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原野上绽放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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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代文坛,董立勃是一位十分勤奋的作家,他以其新疆军垦农场的生活为素材,建构起其小说的“下野地”王国,创作出版了《白豆》《静静的下野地》《米香》《白麦》《暗红》董立勃的长篇小说有《白豆》《烈日》《清白》《乱草》《静静的下野地》《米香》《远荒》《烧荒》《白麦》《天边的炊烟》《青树》《暗红》《大路朝天》《箫与刀》《信风》《八月飞雪》《流沙如水》《北风卷地》。等18部长篇小说,出版了中篇小说集《黑土红土》《骚动的下野地》《那个中午》《红色雪》,中短篇小说集《地老天荒》《太阳下的荒野》等,他的小说创作被誉为“来自天山的神话。”徐大隆:《来自天山的神话——董立勃的创作激情》,《黄河》2005年第4期。
  谈到小说创作时,董立勃强调小说对于真善美的表达,他提出:“不过,这种真善美,一定不能是概念化的,生硬的。它一定是情感原野上绽放的花朵,人性山谷里湿暖的河流。”董立勃:《我的文学路》,《小说评论》2006年第5期。近年来,董立勃的小说创作仍然循着其创作的轨迹前行,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八月飞雪》《信风》,发表了《小姨的故事》《杀瓜》《远河》等中短篇小说,呈现出其创作的多产。近年来董立勃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有:《云和草》,《红岩》2010年第5期;《玻璃杯》,《青海湖》2011年第1期;《一个邻居》,《青海湖》2011年第1期;《水下面》,《安徽文学》2011第8期;《小姨的故事》,《时代文学》2011年第3期;《旷野》,《山花》2011年第10期;《杀瓜》,《作家》2012年1月号;《老古和春妮》,《回族文学》2013第1期;《远河》,《清明》2013年第3期;《紫黄》,《作家》2013年第5期;《暴雨》,《长江文艺》2013年第8期;《香妹》,《十月》2014年第3期;《哑巴》,《作家》2014年第4期;《下雪了以后》,《西部》2014年第5期;《梅子和恰克拜》,《小说月报·原创版》2015年第1期;《飞絮慢慢落下》,《回族文学》2015年第2期;《米椒》,《作家》2016年第4期;《春风又绿》,《长江文艺》2017年第6期。现代叙事学认为:“叙事学的主要兴趣,在于叙述的‘谈话’是如何将一个‘故事’(简单地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制作成有组织的‘情节’形式的。”阿伯拉姆:《简明外国文学词典》,第119页,曾忠禄等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有学者将小说的叙事功能模式分为情节、情态、情调三类模式,参见徐岱:《小说叙事学》,第21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董立勃的小说创作更注重于情节模式的营构。
  一、落难书生情爱模式
  中国古典戏曲中常常有落难书生与真情女子的爱情故事,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明代高濂的《玉簪记》、清代孔尚任的《桃花扇》等,大多有落难才子与佳人私定终身后花园的情爱模式,结局大多是书生及第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大约受到中国传统戏曲落难书生情爱模式的影响,大约受到其小姨嫁给有文化会计的影响,董立勃、李海诺:《对话作家董立勃》,《西部》2006年第12期。近年来董立勃小说中,总有着落难书生与兵团女子结合的故事。
  董立勃小说落难书生与真情女子的爱情故事中,女主人公常常被两个男子争夺,总是没有文化粗鲁的一方败北,而有文化的文弱书生获胜。《云和草》董立勃:《云和草》,《红岩》2010年第5期。中的彩云和香草一起来到了边疆军垦农场,彩云被介绍与麻子首长结婚,香草没有同意与干部结婚,她被分配到很远的地方。香草喜欢戴眼镜的文化人,她拒绝了马车夫的追求,她喜欢坐在地窝子门口看书读报的刘生,香草与刘生结婚生了三个孩子。《小姨的故事》董立勃:《小姨的故事》,《时代文学》2011年第3期。中来到军垦农场的小姨一心想找个有文化的对象,她先看中了连队的文书,却发现文书已有了对象。退伍老兵李瘸子追求小姨,小姨看不上他。抗洪时李瘸子乘机强奸了小姨,小姨报案后李瘸子被判刑。右派吴之岗晚饭后常常在门口看书读报,小姨看中了吴之岗,他们交往日益密切,他们准备结婚了。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造反派司令汪启不准他们结婚,汪启家被烧了,小姨出走了,小姨后来嫁了一个司机。这是一个有情人未成眷属的故事,落难书生吴之岗并未与小姨结合,“文革”后他被平反调回了长沙市卫生系统。《香妹》董立勃:《香妹》,《十月》2014年第3期。中的香妹与白小果的恋情也有着落难书生与真情女子情爱模式的意味。果敢率真的香妹由于在劳动中出色的表现,被提拔为班长,又被发展为共产党员。去场部参加青年干部培训班后,她找到有文化的白小果教她识字,他们在交往中逐渐产生了感情。韩队长却反对香妹与白小果的婚姻,说白小果家是小业主,甚至召开党支部会议予以反对。香妹被说成犯了作风错误,被開除出党,撤销了班长职务。白小果被派去山上伐木一年,怀了孕的香妹到深山与伐木的白小果生活在一起。虽然小说有着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期盼,但是他们后来的悲惨命运也可想而之。《梅子和恰克拜》董立勃:《梅子和恰克拜》,《小说月报·原创版》2015年第1期。虽然以南方女子梅子与猎人恰克拜的友谊叙述为主,小说的叙述动力却是梅子与大学生黄成的恋情。19岁的梅子在田间值夜班时遭到队长的猥亵,痛不欲生的梅子准备自沉沼泽时,大学生黄成救起了梅子,他们在一个天然洞穴里进入了爱情的天堂。黄成被抓走了,他让猎人恰克拜将吃的带给梅子,并转告梅子一定等他。在恰克拜的接济帮助下,梅子开了一个梅子酒馆,将女儿培养成了大学生。梅子和恰克拜一直保持着兄妹般的关系,她一直在等候黄成的归来,却始终没见黄成的身影。小说中的大学生黄成仅是一个影子,作家虽然着力描述的是梅子和恰克拜真挚的友情,故事却仍然是落难书生与真情女子的情爱模式。《春风又绿》董立勃:《春风又绿》,《长江文艺》2017年第6期。中的中学教师李冬在恋人宗秀娥的敦促下,走上了复习迎考报考大学之路,下放右派吴长水的影响,落难大学生王时文的辅导,让李冬最终考入了大学,故事仍然可以见到落难书生与真情女子的影子。   董立勃小说中的落难书生有其生活中的原型,脸白眼睛大的右派吴之干,换上干净的衣服在门口读《人民日报》,董立勃不识什么字的小姨,不肯嫁老兵而嫁了有文化的支边学生,董立勃、李海诺:《对话作家董立勃》,《西部》2006年第12期。这大概成为董立勃小说中人物与故事的原型。董立勃小说中的落难书生情爱模式与中国传统戏剧中“有情人终成眷属”不同,他作品中的书生常常并未能够与有情人成眷属,甚至往往以悲剧形成作品的结局。
  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6期二、监狱劳改犯出逃模式
  大约董立勃的军垦农场曾经有看守劳改犯的经历,大约劳改犯身上有着引人入胜的故事,董立勃的小说中常常出现劳改犯的身影,形成其小说中监狱劳改犯出逃模式。
  董立勃的长篇小说《信风》董立勃:《信风》,《作家》杂志2010年第6期。描述了命运坎坷与友情爱情的故事,其中劳改犯的出逃成为故事的核心。国民党军官宗义与八路军军官洪汉一起被关在日寇的集中营,在出逃中他们俩结下了生死之交,在解放战争中宗义的部队被解放军收编。新疆解放后,他们俩被分配到城建局工作,宗义当局长,洪汉任书记。宗义却因原国民党陈上校组织的叛变受牵连,以国民党特务案被判无期徒刑,准备与宗义结婚的田老师跳河自尽。洪汉为宗义之事四处奔走申辩,因此受到牵连被发配去边境开垦农场。后来宗义冒险逃出监狱,得到洪汉的帮助逃出国境,洪汉因此被捕,在被押解途中车子失灵滚下大河,洪汉侥幸逃脱。洪汉已怀孕的恋人柯楠与程山假结婚,生下女儿青青。洪汉留了长须蓬头垢面装哑巴,每天以捕鱼打猎为生。“文革”结束后,逃往国外的宗义已是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宗义费尽心机找到被关进地窖的洪汉,女儿青青也找到了亲生父亲。小说在相当长的历史跨度中讴歌了坎坷命运中的真情,其中劳改犯出逃成为情节的核心。董立勃的短篇小说《杀瓜》董立勃:《杀瓜》,《作家》2012年1月号,《吐鲁番》2013年第2期。以逃犯的故事写出了个别乡村基层官员的胡作非为。瓜农陈草在瓜地旁搭瓜棚看西瓜卖西瓜,有一人前来买瓜,走后陈草发现他掉了100元人民币,陈草去追,因此而避免了一场车祸。几个警察拿照片问陈草是否见到此人,陈草告诉就是刚才买瓜的人。报纸登载了刘红国被捕的消息,说由于没有投村长的票,受到打击报复,刘红国杀了村长一家8口。刘红国被枪毙了,陈草将100元纸币点燃了祭奠。村委会主任又来拿西瓜,陈草说你欠我的太多了,该还给我了。小说以逃犯刘红国的故事,写出了个别乡村基层官员的为非作歹,也道出了遭到欺凌的乡民铤而走险的原因。《远河》董立勃:《远河》,《清明》2013年第3期。中的逃犯是夏兰被关在监狱里的“表哥”郭洪,夏兰来到农场,场长留下了她。她要去监狱探望她的表哥,场长帮助她见了郭洪,她甚至与场长有了暧昧的关系。夏兰通过场长让郭洪赶马车去河边拉水,在一个大雪天夏兰与囚犯郭洪一起逃跑了。小说中的夏兰是奔情人郭洪而来,一切均在她不动声色的计划之中。《紫黄》董立勃:《紫黄》,《作家》2013年第5期。中上海知青许珊与牧羊女白草结识了,白草是一个寡妇,白草让场长叫许珊随她一起牧羊。知青尚柯看上了许珊,他们俩偷偷恋爱,场部开会批斗尚柯,尚柯被发配到山上寻找水源。一个从监狱里逃出来的杀人犯要强奸许珊,白草与黑狗一起与杀人犯搏斗,白草杀了逃犯。许珊生下一个女儿,因大出血而去世,尚柯坠入冰河而逝,白草成为了孩子的母亲。小说将豪爽热情的白草刻画得生动传神,在白草与监狱逃犯的搏斗中,勾画出白草仗义执言挺身相助的个性。《北风卷地》董立勃:《北风卷地》,《作家》2015年第6期。中的场部医生余南准备与下野地农场场长孟山成婚,她无法联系到大学时的恋人周杰,当她知道白草深爱着孟山,便主动和孟山解除关系,当知晓因言获罪的右派周杰被关在监狱里,余南想法设法传递食物和信息给周杰,他们最终双双逃出下野地。
  董立勃回忆他爹曾经在下野地农场看守一批来修水库的劳改犯,三个劳改犯逃跑,“爹他们手里有枪,就开枪了。一个被打倒了,另一个吓得不敢跑了,有一个不怕子弹,硬跑掉了”。②蕫立勃:《下野地往事》,《西部》2006年第2期。董立勃回忆他当中学老师时,有个出版过书的教师是个劳改释放犯,因给女学生透露考题、亲吻女学生而被开除,②这大概成为董立勃小说中劳改犯身影的原型。董立勃小说对监狱劳改犯出逃模式的运用,让他的作品增加了情节的悬念和跌宕,增强了作品引人入胜的魅力。董立勃小说中的劳改犯大多是受迫害有冤屈而铤而走险的,因此他写出了特殊年代里受欺凌被侮辱者的坎坷命运。
  三、出轨和三角恋模式
  董立勃的小说常常努力描写男女间的情爱,有一些小说描写男女之间情感出轨的故事,有的小说叙写类似于三角恋的故事,在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中,使作品具有引人入胜的魅力。
  《玻璃杯》蕫立勃:《玻璃杯》,《青海湖》2011年第1期。写出了一个农村女性大学毕业后的人生追求。吴小琴大学毕业回到了小山城,在地委宣传部工作。她与个子矮矮的男人结婚了,男人家里都是干部,男人将她两个妹妹调到商场当营业员,将她的父母接来城里,为她父亲找了个工作。她出去开会,遇到叫王树的男人,他们开始经常通信,王树想来看她,她断绝了书信来往。上司和她一起出差时把她强奸了,她权衡再三没有报案,回去后她被提升为科长。小说写出她对于改变家庭生活的努力,以及隐藏在她心底的某些热望,她面对被欺凌遭遇的委曲求全,她对于丈夫心底里的不满等,都被作者生動勾勒了出来。
  《哑巴》董立勃:《哑巴》,《作家》2014年第4期。将一个哑巴复仇的情节演绎成了女子还债出轨的故事。小脚的母亲带着朱顺、朱民两兄弟来到下野地,老连长收留了他们。朱顺能干,地里的活儿没有他干不好的,他杀猪没有人能比,但他是哑巴,他被评上五好职工。“文革”爆发了,汪兴启成了造反组织的头,他批斗老连长,查出朱顺的母亲是地主婆,他批斗朱母、暴打朱顺,朱母愤而自尽。哑巴朱顺提了杀猪刀跟随汪兴启的老婆春桃进了葵花地,春桃以还债的方式让朱顺得到补偿,并说“想了,就来找我”。朱顺因救两个掉下水渠的孩子而溺亡,“埋朱顺那一天,大家都看到了春桃,趴在哑巴朱顺身上,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小说刻画了有情有义哑巴的形象。《下雪了以后》董立勃:《下雪了以后》,《西部》2014年第5期。以孩子小冬的视角叙写出轨的故事:冬天小冬的爸爸被派去修水库,小冬和妈妈去森林里拉柴火,遇到大风雪险些冻僵,森林里打猎的大胡子救了母子俩,此后他常常给小冬家送柴火和野味,小冬妈也常常独自去森林里会大胡子。修水库的男人们回来后,他们挎着枪去森林里围捕土匪,不肯投降的大胡子被打死了。小说用孩子的视角写故事,将一个出轨的故事写得十分含蓄,留守的马队长对小冬妈的非分之想,喝酒后小冬爸打骂小冬妈,小冬妈陪大胡子喝酒后他们两只手像磁铁吸在一起,都含蓄地写出人物的处境与情感。   董立勃的长篇小说《八月飞雪》董立勃:《八月飞雪》,《芳草》2013年第2期。描写采油厂女工叶青与报社记者李冬、钻井队技术员孙志之间的情感纠葛,是一个类似三角恋的故事。叶青坐长途车遇到旋风,玻璃被飞来的石头砸碎,孙志用胳膊挡住了碎玻璃而受伤,叶青因此避免了脸部受伤,叶青将丝巾为他包扎。叶青登报寻找孙志,记者李冬了解到有故事,他去采访叶青,他们有了交往。孙志的奶奶病笃,孙志请叶青作为女友去探望奶奶。叶青想去沙漠,与这两个男子一起去,却遇到了飞雪,迷失了归途。李冬去探路,孙志陪着叶青,小狐狸引导他们回到正途,叶青嫁给了孙志。小说演绎了一个三角恋的故事,让叶青在两个男子面前犹豫徘徊,该长篇小说有将一个中篇小说拉长的感觉。《飞絮慢慢落下》董立勃:《飞絮慢慢落下》,《回族文学》2015年第2期。以李代桃僵的故事写出了男女之间的情感历程。支边上海知青宋兰、陈琳去放羊老兵老谢住处吃烤野兔,老谢吹竹笛给她们听。老谢让宋兰介绍陈琳做对象,陈琳一口回绝。宋兰去老谢处告知情况,老谢却强奸了宋兰,一個月后宋兰嫁给了老谢,支边青年嫁给放羊老兵登上了报纸,很多单位请宋兰作报告。老谢常常打骂宋兰,甚至说宋兰还不如牧羊狗阿黄。独自在家的宋兰,持刀杀了阿黄,老谢再也不敢打骂宋兰了,一直都是那么老实听话,对宋兰好得不得了。小说中宋兰与老谢成为恩爱夫妻的结局,让人感到有些意外,介绍人宋兰替代陈琳成为老谢的妻子,在李代桃僵的故事中却隐现出上海知青宋兰不幸的人生。《北风卷地》董立勃:《北风卷地》,《作家》2015年第6期。中的白草敢爱敢恨,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是能骑马打枪的人,她看中了下野地农场场长孟山,她不管孟山已有恋人场部医生余南,最终余南主动退出成全了白草与孟山的姻缘,白草却与注重党性而忽视人性的丈夫格格不入,最终离开了孟山。
  董立勃的小说常常从女性视角描写女主人公的出轨,无论是主动或被动,都将女性置于弱者的地位,作家带着同情怜悯的情感描写她们。在三角恋故事中,虽然作家让女性主宰自己的婚姻,但是在传统伦理道德约束下,她又常常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四、散发着大自然生命的气息
  有学者在谈到美国诗人威廉斯的创作时说:“威廉斯对乡土色彩和民族性、地方性的强调,并不仅仅出于对乡土的热爱,而且还出于这样的认识:‘我相信一切艺术都从当地产生,而且必须如此,因为这样我们的感官才能找到素材。’”武新玉:《威廉斯景物诗中中国古典物我观之体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一切艺术都从当地产生,这同样可以用来观照董立勃的小说创作。董立勃在谈到他的小说创作时说:“算了算,长篇小说十几部,中短篇小说几十篇,差不多有300万字。再看看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点,不管写的是什么故事,背景只有一个,那就是荒原,并且是新疆的荒原。”董立勃:《我的荒原与小说》,《吐鲁番》2014年第1期。1958年两岁的董立勃跟随父母来到下野地的新疆兵团,直至1979年考上新疆师范大学,20多年下野地的生活,戈壁、沙漠、胡杨、红柳、荒原、大田、地窝子成为董立勃生活的背景,兵团干部、退伍老兵、山东女兵、上海知青、支边学生、落难右派、马车夫、劳改犯成为董立勃当年交往的人们。董立勃的小说创作以对边疆屯垦生活的描写,丰富了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视阈,以其对于下野地受侮辱遭欺凌的女性形象的刻画,丰富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人物画廊,其小说富有诗意的境界,成为当代小说雅俗共赏的典型。董立勃在谈到小说创作时说:“我想这样的小说,语言一定要朴实干净,像泥土和青草一样,散发着大自然生命的气息。故事一定要有悬念,要有逻辑性,要合乎情理,却不能太平淡。”董立勃:《我的文学路》,《小说评论》2006年第5期。散发着大自然生命的气息,这成为董立勃小说创作的基本追求和独特风格。
  董立勃在谈到小说创作时说:“文学反映的是人性中一些普遍的问题。比如说,爱与恨,自由与平等,生与死,作家能把这些东西写好,就很了不起。”②董立勃:《生在荒野上的小说之树》,《厦门文学》2011年第10期。董立勃在小说创作中并不在意于政治敏感性,而更关注文学如何反映人性,他的小说在落难书生情爱模式、监狱劳改犯出逃模式、出轨和三角恋模式中,表达他对于人性的关注。在董立勃的小说中,无论是落难书生,还是出逃劳改犯,抑或是出轨者,他们大多是落难者、冤屈者。落难书生中,有《云和草》中的刘生,《旷野》中的何韦,《香妹》中的白小果;逃劳改犯中,有《信风》中的宗义、洪汉,《杀瓜》中的刘红国,《老古和春妮》中的春妮,《远河》中郭洪一;出轨者中,有《玻璃杯》中的吴小琴,《暴雨》中的技术员妻子,《下雪了以后》中的小冬妈等。在董立勃的笔下,他们都是受欺凌被侮辱者,他们在人生的困境中挣扎,他们在艰难中渴望温爱与真情,董立勃在他近年来小说的叙事模式营构中,期望反映人性中一些普遍的问题,在鞭挞人性的丑陋时,弘扬人性的美与善。
  董立勃在谈到如何营构小说故事时说:“我想,肯定不会有人愿意去读一个非常平淡的,没有意思的故事。既然别人不愿意读,我们为什么要去写呢。换一句话,既然大家都愿看到一个波澜起伏惊心动魄的故事,我们为什么不去写这样的故事呢。”②追求小说故事的波澜起伏惊心动魄,这也成为董立勃小说创作叙事模式的动力。董立勃的小说创作形成了以下野地为背景以屯垦为内容的叙事故事,构成了其小说的落难书生情爱、监狱劳改犯出逃、出轨和三角恋的叙事模式,这种情感原野上绽放的花朵,具有曲折跌宕引人入胜的魅力。董立勃的小说围绕情感纠葛而形成了故事张力和矛盾冲突:落难书生与退伍老兵之间,出逃劳改犯与钟情者之间,出轨者与受侮辱者之间,往往在情感的冲突与纠缠过程中,在人物命运充满悬念的发展中,在人物遭受到的凌辱与压抑中,在人物对于坎坷命运的抗争与顽强搏斗中,在故事的波澜起伏惊心动魄中,在充满着传奇性与戏剧性中,从而散发着大自然生命的气息,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
  董立勃在谈到其小说创作时说:“我也明白,再发表的东西,不超过《白豆》,不如《白豆》,别人就会骂我。可说到底,我是个凡人,是个小作家。恨不得把自己写的每个字,都变成铅字。也想有名气,也想多挣稿费。”李从云、董立勃:《我相信命运的力量——董立勃访谈录》,《小说评论》2006年第5期。这种想有名气、想多挣稿费的焦虑心态,酿成董立勃小说模式的自我重复,甚至出现自我拷贝的现象。董立勃也意识到他的这种重复,他说:“一个人生的孩子,难免会有一些相像。没有办法,已经有不少人给我敲警钟了,说我老写荒原,老写“下野地”,老写那么一群人,会重复,而且已经有重复了。”董立勃:《我的荒原与小说》,《吐鲁番》2014年第1期。模式的重复大概可以谅解,创作的自我拷贝就难以容忍了。如发表于《山花》2011年第10期的《旷野》,与发表于《时代文学》2011年第3期的《小姨的故事》的故事如出一辙:叶南喜欢右派何韦,却被李瘸子强奸;小姨喜欢右派吴之岗,却被李瘸子强奸,人物性格、故事构架、强奸细节等都十分雷同,明显呈现出作家自我拷贝的现象。   2004年,有学者在谈到董立勃的四部长篇小说时就指出其小说创作中的自我重复的现象,提出:“严肃的作家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必须严格一些,不要自我重复,也不要重复他人。这种自我寄生性的写作应该结束了。”杨光祖:《才情独具的自我寄生性写作》,《青海湖》2004年第8期。这并没有引起董立勃先生足够的重视,反而有愈演愈烈的倾向,甚至在小说创作中自我拷贝,这是需要作家引起警惕和重视的。董立勃曾说:“由此看来,作家写小说,是在创造一个崭新的东西。这个东西,过去没有过,以后也不會再有。”董立勃:《真实的力量》,《读写天地》2010年第11期。看来董立勃先生并非没有意识到小说创作的独创性,只是在小说创作中常常被惯性牵着走,只是被想有名气、想多挣稿费的焦虑心态引着走而已。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文学创作何尝不是如此。有学者指出:“……而每一个想在这个艺术生态中生存下去的人都得适应这种竞争,在艺术上精益求精。而精益求精意味着,在技艺、构思、效果上不断创新。”刘旭光:《竞争、迪塞诺与艺术自律性的起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在现代社会的竞争中,作家的创作只有精益求精不断创新才能摆脱自我重复自我拷贝的尴尬处境。
  在当代文坛,出现了一些作家们自我重复自我拷贝的现象,张炜的长篇小说《刺猬歌》从人物到故事的总体构架都有着自我的重复,王春林:《空洞苍白的自我重复——张炜长篇小说〈刺猬歌〉批判》,《当代文坛》2007年第6期。梁晓声的短篇小说一再进入长篇小说《雪城》《年轮》《知青》中,乔琛:《从“重复”看梁晓声知青小说的创作误区》,《淮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池莉的小说男主人公烦恼人生不幸婚姻的不同故事有着类似的叙事结构。程春艳:《论池莉小说创作的重复与循环》,《现代语文》2009年第2期。生活视野的束缚、艺术创作的惯性、缺乏推敲的随意等,酿成了当代小说创作的这种现象。德国学者顾彬先生曾指出中国当代作家创作过于随意的现象,他说:“将中国当代作家与德国作家比较,德国作家的创作大多有着一种精益求精的状态,他们大多在写作过程中不断推敲,有的甚至一年才写一百页,而中国当代作家创作却比较随意,有的甚至一个星期就写一百页。”杨剑龙、顾彬:《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困境与思考——当代作家与中国经验谈》,《芳草》2008年第2期。董立勃先生应该努力以精益求精的精神从事创作,克服与摆脱这种自我重复的寄生性写作,再创作出一些精品力作。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当代文坛,深受西方文坛的影响,自1985年后当代作家就有一个学习模仿借鉴西方文学的过程,无论是莫言、贾平凹、余华,还是王安忆、刘恒、苏童,他们大多或多或少受到西方文学的某些影响。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他们在接受西方文学的营养中,继承中国古典文学传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形成自己的风格过程中,不断突破自己超越自己是十分重要的,这也就成为他们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大家的可能。董立勃在其小说创作过程中,缺乏沉淀,缺少突破,在其长篇小说《白豆》走红文坛后,鲜有超越该作的重要作品。勤奋与多产,焦虑与焦灼,使近年来董立勃的小说创作常常处于其创作模式中难以超越,甚至出现自我拷贝的现象,这是值得作家反省与深思的。
  〔本文系上海高校高峰学科建设计划资助项目“中国语言文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上海都市嬗变与海派作家论”(项目编号:2014BWY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剑龙,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王宁)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17.06.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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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准备动用文字来讨论周瑄璞的长篇小说《多湾》的时候,我再一次意识到,所谓文艺批评的确不是对一部作品作出简单的肯定性判断,或者否定性判断,而是这部作品已经展示的可阐释的意义空间所激发的一种学术言说的冲动,以及由此引发的批评家与作家、与读者构成的三方对话。《多湾》之所以能够引发我进入学术言说的冲动,是因为它展示了相当丰富的意义空间。譬如它蕴含了具有深远历史背景的中原民间生活的文化史意义。再譬如它浓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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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作家,他的创作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延续到90年代,其间有过成功与辉煌,也有过落寞与争论。在“十七年”“文革”“新时期”等不同时段,浩然都写出了重要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都是一个时代的代表性作品。  《艳阳天》是浩然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小说之一,但迄今为止,学界对这一作品的评价却陷入简单的二分法,即一方面肯定其“生活气息浓厚”,另一方面认为阶级斗争理论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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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作家并不是病人,更确切地说,他是医生,他自己的医生,世界的医生。世界是所有症状的总和,而疾病与人混同起来。  ——德勒兹  小说几乎吸收并凝聚了所有作家之力,却看似从此走上了穷途末路。  ——布朗肖  一  严肃而恰当地谈论黄孝阳及其作品,是艰难的。作为一个拥有罕见的写作意志的小说家,他把任何一次写作当作一项写作学、精神现象学、谱系学和博物志的极限运动,对于小说的本体(或者按照他的说法: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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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初登文坛的笛安,是以“天才少女”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的。甫一登场便凭中篇处女作《姐姐的丛林》(2003)亮相于老牌纯文学期刊《收获》,其起步的高度令同代作家们无可企及。从情节和题材上看,这篇小说似乎并未超越“青春文学”中常见的少女情怀和成长之殇的范畴,但透过小说人物之间复杂甚至略显混乱的情感关系和遭遇,我们还是能看出笛安对爱情、人性以及艺术的独到思考。主人公姐妹两人(姐姐北琪和妹妹安琪)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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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接受的各自“倚重”  新诗固然在整体上已然成为一种独立门类,但一涉及到具体文本,接受评价就变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是其最真实的写照。一首诗,从某个角度上看,可能会挑出毛病;换另一个角度看,说不定大放异彩。这就使得诗与非诗、好诗和坏诗的界线变得十分模糊,经常陷入判断的两难:比如从文化层面着眼,它可能达到石破天惊的颠覆程度,但在艺术上却大有“非诗”的嫌疑;比如从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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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本夫长篇新作《天漏邑》有两条线索,一是民国时期的学者柳先生、当代学者祢五常先后带领的两个学术团队孜孜不倦追寻“天漏邑”神话传说和历史奥秘,另一条是宋源、千张子领导的“天漏邑”抗日游击队的活动及其主要人物的传奇故事。前者是神话传说和邈远模糊的历史记载构成的神秘世界,后者是更接近当代读者经验的现实世界。或者说,一条线写“天道”,一条线写“人道”。  交错呈现两条线索,两个世界,这在中国小说史上比较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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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登上文坛的先锋作家中,吕新是较为特殊的一位。这不仅是因为吕新富有诗意的语言、准确而细致的描写能力以及其结构故事情节的方式,使得他与众不同;而且是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先锋文学已经“桃花流水窅然去”的时候,吕新依然在不紧不慢以自己对文学、生命、世界的理解创造着新的先锋传奇。正如李锐所言:“吕新的小说读得多了,你会觉得他那样运用语言——他那种独特的和语言相处的方式,纯粹是一种自然而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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