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诗歌源远流长，虽然“隐逸诗”一词最早出现于南朝钟嵘的《诗品》中，但隐逸诗歌则滥觞于先秦时期的《诗经》，并于汉魏时期渐成风气，在两晋达到繁荣鼎盛期，并一直贯穿、绵延于中国文学之中，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本文试从美学层面上探讨隐逸诗歌的意蕴和特色，发掘其独特的审美价值。
　　一、歌咏自然，使自然成为了独立而纯粹的主体审美对象
　　大自然中的山水、林泉、田园等写作对象并不是兴起于隐逸诗歌，但是其在不同时期诗歌之中的地位和意义却是有天壤之别的。
　　《诗经》的最主要的表现手法是“赋比兴”，其中的有关自然景象的描写大多是作为“赋比兴”的渲染和表现手段，在《诗经》中，诗歌的主要意义是“言志”，其对于自然的表现仅止于对自然之物的形状和状态的表现，包括其变化过程，而很少专注于表现自然之“美”。先秦诸子百家之作很少涉及对自然之景的表现，其对于自然景物的描写也是“以山水比德”，挖掘自然万物之中的人格意蕴，把它作为民族人格表述的一种譬喻、象征、辅助陪衬手段。《楚辞》中对于自然多是客观写实地状景描物，或以自然之物自喻，表现其独特超脱的人格精神。而两汉时期的诗歌中，自然之景要么是作为一种表现情感的介质和工具，要么是汉赋中铺张扬厉的字词堆砌，其诗中没有对自然景物的自觉赏析和品味，自然景象也并未成为诗人所要表现的主体审美对象。
　　只有到了隐逸诗歌日趋鼎盛和繁荣的魏晋南北朝和唐时代，自然之景才一跃而成为诗歌独立而纯粹的主体审美对象，而这些隐逸诗人，也以敏锐而独特的眼光发现了自然之美，并以细腻而传神的笔触去描写自然之美，而他们也以其大自然的歌者身份，扩大了其表现的审美视野，吟咏出了气韵独特的自然之美。如“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谢眺《晚登三山回望京邑》），绮红练白，动静相衬，比喻得当，写出了晚江绚丽宁静的美感；“青萝翳岫，修竹冠岑；谷流清响，条鼓鸣音”（谢万《兰亭诗》），在对大自然的描绘中蕴含着内在生命力和勃勃生机的体悟；而王维的“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书事》）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则更以诗人独特的审美感悟，赋予了大自然以绵绵不绝的深沉禅意。他们笔下的大自然，已经成为了一种独特的审美形态，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
　　二、悲情谱曲，演绎红尘浊世的一首彼岸绝唱
　　《庄子·外篇·缮性》有言曰：“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由此可见，隐士的归隐，固然有主观精神意愿上对自然隐逸生活的完全自觉性，但绝大多数还是出于对当时污浊不堪的社会现实的不满，对官场仕途政治黑暗的极度失望，对时乖命蹇际遇坎坷的几度绝望。当现实对他关上了一扇门，而际遇并未给他打开一扇窗，他们只能转而把目光投到理想的彼岸，给自己构建一个对立于现实的理想幻觉世界，在一首首诗歌所描绘的美好世界中隐居起来，在大自然中寄情山水，吟咏情怀，寻求精神上的满足与慰藉。而这种精神的满足与慰藉，亦是他们以肉体的苦痛与生活的贫贱换取来的。
　　张立伟在其《归去来兮——隐逸的文化透视》一书中指出：“贫贱的折磨，富贵的诱惑，往往还加上权势的逼迫，这是不同程度上悬在隐逸头上的三把刀子。”“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嵇康在与黑暗的政治权势的对抗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王维的“半官半隐”之“半官”亦是为了维持生计避免生活陷入困顿的无奈之举。
　　被誉为“隐逸诗人之宗”的东晋诗人陶渊明一生创作了大量的田园隐逸诗歌，在诗中他描绘了“采菊东篱下”“欢言酌春酒”的悠然生活，然而这看似悠闲淡泊的生活背后，却是生计的极度艰难与物质的极度匮乏。辞官归乡后，由于没有俸禄，作为诗人的陶渊明又不善农耕稼穑，生活很快陷入了困顿，不仅过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早出晚归的艰苦农活，还要“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忍受着饥饿与寒冷的折磨。特别是步入晚年，我们很少在他的诗歌里再读到田园隐逸生活的闲适与安然，充斥其诗中的是大量的生活悲歌。“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诗人从弱冠之年即生活贫困，老了后更常常挨饿，从不敢奢望美味，只求粗茶淡饭填饱肚子，但即使这个简单地愿望也难以实现，无奈之下甚至抛去自尊，乞讨度日：“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斯滥岂彼志？固穷夙所归”“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对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封建知识分子来说，摒弃“不食嗟来之食”的士子人格与尊严，上门乞食，或接受善人的施粥济贫，该付出多大的代价，需要多大的勇气，在转身投入田园山林的隐逸生活之后，精神的自由是以残酷的现实、贫困饥饿与病痛为代价换取来的，正如郑训佐所言：“真实的隐逸（身隐）是一种殉道生涯，寂寞自守是以物质享受的消失为前提的。”难能可贵的是，尽管诗人最后在饥贫病痛中死去，却依然不改初衷，用自己悲情的一生谱写了精神世界最华美的篇章。
　　三、意象密集，构建闲淡空静的艺术境界
　　隐逸诗歌中的意象大致分为自然类意象、人物行为类意象、隐士神仙类意象，这里主要讲前两类。隐逸诗歌中的自然意象常见的有山、水、风、鸟、菊、梅、竹、雁、鸿、斜阳、炊烟、野径、桑麻、古木、禅寺、暮钟等；而行为类意象主要包括饮酒抚琴、对弈书画、吟诗作赋、纵酒酣歌、啸傲泉石、弋钓鱼鸟、观林赏瀑、寻径探幽等。隐逸诗歌中的意象较少单独出现，选点渲染，而往往是两类意象密集呈现、渗透共融，共同构成了或闲淡空静或孤寂冷僻的艺术境界。如陈张正见的“山明云气画，天静鸟飞高。自有东篱菊，还持泛浊醪”（《秋晚游彭泽诗》），诗中既有“山”“云”“天”“鸟”等自然意象的密集出现，又融汇了东篱赏菊、把酒独酌的隐逸行为，二者互融相生，色彩淡雅，语言清新，共同营造了闲适淡远的艺术境界。
　　再如唐王维的“野花丛发好，谷鸟一声幽”（《遇感化寺云兴上人山院》）“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青溪》）“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大自然中平常至极的“野花”“山谷”“乱石”“深松”“明月”“竹林”“山谷”“抚琴”等意象，经过作者神来之笔的组接点化，竟在恬淡闲远的境界之外平添一份空灵与虚静之美。正如姚璠在《河岳英灵集》中对王维的评价：“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这对于大自然意象的充满了禅趣和佛理的“无穷妙悟”，使王维的隐逸诗歌达到了一种“无我之境”“皆出常境”的空灵虚静的独特艺术境界。
　　四、个中有真意，个性与自由之精神的凸显与觉醒
　　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都有一个“隐逸情结”，他们一方面深受儒学“入世”“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影响，想于庙堂之上有所作为，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接受道、释“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追求精神自由与人格独立的出世哲学，特别是面对仕途挫折和现实困境时，他们会在绝望和痛苦中完成思想的蜕变，摆脱物累、私欲、羁绊和重压，转而追求精神上的超脱和自由，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尊严。
　　“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他在《释私论》中反对名教对人真性情的扭曲，倡导追求自由与个性，一曲“广陵散”是他用死亡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的绝唱；陶潜在诗中提到“性本爱丘山”，“此中有真意”，宁愿“归去来兮”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孟浩然的“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写出了对自由无羁生活状态的向往；李白不甘“摧眉折腰事权贵”，愤而投身山林成为“竹溪六逸”一员，宁愿“散发弄扁舟”“云弄竹溪月”，隐于竹溪每日纵酒酣歌，笑傲林泉，也誓要维持精神的独立与个性自由。他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正如高平华在《魏晋玄学人格美研究》中所说：“人格和人格美思想的最大特点，是追求通过艺术化、审美化的人生实践方式，实现个体人格生命上贯作为宇宙本根的形上本体，并自觉的以自己的真性情、真生命去达到与那个至大至善至乐的形上本体和谐统一。”这些隐逸诗人以其真性情凸显了其个性的张扬与自由意识的觉醒，保持了其人格的完善与独立。
　　★作者单位：江苏苏州市吴昙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