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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学EMBA课程教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常年从事公司研究，作品有《大败局》、《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等。
1966年的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国家历史中的一道伤口。在那一年的8月2日，毛泽东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接下来的三个多月里，他八次登上天安门，接见了1300万人次的红卫兵。从此拉开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想当年，这些热血沸腾的学生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把教室砸得稀巴烂，将自己的老师绑起来批斗，用皮带抽打他们，然后再冲进全中国的所有寺庙，将佛像、书籍等文物尽数砸毁焚烧。很多年之后，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反复的警思，青春的生命为什么可以疯狂成如此的景象，而这样的景象是否会在日后的历史中再次重演？
答案是模糊和不确定的。譬如，今年《中国不高兴》的畅销就是一个很让人担心的事件。
我愿意把视野放得更广泛一点，来思考这个问题。
放眼1960年代中后期的世界，你会发现一个十分奇异的现象：在那几年，陷入狂飙的不仅仅只有中国，那似乎是一个“造反者的年代”。
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战后“婴儿潮”的一代正集体地进入青春期，当有关人类命运的伟大叙事渐渐让位于平庸的商业生活时，这一代青年人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不安，他们在寻找宣泄的出口。哈佛大学的美籍日裔学者入江昭(Akira Iryie) 日后评论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全世界的青年人都在反对他们的领袖。
在美国，几乎每一所大学都在发生学生游行，他们反对越战，要求性自由，自称是“垮掉的一代”，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和伯克利大学一度被学生“占领”。
1968年的4月4日，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一家旅馆阳台上被刺杀，愤怒的黑人在100多个城市发动了抗议示威。
在日本，学生运动也是风起云涌，东京大学的安田讲堂大楼成了一个象征性的城堡，在这里经常发生学生与警察的冲突事件。
到了5月，法国首都巴黎爆发了全欧洲规模最大的学生运动，巴黎大学的学生们集体罢课并占领了大学校舍，警察封闭了校园，学生们在街头筑起街垒同警察对峙。接着，工人举行总罢工，20多万人涌上街头，高呼反政府的口号。学生占领学校，工人占领工厂，水陆空交通停顿，整个法国陷于瘫痪，戴高乐总统被迫改组了政府。
在那些渴望革命的欧美学生中，最让他们醉心的偶像是两个社会主义的领袖。一个是毛泽东，很多人把他的头像刺在手臂上，据1967年2月17日的《纽约日报》报道，《毛主席语录》正风靡全球，它出现在纽约曼哈顿的每一个书店和书报摊上，在日本东京售出了15万册，而在法国巴黎，甚至成了畅销书排行榜上的第一名。有关数据显示，在十年文革时期，全世界出版了50多种文字、500多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总印数达50余亿册，以当时全世界30多亿人口计算，男女老幼平均每人拥有一本半还有余。以至于它被认为是“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另一个是古巴的切*格瓦拉，他在追随卡斯特罗取得古巴革命胜利后，又跑进南美丛林中继续打游击战，1967年10月，39岁的格瓦拉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玻利维亚政府军杀死，谁料这竟让他成了左翼学生运动的“圣徒”，在后来的四十多年里，他的一张头戴金五星贝蕾帽的头像被印在无数的T恤、咖啡杯、海报和钥匙串上。
然后，与中国不同的是，1968年的欧美学生风潮没有演变成一场颠覆性的社会革命，如法国政治评论家雷蒙*阿隆所描述的，它最终成了一场发泄情绪的“心理剧”。而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杰出的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给出了解释：其一，日渐富足起来的中产阶级没有成为学生的同盟军，革命失去了必要的社会土壤；其二，知识分子表现出了理性、制衡的能力；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西方产业工人的结构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从1965年开始，以出卖体力为主的制造业工人数量开始大幅度的下降，服务业迅速繁荣，“知识工人“成了新的主流，在英国和联邦德国，煤炭和纺织工人的数量在十年间减少了一半，在美国，钢铁工人的人数甚至少于麦当劳快餐连锁店的员工。新型资本主义的产业特征和商业进步轨迹，最终改变了成型于19世纪末期的阶级斗争理论。
也就是说，中产阶级的成熟是让一个国家摆脱非理性疯狂的唯一药方。
这样的结论不知是否适合当今的中国，不过，我们也许从此可以寻找到一个思考的出口。
在60年代的美国学生运动中，一个叫艾伦*金斯堡的大胡子诗人是青年们的偶像，他最出名的诗歌是《嚎叫》，它的头一句是----“我看见这一代精英被疯狂毁掉。”
很多年后，当过红卫兵的中国诗人北岛与金斯堡成了好朋友。在《失败之书》中，北岛写道，“说来我和艾伦南辕北辙，性格相反，诗歌上志趣也不同。他有一次告诉我，他看不懂我这些年的诗。我也如此，除了他早年的诗外，我根本不知他在写什么。但这似乎并不妨碍我们的友谊。让我佩服的是他对权力从不妥协的姿势和戏谑的态度，而后者恰恰缓和了前者的疲劳感……我想这五十年来，无论谁执政，权力中心都从没有把他从敌人的名单抹掉。他就像个过河的卒子，单枪匹马地和严阵以待的王作战，这残局持续了五十年，而对峙本身就是胜利。
是的，“对峙本身就是胜利”，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空前迷人的青春姿态。不过，五十年来，金斯堡死了，北岛老了，此刻，在江南初秋的暗夜中，当我一边翻看中国学者撰写的《文化大革命史》，一边读着金斯堡的诗歌和北岛的散文，却开始想着另外的话题，比如，对峙是否有理性的边界？所谓的胜利是单边的压倒还是双边的妥协？青春的建设性与破坏性是否可能合为一种力量？
随着新儒家的兴起，一些美国及台湾的华裔学者——如余英时和杜维明等人——决定在韦伯流连过的战场上寻找新的出路，他们试图证明儒家的千年伦理传统，从先秦的孔孟到明代的王阳明、清代的乾嘉汉学，都贯穿着强烈的济世情结，儒家的众多伦理概念——如均贫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与现代工商精神有天然的契合点。杜维明甚至认为，只有儒家伦理才能解决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它的人文精神是全面的，不是单一的。它突出人和自然的协调，以和而不同的原则处理人与群的关系，对过分强调科学主义、效率、自由的西方价值观是一个反驳。
时到今天，尽管余英时和杜维明的观点在西方知识界还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然而，在华人学界却逐渐形成为一股主流的意见。不过，有一个问题却始终没有人解答——如果余英时和杜维明的立论成立，儒家伦理与现代工商精神有天然的契合之处，但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仍然如此艰难？
要回答上述疑问，并不容易，在我看来，答案有两个：其一是经典儒学大师对经济行为的蔑视。在先秦诸子中，孔孟对工商业的阐述很少，到汉武帝时期采取独尊儒术的国策之后，历代儒家在经济政策上少有突破；其二，则与中国的大一统政体有关。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在中央集权的帝国模式之下，历代治国者形成了丰富的、中国式的行政模式和经济治理经验，与之相伴随的，则出现了极富特色的、先盛后衰的工商文明。当中央集权形成之时，必是专制生成、民间羸弱之际，而当地方坐大之时，又必然产生割据分裂的景象。中国所有朝代的兴衰更替，无一不是这一逻辑的具体表现而已。而在这一轮回中，工商经济一次次地成了牺牲品和殉葬品。
1966年的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国家历史中的一道伤口。在那一年的8月2日，毛泽东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接下来的三个多月里，他八次登上天安门，接见了1300万人次的红卫兵。从此拉开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想当年，这些热血沸腾的学生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把教室砸得稀巴烂，将自己的老师绑起来批斗，用皮带抽打他们，然后再冲进全中国的所有寺庙，将佛像、书籍等文物尽数砸毁焚烧。很多年之后，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反复的警思，青春的生命为什么可以疯狂成如此的景象，而这样的景象是否会在日后的历史中再次重演？
答案是模糊和不确定的。譬如，今年《中国不高兴》的畅销就是一个很让人担心的事件。
我愿意把视野放得更广泛一点，来思考这个问题。
放眼1960年代中后期的世界，你会发现一个十分奇异的现象：在那几年，陷入狂飙的不仅仅只有中国，那似乎是一个“造反者的年代”。
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战后“婴儿潮”的一代正集体地进入青春期，当有关人类命运的伟大叙事渐渐让位于平庸的商业生活时，这一代青年人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不安，他们在寻找宣泄的出口。哈佛大学的美籍日裔学者入江昭(Akira Iryie) 日后评论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全世界的青年人都在反对他们的领袖。
在美国，几乎每一所大学都在发生学生游行，他们反对越战，要求性自由，自称是“垮掉的一代”，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和伯克利大学一度被学生“占领”。
1968年的4月4日，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一家旅馆阳台上被刺杀，愤怒的黑人在100多个城市发动了抗议示威。
在日本，学生运动也是风起云涌，东京大学的安田讲堂大楼成了一个象征性的城堡，在这里经常发生学生与警察的冲突事件。
到了5月，法国首都巴黎爆发了全欧洲规模最大的学生运动，巴黎大学的学生们集体罢课并占领了大学校舍，警察封闭了校园，学生们在街头筑起街垒同警察对峙。接着，工人举行总罢工，20多万人涌上街头，高呼反政府的口号。学生占领学校，工人占领工厂，水陆空交通停顿，整个法国陷于瘫痪，戴高乐总统被迫改组了政府。
在那些渴望革命的欧美学生中，最让他们醉心的偶像是两个社会主义的领袖。一个是毛泽东，很多人把他的头像刺在手臂上，据1967年2月17日的《纽约日报》报道，《毛主席语录》正风靡全球，它出现在纽约曼哈顿的每一个书店和书报摊上，在日本东京售出了15万册，而在法国巴黎，甚至成了畅销书排行榜上的第一名。有关数据显示，在十年文革时期，全世界出版了50多种文字、500多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总印数达50余亿册，以当时全世界30多亿人口计算，男女老幼平均每人拥有一本半还有余。以至于它被认为是“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另一个是古巴的切*格瓦拉，他在追随卡斯特罗取得古巴革命胜利后，又跑进南美丛林中继续打游击战，1967年10月，39岁的格瓦拉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玻利维亚政府军杀死，谁料这竟让他成了左翼学生运动的“圣徒”，在后来的四十多年里，他的一张头戴金五星贝蕾帽的头像被印在无数的T恤、咖啡杯、海报和钥匙串上。
然后，与中国不同的是，1968年的欧美学生风潮没有演变成一场颠覆性的社会革命，如法国政治评论家雷蒙*阿隆所描述的，它最终成了一场发泄情绪的“心理剧”。而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杰出的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给出了解释：其一，日渐富足起来的中产阶级没有成为学生的同盟军，革命失去了必要的社会土壤；其二，知识分子表现出了理性、制衡的能力；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西方产业工人的结构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从1965年开始，以出卖体力为主的制造业工人数量开始大幅度的下降，服务业迅速繁荣，“知识工人“成了新的主流，在英国和联邦德国，煤炭和纺织工人的数量在十年间减少了一半，在美国，钢铁工人的人数甚至少于麦当劳快餐连锁店的员工。新型资本主义的产业特征和商业进步轨迹，最终改变了成型于19世纪末期的阶级斗争理论。
也就是说，中产阶级的成熟是让一个国家摆脱非理性疯狂的唯一药方。
这样的结论不知是否适合当今的中国，不过，我们也许从此可以寻找到一个思考的出口。
在60年代的美国学生运动中，一个叫艾伦*金斯堡的大胡子诗人是青年们的偶像，他最出名的诗歌是《嚎叫》，它的头一句是----“我看见这一代精英被疯狂毁掉。”
很多年后，当过红卫兵的中国诗人北岛与金斯堡成了好朋友。在《失败之书》中，北岛写道，“说来我和艾伦南辕北辙，性格相反，诗歌上志趣也不同。他有一次告诉我，他看不懂我这些年的诗。我也如此，除了他早年的诗外，我根本不知他在写什么。但这似乎并不妨碍我们的友谊。让我佩服的是他对权力从不妥协的姿势和戏谑的态度，而后者恰恰缓和了前者的疲劳感……我想这五十年来，无论谁执政，权力中心都从没有把他从敌人的名单抹掉。他就像个过河的卒子，单枪匹马地和严阵以待的王作战，这残局持续了五十年，而对峙本身就是胜利。
是的，“对峙本身就是胜利”，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空前迷人的青春姿态。不过，五十年来，金斯堡死了，北岛老了，此刻，在江南初秋的暗夜中，当我一边翻看中国学者撰写的《文化大革命史》，一边读着金斯堡的诗歌和北岛的散文，却开始想着另外的话题，比如，对峙是否有理性的边界？所谓的胜利是单边的压倒还是双边的妥协？青春的建设性与破坏性是否可能合为一种力量？
随着新儒家的兴起，一些美国及台湾的华裔学者——如余英时和杜维明等人——决定在韦伯流连过的战场上寻找新的出路，他们试图证明儒家的千年伦理传统，从先秦的孔孟到明代的王阳明、清代的乾嘉汉学，都贯穿着强烈的济世情结，儒家的众多伦理概念——如均贫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与现代工商精神有天然的契合点。杜维明甚至认为，只有儒家伦理才能解决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它的人文精神是全面的，不是单一的。它突出人和自然的协调，以和而不同的原则处理人与群的关系，对过分强调科学主义、效率、自由的西方价值观是一个反驳。
时到今天，尽管余英时和杜维明的观点在西方知识界还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然而，在华人学界却逐渐形成为一股主流的意见。不过，有一个问题却始终没有人解答——如果余英时和杜维明的立论成立，儒家伦理与现代工商精神有天然的契合之处，但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仍然如此艰难？
要回答上述疑问，并不容易，在我看来，答案有两个：其一是经典儒学大师对经济行为的蔑视。在先秦诸子中，孔孟对工商业的阐述很少，到汉武帝时期采取独尊儒术的国策之后，历代儒家在经济政策上少有突破；其二，则与中国的大一统政体有关。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在中央集权的帝国模式之下，历代治国者形成了丰富的、中国式的行政模式和经济治理经验，与之相伴随的，则出现了极富特色的、先盛后衰的工商文明。当中央集权形成之时，必是专制生成、民间羸弱之际，而当地方坐大之时，又必然产生割据分裂的景象。中国所有朝代的兴衰更替，无一不是这一逻辑的具体表现而已。而在这一轮回中，工商经济一次次地成了牺牲品和殉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