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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今我国正面临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处于至关重要的改革节点，如何实现国家全面转型，调整经济结构，适应新的发展环境是当局决策者应当思考的问题。本文通过梳理新常态在国内外的研究状况，描述当今中国新常态的内涵与特征，结合新制度经济相关理论指出当前国家转型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与制度变迁路径依赖阻碍，并从明晰产权、减少交易成本的角度为政府职能转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新常态；国家转型；制度变迁；产权制度；交易成本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政党領导，以经济建设为工作重心，发展市场活力的同时紧抓宏观调控与资源分配，集中发展社会生产力与经济，形成战略性中央政府-竞争性地方政府-竞争性企业体系的制度格局，创造出超常规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但理论与实际经验告诉我们，保持高速发展的经济增长过程终将面临增速平台，多维度因素影响与外部环境变化使得经济发展具有阶段性和波动性。当经济增速趋于平缓甚至回落时，国家应当迅速结合自身国情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向经济增长下一阶段的转型。如今我国面临着经济增速放缓回落的新常态，国家转什么型？如何转？都是值得思考与探索的问题，而答案与措施对国家以后能否迈入发展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影响重大。
一、新常态研究溯源与本土化
新常态（The New Normal）并非中国学者所创，早在2002年便作为经济术语频繁出现于国外媒体中。由于当时美国正处于“911”恐怖袭击之后，新常态多用于描述美国在缺少就业增加情况下复苏经济、恐怖袭击对日常生活造成威胁和影响。2010年由比尔·格罗斯和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进行进一步归纳与研究，用于研究美国遭受金融危机后的经济状态。而新常态被我国学者首次进行本土化研究是黄益平教授于2012年将新常态与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相结合，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兰考进行考察时第一次提出“新常态”，并在随后的会议与讲话中反复强调，使得“新常态”开始逐渐进入我国官方话语体系之中，国内对新常态的本土化研究也逐渐增加。
1.新常态的提出与研究
新常态原本只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术语，常态指的是经济形势的稳定性与可预测性，而新常态则意味着一种态势向另一态势的转变，要适应新常态就要改掉、打破旧常态及与其相对应的整套机制。新常态与实际情况真正意义上的相结合，以及随后的深入研究与广泛运用，要开始于美国，尤其是在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Gross（2009）认为，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发展模式进入新常态阶段。主要表现有：经济增速下降，国民消费下降、储蓄增加，企业规模增长停滞、利润趋于稳定，政府通过多种宏观调控手段加强对经济的控制力。
Arnott（2012）认为从美国自二战后，经济体一直保持告诉发展，但这种长期的实际GDP2%-4%的增长率以及股票和债券的高杠杆率是非常规的表现，通过对政府收支及赤字、人口数量以及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的相互关联性进行分析，得出当前的新常态意味着过去的高增长状态不可逆的结论。
El-Erain（2014）对美国新常态进行了进一步归纳与总结，包括金融危机过后，西方经济发展将保持长期高失业率与经济疲软；新常态的产生原因是因为过去超高的杠杆化率、过度负债、盲目的发放高风险信贷，而与其同时实施的政策与现实情况出现错位，需求与供应双向不足，经济增速与就业率将长期低迷；新常态导致失业率增加，失业人群呈现长期化、年轻化，机会的不平等影响未来就业形势，同时也造成负债者债务偿还能力下降；但同时投资与金融市场状况良好，中央银行的宽松货币政策使得金融市场不受实体经济影响，依然保持高涨的活力。
国外对新常态的描述，尽管受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不同的影响，在描述上与我国研究多有差异，但其研究逻辑与方式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2.新常态在中国的运用
习近平总书记自第一次提出新常态，在随后的多次会议上都再次强调并解读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涵与特征，指出了新常态下的主要任务与工作重心，展现了国家对新常态的关注与重视。受此鼓励，学术界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聚焦于中国新常态的研究。根据中国学术期刊数据显示，以“新常态”为关键词搜索，相关文献在2013年之前均在1000篇以下，而自2014年开始，相关文献数量分别为22074，157589，呈现不断增长趋势。纵观前人的研究，对于中国新常态的描述，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界定。
张占斌（2015）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简而言之是经济结构的方位优化升级，包括经济增长速度转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增长动力变化、资源配置方式转换、产业结构调整转型、经济福祉包容共享等在内的丰富内涵和重要特征。李佐军（2015）则对中国经济新旧常态进行对比角度，提出面对新常态时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最重要的是要对经济增速下滑不必过分惊慌，认清其必然性，在尊重规律中顺势而为，不要动辄进行过度干预。未来的政策不应频繁变动，而应保持相对稳定。周跃辉（2015）对新常态提出的背景、基本特征和所要求的新思维、新理念进行阐释。刘伟（2014）认为新常态是在新的发展阶段，出现的新机遇、新条件、新失衡等，并逐渐成为经济发展中较长时期稳定存在的特征。从供给方成本上升、技术进步的成本加大以及需求方的投资收益率下降、外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两个方面，四个问题寻找我国新常态出现的原因。
尽管诸位学者对新常态的研究角度、方式不尽相同，但在中国的新常态表现、特征上基本一致，都是对当前中国发展状态与转变节点的实际描述。
二、新常态下中国面临的转型问题
新常态对中国的发展前景提出了全新要求，过去以政府为实际经济动力、传统行业为主要经济产出、人口红利为实际经济来源、以环境与公平为牺牲代价，一味追求经济效率的发展形式与方针显然不能得到可持续的发展。这就要求了中国政府必须及时调整，做好多方面深化改革与转型工作，在此过程中由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使得中国转型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1.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方式急需转变
中等收入陷阱最初出现在世界银行发布的研究报告中。世界银行按照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将各国分为低、中、高3组，中等收入又包括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根据新的世界银行标准，中国正处于上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迈进的节点。陷阱在经济学中多指一种稳定、均衡的状态，它与经济短期波动、长期增长的周期性相违背，是经济缺少发展动力的表现。尽管学术界有不少学者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提出产生质疑，认为缺少经验实证和理论依据，但中等陷阱的描述与中国当前发展现况相符这点上基本达成了一致。张德荣（2013）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重重阻力，特别是从落后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以后有可能失去发展动力。其现象表现主要包括：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分化会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一个国家被“中等收入陷阱”锁定；城市化进程会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人口结构的制约。
联系实际，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正处于滑向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第一，经济增速放缓。自2012年以来，我国GDP增长率开始逐步下滑并稳定在7%左右，较之前GDP年均增长9.9%相比，大概回落2-3个百分点。尽管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相比，中国仍处于领跑地位，但要考虑到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尚未完全消失的人口红利。中国不应当也没必要继续追求过去的高速经济增长，但一定要警惕经济的停滞甚至于回落。国家经济体总趋势衰败，必然会导致国民收入的下降、失业率的提升，进而难以迈入高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第二，产业结构有待调整。过去我国经济发展主要靠第一与第二产业支撑，尤其是工业与制造业，由于我国資源丰富、人力资本充足，因此以资源消耗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但资源是有限的，以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终究会走向没落，同时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因素，这要求了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向高新技术产业与第三产业转型。第三，劳动要素供给不足。劳动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多种直接影响生产效率的因素，现阶段我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以往赖以发展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作为世界上老龄人最多的国家，人口老龄化是中国未来不得不面对的社会问题，老龄化影响人口结构从而减少了劳动力的供给。同时城乡二元的非均衡发展，也将影响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
2.制度因素落后，路径依赖阻碍发展转型道路
新制度经济学家通过理论论证与统计分析，得到了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重大的结论。丹尼森通过增长因素分析方法，对九国国民收入增占率进行因素分析，当其把应当计算的因素都纳入之后，还有一定的“余值”或“剩余”，这部分“剩余”由制度造成。诺思也在《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一文中指出，相较于技术，制度安排的发展才是主要的改善生产率和要素市场的历史原因。我国为适应新常态，确保经济稳定上升，必须要对制度进行调整与转变，其中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当旧制度消失、新制度产生的更替过程中，存在路径依赖问题。路径依赖是描述过去对现在和将来产生的强大影响，它不仅意味着现在的选择受到从过去积累而成的制度传统的约束，同时积累而成的制度产生了一些组织，它们是都能持续下去依赖于制度的持久力，因此这些组织会动用资源来阻止那些威胁它们生存的变革。
具体来看，国家转型主要受行政制度、产权制度及分配制度的影响。行政制度的不足主要表现为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以及法治程度与治理能力。受计划经济时期影响，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权限总是不明晰、不科学，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管得多，管不好”使得市场无法发挥活力，“不闻不问不管”造成过度市场化，缺少监管，两种矛盾共存造成了自由市场的混乱与无序。而法制化的程度较低，政府治理能力不强，整套行政制度缺少有力规范与监督，导致财权事权分离、预算约束无作用、腐败现象频发、公务员作风不正等问题。产权制度问题主要体现在国家对资源的垄断，例如土地的公有化，看起来是对土地产权的公共化，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但实则由于拥有主体的模糊性，土地公有化是产权不明晰的体现，除去影响使用者的生产积极性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模糊的产权制度为政府或公务管理人员提供了寻租机会，影响了公共利益，同时也不利于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除土地外，其他自然资源如石油、电力、航运、邮政、烟草、食盐等，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如行政审批等方式设置壁垒，限制市场资本进入，形成垄断，阻碍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与活力发挥。分配制度主要体现在税收制度与资源分配制度上，首先由于政府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中央与地方分税制度使得追求财税最大化是各级政府的重要目标，因此在利益导向下各级政府不考虑项目、企业的环境影响与社会影响，一窝蜂的引进、鼓励，实现获得更多税收的目标，减弱了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积极性与动力。
三、新常态下政策方向选择
在新常态下国家到底要如何转型？政策方向如何选择？学术界有从政策力度出发，提供有强刺激、微刺激与合理微刺激三种选择。也有在政策目标方面，提出结合短期目标与长期战略，抓住创新转型，提质增效；坚持有为有力，实现稳中求进。作者以新制度经济学产权制度与交易成本理论为依据，结合实际对政府职能转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突破路径依赖，明晰产权制度
路径依赖不仅来自于旧制度对新制度的影响，更关键的是旧制度下形成的组织与利益集团对不利于其发展的新制度的抗拒与阻碍，这造成了改革与转型注定困难重重。政府除去坚定改革的决心，还可考虑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前者是在政府或国家力量默许、默认的情况下进行的，或是在政府的精心安排但不直接发动下，用获利的机会诱导人们自发地变革旧制度，创设新的制度，这种自下而上的变迁模式具有自发性和基层性，同时过程是渐进的，这可以避免社会产生大的动荡，但过程缓慢。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现的自上而下推行的制度创新，它在实行时制度主体往往是非一致性同意的，即存在异议或反对者、非全部资源的基础上，由某种行政权力作为权力进行。这种强制性能够弥补诱致性制度变迁带来的外部效果和“搭便车”问题。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政府想要突破路径依赖，一来可以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来强迫利益集团释放内化的权力与利益，二来建立的目标新制度要能够为更大部分的人群带来利益，即释放改革红利，这样才能够使调动基层的积极性，发挥其在国家制度转型过程中的活力。制度的变迁能够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实现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与第三产业的转移。 除去解决转型过程中的阻力问题，如何转型、创立怎样的新制度是更加重要的问题。结合现阶段中国实际问题，产权制度的明晰与完善是制度建设的关键。首先要明确的是，政府对于私有产权有权干涉。在私有产权制度下，拥有产权的个人或组织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如何行使这些权利，包括对产权的控制、收益或者将权利交易转让，这是政府无法干涉的，否则触犯了最基本的人权并违背宪法。其次，产权制度的明晰有利于促进政企分开。政企不分一直是影响市场发挥活力的重要问题，政府是公共物品与服务的提供者、履行处理公共事务权力的管理者、公共权力的保护者，不应当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企业相混淆。同时市场经济制度下，政府充当“守夜人”角色，仅在市场失灵时发挥保障功能，不应当过多干预甚至代替市场来影响经济运转。从产权制度来看，政企不分是政府运用行政力量与手段对公有产权进行垄断占有，并运用公共权力设置进入壁垒，将名义上的公有产权进行实质上的私有化。而明晰产权，就是要让公有产权不再只为政府拥有与使用，而是发挥市场自由竞争作用，同时将能够私有化、私有化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产权进行明确的划分（如土地资源的改革），从而强制政府与企业划清界限，减少寻租行为，促进经济发展转型。最后，明晰产权有利于公共问题，尤其是环境问题的治理。由于以往注重效率，不顾生态的发展模式，当今中国环保情况堪忧，除去从根源减少污染型产业，在消除所有污染源无法一蹴而就的情况下，可以推行污染权界定的阶段性政策。在污染权方面的研究已比较丰富，具体操作大致是将污染权与治污权看作是可以进行转让和交易的产权，各企业设定污染限额，超标的需接受惩罚，未满额的可将污染权进行转让。同时企业还可以将治污權以比亲自治理更低的价格转让给愿意治污的公民或其他利益相关者，从而实现双赢。
2.区域公共管理，减少交易成本
区域公共管理既有广义上的国际间区域政治含义，也可狭义地放在一个国家之内分析不同区域间公共问题与政府问题。由于研究的是中国转型问题，此处只探讨国内区域政府的公共管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大多数学者在运用区域公共管理理论时，主要将目光与重心放在市场化与现代化推进带来的区域公共问题。陈瑞莲（2005）认为自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以来，中央与地方经济性分权和行政性不分权的矛盾带来了地方唯GDP论、地方保护主义、区域间恶性竞争等问题，这些问题蔓延到一定经济区域范围，并无法由政府自上而下的统一解决；而现代化的推进造成了严重的非均衡问题，主要体现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差异和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这些区域公共问题的出现与愈发严重对区域公共管理提出了要求。
区域公共管理是对政府行政制度的创新，适应治理理论潮流。其主要运作表现为区域内的多元主体运用协商和合作的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管理，从而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其特点为第一，与治理理论相似强调管理的主体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和第三部门；第二，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第三，采用的方式与经济市场领域和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合作。区域公共管理的推行要求中央政府下放权力，发挥地方政府、企业组织以及NGO的活力与作用，提供更加科学的公共问题治理，以及更加完善的、满足公民需求的、保护公共利益的公共服务与产品。从交易成本角度来看，这种行政制度有利于交易成本的减少。交易成本有多重定义，根据诺斯的界定，交易成本是“规定和实施构成交易基础的契约成本，因而包含了那些经济从贸易中获取收益而产生的政治成本和经济组织的所有成本”。当区域公共问题由中央政府宏观治理或公共物品由中央政府提供时，较于区域公共治理会多出信息获取成本与行政命令自上而下推行产生的行政成本，同时治理不到位或产品服务不满足需求浪费的资源也应计入交易成本。
中国当今处于各领域转型与发展的节点，决策者应当客观预测经济状况，系统分析环境与条件变化，坚定深化改革的决心，突破转型过程中的阻碍与问题，稳中求进，使中国成功适应新常态，完成全面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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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陈瑞莲.论区域公共管理的制度创新[J].中山大学学报，2015（5）：61-68.
作者简介：林宇阳（1996- ），女，汉族，河南新乡人，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3级本科生，行政管理专业
关键词：新常态；国家转型；制度变迁；产权制度；交易成本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政党領导，以经济建设为工作重心，发展市场活力的同时紧抓宏观调控与资源分配，集中发展社会生产力与经济，形成战略性中央政府-竞争性地方政府-竞争性企业体系的制度格局，创造出超常规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但理论与实际经验告诉我们，保持高速发展的经济增长过程终将面临增速平台，多维度因素影响与外部环境变化使得经济发展具有阶段性和波动性。当经济增速趋于平缓甚至回落时，国家应当迅速结合自身国情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向经济增长下一阶段的转型。如今我国面临着经济增速放缓回落的新常态，国家转什么型？如何转？都是值得思考与探索的问题，而答案与措施对国家以后能否迈入发展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影响重大。
一、新常态研究溯源与本土化
新常态（The New Normal）并非中国学者所创，早在2002年便作为经济术语频繁出现于国外媒体中。由于当时美国正处于“911”恐怖袭击之后，新常态多用于描述美国在缺少就业增加情况下复苏经济、恐怖袭击对日常生活造成威胁和影响。2010年由比尔·格罗斯和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进行进一步归纳与研究，用于研究美国遭受金融危机后的经济状态。而新常态被我国学者首次进行本土化研究是黄益平教授于2012年将新常态与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相结合，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兰考进行考察时第一次提出“新常态”，并在随后的会议与讲话中反复强调，使得“新常态”开始逐渐进入我国官方话语体系之中，国内对新常态的本土化研究也逐渐增加。
1.新常态的提出与研究
新常态原本只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术语，常态指的是经济形势的稳定性与可预测性，而新常态则意味着一种态势向另一态势的转变，要适应新常态就要改掉、打破旧常态及与其相对应的整套机制。新常态与实际情况真正意义上的相结合，以及随后的深入研究与广泛运用，要开始于美国，尤其是在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Gross（2009）认为，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发展模式进入新常态阶段。主要表现有：经济增速下降，国民消费下降、储蓄增加，企业规模增长停滞、利润趋于稳定，政府通过多种宏观调控手段加强对经济的控制力。
Arnott（2012）认为从美国自二战后，经济体一直保持告诉发展，但这种长期的实际GDP2%-4%的增长率以及股票和债券的高杠杆率是非常规的表现，通过对政府收支及赤字、人口数量以及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的相互关联性进行分析，得出当前的新常态意味着过去的高增长状态不可逆的结论。
El-Erain（2014）对美国新常态进行了进一步归纳与总结，包括金融危机过后，西方经济发展将保持长期高失业率与经济疲软；新常态的产生原因是因为过去超高的杠杆化率、过度负债、盲目的发放高风险信贷，而与其同时实施的政策与现实情况出现错位，需求与供应双向不足，经济增速与就业率将长期低迷；新常态导致失业率增加，失业人群呈现长期化、年轻化，机会的不平等影响未来就业形势，同时也造成负债者债务偿还能力下降；但同时投资与金融市场状况良好，中央银行的宽松货币政策使得金融市场不受实体经济影响，依然保持高涨的活力。
国外对新常态的描述，尽管受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不同的影响，在描述上与我国研究多有差异，但其研究逻辑与方式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2.新常态在中国的运用
习近平总书记自第一次提出新常态，在随后的多次会议上都再次强调并解读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涵与特征，指出了新常态下的主要任务与工作重心，展现了国家对新常态的关注与重视。受此鼓励，学术界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聚焦于中国新常态的研究。根据中国学术期刊数据显示，以“新常态”为关键词搜索，相关文献在2013年之前均在1000篇以下，而自2014年开始，相关文献数量分别为22074，157589，呈现不断增长趋势。纵观前人的研究，对于中国新常态的描述，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界定。
张占斌（2015）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简而言之是经济结构的方位优化升级，包括经济增长速度转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增长动力变化、资源配置方式转换、产业结构调整转型、经济福祉包容共享等在内的丰富内涵和重要特征。李佐军（2015）则对中国经济新旧常态进行对比角度，提出面对新常态时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最重要的是要对经济增速下滑不必过分惊慌，认清其必然性，在尊重规律中顺势而为，不要动辄进行过度干预。未来的政策不应频繁变动，而应保持相对稳定。周跃辉（2015）对新常态提出的背景、基本特征和所要求的新思维、新理念进行阐释。刘伟（2014）认为新常态是在新的发展阶段，出现的新机遇、新条件、新失衡等，并逐渐成为经济发展中较长时期稳定存在的特征。从供给方成本上升、技术进步的成本加大以及需求方的投资收益率下降、外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两个方面，四个问题寻找我国新常态出现的原因。
尽管诸位学者对新常态的研究角度、方式不尽相同，但在中国的新常态表现、特征上基本一致，都是对当前中国发展状态与转变节点的实际描述。
二、新常态下中国面临的转型问题
新常态对中国的发展前景提出了全新要求，过去以政府为实际经济动力、传统行业为主要经济产出、人口红利为实际经济来源、以环境与公平为牺牲代价，一味追求经济效率的发展形式与方针显然不能得到可持续的发展。这就要求了中国政府必须及时调整，做好多方面深化改革与转型工作，在此过程中由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使得中国转型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1.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方式急需转变
中等收入陷阱最初出现在世界银行发布的研究报告中。世界银行按照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将各国分为低、中、高3组，中等收入又包括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根据新的世界银行标准，中国正处于上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迈进的节点。陷阱在经济学中多指一种稳定、均衡的状态，它与经济短期波动、长期增长的周期性相违背，是经济缺少发展动力的表现。尽管学术界有不少学者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提出产生质疑，认为缺少经验实证和理论依据，但中等陷阱的描述与中国当前发展现况相符这点上基本达成了一致。张德荣（2013）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重重阻力，特别是从落后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以后有可能失去发展动力。其现象表现主要包括：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分化会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一个国家被“中等收入陷阱”锁定；城市化进程会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人口结构的制约。
联系实际，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正处于滑向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第一，经济增速放缓。自2012年以来，我国GDP增长率开始逐步下滑并稳定在7%左右，较之前GDP年均增长9.9%相比，大概回落2-3个百分点。尽管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相比，中国仍处于领跑地位，但要考虑到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尚未完全消失的人口红利。中国不应当也没必要继续追求过去的高速经济增长，但一定要警惕经济的停滞甚至于回落。国家经济体总趋势衰败，必然会导致国民收入的下降、失业率的提升，进而难以迈入高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第二，产业结构有待调整。过去我国经济发展主要靠第一与第二产业支撑，尤其是工业与制造业，由于我国資源丰富、人力资本充足，因此以资源消耗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但资源是有限的，以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终究会走向没落，同时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因素，这要求了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向高新技术产业与第三产业转型。第三，劳动要素供给不足。劳动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多种直接影响生产效率的因素，现阶段我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以往赖以发展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作为世界上老龄人最多的国家，人口老龄化是中国未来不得不面对的社会问题，老龄化影响人口结构从而减少了劳动力的供给。同时城乡二元的非均衡发展，也将影响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
2.制度因素落后，路径依赖阻碍发展转型道路
新制度经济学家通过理论论证与统计分析，得到了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重大的结论。丹尼森通过增长因素分析方法，对九国国民收入增占率进行因素分析，当其把应当计算的因素都纳入之后，还有一定的“余值”或“剩余”，这部分“剩余”由制度造成。诺思也在《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一文中指出，相较于技术，制度安排的发展才是主要的改善生产率和要素市场的历史原因。我国为适应新常态，确保经济稳定上升，必须要对制度进行调整与转变，其中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当旧制度消失、新制度产生的更替过程中，存在路径依赖问题。路径依赖是描述过去对现在和将来产生的强大影响，它不仅意味着现在的选择受到从过去积累而成的制度传统的约束，同时积累而成的制度产生了一些组织，它们是都能持续下去依赖于制度的持久力，因此这些组织会动用资源来阻止那些威胁它们生存的变革。
具体来看，国家转型主要受行政制度、产权制度及分配制度的影响。行政制度的不足主要表现为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以及法治程度与治理能力。受计划经济时期影响，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权限总是不明晰、不科学，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管得多，管不好”使得市场无法发挥活力，“不闻不问不管”造成过度市场化，缺少监管，两种矛盾共存造成了自由市场的混乱与无序。而法制化的程度较低，政府治理能力不强，整套行政制度缺少有力规范与监督，导致财权事权分离、预算约束无作用、腐败现象频发、公务员作风不正等问题。产权制度问题主要体现在国家对资源的垄断，例如土地的公有化，看起来是对土地产权的公共化，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但实则由于拥有主体的模糊性，土地公有化是产权不明晰的体现，除去影响使用者的生产积极性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模糊的产权制度为政府或公务管理人员提供了寻租机会，影响了公共利益，同时也不利于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除土地外，其他自然资源如石油、电力、航运、邮政、烟草、食盐等，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如行政审批等方式设置壁垒，限制市场资本进入，形成垄断，阻碍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与活力发挥。分配制度主要体现在税收制度与资源分配制度上，首先由于政府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中央与地方分税制度使得追求财税最大化是各级政府的重要目标，因此在利益导向下各级政府不考虑项目、企业的环境影响与社会影响，一窝蜂的引进、鼓励，实现获得更多税收的目标，减弱了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积极性与动力。
三、新常态下政策方向选择
在新常态下国家到底要如何转型？政策方向如何选择？学术界有从政策力度出发，提供有强刺激、微刺激与合理微刺激三种选择。也有在政策目标方面，提出结合短期目标与长期战略，抓住创新转型，提质增效；坚持有为有力，实现稳中求进。作者以新制度经济学产权制度与交易成本理论为依据，结合实际对政府职能转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突破路径依赖，明晰产权制度
路径依赖不仅来自于旧制度对新制度的影响，更关键的是旧制度下形成的组织与利益集团对不利于其发展的新制度的抗拒与阻碍，这造成了改革与转型注定困难重重。政府除去坚定改革的决心，还可考虑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前者是在政府或国家力量默许、默认的情况下进行的，或是在政府的精心安排但不直接发动下，用获利的机会诱导人们自发地变革旧制度，创设新的制度，这种自下而上的变迁模式具有自发性和基层性，同时过程是渐进的，这可以避免社会产生大的动荡，但过程缓慢。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现的自上而下推行的制度创新，它在实行时制度主体往往是非一致性同意的，即存在异议或反对者、非全部资源的基础上，由某种行政权力作为权力进行。这种强制性能够弥补诱致性制度变迁带来的外部效果和“搭便车”问题。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政府想要突破路径依赖，一来可以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来强迫利益集团释放内化的权力与利益，二来建立的目标新制度要能够为更大部分的人群带来利益，即释放改革红利，这样才能够使调动基层的积极性，发挥其在国家制度转型过程中的活力。制度的变迁能够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实现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与第三产业的转移。 除去解决转型过程中的阻力问题，如何转型、创立怎样的新制度是更加重要的问题。结合现阶段中国实际问题，产权制度的明晰与完善是制度建设的关键。首先要明确的是，政府对于私有产权有权干涉。在私有产权制度下，拥有产权的个人或组织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如何行使这些权利，包括对产权的控制、收益或者将权利交易转让，这是政府无法干涉的，否则触犯了最基本的人权并违背宪法。其次，产权制度的明晰有利于促进政企分开。政企不分一直是影响市场发挥活力的重要问题，政府是公共物品与服务的提供者、履行处理公共事务权力的管理者、公共权力的保护者，不应当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企业相混淆。同时市场经济制度下，政府充当“守夜人”角色，仅在市场失灵时发挥保障功能，不应当过多干预甚至代替市场来影响经济运转。从产权制度来看，政企不分是政府运用行政力量与手段对公有产权进行垄断占有，并运用公共权力设置进入壁垒，将名义上的公有产权进行实质上的私有化。而明晰产权，就是要让公有产权不再只为政府拥有与使用，而是发挥市场自由竞争作用，同时将能够私有化、私有化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产权进行明确的划分（如土地资源的改革），从而强制政府与企业划清界限，减少寻租行为，促进经济发展转型。最后，明晰产权有利于公共问题，尤其是环境问题的治理。由于以往注重效率，不顾生态的发展模式，当今中国环保情况堪忧，除去从根源减少污染型产业，在消除所有污染源无法一蹴而就的情况下，可以推行污染权界定的阶段性政策。在污染权方面的研究已比较丰富，具体操作大致是将污染权与治污权看作是可以进行转让和交易的产权，各企业设定污染限额，超标的需接受惩罚，未满额的可将污染权进行转让。同时企业还可以将治污權以比亲自治理更低的价格转让给愿意治污的公民或其他利益相关者，从而实现双赢。
2.区域公共管理，减少交易成本
区域公共管理既有广义上的国际间区域政治含义，也可狭义地放在一个国家之内分析不同区域间公共问题与政府问题。由于研究的是中国转型问题，此处只探讨国内区域政府的公共管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大多数学者在运用区域公共管理理论时，主要将目光与重心放在市场化与现代化推进带来的区域公共问题。陈瑞莲（2005）认为自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以来，中央与地方经济性分权和行政性不分权的矛盾带来了地方唯GDP论、地方保护主义、区域间恶性竞争等问题，这些问题蔓延到一定经济区域范围，并无法由政府自上而下的统一解决；而现代化的推进造成了严重的非均衡问题，主要体现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差异和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这些区域公共问题的出现与愈发严重对区域公共管理提出了要求。
区域公共管理是对政府行政制度的创新，适应治理理论潮流。其主要运作表现为区域内的多元主体运用协商和合作的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管理，从而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其特点为第一，与治理理论相似强调管理的主体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和第三部门；第二，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第三，采用的方式与经济市场领域和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合作。区域公共管理的推行要求中央政府下放权力，发挥地方政府、企业组织以及NGO的活力与作用，提供更加科学的公共问题治理，以及更加完善的、满足公民需求的、保护公共利益的公共服务与产品。从交易成本角度来看，这种行政制度有利于交易成本的减少。交易成本有多重定义，根据诺斯的界定，交易成本是“规定和实施构成交易基础的契约成本，因而包含了那些经济从贸易中获取收益而产生的政治成本和经济组织的所有成本”。当区域公共问题由中央政府宏观治理或公共物品由中央政府提供时，较于区域公共治理会多出信息获取成本与行政命令自上而下推行产生的行政成本，同时治理不到位或产品服务不满足需求浪费的资源也应计入交易成本。
中国当今处于各领域转型与发展的节点，决策者应当客观预测经济状况，系统分析环境与条件变化，坚定深化改革的决心，突破转型过程中的阻碍与问题，稳中求进，使中国成功适应新常态，完成全面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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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林宇阳（1996- ），女，汉族，河南新乡人，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3级本科生，行政管理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