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当代的学术研究离不开中西之立场，古今之维度。在全球化语境下，中西立场的论争与求衡既是文化交流的思想碰撞又是对学术思想研究的深入探讨。古今维度是中国学界构建现当代中国文论的场域范围。建立现当代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须面对弥合古今文艺理论的裂缝断层的现实。
一、中西立场
涉及中西立场之时，很多学者无法避免的卷入形而上学的漩涡中，以一种极为激进的方式全盤否定西方文论或者中国传统文论的有效性，脱离文学空谈理论唇枪舌战，从而与文学研究的本体性失之交臂。立场绝非“站队”，并不是片面的推崇全盘西化或者文化民族主义，也不简单是文化拿来与输出主义的对峙斡旋，而是在当今全球政治经济文化高度交融的现实情况下，在后殖民主义普遍渗透的形势下，根据中西方文论对文学作品阐释的有效性去伪存真。
很长一段时间内，因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普遍流传，学界一些理论家发现中国现代文论中充斥着西方术语，而民族的文学理论却丧失了话语权，所以迫切呼吁重启中国古代文论，甚至出于爱国的“激愤”用古代文论去诠释西方现代意识流的文学作品，目的是证明中国古代文论在现今仍有强大的活力和阐释力，不过这未免就掉入了强制阐释的圈套之中。光凭情怀的民族主义无法解除殖民体系，因为“变化了形态的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安全地躲避在文化表征领域领域清点帝国主义的遗产，并天真地承认各种文化反抗以隐蔽的方式存在于殖民主义的内外部”[1]，后殖民主义是历史留给各个被殖民民族文化的考验。
面对西方文论，如果我们囿于殖民的创伤，固步自封急于摆脱西方文化的烙印，那中国文界的命运将和近代屈辱外交中的中国地位别无二致。我们应当关注的是“某种理论是否可能进入本土的问题结构，而不是这种理论之中是否存在西方的术语范畴。援引西方的术语范畴不等于一笔勾销民族文化的独立存在，统统将民族文化作为这些术语范畴的例证。相反，援引西方的术语范畴可以阐释民族文化的特征，甚至成为反击文化殖民的手段。许多时候，“师夷长技以制夷”是“解殖民”的策略之一，而不是一律地判定为文化投降主义的表征。”[2]面对西方文论：第一，我们需要反思自身，不可跟在西方文论的身后，把我们的文艺理论变成西方文论的各种拼贴。第二，对待西方文艺理论要仔细鉴别，并与中国文学艺术的创作具体实践相结合生发改化，为建立中国现代文论提供优秀资源。第三，纠正西方文论对中国文学艺术的曲解误读，克服“东方主义”批判的同时，找出西方文论对中国问题理解和研究的正确方向。第四，面对成为后殖民主义工具的西方文化，要意识到应对后殖民主义并非单纯的鼓励民族主义或复苏国粹主义，并积极探索反击文化殖民的正确之径。第五，在世界多元共生的文化理想下，以开放的态度对待西方文论，踏实中国立场，用中国的概念范畴和表述方式质疑中国问题，再借助西方文艺理论的合理资源，寻找新颖又颇具学术价值的学术研究视角。虽然本土经验对本民族文学研究更便捷更全面，但是并不等同于本土理论对本民族的阐释有效性优于其他一切文论，所以，无论是对西方文论还是中国文论，我们同时必须怀有理性质证观。
二、古今维度
回顾历史语境下的中国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文史哲一体，有较完整的创作、批评鉴赏的理论体系，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但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始，我们对中国本土的文艺理论和美学传统自断根脉，内忧外患的局势也使我们无暇顾及文化的发展建设。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论所接受的资源都来自于理论家基于民族意识严肃思考民族命运的实践经验总结和苏联文论体系。至20世纪80年代，翻译、介绍、评述西方文艺理论成为我们文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甚至是全部的内容。反观我们的文艺理论创造，凤毛麟角、少之又少。对此季羡林先生极为感叹“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 ”[3]这也是世界文坛上缺少中国理论家声音的原因——我们民族的文学理论发展出现了断层。
“古代文论研究在当今的时代绝非多余。对于当下的文艺生态，对于中华民族理论传统的赓续与发展，古代文论是不可或缺的。”[4]中国古代文论与现当代文论时间上出现了断层，但是古代文论与当下的精神联系是无法割裂的。从先秦的神话、《诗经》、《楚辞》，到汉赋、乐府诗，再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5]，一代有一代之文论。现代文艺中的审美经验与古代共通，比如感物观物之说，在古代文论中表现为“神与物游”“情以物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而在现代文论中相对应的则是“反映论”，文学艺术是生活的反映;再比如古代文论的“风格论”中“文以气为主”“诗如其人”“因内而符外”，对应到现代文论中则有钱钟书对“文如其人”正反合三种内涵的诠释，但无论古今，以文观人都非易事。再者，古今美学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一脉相承，直至今天人们仍然不断复兴国学，吟诵孔孟老庄、宋明理学，“天人合一”的和谐生命观在生态美学中也依然焕发着生机。我们正是需要从这些联系中架构古今文论的桥梁。
中国现代文论的内容目前还基本等同于西方文论，换言之，弥合古今文论裂缝断层的关键也就是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对话。东方文化重视综合关照整体，“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也。”[6]主张人与自然浑然一体，友好共处，这使得中国古代文论欣赏自然，对万物可见其审美性。而西方文化偏重分析，主客体二分，不断的分析自然并享受征服自然的快感，这使得西方文论层层逻辑分析，批判而行。所以，从文化层面上看，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本就是异质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命运，正是学界忽略其异质性，处处套用西方文论而不顾及中国文论的异质性，使中国文论话语的异质性被西方文论话语所遮蔽，并最终使中国文论话语失落。”[7]例如，“思无邪”既是说诗人在文学创作中要有真性情“思无邪者，诚也”，又说读者在读到诗后思想善良纯正没有邪念“诗，善可为法，恶可为戒，故使人思无邪”。
此种观点不仅限于作品本身传达的思想观念还关乎作者创作读者阅读，既非单纯的“再现理论”也非单纯的“表现理论”，但学者们却以西方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强加因果的解读，自然而然的遮蔽了古代文论的话语权。异质对话的最终目的在于达成不同文明和文学间的互补性，以求得不同文明系统的文学之间相互汇融、整合最终达到共同发展，而不是以一家之言蔽另一家之言。古代文论要在现代找到自己的话语语境，需要我们立足在现代文化，对古代文论进行创造性的转换，运用现代观念现代话语对古代文论体系进行重新阐发，将现代的逻辑、分析因子注入古代的零散的和谐观、整体观中，使其自成体系，再为文学研究所用。
三、结语
学术思想中西古今碰撞交融，中西立场与古今维度互依互存。面对文化相互依存度日益增长的国际环境，中西文论势必在多元共生中相互影响和交融。对待西方文论的态度也势必与建立中国文化自身的话语权息息相关。“建构具有中国话语特色的文艺理论离不开如何对待西方文论、中国传统文论和当下中国文学艺术创作现实三个维度。”[8]中西立场古今维度甚至中国当下的文艺创作实践都在当今时代的现实下成为命运勾连的“共同体”。
参考文献
[1]胡俊飞.解殖理论：改造民族主义的方案[J].社会科学报，2019-10-10（5）.
[2]南帆.关于文学性以及文学研究问题[J].江苏大学学报，2005（6）：56-61.
[3]季羡林.东方文论选·序[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2.
[4]张晶.阐释：作为古代文论的提升途径[J].文学遗产，2019（1）：11.
[5]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1.
[6]季羡林.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M].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27
[7]曹顺庆.中国文论的“异质性”笔谈——为什么要研究中国文论的异质性[J].文学评论，2006（6）：26-29.
[8]左杨.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时代征候[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7（1）：84-88.
（西安外国语大学 710128）
一、中西立场
涉及中西立场之时，很多学者无法避免的卷入形而上学的漩涡中，以一种极为激进的方式全盤否定西方文论或者中国传统文论的有效性，脱离文学空谈理论唇枪舌战，从而与文学研究的本体性失之交臂。立场绝非“站队”，并不是片面的推崇全盘西化或者文化民族主义，也不简单是文化拿来与输出主义的对峙斡旋，而是在当今全球政治经济文化高度交融的现实情况下，在后殖民主义普遍渗透的形势下，根据中西方文论对文学作品阐释的有效性去伪存真。
很长一段时间内，因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普遍流传，学界一些理论家发现中国现代文论中充斥着西方术语，而民族的文学理论却丧失了话语权，所以迫切呼吁重启中国古代文论，甚至出于爱国的“激愤”用古代文论去诠释西方现代意识流的文学作品，目的是证明中国古代文论在现今仍有强大的活力和阐释力，不过这未免就掉入了强制阐释的圈套之中。光凭情怀的民族主义无法解除殖民体系，因为“变化了形态的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安全地躲避在文化表征领域领域清点帝国主义的遗产，并天真地承认各种文化反抗以隐蔽的方式存在于殖民主义的内外部”[1]，后殖民主义是历史留给各个被殖民民族文化的考验。
面对西方文论，如果我们囿于殖民的创伤，固步自封急于摆脱西方文化的烙印，那中国文界的命运将和近代屈辱外交中的中国地位别无二致。我们应当关注的是“某种理论是否可能进入本土的问题结构，而不是这种理论之中是否存在西方的术语范畴。援引西方的术语范畴不等于一笔勾销民族文化的独立存在，统统将民族文化作为这些术语范畴的例证。相反，援引西方的术语范畴可以阐释民族文化的特征，甚至成为反击文化殖民的手段。许多时候，“师夷长技以制夷”是“解殖民”的策略之一，而不是一律地判定为文化投降主义的表征。”[2]面对西方文论：第一，我们需要反思自身，不可跟在西方文论的身后，把我们的文艺理论变成西方文论的各种拼贴。第二，对待西方文艺理论要仔细鉴别，并与中国文学艺术的创作具体实践相结合生发改化，为建立中国现代文论提供优秀资源。第三，纠正西方文论对中国文学艺术的曲解误读，克服“东方主义”批判的同时，找出西方文论对中国问题理解和研究的正确方向。第四，面对成为后殖民主义工具的西方文化，要意识到应对后殖民主义并非单纯的鼓励民族主义或复苏国粹主义，并积极探索反击文化殖民的正确之径。第五，在世界多元共生的文化理想下，以开放的态度对待西方文论，踏实中国立场，用中国的概念范畴和表述方式质疑中国问题，再借助西方文艺理论的合理资源，寻找新颖又颇具学术价值的学术研究视角。虽然本土经验对本民族文学研究更便捷更全面，但是并不等同于本土理论对本民族的阐释有效性优于其他一切文论，所以，无论是对西方文论还是中国文论，我们同时必须怀有理性质证观。
二、古今维度
回顾历史语境下的中国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文史哲一体，有较完整的创作、批评鉴赏的理论体系，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但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始，我们对中国本土的文艺理论和美学传统自断根脉，内忧外患的局势也使我们无暇顾及文化的发展建设。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论所接受的资源都来自于理论家基于民族意识严肃思考民族命运的实践经验总结和苏联文论体系。至20世纪80年代，翻译、介绍、评述西方文艺理论成为我们文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甚至是全部的内容。反观我们的文艺理论创造，凤毛麟角、少之又少。对此季羡林先生极为感叹“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 ”[3]这也是世界文坛上缺少中国理论家声音的原因——我们民族的文学理论发展出现了断层。
“古代文论研究在当今的时代绝非多余。对于当下的文艺生态，对于中华民族理论传统的赓续与发展，古代文论是不可或缺的。”[4]中国古代文论与现当代文论时间上出现了断层，但是古代文论与当下的精神联系是无法割裂的。从先秦的神话、《诗经》、《楚辞》，到汉赋、乐府诗，再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5]，一代有一代之文论。现代文艺中的审美经验与古代共通，比如感物观物之说，在古代文论中表现为“神与物游”“情以物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而在现代文论中相对应的则是“反映论”，文学艺术是生活的反映;再比如古代文论的“风格论”中“文以气为主”“诗如其人”“因内而符外”，对应到现代文论中则有钱钟书对“文如其人”正反合三种内涵的诠释，但无论古今，以文观人都非易事。再者，古今美学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一脉相承，直至今天人们仍然不断复兴国学，吟诵孔孟老庄、宋明理学，“天人合一”的和谐生命观在生态美学中也依然焕发着生机。我们正是需要从这些联系中架构古今文论的桥梁。
中国现代文论的内容目前还基本等同于西方文论，换言之，弥合古今文论裂缝断层的关键也就是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对话。东方文化重视综合关照整体，“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也。”[6]主张人与自然浑然一体，友好共处，这使得中国古代文论欣赏自然，对万物可见其审美性。而西方文化偏重分析，主客体二分，不断的分析自然并享受征服自然的快感，这使得西方文论层层逻辑分析，批判而行。所以，从文化层面上看，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本就是异质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命运，正是学界忽略其异质性，处处套用西方文论而不顾及中国文论的异质性，使中国文论话语的异质性被西方文论话语所遮蔽，并最终使中国文论话语失落。”[7]例如，“思无邪”既是说诗人在文学创作中要有真性情“思无邪者，诚也”，又说读者在读到诗后思想善良纯正没有邪念“诗，善可为法，恶可为戒，故使人思无邪”。
此种观点不仅限于作品本身传达的思想观念还关乎作者创作读者阅读，既非单纯的“再现理论”也非单纯的“表现理论”，但学者们却以西方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强加因果的解读，自然而然的遮蔽了古代文论的话语权。异质对话的最终目的在于达成不同文明和文学间的互补性，以求得不同文明系统的文学之间相互汇融、整合最终达到共同发展，而不是以一家之言蔽另一家之言。古代文论要在现代找到自己的话语语境，需要我们立足在现代文化，对古代文论进行创造性的转换，运用现代观念现代话语对古代文论体系进行重新阐发，将现代的逻辑、分析因子注入古代的零散的和谐观、整体观中，使其自成体系，再为文学研究所用。
三、结语
学术思想中西古今碰撞交融，中西立场与古今维度互依互存。面对文化相互依存度日益增长的国际环境，中西文论势必在多元共生中相互影响和交融。对待西方文论的态度也势必与建立中国文化自身的话语权息息相关。“建构具有中国话语特色的文艺理论离不开如何对待西方文论、中国传统文论和当下中国文学艺术创作现实三个维度。”[8]中西立场古今维度甚至中国当下的文艺创作实践都在当今时代的现实下成为命运勾连的“共同体”。
参考文献
[1]胡俊飞.解殖理论：改造民族主义的方案[J].社会科学报，2019-10-10（5）.
[2]南帆.关于文学性以及文学研究问题[J].江苏大学学报，2005（6）：56-61.
[3]季羡林.东方文论选·序[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2.
[4]张晶.阐释：作为古代文论的提升途径[J].文学遗产，2019（1）：11.
[5]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1.
[6]季羡林.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M].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27
[7]曹顺庆.中国文论的“异质性”笔谈——为什么要研究中国文论的异质性[J].文学评论，2006（6）：26-29.
[8]左杨.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时代征候[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7（1）：84-88.
（西安外国语大学 71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