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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是慈善的宝贵力量，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尚处初级阶段的今天，明星慈善既需要社会爱护，也需要自我提升
大凡明星，几乎没有不做慈善的。
明星吸引人，慈善感召人；慈善需要关注，明星追求人气。明星与慈善就这样结下了不解之缘，相得益彰。
明星慈善的经典之作，莫过于爱尔兰摇滚歌星鲍勃·格尔多夫发起的为非洲筹款的两场演唱会了：1985年的“Live Aid”（拯救生命）群星慈善演唱会，为非洲筹款5000万美元；时隔20年后，“Live8”世界巨星义演在全球十大城市再次唱响，100多位著名歌手轮番上场，威尔·史密斯、布拉德·皮特、安吉丽娜·朱莉等影星客串主持人，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政治领袖纳尔逊·曼德拉发表演说……这场义演吸引了全球30亿人收看，募款1200万美元。
试想，世界上还能有谁—无论是政治强人、财富大鳄或是思想巨人—能在短时间内搅动数十亿人的神经，去关注一个远在非洲的贫困问题？没有别人，唯有明星。因为他们拥有数目庞大的粉丝。
明星慈善在中国起步并不算晚。20多年前，台湾艺人凌峰来到大陆，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合作举办希望工程百场义演。义演活动历时七年，凌峰分文未取。希望工程借助明星的影响力更加深入人心，凌峰的名字也在大陆家喻户晓。
实际上，明星慈善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他们本人捐了多少钱，而是在于他们影响了多少人去了解和参与慈善，在于他们对慈善文化和志愿精神的正面倡导，也在于他们身体力行地投入慈善活动和社会创新，为世人做出示范。从这个意义上讲，李连杰堪称典范。
李连杰创立的壹基金，以“尽我所能，人人公益”为愿景，致力于搭建专业、透明的壹基金公益平台。从挂靠中国红十字会敲开“人人公益”的大门开始，到在深圳获准注册独立的纯民间公募基金会，直至芦山地震发生、在紧急救援中壹基金接受公众“大考”的表现，李连杰的慈善创新之路可谓功德圆满。
芦山地震发生后半个小时，壹基金便启动灾害应急动员机制，一小时后，首批救援人员已抵达灾区。此次地震救援中，壹基金与100多家公益基金会和草根NGO一起，高扬民间慈善的大旗，借国家民政部首次提倡由公民自主选择受捐机构的政策之利，以专业、高效、透明赢得了公众信任。震后短短两周，壹基金就收到来自160万民众的捐款2.5亿元人民币，数额既超过红十字会总会，也是中华慈善总会的五倍。芦山地震救援行动，是中国慈善回归民间的转折点，也是慈善捐款由公民自主选择自己信任的机构、“用脚投票”的开始。看来，中国民间慈善转折点的代表，非壹基金莫属。
行文到此，不免要多说几句题外话。芦山地震发生后，面对壹基金大受追捧、红会备受质疑的局面，李连杰表示：“没有红十字会，就没有壹基金。”这是个客观公正的结论。从2007年到2010年，假如没有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提供的受捐运作平台，李连杰的“壹基金计划”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功。在壹基金离开红会走向独立时，舆论界曾有过“离婚”还是“嫁女”的定义之争。“离婚”是悲剧，还要分财产；“嫁女”则是喜事，可以陪嫁妆。实际上，红总会不仅支持壹基金独立门户，还把壹基金筹募来进入红会账户、法律上已经归属于红会的公益资产，继续用于支持独立后的壹基金开展公益项目，颇有“扶上轿送一程”的意味。今天，壹基金成功了，红会也脸上有光。
在明星慈善中，李连杰是属于投入生命的一位，而且非常专业。即便如此，他也挨骂。骂他最多的话是，“你自己那么有钱没捐多少，凭啥让我们人人捐一元钱？”但是，看到芦山地震中160万人给壹基金捐款后，那些骂李连杰的朋友可能就会理解他了。这可比他自己捐多少财产都值钱！
在中国，做慈善很难，明星做慈善亦不例外。甚至有“明星慈善，掌声少、骂声多”的假象。事实上，掌声一响就过去了，骂声则带有现代传播的病毒功能，容易持续发酵。从正面理解，既然做慈善，明星同样需要接受公众监督。骂声，也是明星慈善成长的必要经历。当然，对明星慈善不应苛责，毕竟慈善不是多数明星的专长。用媒体狂欢消费明星慈善的某些并非道德层面的瑕疵，伤害明星慈善的热情，则很不足取。
汶川地震后，章子怡深陷“诈捐门”。笔者在向有关基金会了解情况后，通过央视等媒体给予辩解：章子怡的捐款没有及时到位，有外部客观原因和个人疏忽责任，不属于“主观故意”欺骗大众。因而，给章子怡扣“诈捐”的帽子是不妥的。
章子怡的案例也给了明星慈善一个正面启示。在其后由陈道明、张国立、冯小刚三对夫妇联名发起的“心系旱区，送水赈灾”活动中，他们将个人捐款发票扫描件公布在网上。冯小刚说：“我有些朋友也响应倡议捐了款，我跟他们说，一定要拿好发票。我不希望大家做了善事反而被说。”此举在演艺界影响很大，公众反应甚佳。
明星还有一个优势，可以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慈善。尽管这不属于明星慈善的讨论范围，但鉴于明星的传播力，也需要他们在创作时怀有社会责任感和必要的专业知识，给社会传递正能量。笔者曾对央视春晚小品《捐助》误导公众表示愤怒，后在《中国青年报》和《新京报》上分别发表了《赵本山的〈捐助〉不仅误导公众还会成世界笑料》《赵本山〈捐助〉受捧乃公益之悲》的评论。如此较劲，盖因小品渲染了一个公开劝募活动中的种种怪态：捐款人不知道自己捐了多少钱，组织者多收了十倍捐款悉数由受助人拿走，受助人给捐款人送礼、下跪、认亲、退钱，一个有组织的公益慈善行为最后竟以“私了”收场。在希望工程实施了20年之后，央视春晚还如此误导公众，实乃公益之悲。
明星的影响力加热情，是慈善的宝贵力量。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尚处初级阶段的今天，明星慈善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既需要社会爱护，也需要自我提升。星光灿烂、灿烂慈善，此为明星慈善的题中应有之义，亦为社会之福。
徐永光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基金会中心
网理事长、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
长、“希望工程”创始人
大凡明星，几乎没有不做慈善的。
明星吸引人，慈善感召人；慈善需要关注，明星追求人气。明星与慈善就这样结下了不解之缘，相得益彰。
明星慈善的经典之作，莫过于爱尔兰摇滚歌星鲍勃·格尔多夫发起的为非洲筹款的两场演唱会了：1985年的“Live Aid”（拯救生命）群星慈善演唱会，为非洲筹款5000万美元；时隔20年后，“Live8”世界巨星义演在全球十大城市再次唱响，100多位著名歌手轮番上场，威尔·史密斯、布拉德·皮特、安吉丽娜·朱莉等影星客串主持人，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政治领袖纳尔逊·曼德拉发表演说……这场义演吸引了全球30亿人收看，募款1200万美元。
试想，世界上还能有谁—无论是政治强人、财富大鳄或是思想巨人—能在短时间内搅动数十亿人的神经，去关注一个远在非洲的贫困问题？没有别人，唯有明星。因为他们拥有数目庞大的粉丝。
明星慈善在中国起步并不算晚。20多年前，台湾艺人凌峰来到大陆，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合作举办希望工程百场义演。义演活动历时七年，凌峰分文未取。希望工程借助明星的影响力更加深入人心，凌峰的名字也在大陆家喻户晓。
实际上，明星慈善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他们本人捐了多少钱，而是在于他们影响了多少人去了解和参与慈善，在于他们对慈善文化和志愿精神的正面倡导，也在于他们身体力行地投入慈善活动和社会创新，为世人做出示范。从这个意义上讲，李连杰堪称典范。
李连杰创立的壹基金，以“尽我所能，人人公益”为愿景，致力于搭建专业、透明的壹基金公益平台。从挂靠中国红十字会敲开“人人公益”的大门开始，到在深圳获准注册独立的纯民间公募基金会，直至芦山地震发生、在紧急救援中壹基金接受公众“大考”的表现，李连杰的慈善创新之路可谓功德圆满。
芦山地震发生后半个小时，壹基金便启动灾害应急动员机制，一小时后，首批救援人员已抵达灾区。此次地震救援中，壹基金与100多家公益基金会和草根NGO一起，高扬民间慈善的大旗，借国家民政部首次提倡由公民自主选择受捐机构的政策之利，以专业、高效、透明赢得了公众信任。震后短短两周，壹基金就收到来自160万民众的捐款2.5亿元人民币，数额既超过红十字会总会，也是中华慈善总会的五倍。芦山地震救援行动，是中国慈善回归民间的转折点，也是慈善捐款由公民自主选择自己信任的机构、“用脚投票”的开始。看来，中国民间慈善转折点的代表，非壹基金莫属。
行文到此，不免要多说几句题外话。芦山地震发生后，面对壹基金大受追捧、红会备受质疑的局面，李连杰表示：“没有红十字会，就没有壹基金。”这是个客观公正的结论。从2007年到2010年，假如没有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提供的受捐运作平台，李连杰的“壹基金计划”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功。在壹基金离开红会走向独立时，舆论界曾有过“离婚”还是“嫁女”的定义之争。“离婚”是悲剧，还要分财产；“嫁女”则是喜事，可以陪嫁妆。实际上，红总会不仅支持壹基金独立门户，还把壹基金筹募来进入红会账户、法律上已经归属于红会的公益资产，继续用于支持独立后的壹基金开展公益项目，颇有“扶上轿送一程”的意味。今天，壹基金成功了，红会也脸上有光。
在明星慈善中，李连杰是属于投入生命的一位，而且非常专业。即便如此，他也挨骂。骂他最多的话是，“你自己那么有钱没捐多少，凭啥让我们人人捐一元钱？”但是，看到芦山地震中160万人给壹基金捐款后，那些骂李连杰的朋友可能就会理解他了。这可比他自己捐多少财产都值钱！
在中国，做慈善很难，明星做慈善亦不例外。甚至有“明星慈善，掌声少、骂声多”的假象。事实上，掌声一响就过去了，骂声则带有现代传播的病毒功能，容易持续发酵。从正面理解，既然做慈善，明星同样需要接受公众监督。骂声，也是明星慈善成长的必要经历。当然，对明星慈善不应苛责，毕竟慈善不是多数明星的专长。用媒体狂欢消费明星慈善的某些并非道德层面的瑕疵，伤害明星慈善的热情，则很不足取。
汶川地震后，章子怡深陷“诈捐门”。笔者在向有关基金会了解情况后，通过央视等媒体给予辩解：章子怡的捐款没有及时到位，有外部客观原因和个人疏忽责任，不属于“主观故意”欺骗大众。因而，给章子怡扣“诈捐”的帽子是不妥的。
章子怡的案例也给了明星慈善一个正面启示。在其后由陈道明、张国立、冯小刚三对夫妇联名发起的“心系旱区，送水赈灾”活动中，他们将个人捐款发票扫描件公布在网上。冯小刚说：“我有些朋友也响应倡议捐了款，我跟他们说，一定要拿好发票。我不希望大家做了善事反而被说。”此举在演艺界影响很大，公众反应甚佳。
明星还有一个优势，可以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慈善。尽管这不属于明星慈善的讨论范围，但鉴于明星的传播力，也需要他们在创作时怀有社会责任感和必要的专业知识，给社会传递正能量。笔者曾对央视春晚小品《捐助》误导公众表示愤怒，后在《中国青年报》和《新京报》上分别发表了《赵本山的〈捐助〉不仅误导公众还会成世界笑料》《赵本山〈捐助〉受捧乃公益之悲》的评论。如此较劲，盖因小品渲染了一个公开劝募活动中的种种怪态：捐款人不知道自己捐了多少钱，组织者多收了十倍捐款悉数由受助人拿走，受助人给捐款人送礼、下跪、认亲、退钱，一个有组织的公益慈善行为最后竟以“私了”收场。在希望工程实施了20年之后，央视春晚还如此误导公众，实乃公益之悲。
明星的影响力加热情，是慈善的宝贵力量。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尚处初级阶段的今天，明星慈善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既需要社会爱护，也需要自我提升。星光灿烂、灿烂慈善，此为明星慈善的题中应有之义，亦为社会之福。
徐永光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基金会中心
网理事长、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
长、“希望工程”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