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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批评修辞，又称意识形态修辞批评、后现代主义修辞批评，是修辞批评的一种形式，强调透过修辞话语符号发现其背后的理想观念、价值观以及其中暗示的假设。批评修辞学大体分为两个领域：一是针对话语霸权进行批评的传统意识形态批评，二是针对日常的各种社会关系进行批评的自身批评。
【关键词】批评修辞；范式；局限；修辞批评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西方修辞批评逐渐发展，如今修辞批评与修辞理论交织在一起，成为修辞理论与实践之间一个相当重要、不可或缺的领域。然而，我国对于西方修辞批评，尤其是当代的修辞批评几乎还是空白点[1]104。近几年来，我国修辞学界一批年轻的新生代对修辞批评作了颇为有益的引进和探讨，但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均远远未能体现西方修辞批评的研究成果，甚至一些核心的概念术语也厘定不清，例如“修辞批评”与“批评修辞”之间鲜有论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基于此，本文拟重点对“批评修辞”与“修辞批评”的区别，特别是“批评修辞”的范式和局限等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批评”的内涵
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批评”作为普通词语，本身均具有“挑剔、贬低、否定”等负面意义。然而，在学术研究领域中，“批评”作为一个专业术语，具有与普通词汇不同的特殊含义。在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批评”的定义多与某种学派或学说的综合性理论密切相连，既可以指运用某种视角或方法对特定的研究对象进行主观或客观的诠释或评论的理论与方法，又可以指这些理论与方法在特定领域中的主观或客观的诠释或评论过程或行为，还可以指相应的学科或研究领域。作为专业术语的“批评”，至少具有以下共同特征：（1）批评不是非专业的、普通意义上的吹毛求疵，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还可以是中性的；（2）批评行为揭示的内容一般较为隐晦，不易发觉；（3）批评是主观的评判，但批评家个体或群体均试图更加客观、公正、有效。
“修辞批评”的内涵
术语“修辞批评”是由“修辞”与“批评”复合而成。现代西方“修辞批评”的创立者维切恩斯在其奠基之作《演讲的文学批评》中，把“修辞批评”界定为“对演说者将自己的思想传达给听众的方法所作的分析和评价”[2]6。亨久克斯等在选编的《修辞批评：方法与模式》序言中把“修辞批评”界定为“对口头或笔头形式的信息性或说服性语篇所作的分析、解释以及评价”[3]26，将修辞批评的对象从以说服性为特征的演讲语篇扩大至说明性语篇。当代修辞学家坎贝尔在《当代修辞批评》中将“修辞批评”定义为“对说服性语言运用所作的描述、分析、解释以及评价”[4]76。20世纪最著名的修辞学家肯尼斯·博克认为，“修辞批评考察的是想象性作品并将其作为对情景中所产生问题的策略而独具风格的应答来分析”[5]2。当代修辞学家福斯在《修辞批评：探索与实践》中指出，“修辞批评是一种质的研究方法，它系统考察和解释象征性行为及人工制品，目的是为了理解修辞过程”[6]16。
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西方修辞理论得以迅速发展，如今已成为“语言哲学和语言学、言语行为理论、符号学、诠释学、新语用学、论辩理论以及文学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甚至所谓的硬科学”[7]6，修辞学从最初的演讲术横跨到语境学、语体学、风格学、文风学等多门学科，研究对象也由语言修辞手段、修辞格、语体风格、言语接受转向修辞行为、修辞交际过程、修辞运作规律的研究[8]52。如果把话语扩大到一切象征行为的话，修辞学则是研究用一切象征行为去劝说听（读）者的学问，是研究人们用符号尤其语言在他人身上诱发合作的学问，这就是当今西方非常流行的修辞观[9]24。
当代西方修辞批评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传统范式阶段和多元范式阶段。所谓传统范式，是指以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理论为基础、以传统的“五艺”为程序蓝本的批评方法，批评的对象主要是政治演讲，即那些政治名人为了政治需要而进行的公众演说。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受国际及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美国修辞批评开始关注重大社会问题，如社会思潮、社会运动等，修辞批评势头强劲，于20世纪后半期出现了多元修辞批评范式共存的繁荣景象，如心理批评模式、戏剧主义批评模式、幻想主题修辞批评模式、社会运动批评模式、体裁批评模式、女权主义批评、意识形态批评等，景象十分壮观[10]89。人们普遍认为，修辞批评可以运用在任何人类的行为、过程、产品和人工制品上，因为人们的行为、过程、产品和人工制品都可以导致态度的形成、加强和改变，修辞批评的对象越来越广，以至非语言现象也纳入了修辞批评范围之中。
“批评修辞”：意识形态修辞批评
“批评修辞”，又称“意识形态修辞批评”或“后现代主义修辞批评”，指对修辞话语中那些决定人们对社会各方面阐释的信念体系进行的评论，或者说对决定某一群体行为的基本社会、经济、政治或文化兴趣的信念体系进行的评论。
“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哲学和文论概念，自形成迄今已达两个世纪之久。它的内涵随着哲学史和文学史的发展而嬗变，日趋复杂且宽泛，以至始终无人能做出一个普遍公认的圆满界说。20世纪中期以后，意识形态理论在政治、哲学、文化、教育、法律、性别研究等领域产生重大影响，亦被用于文学评论，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分析工具。美国著名修辞批评家索尼娅·佛斯指出，意识形态指的是决定一个群体如何解释世界上某个或某些方面问题的思想理念，这些思想理念反映了该群体对于社会、经济、政治或文化利益的根本观点，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是那些具有评价性质的思想理念，即可能招来不同评价判断的那些思想理念。意识形态修辞批评强调的是透过修辞话语符号发现其背后的理想观念、价值观以及其中暗示的假设。[11]209
意识形态修辞批评来源于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其理论来源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文化研究、女权主义、心理分析等多个理论学说，索绪尔、皮尔斯、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哈贝马斯、拉康、福柯、德里达、葛兰西、博克、巴特勒、巴赫金等学者的哲学和理论思想均曾运用于意识形态批评的实践，在这些理论视角和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范戴克、万德尔、麦克吉、麦克凯洛、拉星、福伦茨、格罗斯伯格、米歇尔、克劳德、佛斯等在修辞与传播领域对于意识形态批评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 无论受到何种理论和思想的影响，意识形态修辞批评家的首要目标是“发现并揭示蕴涵在修辞符号（artifacts）中的意识形态”[11]204。意识形态分析修辞批评家努力阐明交际理论在创造和维护意识形态中的作用，发现某个意识形态代表了哪些群体的利益。
在索尼娅·佛斯看来，意识形态批评的操作分四个步骤：（1）选择分析符号。由于意识形态无处不在，从广义上看，任何符号均可作为批评修辞的对象。除了显性的政治话语之外，其他隐性的符号均可作为批评修辞的对象，其他大众文化中的广告、电视节目、篮球比赛、音乐会、咖啡馆、电脑游戏、草坪装饰、电影、网站、歌曲等均有意识形态的嵌入、兜售与冲突。（2）分析符号。其中包含显性元素识别、隐性元素识别、意识形态形成、功能分析等四个步骤。第一步，显性特征识别是对符号中的可观察特征进行描述，例如语言符号中的论点、论据、图示、术语、隐喻等，视觉符号中的形状、色彩等等。第二步，隐性元素识别即对符号中可观察特征所传达的思想、指称、主题、暗讽、理念等进行分析。第三步，形成意识形态即对前两步所揭示的较为散乱的因素按照一定的标准或纲目进行系统化分类，以形成关于所分析符号的明确无误、前后连贯、表述简明的意识形态研究陈述。第四步，分析所形成的意识形态表述对于受众的作用和结果。（3）提出问题。即就分析符号中意识形态所传达的意义，所代表、服务或倾向的利益群体以及意识形态对于外部世界所隐含的启示等。（4）撰写结论。即完成分析报告，一般而言有5个部分：一是引论，包含研究问题及意义等；二是符号及其语境描述；三是批评方法；四是研究发现；五是对修辞理论的作用与贡献。
整体而言，正如麦克凯洛所言：“批评修辞试图揭示或揭秘权利语篇，其目的是理解人类社会中权利与知识的结合——改变这种结合需要或存在哪些可能性，什么样的干预策略适于社会变化。”[12]91批评修辞学者运用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和福柯的理论，大体上从事“统治批评”和“自由批评”两个领域的实践。前者承继了传统意识形态批评的思路，针对话语霸权进行批评，后者针对日常的各种社会关系进行批评，属于自身批评。
“批评修辞”之反批评
意识形态批评诞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背景决定了其批评性甚至批判性性质，它的边缘地位决定了它的战斗性姿态，它以一种犀利的锋芒穿透了主流文化的迷障，揭示了精心编织的修辞活动和修辞话语背后的权力话语及其支配性力量，呈现了隐藏在修辞话语之中的各种矛盾和社会关系，这种革命性的、不妥协的、战斗性的解构性批评方式对于现实具有强大的干预作用，对于理解修辞话语和修辞行为的实质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意识形态批评的上义词，修辞批评是运用修辞理论，对以语篇为代表的象征性行为的展现方式进行全面深入分析，以增强修辞意识、促进成功交流的批评活动[13]40。修辞批评积极探寻说写者与听（读）者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发现最有效、最得体的申辩、劝说和论争方式，揭示话语的交际效果，帮助人们解读人类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文本和象征行为，增强听（读）者的修辞意识和修辞话语能力，增强交际话语的效果和社会效应，检验和修正修辞理论和批评系统，更好地运用符号增进人类的理解。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批评修辞隶属于修辞批评，是修辞批评的一种形式，但我们必须注意：（1）无论称为批评修辞，还是意识形态批评，或者意识形态修辞批评，它们与修辞批评在批评目的、理论框架以及所遵循的批评规范等方面不尽相同，甚至存在根本区别。简单而言，批评修辞重视揭示语言权力和社会关系，修辞批评重视分析象征行为和象征符号的交际效果。（2）批评修辞或者意识形态修辞批评更多地与政治批评纠缠在一起，容易陷入“统治与被统治[14]”的二元批评模式之中，与修辞批评的目标渐行渐远，甚至已经失去修辞批评的本位性[13]43。（3）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文化多元趋势明显，各种团体阶层利益交错共生，相互依存，世界主流文化竭力建构和谐语言、和谐文化、和谐社会关系的大背景之下，批评修辞或者意识形态修辞批评刺耳的批评似乎显得不合时宜，批评修辞学家也往往因此背负着不懂建构积极话语、缺乏社会责任的“麻烦制造者”的罪名。（4）就批评修辞本身而言，批评修辞在批评素材选择的普遍性与代表性，批评分析的科学性、客观性和系统性，批评修辞本身理论的建构与创新，批评修辞学家本身意识形态的介入，批评修辞批评效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等方面，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特别是在新的形势下，批评修辞本身面临的困境、矛盾与挑战值得修辞批评学界认真思考与研究。
结束语
批评修辞作为修辞批评的一种形式，它与其他批评方式一样，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所揭示的权力问题与社会关系矛盾，但它更贴近意识形态批评的本质。无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还是其社会关系的监督与建构，批评修辞仍将发挥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为河南省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项目“当代西方修辞批评理论与实践研究”（No.2008013）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温科学.20世纪西方修辞学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2]Wichelns，Herbert A.“The Literary Criticism of Oratory”[A].Landmark Essays on Rhetorical Criticism[C].Ed.Benson，Thomas W.California：Hermagoras Press，1993.
[3]Hendrix，J.A. and Jerome B. Polisky，eds.Rhetorical Criticism：Methods and Models[C].Iowa：WM.C.Brown Book Company，1968.
[4]Campbell，George.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M].London：Feffer and Simons，1969. [5]Burke，Kenneth.A Grammar of Motive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
[6]Foss，Sonja K.，Karen A.Foss，and Robert Trapp.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Rhetoric[M].Illinois：Waveland Press，1985.
[7]Moran，Michael G and Balif Michelle. Twentieth-Century Rhetorics and Rhetoricians [M]．Westport：Greenwood Press，2000．
[8]陈汝东.社会心理修辞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9]邓志勇，杨永春.美国修辞批评：范式与理论[J].天津外语学院学报，2007（3）：24-30.
[10]Hart， Roderick P.， and Suzanne M. Daughton. Modern Rhetorical Criticism[M]. Boston： Pearson Education，2005.
[11]Foss， Sonja K. Rhetorical Criticism：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M]. Fourth Edition. Long Grove： Waverland， 2009.
[12]McKerrow， Raymie. Critical Rhetoric： Theory and Praxis[J].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56.2 （1989）： 91-111.
[13]袁影. 当代西方修辞批评研究：格局与走向[J].修辞学习，2007（4）：40-43.
[14]Biesecker， Barbara. Critical Rhetoric[EB/OL]. [2012-03-16] Texas Theory Wiki..
（作者为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编校：施宇
【关键词】批评修辞；范式；局限；修辞批评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西方修辞批评逐渐发展，如今修辞批评与修辞理论交织在一起，成为修辞理论与实践之间一个相当重要、不可或缺的领域。然而，我国对于西方修辞批评，尤其是当代的修辞批评几乎还是空白点[1]104。近几年来，我国修辞学界一批年轻的新生代对修辞批评作了颇为有益的引进和探讨，但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均远远未能体现西方修辞批评的研究成果，甚至一些核心的概念术语也厘定不清，例如“修辞批评”与“批评修辞”之间鲜有论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基于此，本文拟重点对“批评修辞”与“修辞批评”的区别，特别是“批评修辞”的范式和局限等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批评”的内涵
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批评”作为普通词语，本身均具有“挑剔、贬低、否定”等负面意义。然而，在学术研究领域中，“批评”作为一个专业术语，具有与普通词汇不同的特殊含义。在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批评”的定义多与某种学派或学说的综合性理论密切相连，既可以指运用某种视角或方法对特定的研究对象进行主观或客观的诠释或评论的理论与方法，又可以指这些理论与方法在特定领域中的主观或客观的诠释或评论过程或行为，还可以指相应的学科或研究领域。作为专业术语的“批评”，至少具有以下共同特征：（1）批评不是非专业的、普通意义上的吹毛求疵，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还可以是中性的；（2）批评行为揭示的内容一般较为隐晦，不易发觉；（3）批评是主观的评判，但批评家个体或群体均试图更加客观、公正、有效。
“修辞批评”的内涵
术语“修辞批评”是由“修辞”与“批评”复合而成。现代西方“修辞批评”的创立者维切恩斯在其奠基之作《演讲的文学批评》中，把“修辞批评”界定为“对演说者将自己的思想传达给听众的方法所作的分析和评价”[2]6。亨久克斯等在选编的《修辞批评：方法与模式》序言中把“修辞批评”界定为“对口头或笔头形式的信息性或说服性语篇所作的分析、解释以及评价”[3]26，将修辞批评的对象从以说服性为特征的演讲语篇扩大至说明性语篇。当代修辞学家坎贝尔在《当代修辞批评》中将“修辞批评”定义为“对说服性语言运用所作的描述、分析、解释以及评价”[4]76。20世纪最著名的修辞学家肯尼斯·博克认为，“修辞批评考察的是想象性作品并将其作为对情景中所产生问题的策略而独具风格的应答来分析”[5]2。当代修辞学家福斯在《修辞批评：探索与实践》中指出，“修辞批评是一种质的研究方法，它系统考察和解释象征性行为及人工制品，目的是为了理解修辞过程”[6]16。
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西方修辞理论得以迅速发展，如今已成为“语言哲学和语言学、言语行为理论、符号学、诠释学、新语用学、论辩理论以及文学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甚至所谓的硬科学”[7]6，修辞学从最初的演讲术横跨到语境学、语体学、风格学、文风学等多门学科，研究对象也由语言修辞手段、修辞格、语体风格、言语接受转向修辞行为、修辞交际过程、修辞运作规律的研究[8]52。如果把话语扩大到一切象征行为的话，修辞学则是研究用一切象征行为去劝说听（读）者的学问，是研究人们用符号尤其语言在他人身上诱发合作的学问，这就是当今西方非常流行的修辞观[9]24。
当代西方修辞批评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传统范式阶段和多元范式阶段。所谓传统范式，是指以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理论为基础、以传统的“五艺”为程序蓝本的批评方法，批评的对象主要是政治演讲，即那些政治名人为了政治需要而进行的公众演说。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受国际及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美国修辞批评开始关注重大社会问题，如社会思潮、社会运动等，修辞批评势头强劲，于20世纪后半期出现了多元修辞批评范式共存的繁荣景象，如心理批评模式、戏剧主义批评模式、幻想主题修辞批评模式、社会运动批评模式、体裁批评模式、女权主义批评、意识形态批评等，景象十分壮观[10]89。人们普遍认为，修辞批评可以运用在任何人类的行为、过程、产品和人工制品上，因为人们的行为、过程、产品和人工制品都可以导致态度的形成、加强和改变，修辞批评的对象越来越广，以至非语言现象也纳入了修辞批评范围之中。
“批评修辞”：意识形态修辞批评
“批评修辞”，又称“意识形态修辞批评”或“后现代主义修辞批评”，指对修辞话语中那些决定人们对社会各方面阐释的信念体系进行的评论，或者说对决定某一群体行为的基本社会、经济、政治或文化兴趣的信念体系进行的评论。
“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哲学和文论概念，自形成迄今已达两个世纪之久。它的内涵随着哲学史和文学史的发展而嬗变，日趋复杂且宽泛，以至始终无人能做出一个普遍公认的圆满界说。20世纪中期以后，意识形态理论在政治、哲学、文化、教育、法律、性别研究等领域产生重大影响，亦被用于文学评论，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分析工具。美国著名修辞批评家索尼娅·佛斯指出，意识形态指的是决定一个群体如何解释世界上某个或某些方面问题的思想理念，这些思想理念反映了该群体对于社会、经济、政治或文化利益的根本观点，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是那些具有评价性质的思想理念，即可能招来不同评价判断的那些思想理念。意识形态修辞批评强调的是透过修辞话语符号发现其背后的理想观念、价值观以及其中暗示的假设。[11]209
意识形态修辞批评来源于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其理论来源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文化研究、女权主义、心理分析等多个理论学说，索绪尔、皮尔斯、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哈贝马斯、拉康、福柯、德里达、葛兰西、博克、巴特勒、巴赫金等学者的哲学和理论思想均曾运用于意识形态批评的实践，在这些理论视角和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范戴克、万德尔、麦克吉、麦克凯洛、拉星、福伦茨、格罗斯伯格、米歇尔、克劳德、佛斯等在修辞与传播领域对于意识形态批评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 无论受到何种理论和思想的影响，意识形态修辞批评家的首要目标是“发现并揭示蕴涵在修辞符号（artifacts）中的意识形态”[11]204。意识形态分析修辞批评家努力阐明交际理论在创造和维护意识形态中的作用，发现某个意识形态代表了哪些群体的利益。
在索尼娅·佛斯看来，意识形态批评的操作分四个步骤：（1）选择分析符号。由于意识形态无处不在，从广义上看，任何符号均可作为批评修辞的对象。除了显性的政治话语之外，其他隐性的符号均可作为批评修辞的对象，其他大众文化中的广告、电视节目、篮球比赛、音乐会、咖啡馆、电脑游戏、草坪装饰、电影、网站、歌曲等均有意识形态的嵌入、兜售与冲突。（2）分析符号。其中包含显性元素识别、隐性元素识别、意识形态形成、功能分析等四个步骤。第一步，显性特征识别是对符号中的可观察特征进行描述，例如语言符号中的论点、论据、图示、术语、隐喻等，视觉符号中的形状、色彩等等。第二步，隐性元素识别即对符号中可观察特征所传达的思想、指称、主题、暗讽、理念等进行分析。第三步，形成意识形态即对前两步所揭示的较为散乱的因素按照一定的标准或纲目进行系统化分类，以形成关于所分析符号的明确无误、前后连贯、表述简明的意识形态研究陈述。第四步，分析所形成的意识形态表述对于受众的作用和结果。（3）提出问题。即就分析符号中意识形态所传达的意义，所代表、服务或倾向的利益群体以及意识形态对于外部世界所隐含的启示等。（4）撰写结论。即完成分析报告，一般而言有5个部分：一是引论，包含研究问题及意义等；二是符号及其语境描述；三是批评方法；四是研究发现；五是对修辞理论的作用与贡献。
整体而言，正如麦克凯洛所言：“批评修辞试图揭示或揭秘权利语篇，其目的是理解人类社会中权利与知识的结合——改变这种结合需要或存在哪些可能性，什么样的干预策略适于社会变化。”[12]91批评修辞学者运用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和福柯的理论，大体上从事“统治批评”和“自由批评”两个领域的实践。前者承继了传统意识形态批评的思路，针对话语霸权进行批评，后者针对日常的各种社会关系进行批评，属于自身批评。
“批评修辞”之反批评
意识形态批评诞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背景决定了其批评性甚至批判性性质，它的边缘地位决定了它的战斗性姿态，它以一种犀利的锋芒穿透了主流文化的迷障，揭示了精心编织的修辞活动和修辞话语背后的权力话语及其支配性力量，呈现了隐藏在修辞话语之中的各种矛盾和社会关系，这种革命性的、不妥协的、战斗性的解构性批评方式对于现实具有强大的干预作用，对于理解修辞话语和修辞行为的实质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意识形态批评的上义词，修辞批评是运用修辞理论，对以语篇为代表的象征性行为的展现方式进行全面深入分析，以增强修辞意识、促进成功交流的批评活动[13]40。修辞批评积极探寻说写者与听（读）者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发现最有效、最得体的申辩、劝说和论争方式，揭示话语的交际效果，帮助人们解读人类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文本和象征行为，增强听（读）者的修辞意识和修辞话语能力，增强交际话语的效果和社会效应，检验和修正修辞理论和批评系统，更好地运用符号增进人类的理解。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批评修辞隶属于修辞批评，是修辞批评的一种形式，但我们必须注意：（1）无论称为批评修辞，还是意识形态批评，或者意识形态修辞批评，它们与修辞批评在批评目的、理论框架以及所遵循的批评规范等方面不尽相同，甚至存在根本区别。简单而言，批评修辞重视揭示语言权力和社会关系，修辞批评重视分析象征行为和象征符号的交际效果。（2）批评修辞或者意识形态修辞批评更多地与政治批评纠缠在一起，容易陷入“统治与被统治[14]”的二元批评模式之中，与修辞批评的目标渐行渐远，甚至已经失去修辞批评的本位性[13]43。（3）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文化多元趋势明显，各种团体阶层利益交错共生，相互依存，世界主流文化竭力建构和谐语言、和谐文化、和谐社会关系的大背景之下，批评修辞或者意识形态修辞批评刺耳的批评似乎显得不合时宜，批评修辞学家也往往因此背负着不懂建构积极话语、缺乏社会责任的“麻烦制造者”的罪名。（4）就批评修辞本身而言，批评修辞在批评素材选择的普遍性与代表性，批评分析的科学性、客观性和系统性，批评修辞本身理论的建构与创新，批评修辞学家本身意识形态的介入，批评修辞批评效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等方面，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特别是在新的形势下，批评修辞本身面临的困境、矛盾与挑战值得修辞批评学界认真思考与研究。
结束语
批评修辞作为修辞批评的一种形式，它与其他批评方式一样，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所揭示的权力问题与社会关系矛盾，但它更贴近意识形态批评的本质。无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还是其社会关系的监督与建构，批评修辞仍将发挥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为河南省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项目“当代西方修辞批评理论与实践研究”（No.2008013）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温科学.20世纪西方修辞学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2]Wichelns，Herbert A.“The Literary Criticism of Oratory”[A].Landmark Essays on Rhetorical Criticism[C].Ed.Benson，Thomas W.California：Hermagoras Press，1993.
[3]Hendrix，J.A. and Jerome B. Polisky，eds.Rhetorical Criticism：Methods and Models[C].Iowa：WM.C.Brown Book Company，1968.
[4]Campbell，George.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M].London：Feffer and Simons，1969. [5]Burke，Kenneth.A Grammar of Motive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
[6]Foss，Sonja K.，Karen A.Foss，and Robert Trapp.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Rhetoric[M].Illinois：Waveland Press，1985.
[7]Moran，Michael G and Balif Michelle. Twentieth-Century Rhetorics and Rhetoricians [M]．Westport：Greenwood Press，2000．
[8]陈汝东.社会心理修辞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9]邓志勇，杨永春.美国修辞批评：范式与理论[J].天津外语学院学报，2007（3）：24-30.
[10]Hart， Roderick P.， and Suzanne M. Daughton. Modern Rhetorical Criticism[M]. Boston： Pearson Education，2005.
[11]Foss， Sonja K. Rhetorical Criticism：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M]. Fourth Edition. Long Grove： Waverland， 2009.
[12]McKerrow， Raymie. Critical Rhetoric： Theory and Praxis[J].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56.2 （1989）： 91-111.
[13]袁影. 当代西方修辞批评研究：格局与走向[J].修辞学习，2007（4）：40-43.
[14]Biesecker， Barbara. Critical Rhetoric[EB/OL]. [2012-03-16] Texas Theory Wiki.
（作者为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