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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上的考验
我那颗心还未来得及装下16岁生日的快乐，就被沉重的现实逼迫，家徒四壁，我只能伤心地辍学，外出打工。
“闯关东”一直是我们山东人谋生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当时的最佳选择，因为外出务工的村里人大都去往关外。父亲带我找到村里那些打算外出的伯伯和叔叔，他们说：“孩子太小，身子骨都还没长硬，万一有个闪失，谁也不好交待。”
是的，由于我岁数小，加上从小营养不良，人又显得分外单薄，而闯关东都是些繁重的体力活，有较大的风险。这我理解，外出打工，能照顾好自己就不错了，谁还有多余的精力照顾别人？何况又是一个不光身子瘦弱，还是刚刚辍学，没有任何劳动技能的学生。但骨子里的倔强让我不言放弃，他们不与我同行，我还偏偏就跟定他们了。
索取到他们的去向地址，在他们出发后的第三天，我也出发了。那一天是1993年正月十九。家乡有句谚语：向外走，三六九。意思是逢三六九的日子外出，可保一路顺利。
临行前，体弱多病的老父亲反复整理着我的行李，说：“在家时时好，出门处处难。你要多注意身子，危险的活咱不干。挣不挣到钱都无所谓，只要你平平安安地回来！”一番送行的话，让初次远行的我潸然落泪。
从潍坊挤上火车，发现人很多，都是紧紧地挤在一起，行李都没地方放，我只能背着。火车每到一站，只见有人上，不见有人下，我只好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久，我就感到很累很累，进而就有了一种窒息感。我试着想活动一下，才发现背上的行李好像是镶嵌进墙里似的，已被周边的人们紧紧地挤住了。累得麻木了，竟然失去任何知觉，整个人就呆立在那里，时断时续地迷糊上一觉。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一天一夜，这时，我发现硬座下面不仅塞满了各类行李，还有不少人躺在那里。我好羡慕，也渴望有那么个空间能让我舒展一下身子。一想到这里，被忽视了的身子像是突然醒了过来，有种说不出的感觉：身子仿佛不是自己的了，却总有丝丝缕缕的酸、痛、胀、麻通过各种神经组织传达着，令我不胜心烦，只求快点到站。
终于到达沈阳北站，我这才发现，腿和脚已肿得放着亮光，忽然就想起家里的种种温暖，想起临行时老父亲的话，一时心酸得不能自抑，打算买一张回程票，但又想到这也是一种人生的考验，如果出师未捷先退兵，那么，以后做任何事情就更难以有恒心和毅力坚持到底了。
在沈阳等了3个小时，换乘上了至吉林通化的火车。车上依旧很挤，幸运的是，我一上车就看到有一排硬座的底下是空的，忙挤了过去，把行李塞进去，随后人也钻了进去，但里面的空间也很小，只能蜷缩着双腿。我本想把行李枕在脑袋下面，高度又不够，只能抱在怀里。
我很快就知道，其实躺在硬座下比站着也强不到哪里去：上面硬座上坐着的几个人都脱了鞋子，散发着一种令人窒息的臭味；脑袋不敢稍微探出，否则，走廊上那密如林桩的腿脚随时可能踩到我头上；狭小的空间又闷又热，身上很快就憋出了粘糊糊的汗。又过了一夜，我身上突然瘙痒起来，是那种钻心透骨的痒！我想用手挠，却因空间太小而无法实现。我有了一种深刻的体味：挠不到的痒真是痛苦至极！
到了通化，我跑到厕所撩起衣服一看，天哪，全身布满了黄豆粒大小的丘疹。我一下子懵了，以为是什么绝症，想去看医生，可摸摸身上那仅有的56块钱，只够到长白山的票钱了。无奈，我只能抱病前行。
伴着又一个黎明的来临，我终于抵达目的地，那是长白山下的一个小镇——露水河镇。找到村里家乡人的一刹那，我想放声痛哭，却没有哭出来。老板和老板娘则说：“这个孩子真是不简单哪！这么远的路多不容易呀！”
然后，老板娘带我去了诊所看病，医生说是风疹，打了一针，到下午，身上的丘疹就消了。第二天早上，老板就带上我们全部工仔进山。
长白山下染热血
我们到了长白山一个支脉的脚下。这个季节，比人还深的雪让这里的深山密林分外宁静。偶尔凄厉的山风吹过，会有清脆的枝桠断裂的声音传来，之后，整个林子又陷入骇人的静谧之中。而我们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让这茫茫的林海雪原喧哗起来。
我们用比人腰还粗的原木搭建起一座宽大的木屋，再把篷布分别搭在屋顶，围在四周，就成了我们的住处。进前门后一条过道直通后门，靠两边是两排用手臂粗的木棍排列的床铺，过道中间放着一个大大的铁皮炉子，里面的柞木绊子烧成红红的炭火，让木屋子温暖起来。早上醒来，篷子顶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雪，把篷布压得更结实了。捧一把雪，快速地在手上和脸上揉搓着，手和脸的皮肤便由白变红，由冷变热，那种酣畅淋漓的驱寒方法，怎一个“爽”字了得！
在这里，我开始了我一生中的劳动生涯。我们的工作是配合林场工人伐木。两人合抱粗的大树被林场工人用油锯伐倒后，由我们负责用斧头或锯刀把主干上那些手臂粗的枝桠除掉，然后，由林场工人把大树干锯成4米或6米一截的木材，再由我们用撬棍撬到滑雪道上，那些木材就从山上一路呼啸着滑到山下。
这里的工作处处潜伏着危险，我们进山的第十天就出事了。那天天气有点阴，而且干冷干冷的。我正在气喘吁吁地用锯刀对付着一根粗粗的树枝桠，“唉呀——呀呀呀——”忽然，一声揪人心肺的惨叫声传来，经过山林的呼应后显得更为恐怖，令人心悸！
“出事了！”有人在不远处的山包上喊着。我忙跑过去，只见已有几个人围在那里。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血——那洇在皑皑白雪上的鲜血，在雪的映衬下分外让人触目惊心！原来，那人在锯枝桠时，不懂窍门。他锯的那根枝桠比一个壮年男人的手臂还粗，被倒下的大树压住后，弯成一个“弓”形，他如果站在“弓”形的内侧锯，枝桠断后会向外弹，那么，他就不会受伤了，而他偏偏就站在“弓”形外侧，刚刚锯到一半，那巨大的弹性就扯断残存的连接部分，狠狠地弹到了他的脸上，令他面目全非。
后来，老板给了点钱，把受伤的人打发回家了。
没过多久，村里一个50多岁的老头在撬木头时，脚下不慎一滑，就滑进了雪道，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越来越快地向山下滑去。后来，人虽然活了下来，但已经残废了！又过了几天，有一位工人被正在倒下的大树压伤了。
接连不断的流血事故让人胆战心惊。村里有一部分人陆续离开了，但我却承受着惊吓和一部分人一起坚守着留了下来。
接着，老板让我到山下干一份新的工作——归楞。归楞就是把滑到山下的木材整齐地堆放起来。这是个纯体力的活，四个人或六个人一组，用专用木杠和吊钩把木材一根根地抬到如小山似的木楞堆上。每根木材都有800斤以上，每个人所承受的重量都在200斤左右。说句实话，一开始，我真的坚持不了，没过几天，我的双肩就磨得肿胀起来，通过镜子可以清晰地看到双肩和后脖颈那儿，皮肤已被磨得薄如蝉翼，皮肤下青紫的血肉和血丝似乎随时可能破皮而出。但我并没有退缩，咬紧牙关硬挺着。在经过破皮、流肿血、结痂、退痂、结茧等一系列的洗礼后，我的双肩和腰身变得硬朗了。
虽然肉体之苦并没整垮我，但精神上的压抑却差点将我摧毁，毕竟，我正处在激情四扬的青春年少时期，从小所接受的教育让我对未来充满无限希望，但在那漫长的雪夜让我精神萎靡。很多成年人都借一壶烧酒，说着家长里短，间或用荤段子刺激一下麻木的神经。而我呢？在这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连一本书都找不到，肉体的磨难和精神的空虚让我日渐颓丧，仿佛由此找到了消沉的理由，开始学着抽烟、酗酒。那种对未来生活的无望，渐渐变成透彻骨髓的绝望。我想，我这一生完了！
松花江畔燃希望
随着季节的变幻，五一节到了。此时，山上的冰雪开始消融，到处都泥泞不堪。我们的伐木工作也已经结束。我又跟随村里的伯伯叔叔们来到了松花江畔的四道白河，开始了开山修路的工作。
修路进入正式动工阶段。因为凿炮眼需要两个人合作，一个人扶钢钎，另一个人抡大锤。扶钢钎比较简单，只要在大锤砸过后，稍微转一下，再迅速扶正就行。而抡大锤则不光要有力气，还要有技巧，否则，要么砸到钢钎上无力，影响效率，要么砸偏了砸到扶钎人的手上或身上。因为都知道我没经验，所以，村里人没有一个愿意与我合成一对，主要是怕我拖了他们的后腿，少挣了钱，因为钱的多少与炮眼的多寡、深浅挂钩。这也不怪他们，外出务工，谁不想多挣些钱回家？我又不是他们什么至亲的人，他们对我可以有怜悯的感情，却没有无私照应的义务。但我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丝丝的难过。
一个外乡人主动与我结成对子，结果，第一个炮眼还没凿好，他的手腕就让我抡的大锤砸伤了。我难过极了，抱着酒瓶子来到松花江边上，一边灌着酒一边看江上刚刚解体的冰块涌动着流向远方，忽然心里就有了莫名其妙的感伤。我借酒劲开始发泄，反复吟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吟诵完了就高声唱，唱完再吟诵。在我又一次唱着的时候，一阵飘缈的笛声如丝如缕地穿透江水的拍岸声和冰块的碰撞声，抵达我耳边，竟然和着我唱的这首曲子，有种遇上知音的温暖让我热泪盈眶。
我回到住处，几个工棚已相继亮起了灯光。这时，村里的几个叔叔抢着对我说：“德祥，刚才老板找你。”
我踏着雪水来到老板的住处，有几个人正在喝酒。老板指着一个人对我说：“小郑，我们的张工很关心你啊！”
原来，这几个人是林业局派来指导修路工作的，而老板所指的那位张工是林业局的高级工程师，也是筑路队的队长。我刚才的吟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就用随身所带的笛子和了一段。然后，老板就把我的有关情况详细地跟张工说了，张工一再跟老板强调：“千万别耽误了这个孩子，等会儿我要见见他。”于是，老板就去找我了。
张工50多岁，慈祥的面容挂着让人倍感亲切的微笑，他对我说：“孩子，你还小，应该多学些东西啊！”一阵暖流瞬时通遍我的全身。
通过交流，我很快知道，他最小的儿子比我还大3岁。很快，我们就结成了忘年之交。我称他“张叔”，他称我“孩子”。之后，老板也有意无意地给了我很多关照。
没过多久，张叔又把我安排在他身边打杂。虽然只是去工地的来回路上拎拎包，在工地上测量时扯扯皮尺，晚上回工棚后整理一下图纸，但也让村里人眼热得很，他们酸溜溜地说：“真看不出，他还是个当秘书的材料。”
一天晚上，张叔取出两本关于施工方面的书给我，说：“孩子，以后跟我学筑路施工吧！”言语间透着深切的关爱和厚望。
施工专业涉及很多数学、物理方面的知识，一般全日制学习尚需要两年，而我当时那点薄弱的基础和并不充足的时间明显是不够的。虽然张叔一有空闲就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但我仍然进入不了状态。后来，张叔知道我对这方面的兴趣不大，而对文学则特别感兴趣，就给我购买了大量的文学书籍和文学杂志，在引导我阅读的同时，还教我写稿和投稿。
就这样，在艰辛的劳作和充实的学习中，很快又到了大雪封山的季节。我们下山准备回家了。在结算工资时，老板对我们说：“钱呢，现在林业局还没跟我结算，明年你们来时，一定会给你们的。”只有我拿到了全年的劳动所得1726元。
刚过完年，因为心里不踏实，怕拿不到钱，村里人就托我写信给张叔，打听工钱的事情。张叔回信说：其实林业局早就跟那个老板结清了，林业局现在只是按合同留取了一部分工程质量保证金，而跟着这个老板的另外42名四川民工只拿到了回家的路费，再回去时，老板已不知所踪。
后来，在张叔的协调下，就用老板的那部分质量保证金把村里人的工钱全部寄回来了。
年后，我去了青岛，在增加了另一番阅历后，仍然没有找到实现自己理想的途径。再后来，我选择了军营作为我奋斗的另一起点。
我那颗心还未来得及装下16岁生日的快乐，就被沉重的现实逼迫，家徒四壁，我只能伤心地辍学，外出打工。
“闯关东”一直是我们山东人谋生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当时的最佳选择，因为外出务工的村里人大都去往关外。父亲带我找到村里那些打算外出的伯伯和叔叔，他们说：“孩子太小，身子骨都还没长硬，万一有个闪失，谁也不好交待。”
是的，由于我岁数小，加上从小营养不良，人又显得分外单薄，而闯关东都是些繁重的体力活，有较大的风险。这我理解，外出打工，能照顾好自己就不错了，谁还有多余的精力照顾别人？何况又是一个不光身子瘦弱，还是刚刚辍学，没有任何劳动技能的学生。但骨子里的倔强让我不言放弃，他们不与我同行，我还偏偏就跟定他们了。
索取到他们的去向地址，在他们出发后的第三天，我也出发了。那一天是1993年正月十九。家乡有句谚语：向外走，三六九。意思是逢三六九的日子外出，可保一路顺利。
临行前，体弱多病的老父亲反复整理着我的行李，说：“在家时时好，出门处处难。你要多注意身子，危险的活咱不干。挣不挣到钱都无所谓，只要你平平安安地回来！”一番送行的话，让初次远行的我潸然落泪。
从潍坊挤上火车，发现人很多，都是紧紧地挤在一起，行李都没地方放，我只能背着。火车每到一站，只见有人上，不见有人下，我只好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久，我就感到很累很累，进而就有了一种窒息感。我试着想活动一下，才发现背上的行李好像是镶嵌进墙里似的，已被周边的人们紧紧地挤住了。累得麻木了，竟然失去任何知觉，整个人就呆立在那里，时断时续地迷糊上一觉。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一天一夜，这时，我发现硬座下面不仅塞满了各类行李，还有不少人躺在那里。我好羡慕，也渴望有那么个空间能让我舒展一下身子。一想到这里，被忽视了的身子像是突然醒了过来，有种说不出的感觉：身子仿佛不是自己的了，却总有丝丝缕缕的酸、痛、胀、麻通过各种神经组织传达着，令我不胜心烦，只求快点到站。
终于到达沈阳北站，我这才发现，腿和脚已肿得放着亮光，忽然就想起家里的种种温暖，想起临行时老父亲的话，一时心酸得不能自抑，打算买一张回程票，但又想到这也是一种人生的考验，如果出师未捷先退兵，那么，以后做任何事情就更难以有恒心和毅力坚持到底了。
在沈阳等了3个小时，换乘上了至吉林通化的火车。车上依旧很挤，幸运的是，我一上车就看到有一排硬座的底下是空的，忙挤了过去，把行李塞进去，随后人也钻了进去，但里面的空间也很小，只能蜷缩着双腿。我本想把行李枕在脑袋下面，高度又不够，只能抱在怀里。
我很快就知道，其实躺在硬座下比站着也强不到哪里去：上面硬座上坐着的几个人都脱了鞋子，散发着一种令人窒息的臭味；脑袋不敢稍微探出，否则，走廊上那密如林桩的腿脚随时可能踩到我头上；狭小的空间又闷又热，身上很快就憋出了粘糊糊的汗。又过了一夜，我身上突然瘙痒起来，是那种钻心透骨的痒！我想用手挠，却因空间太小而无法实现。我有了一种深刻的体味：挠不到的痒真是痛苦至极！
到了通化，我跑到厕所撩起衣服一看，天哪，全身布满了黄豆粒大小的丘疹。我一下子懵了，以为是什么绝症，想去看医生，可摸摸身上那仅有的56块钱，只够到长白山的票钱了。无奈，我只能抱病前行。
伴着又一个黎明的来临，我终于抵达目的地，那是长白山下的一个小镇——露水河镇。找到村里家乡人的一刹那，我想放声痛哭，却没有哭出来。老板和老板娘则说：“这个孩子真是不简单哪！这么远的路多不容易呀！”
然后，老板娘带我去了诊所看病，医生说是风疹，打了一针，到下午，身上的丘疹就消了。第二天早上，老板就带上我们全部工仔进山。
长白山下染热血
我们到了长白山一个支脉的脚下。这个季节，比人还深的雪让这里的深山密林分外宁静。偶尔凄厉的山风吹过，会有清脆的枝桠断裂的声音传来，之后，整个林子又陷入骇人的静谧之中。而我们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让这茫茫的林海雪原喧哗起来。
我们用比人腰还粗的原木搭建起一座宽大的木屋，再把篷布分别搭在屋顶，围在四周，就成了我们的住处。进前门后一条过道直通后门，靠两边是两排用手臂粗的木棍排列的床铺，过道中间放着一个大大的铁皮炉子，里面的柞木绊子烧成红红的炭火，让木屋子温暖起来。早上醒来，篷子顶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雪，把篷布压得更结实了。捧一把雪，快速地在手上和脸上揉搓着，手和脸的皮肤便由白变红，由冷变热，那种酣畅淋漓的驱寒方法，怎一个“爽”字了得！
在这里，我开始了我一生中的劳动生涯。我们的工作是配合林场工人伐木。两人合抱粗的大树被林场工人用油锯伐倒后，由我们负责用斧头或锯刀把主干上那些手臂粗的枝桠除掉，然后，由林场工人把大树干锯成4米或6米一截的木材，再由我们用撬棍撬到滑雪道上，那些木材就从山上一路呼啸着滑到山下。
这里的工作处处潜伏着危险，我们进山的第十天就出事了。那天天气有点阴，而且干冷干冷的。我正在气喘吁吁地用锯刀对付着一根粗粗的树枝桠，“唉呀——呀呀呀——”忽然，一声揪人心肺的惨叫声传来，经过山林的呼应后显得更为恐怖，令人心悸！
“出事了！”有人在不远处的山包上喊着。我忙跑过去，只见已有几个人围在那里。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血——那洇在皑皑白雪上的鲜血，在雪的映衬下分外让人触目惊心！原来，那人在锯枝桠时，不懂窍门。他锯的那根枝桠比一个壮年男人的手臂还粗，被倒下的大树压住后，弯成一个“弓”形，他如果站在“弓”形的内侧锯，枝桠断后会向外弹，那么，他就不会受伤了，而他偏偏就站在“弓”形外侧，刚刚锯到一半，那巨大的弹性就扯断残存的连接部分，狠狠地弹到了他的脸上，令他面目全非。
后来，老板给了点钱，把受伤的人打发回家了。
没过多久，村里一个50多岁的老头在撬木头时，脚下不慎一滑，就滑进了雪道，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越来越快地向山下滑去。后来，人虽然活了下来，但已经残废了！又过了几天，有一位工人被正在倒下的大树压伤了。
接连不断的流血事故让人胆战心惊。村里有一部分人陆续离开了，但我却承受着惊吓和一部分人一起坚守着留了下来。
接着，老板让我到山下干一份新的工作——归楞。归楞就是把滑到山下的木材整齐地堆放起来。这是个纯体力的活，四个人或六个人一组，用专用木杠和吊钩把木材一根根地抬到如小山似的木楞堆上。每根木材都有800斤以上，每个人所承受的重量都在200斤左右。说句实话，一开始，我真的坚持不了，没过几天，我的双肩就磨得肿胀起来，通过镜子可以清晰地看到双肩和后脖颈那儿，皮肤已被磨得薄如蝉翼，皮肤下青紫的血肉和血丝似乎随时可能破皮而出。但我并没有退缩，咬紧牙关硬挺着。在经过破皮、流肿血、结痂、退痂、结茧等一系列的洗礼后，我的双肩和腰身变得硬朗了。
虽然肉体之苦并没整垮我，但精神上的压抑却差点将我摧毁，毕竟，我正处在激情四扬的青春年少时期，从小所接受的教育让我对未来充满无限希望，但在那漫长的雪夜让我精神萎靡。很多成年人都借一壶烧酒，说着家长里短，间或用荤段子刺激一下麻木的神经。而我呢？在这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连一本书都找不到，肉体的磨难和精神的空虚让我日渐颓丧，仿佛由此找到了消沉的理由，开始学着抽烟、酗酒。那种对未来生活的无望，渐渐变成透彻骨髓的绝望。我想，我这一生完了！
松花江畔燃希望
随着季节的变幻，五一节到了。此时，山上的冰雪开始消融，到处都泥泞不堪。我们的伐木工作也已经结束。我又跟随村里的伯伯叔叔们来到了松花江畔的四道白河，开始了开山修路的工作。
修路进入正式动工阶段。因为凿炮眼需要两个人合作，一个人扶钢钎，另一个人抡大锤。扶钢钎比较简单，只要在大锤砸过后，稍微转一下，再迅速扶正就行。而抡大锤则不光要有力气，还要有技巧，否则，要么砸到钢钎上无力，影响效率，要么砸偏了砸到扶钎人的手上或身上。因为都知道我没经验，所以，村里人没有一个愿意与我合成一对，主要是怕我拖了他们的后腿，少挣了钱，因为钱的多少与炮眼的多寡、深浅挂钩。这也不怪他们，外出务工，谁不想多挣些钱回家？我又不是他们什么至亲的人，他们对我可以有怜悯的感情，却没有无私照应的义务。但我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丝丝的难过。
一个外乡人主动与我结成对子，结果，第一个炮眼还没凿好，他的手腕就让我抡的大锤砸伤了。我难过极了，抱着酒瓶子来到松花江边上，一边灌着酒一边看江上刚刚解体的冰块涌动着流向远方，忽然心里就有了莫名其妙的感伤。我借酒劲开始发泄，反复吟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吟诵完了就高声唱，唱完再吟诵。在我又一次唱着的时候，一阵飘缈的笛声如丝如缕地穿透江水的拍岸声和冰块的碰撞声，抵达我耳边，竟然和着我唱的这首曲子，有种遇上知音的温暖让我热泪盈眶。
我回到住处，几个工棚已相继亮起了灯光。这时，村里的几个叔叔抢着对我说：“德祥，刚才老板找你。”
我踏着雪水来到老板的住处，有几个人正在喝酒。老板指着一个人对我说：“小郑，我们的张工很关心你啊！”
原来，这几个人是林业局派来指导修路工作的，而老板所指的那位张工是林业局的高级工程师，也是筑路队的队长。我刚才的吟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就用随身所带的笛子和了一段。然后，老板就把我的有关情况详细地跟张工说了，张工一再跟老板强调：“千万别耽误了这个孩子，等会儿我要见见他。”于是，老板就去找我了。
张工50多岁，慈祥的面容挂着让人倍感亲切的微笑，他对我说：“孩子，你还小，应该多学些东西啊！”一阵暖流瞬时通遍我的全身。
通过交流，我很快知道，他最小的儿子比我还大3岁。很快，我们就结成了忘年之交。我称他“张叔”，他称我“孩子”。之后，老板也有意无意地给了我很多关照。
没过多久，张叔又把我安排在他身边打杂。虽然只是去工地的来回路上拎拎包，在工地上测量时扯扯皮尺，晚上回工棚后整理一下图纸，但也让村里人眼热得很，他们酸溜溜地说：“真看不出，他还是个当秘书的材料。”
一天晚上，张叔取出两本关于施工方面的书给我，说：“孩子，以后跟我学筑路施工吧！”言语间透着深切的关爱和厚望。
施工专业涉及很多数学、物理方面的知识，一般全日制学习尚需要两年，而我当时那点薄弱的基础和并不充足的时间明显是不够的。虽然张叔一有空闲就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但我仍然进入不了状态。后来，张叔知道我对这方面的兴趣不大，而对文学则特别感兴趣，就给我购买了大量的文学书籍和文学杂志，在引导我阅读的同时，还教我写稿和投稿。
就这样，在艰辛的劳作和充实的学习中，很快又到了大雪封山的季节。我们下山准备回家了。在结算工资时，老板对我们说：“钱呢，现在林业局还没跟我结算，明年你们来时，一定会给你们的。”只有我拿到了全年的劳动所得1726元。
刚过完年，因为心里不踏实，怕拿不到钱，村里人就托我写信给张叔，打听工钱的事情。张叔回信说：其实林业局早就跟那个老板结清了，林业局现在只是按合同留取了一部分工程质量保证金，而跟着这个老板的另外42名四川民工只拿到了回家的路费，再回去时，老板已不知所踪。
后来，在张叔的协调下，就用老板的那部分质量保证金把村里人的工钱全部寄回来了。
年后，我去了青岛，在增加了另一番阅历后，仍然没有找到实现自己理想的途径。再后来，我选择了军营作为我奋斗的另一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