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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梓潼县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都是汉族和历史少数民族共居的区域，并一度曾以羌族和氐族为主，现在的梓潼县也是十余个民族聚居的农业县。传统而融合的生活方式使梓潼县的文化呈现出多元丰富的特征，但是各种文化又明显从属于汉文化为主的主流文化之中。文昌文化是梓潼文化的主流，也是儒家文化与道教文化结合的区域民俗文化体系，但在受到两种文化共同推广之后成为了影响整个中华文化的信仰之一，可见文昌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意义上重要性。这一文化现象体现了梓潼县具体民族的文化传承，也昭示着梓潼县民族文化心理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必将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键词：梓潼县;文化产业;民族文化心理
一、历史民族区域文化的再解读
梓潼县地处四川盆地的西北部，在商周时期属于古蜀国，是古蜀国的北方边境前沿，境内沟通成都平原和汉中盆地的道路穿境而过。在春秋战国时期，梓潼县所在地作为秦、蜀、巴、氐、羌等多个民族的结合部，因“地联秦关，路当蜀扼”而成为成都平原的屏障。自秦惠王以金牛之计使蜀国拓宽古蜀道后，于公元前316年，派遣司马错和张仪率秦军征灭蜀国。公元前285年，秦在梓潼建置县，比秦统一后在全国实行郡县制早264年。
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分割巴郡和蜀郡之地，于梓潼神乡（又称作乘乡、绳乡）置广汉郡，梓潼县为郡治。公元111年，凉州汉阳郡（郡治今甘肃省甘谷县境）羌人杜琦、王信等首领，联合境内氐、羌族人起义，破汉中、巴西（郡治今阆中），进逼广汉。汉中、巴西、广汉三郡的郡守与益州刺史部都率军政从吏徙移涪县（今绵阳）。117年，羌氐兵退，广汉郡治梓潼城经战乱而残破不堪，始将广汉郡治徙移雒县（今广汉市）。梓潼仍置县，隶属广汉郡。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梓潼县时为郡治，时为县治，时或成为地方政权的军事重镇，又或多次分属南北，体现了这一时期梓潼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少数民族在梓潼及其周边区域时有兴盛，都对梓潼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隋代之后，梓潼作为县治虽然管辖范围和所归属的上级行政机构时有变化，但是总体较为稳定，特别是在大一统的历史时期，更是作为一个内地县域区域获得了较好的发展。联通成都平原和汉中盆地的道路性特点也使其成为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城市，这从遗留的唐代佛道摩崖造像等文物方面都可以推测到梓潼的繁荣。
不同的历史民族在梓潼通过融合形成新的民族，主要以农耕作为经济手段，受到王朝正统文化的影响，结合区域文化传统形成在王朝正统文化影响之下的分支文化。文昌文化就是典型的代表，既具有区域文化特征，又具有儒家文化和道教文化的特征，并通过儒家文化和道教文化的认同与推广而成为中华文化圈里的重要文化分支。
现在的梓潼县居民以汉族为主，还居住有彝族、藏族、羌族、苗族、回族、蒙古族、土家族、僳僳族、满族、纳西族、布依族、白族、壮族、傣族等少数民族居民。这些民族虽然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但是在面对文昌文化或者说是梓潼文化时又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体现了民族文化的区域性趋同特征和信仰文化的超民族特征。
二、中华民族意义上的文昌文化与梓潼文化
文昌文化可以说是梓潼文化的代表，某些情况下文昌文化也称为梓潼文化。文昌文化依托于七曲山大庙，大庙被认为是文昌文化的发源地。七曲山位于梓潼县城北，据当地县志等文献资料记载，大庙始建于晋，是当地百姓为纪念晋代张亚子而立的“亚子祠”。唐宋历代对张亚子皆有褒奖封赠，至元初，张亚子被封为“辅元开化司禄宏仁帝君”，与文昌星象信仰结合，故又称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梓潼宏仁开化文昌帝君”，或简称“文昌帝君”。在祠庙基础上建造“文昌宫”，经元、明、清三代多次扩建，形成了现存结构宏伟和体系完整的古建筑群。大庙建筑面积有一万二千多平方米，是文昌宫和关帝庙的总称，由二十三座不同时期的建筑群所组成七曲山大庙较完整地展现了从元到民国各时期的建筑风格。
关于文昌信仰的相关记载，主要保存在当地地方志和明清道教经典中。据清代咸丰年间的《梓潼县志》记载：“文昌灵应祠在七曲山顶，即梓潼庙，俗称大庙。”，“神姓张，讳亚子。其先越西人，因报母仇徙居是山，自秦伐蜀后，世著灵异。宋、元历封辅元开化司禄宏仁帝君。”而《辞海》中的梓潼帝君辞条则这样记载：“梓潼帝君，道教所奉的主宰功名、禄位之神。传说姓张名亚子，居蜀七曲山，仕晋战死，后人立庙纪念。唐、宋屡封至英显王。据道教传说，玉帝命梓潼掌管文昌府和人间禄籍，故元仁宗延佑三年（公元1316年）加封为辅元开化司禄宏仁帝君。按传说梓潼原是人，死后被封为神，同天上文昌星无关，但后来经乩坛一番制作，并在元代加封，与文昌星合而为一，即成文昌帝君。”
自元代以后，中国尚文的历史开始有了“北有孔子，南有文昌”这一说法。从明清笔记小说和现存文昌宫、文峰塔、魁星阁等祠庙遗存中的文昌图像可知明清时期文昌信仰的兴盛，文昌信仰可以和观音信仰、关帝信仰、东岳信仰、妈祖信仰合称明清以来民俗的五大信仰。 文昌信仰不仅体现了知识分子对科举考试的推崇和对功名利禄的追求，还体现了中华民族尚文的思想。而文昌信仰的多元化分支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性结合，形成了忠孝文化、功名文化、星宿文化、医道文化等多种文化并存的综合特征。
三、梓潼县具体民族的文化承载
梓潼县的民众载体，无论是历史上的民族，还是现在的各族居民，在历史和现在重合的文化节点上呈现为网络状的文化传承。这种文化传承不是以具体民族的民族性体现的，而是超越具体民族的信仰形式体现的，最为典型的文化是文昌文化。的神话传说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就体现了这一点。
文昌文化不是单一的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有不同的融合，对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都有所结合。关于文昌帝君的神话传说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就体现了这一点。文昌帝君的现实人物在文献记载中被认为是张亚子，而张亚子究竟因何而封神却有着诸多截然不同的说法。有的文献记载其侍母至孝，为母报仇而徙居七曲山，这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始终提倡的孝文化。七曲山大庙中的明代启圣宫等建筑供奉文昌帝君的父母亲族，体现了孝文化和家庭文化的影响。启圣宫又叫圣父殿，殿内供奉张亚子的父亲张隆祖，宋元皇帝封他为“显庆慈佑裕令德王”，道教信仰中尊为“储真衍庆天尊”，依佛教信仰尊为“证果长寿王菩萨”，民间信仰尊称他为张公。旧时正月十二，文昌出巡民俗活动中，圣父与文昌一起乘坐八抬大轿出巡下山，接受信众顶礼膜拜。而也有说法认为张亚子仕晋战死，这则体现了传统的忠文化。还有的说他为民行医，深受爱戴，这则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医文化。七曲山大庙中瘟祖殿，文昌信仰体系中认为文昌帝君在敕法台曾降服五瘟，專司“收瘟摄毒、扫荡污秽”之职，保佑人畜兴旺，五谷丰登。文昌又被尊为瘟祖，殿内瘟祖乃文昌帝君的化身。这一信仰与医文化的传统有密切关系，又与农耕文明重视人畜五谷的思想有关。道教经典则将其与文昌星结合，体现了星宿信仰文化，主管功名利禄则与科举文化、考试文化、功名文化相结合。 七曲山大庙作为文昌祖庭，源自唐代道教科仪的音乐被称为洞经音乐，是因为谈演《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而得名。洞经音乐随着文昌帝君的信仰传播而广泛的传播到西南各县乡，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吸收各地各民族的音乐营养，发展成为一种源远流长而又分支丰富的道教民俗音乐，洞经音乐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全人类宝贵文化遗产”。洞经音乐在文昌祭祀中，以音乐艺术的形式宣扬文昌经诰的宗旨，是梓潼宗祀文昌帝君的一种特色活动。洞经音乐不仅传播了文昌信仰，还将道教和儒家惩恶扬善、善恶有报、忠孝节义等思想结合在音乐中，传承了民族的文化信仰。
梓潼阳戏则更为明确的体现了多民族信仰的融合。梓潼阳戏尊奉“四圣”为戏神，四圣为川主、土主、药王、文昌。阳戏有一整套祭祀仪式和演出剧目，运用于信众求神许愿和还愿祈吉的民俗活动。梓潼阳戏的剧目相传有三十二天戏、三十二地戏。根据手抄本“戏门断愿启白”所记，三十二天戏包括：出扫棚前、出小鬼、出土地、出走马、出春牛、出结事郎、出和事老者、出陈牢、出猿猴、出屏凤小姐、出僧道、出梅花、三圣起马、出化主、出凤冠柳青、出关韩二将、出二郎、出三伯公婆、出杨泗将军、出大伯二伯等。体现了不同民族信仰和不同文化信仰的融合与发展。
四、县域民族文化心理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县域民族文化心理体现了县域民族文化的特点，在分析县域民族文化心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了解县域民族文化在文化产业发展中转化与提升的前提。县域民族文化心理的基础如果过于单一和局限，不能很好的转化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也不能很好的获得该县域以外消费者的认同。
梓潼县民族文化心理的基础是多民族历史性融合的文化信仰，是以文昌信仰为基础的多文化融合。儒释道文化结合后的民俗文化虽然体现了以道教文化为表象，内在却结合了孝文化、忠文化、医文化、星宿信仰文化、科举文化、考试文化、功名文化等多种文化，展现了文昌文化的包容性与多元性特征。
梓潼县文化产业的发展以文昌文化为核心，凝聚梓潼县民族文化心理中的历史文化诉求与时代文化诉求，形成具有现代产业特征的文化产业发展体系，共同推进梓潼县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梓潼县民族文化心理的再一次发展与融合。
參考文献：
1.申维辰：《评价文化：文化资源评估与文化产业评价研究》[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刘吉发等：《文化产业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版.
3.柏定国：《基于项目管理的县域文化产业研究》[D]，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
4.孟鑫：《中国西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
5.沙雪斌：《中国县域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关键词：梓潼县;文化产业;民族文化心理
一、历史民族区域文化的再解读
梓潼县地处四川盆地的西北部，在商周时期属于古蜀国，是古蜀国的北方边境前沿，境内沟通成都平原和汉中盆地的道路穿境而过。在春秋战国时期，梓潼县所在地作为秦、蜀、巴、氐、羌等多个民族的结合部，因“地联秦关，路当蜀扼”而成为成都平原的屏障。自秦惠王以金牛之计使蜀国拓宽古蜀道后，于公元前316年，派遣司马错和张仪率秦军征灭蜀国。公元前285年，秦在梓潼建置县，比秦统一后在全国实行郡县制早264年。
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分割巴郡和蜀郡之地，于梓潼神乡（又称作乘乡、绳乡）置广汉郡，梓潼县为郡治。公元111年，凉州汉阳郡（郡治今甘肃省甘谷县境）羌人杜琦、王信等首领，联合境内氐、羌族人起义，破汉中、巴西（郡治今阆中），进逼广汉。汉中、巴西、广汉三郡的郡守与益州刺史部都率军政从吏徙移涪县（今绵阳）。117年，羌氐兵退，广汉郡治梓潼城经战乱而残破不堪，始将广汉郡治徙移雒县（今广汉市）。梓潼仍置县，隶属广汉郡。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梓潼县时为郡治，时为县治，时或成为地方政权的军事重镇，又或多次分属南北，体现了这一时期梓潼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少数民族在梓潼及其周边区域时有兴盛，都对梓潼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隋代之后，梓潼作为县治虽然管辖范围和所归属的上级行政机构时有变化，但是总体较为稳定，特别是在大一统的历史时期，更是作为一个内地县域区域获得了较好的发展。联通成都平原和汉中盆地的道路性特点也使其成为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城市，这从遗留的唐代佛道摩崖造像等文物方面都可以推测到梓潼的繁荣。
不同的历史民族在梓潼通过融合形成新的民族，主要以农耕作为经济手段，受到王朝正统文化的影响，结合区域文化传统形成在王朝正统文化影响之下的分支文化。文昌文化就是典型的代表，既具有区域文化特征，又具有儒家文化和道教文化的特征，并通过儒家文化和道教文化的认同与推广而成为中华文化圈里的重要文化分支。
现在的梓潼县居民以汉族为主，还居住有彝族、藏族、羌族、苗族、回族、蒙古族、土家族、僳僳族、满族、纳西族、布依族、白族、壮族、傣族等少数民族居民。这些民族虽然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但是在面对文昌文化或者说是梓潼文化时又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体现了民族文化的区域性趋同特征和信仰文化的超民族特征。
二、中华民族意义上的文昌文化与梓潼文化
文昌文化可以说是梓潼文化的代表，某些情况下文昌文化也称为梓潼文化。文昌文化依托于七曲山大庙，大庙被认为是文昌文化的发源地。七曲山位于梓潼县城北，据当地县志等文献资料记载，大庙始建于晋，是当地百姓为纪念晋代张亚子而立的“亚子祠”。唐宋历代对张亚子皆有褒奖封赠，至元初，张亚子被封为“辅元开化司禄宏仁帝君”，与文昌星象信仰结合，故又称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梓潼宏仁开化文昌帝君”，或简称“文昌帝君”。在祠庙基础上建造“文昌宫”，经元、明、清三代多次扩建，形成了现存结构宏伟和体系完整的古建筑群。大庙建筑面积有一万二千多平方米，是文昌宫和关帝庙的总称，由二十三座不同时期的建筑群所组成七曲山大庙较完整地展现了从元到民国各时期的建筑风格。
关于文昌信仰的相关记载，主要保存在当地地方志和明清道教经典中。据清代咸丰年间的《梓潼县志》记载：“文昌灵应祠在七曲山顶，即梓潼庙，俗称大庙。”，“神姓张，讳亚子。其先越西人，因报母仇徙居是山，自秦伐蜀后，世著灵异。宋、元历封辅元开化司禄宏仁帝君。”而《辞海》中的梓潼帝君辞条则这样记载：“梓潼帝君，道教所奉的主宰功名、禄位之神。传说姓张名亚子，居蜀七曲山，仕晋战死，后人立庙纪念。唐、宋屡封至英显王。据道教传说，玉帝命梓潼掌管文昌府和人间禄籍，故元仁宗延佑三年（公元1316年）加封为辅元开化司禄宏仁帝君。按传说梓潼原是人，死后被封为神，同天上文昌星无关，但后来经乩坛一番制作，并在元代加封，与文昌星合而为一，即成文昌帝君。”
自元代以后，中国尚文的历史开始有了“北有孔子，南有文昌”这一说法。从明清笔记小说和现存文昌宫、文峰塔、魁星阁等祠庙遗存中的文昌图像可知明清时期文昌信仰的兴盛，文昌信仰可以和观音信仰、关帝信仰、东岳信仰、妈祖信仰合称明清以来民俗的五大信仰。 文昌信仰不仅体现了知识分子对科举考试的推崇和对功名利禄的追求，还体现了中华民族尚文的思想。而文昌信仰的多元化分支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性结合，形成了忠孝文化、功名文化、星宿文化、医道文化等多种文化并存的综合特征。
三、梓潼县具体民族的文化承载
梓潼县的民众载体，无论是历史上的民族，还是现在的各族居民，在历史和现在重合的文化节点上呈现为网络状的文化传承。这种文化传承不是以具体民族的民族性体现的，而是超越具体民族的信仰形式体现的，最为典型的文化是文昌文化。的神话传说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就体现了这一点。
文昌文化不是单一的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有不同的融合，对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都有所结合。关于文昌帝君的神话传说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就体现了这一点。文昌帝君的现实人物在文献记载中被认为是张亚子，而张亚子究竟因何而封神却有着诸多截然不同的说法。有的文献记载其侍母至孝，为母报仇而徙居七曲山，这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始终提倡的孝文化。七曲山大庙中的明代启圣宫等建筑供奉文昌帝君的父母亲族，体现了孝文化和家庭文化的影响。启圣宫又叫圣父殿，殿内供奉张亚子的父亲张隆祖，宋元皇帝封他为“显庆慈佑裕令德王”，道教信仰中尊为“储真衍庆天尊”，依佛教信仰尊为“证果长寿王菩萨”，民间信仰尊称他为张公。旧时正月十二，文昌出巡民俗活动中，圣父与文昌一起乘坐八抬大轿出巡下山，接受信众顶礼膜拜。而也有说法认为张亚子仕晋战死，这则体现了传统的忠文化。还有的说他为民行医，深受爱戴，这则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医文化。七曲山大庙中瘟祖殿，文昌信仰体系中认为文昌帝君在敕法台曾降服五瘟，專司“收瘟摄毒、扫荡污秽”之职，保佑人畜兴旺，五谷丰登。文昌又被尊为瘟祖，殿内瘟祖乃文昌帝君的化身。这一信仰与医文化的传统有密切关系，又与农耕文明重视人畜五谷的思想有关。道教经典则将其与文昌星结合，体现了星宿信仰文化，主管功名利禄则与科举文化、考试文化、功名文化相结合。 七曲山大庙作为文昌祖庭，源自唐代道教科仪的音乐被称为洞经音乐，是因为谈演《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而得名。洞经音乐随着文昌帝君的信仰传播而广泛的传播到西南各县乡，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吸收各地各民族的音乐营养，发展成为一种源远流长而又分支丰富的道教民俗音乐，洞经音乐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全人类宝贵文化遗产”。洞经音乐在文昌祭祀中，以音乐艺术的形式宣扬文昌经诰的宗旨，是梓潼宗祀文昌帝君的一种特色活动。洞经音乐不仅传播了文昌信仰，还将道教和儒家惩恶扬善、善恶有报、忠孝节义等思想结合在音乐中，传承了民族的文化信仰。
梓潼阳戏则更为明确的体现了多民族信仰的融合。梓潼阳戏尊奉“四圣”为戏神，四圣为川主、土主、药王、文昌。阳戏有一整套祭祀仪式和演出剧目，运用于信众求神许愿和还愿祈吉的民俗活动。梓潼阳戏的剧目相传有三十二天戏、三十二地戏。根据手抄本“戏门断愿启白”所记，三十二天戏包括：出扫棚前、出小鬼、出土地、出走马、出春牛、出结事郎、出和事老者、出陈牢、出猿猴、出屏凤小姐、出僧道、出梅花、三圣起马、出化主、出凤冠柳青、出关韩二将、出二郎、出三伯公婆、出杨泗将军、出大伯二伯等。体现了不同民族信仰和不同文化信仰的融合与发展。
四、县域民族文化心理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县域民族文化心理体现了县域民族文化的特点，在分析县域民族文化心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了解县域民族文化在文化产业发展中转化与提升的前提。县域民族文化心理的基础如果过于单一和局限，不能很好的转化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也不能很好的获得该县域以外消费者的认同。
梓潼县民族文化心理的基础是多民族历史性融合的文化信仰，是以文昌信仰为基础的多文化融合。儒释道文化结合后的民俗文化虽然体现了以道教文化为表象，内在却结合了孝文化、忠文化、医文化、星宿信仰文化、科举文化、考试文化、功名文化等多种文化，展现了文昌文化的包容性与多元性特征。
梓潼县文化产业的发展以文昌文化为核心，凝聚梓潼县民族文化心理中的历史文化诉求与时代文化诉求，形成具有现代产业特征的文化产业发展体系，共同推进梓潼县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梓潼县民族文化心理的再一次发展与融合。
參考文献：
1.申维辰：《评价文化：文化资源评估与文化产业评价研究》[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刘吉发等：《文化产业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版.
3.柏定国：《基于项目管理的县域文化产业研究》[D]，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
4.孟鑫：《中国西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
5.沙雪斌：《中国县域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