫宣告结束。2000年李樯再度回到老家安阳。
生活本来就不容易，一直都是这样，我妈从前是这样，我现在也这样，你以后也是一样。
上海出租车上 夜 外 冬
姨妈和女儿及女儿男友坐在车里。
每人腿上放一个大包。
姨妈瞭望车外，是上海的夜晚，灯火辉耀，晶莹剔透。
这城市的夜晚，仿佛宇宙的某个星际，光华璀璨，遥不可及。
画面隐黑。
东北鞍山集贸市场 日 内 冬
一个大塑料顶棚的市场，人声鼎沸，挤满了卖各种商品的商家。
姨妈和丈夫买鞋。
鞋都摆在一张行军床上。
姨妈坐在鞋摊后。丈夫在一旁倒腾纸箱。
旁边一个摊贩随手打开收音机调台，他停在一个京剧节目。
唱的是《锁麟囊》里的《春秋亭外风雨暴》，老潘也曾经唱过那段。姨妈下意识地扭头看了那收音机一眼。
姨妈回过头，人有些迷惘，她从床下拿出一个铝饭盒，打开，拿出一个馒头就着菜吃起来。
画面渐渐隐去。
——摘自《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剧本119，127，129场
Q：再次回到安阳心态有不同吗？
A：一种只想给自己一个交待的心态。我始终觉得我不是写不出，而是没有遇到好的机会。但如果再写不成功，就会决定把写剧本只当作一种爱好。
Q：你笔下的很多人物最终也没实现理想，或都输给了生活。你认为相对于那些来到大城市实现理想的人，他们是失败者吗？
A：我认为他们不是失败者。因为，心中有热爱，和把那份热爱变成职业是两回事。如果心里的这份热爱是心灵最愉悦，最幸福的驻留地，那就很难说热爱成不成功。换个角度，那些实现目的的人就算成功吗？比如他们实现了愿望，但他们能实现的多好？他们依然是陷入其中，依然是有困苦的。
我一直自以为是地把那些人定义为“挽歌”。时光过后，我才后知后觉地辨识出他们身上自始至终所散发的“颂歌”的性质。
2005年，李樯编剧电影《孔雀》获柏林电影节银熊奖评委会大奖。2006年，编剧《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入围了金马奖，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2007年，编剧电影《立春》入围第27届金鸡奖及第3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编剧奖。2011年，编剧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赢得第50届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2013年，荣登编剧作家富豪榜。2014年编剧电影《黄金时代》，入围第51届金马奖最佳原创剧本奖。 为什么活着？因为这世界有我死不瞑目的东西。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意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意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的世界里，我不愿意去。
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决定怎么爱，怎么活，这是我要的自由，我的黄金时代！似水流年是一个人所有的一切，只有这个东西，才真正归你所有。其余的一切，都是片刻的欢娱和不幸，转眼间就已跑到那似水流年里去了。我所认识的人，都不诊视自己的似水流年。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一件东西，所以一个个像丢了魂一样。
我只愿蓬勃生活在此时此刻，无所谓去哪，无所谓见谁，那些我将要去的地方，都是我从未谋面的故乡；那些我将要见的人，都会成为我的朋友。
——摘自《黄金时代》剧本萧红语录
Q：现在回想走过的人生岁月，哪一段是你的“黄金时代”？
A：黄金时代是诗意的，浪漫的，有乌托邦色彩的一种想法，可能身处当中的人未必能感受得到。对于我本人，我是不对十全十美的岁月抱有奢望的，我不觉得有经历过黄金时代，也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有。
我觉得人与人生都具有强烈的“观赏性”。其实人和人之间一生都在互相欣赏，某个人的喜讯和丑闻，落魄与荣华，四周人尽收眼底。
此时此刻，北京某咖啡馆中某个安静的角落。一袭黑衣的李樯正在接受记者访问。
Q：回想北漂的那段经历，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A：北漂的经历对于我，无论是对社会的认知，人生的感悟，还是形成自己的精神世界，都起了非常大的决定性作用。
Q：《黄金时代》尘埃落定后，和你的预期有不同吗？有什么感受和思考？
A： 没有特别不同的感受。我写之前就预料到会有很大的争议，但电影应该有新方向和不一样的尝试。我始终认为《黄金时代》是我最纯粹的一次写作。我觉得很幸运，也很欣喜，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电影时代写下这样一部作品。
Q：你认为在当今社会，会有一部电影能达到艺术和票房的统一吗？
A：我认为非常难。因为真正有艺术性的电影都是有探索性的，这就打破了观众现有的审美习惯。并且当今社会，人们缺乏在极端和乱世环境中的锤炼，在精神和情感方面都追求简便的，娱乐化的体验，缺少对事物终极的思考。这种固化的思维方式，本身对于新事物的接受程度就是不足的。
我一直认为电影是这故事毕生的爱情，只有电影才能懂得它身上最优美的天性。但它最终的结局如何，肯定不是我个人所能成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