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兴衰是历史的根本特征,我们所处的今天也依然如故。正如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他的多卷本历史著作中指出的,大国无一例外地奉行某种例外论,这是它们始终对自身怀有的一种情感。而阻止帝国衰落的最佳希望恰恰在于:承认无所不在的例外论是不可能得逞的。
　　
　　帝国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本书中,我把美国、欧洲和中国这三大帝国称为“超级大国”和“力量中心”。它们都有着全球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因而都是超级大国),都有着某种磁铁般的吸引力,令全世界众多国家和民族心驰神往。这三大帝国是全球优秀模式的代表。
　　
　　毋庸置疑,从军事、经济、外交和文化权力以及行使这些权力的意愿来看,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但这并不能改变这样一种事实:欧洲和中国也有各自施加全球性影响的手段。中国不再是一个“新兴大国”,而是已经成了超级大国。“新兴大国”的标签或许适用于俄罗斯、印度和巴西,但中国在全球贸易和国內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以及外交影响力都已经非常巨大,所以必须把它当做超级大国来对待。
　　
　　权力最怕出现真空,这是本书阐述的第二条真理。在一个有着近200个国家的世界上,全球化使国家间的联系空前增强,这使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能再支配全世界。权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扩散,所有国家都试图把握和驾驭这种形势,但无一例外都只能望洋兴叹。
　　
　　这种局面造成的后果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日趋衰落。这就是我所说的永不停息的相对衰落进程,最终会在实力大致相当的大国之间出现均势局面。对于地缘政治和联盟研究来说,上述局面造成的更为重要的后果是,欧洲和中国越来越多地应邀填补世界各地的权力真空,时机成熟时它们也会当仁不让地这么做。因此,欧洲的扩大(许多美国人曾预言这永远不会发生)造就了一个囊括27个国家的欧洲联盟,成为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成功的超国家和国家间治理模式。欧盟的影响力(尽管不是其成员国)已经伸向了北非,并且日益向中东地区挺进。
　　
　　中国也在填补权力真空。正如本书中所指出的,在从哈萨克斯坦到巴基斯坦的中亚地区,中国正取代俄罗斯成为当地的支配力量,并且主导着“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大三角”框架下初现端倪的东亚秩序。在西亚地区的各个层面上,中国也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
　　
　　本书特别关注的是,美国、欧盟和中国是如何提升其全球影响力的。我在书中指出,以前的殖民地是靠征服得来的,现在的国家可以用钱来买。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向来是帝国扩张的手段,但在主权国家时代从来没有如此严重过。贸易和投资作为一种强大的纽带,把核心区的领导者与边缘区的资源提供者联结了起来。
　　
　　历史长河中的一大讽刺又再次显现,那就是谁有钱就由谁来制定规则。中国聚集了大量的外汇储备,阿拉伯和亚洲国家也拥有庞大的主权财富基金,这表明改写全球金融秩序的问题已经提上了日程。或者更确切地说,全球金融秩序正在被改写,全球制度必须迅速跟上这一步伐,否则就将面临与形势脱节的问题。
　　
　　欧洲和中国模式的崛起使未来的全球治理成为举世瞩目的问题,《第二世界》的结论部分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我的观点是,美国、欧盟和中国(也许还包括其他大国)之间经常进行对话,将比一味地强调发挥联合国甚至安理会的作用更为有效。我关注的是世界上领先国家之间的共识和采取行动的效率,而不是历史上形成的现有制度的惯性。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能够阻止国家间酿成灾难的不是多边机构,而是各大国的治国方略。因此,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建立这种“三国集团”(G-3)协调机制,作为管理全球事务的新外交工具,这一问题已经拖延得太久了。
　　
　　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作为一种正在兴起并完好运作的治理模式,值得世界各国继续予以尊重和进行研究。但我认为,西方历史上积累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原则,并且向来从中获益匪浅。中国最好融入这些原则之中。对中国来说,要想保持长久的繁荣,并成为令世界人民叹为观止的全球样板,做到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