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盛倡“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今天，有学者反省中国经济运行的“致命危险”，并提到了这个词；“浪费”。
这里指的主要是资金的浪费——发展中国家资金运用效益大体是1：1，即1元钱投资最终产生1元产能。而在中国，这个比值达到多少呢?居然是7：1！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对此很感慨。他认为，大概是由于老百姓储蓄率之高，才使中国承受了这样巨大的资金浪费，仍然维持经济增长。
然而，大家也许还未意识到，中国当下，存在一种更严重的浪费：它不仅仅是资金投入的盲目草率，也不仅仅是实际产出的粗糙低效，它的可怕之处在于：让许多人的青春为之而虚掷、浪抛!
不错，这便是所谓“教育的浪费”。
最近的大学生马加爵校园杀人事件，对中国教育界震动极大。自然，这是非常极端的个别案例，不足据此论衡大学教育现状。但撇开其中变态血腥细节不谈，我们不免疑问：为什么，一个童年时乡里口碑不错，中学时品行也还端正的少年，在大学就读几年后，会沦为警方通缉令上所谓的“孤僻、粗暴，爱看黄色及武打录像”之辈?
眼下高校流行一则顺口溜，曰：“上课一排全睡，打饭从不排队，晚上点灯开会，短信发到欠费，抽烟搓麻全会，啤酒三瓶不醉，逃课成群结队，恋爱谈到反胃，考试基本不会。”虽只是夸张的讽刺，但也有相当的真实度，发噱之余，也令人深感惕怵。
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怎样投入?且看贵州省农调队的数据：目前全国高校平均收费水平在4000元～6000元之间，每年每个学生的学费及其他费用平均达1万元左右，按照贵州省2002年人均收入1489元计算，需要8个以上农民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
8个养一个。但是，每个毕业出来的大学生，未来对社会的回报，其价值真能超越，或者说，不辱没8个农民哀哀劬劳的付出吗?马加爵事件，使我们深味沉痛，无法乐观。而现实生活中，令人寒心的例子，早已层出不穷。
众所皆知，云南滇池提供了一个关于经济发展的负面案例：每年治理滇池污染的花费，远超出湖畔所有企业的厂值——而中国的教育，会否走到如此田地?即学子非但回报不了养育他们的乡亲，反而成为民众之负担，社会之赘疣?
“中国之教育，面临20年来形象之最低谷。”这个论断，或许会使诸多师生觉得难堪，觉得不公平。其实，我们也以为，不可粗暴地将人心失范的责任，单纯归咎于校园，归咎于师生，毕竟教育这一环节之失，与中国社会所有环节之失互为因果。但我们不妨以此为最响亮的警钟，并由此思考综合解决之道——因为教育的浪费，无疑是所有浪费中最可怕、最令人痛心的浪费，因这种浪费的实质，就是人的浪费。
最近，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推出新著《未安集》，他“心有未安”的是什么?书中大量笔墨涉及了青少年教育，作者南北考察之余，感叹“年轻一代道德水平下降”，并认为这与教育的失误密切有关。
无疑，中国的教育，也到了要“洗心革面”的时候了。据此，本刊郑重提出“新希望工程”的口号，并盼望引起中国社会各界关注。
众所周知，“希望工程”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于1989年起开始实施，号称上世纪90年代“中国最具影响的公益项目”。此工程“旨在集社会之力，捐资助学，保障贫困地区失学孩子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到1997年底，此工程共募集资金近13亿元，救助失学儿童近200万名，援建希望小学5000多所。
当年希望工程的形象大使，那眼神清澈、充满渴望的小女孩，名叫苏明娟，被摄影师抓拍时才年仅8岁，而今已是大二学生了。
15年来，希望工程造福了很多穷人家，也造就了很多优秀学子。然而，特别近年，其局限性也已步步显露。马加爵案件就是一记重锤，让人们真切痛感中国教育的另一种流失。
正如不少有识之士指出的，对于中国当前教育来说，最大的挑战并不在于资源短缺，而在于丧失真意。我们强调要给孩子以读书上学的机会，预言教育会成为带动经济成长的“大产业”，这都不错，但我们的体制，我们的方法可能都忽略了：教育重心不应是技能的培训，而应是人的文明品质、公民性格之陶冶与养成。
必须指出，这一“成德”、“树人”的理想，并非多编几种《新三字经》，多上两堂德育课这么简单，更不是“集中财力、办好大事”的思维模式所能胜任。相比之下，我们更愿意相信无数具备真心大愿的个体，他们点滴的努力在逐渐汇集，推动着中国教育体制朝向“民主、公正、均衡、清洁”的变革。
近年来，我们闻见了从人类文明中撷取精华，自编语文教材的深圳中学教师；闻见了几位大学生推动建设“晏阳初乡建学院”的故事；闻见了“经典诵读”的幼教实践；闻见了各地许多大学生支农团队的筹建、行动过程；闻见了诸多公立、民办学校的教改创新；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信号，而我们从中获取的喜悦和信心，也足以抵消“马加爵案件”、“两千大学生在重庆搞非法传销被骗”一类事件中感染的悲观焦虑。
我们认为，这便是一场“新希望工程”的雏型。
这一工程“新”在何处?其新意在于，操持的主体不再是类似“青基会”之类单一、有形的机构，而是充满反思精神、沟通意愿、行动能力的公民社会本身；在新的工程中，也将不再强调楚楚可怜的“待援方”和慷慨大方的“拯救方”，因为一切值得称誉之处，皆应归于公民社会自学、自教、自救、自新的努力。
60年前，梁漱溟先生曾说，中国宪政之根本在于乡建，而乡建之根本在于教育。时人乃至后人多为不解，然而在今天，我们当逐渐理会其中大意——没有新公民，就没有新乡村；没有新乡村，就难以成就民主、法治、文明的中国。
而“人”，不容再被浪费；中国未来的福祉，也不容再被虚悬。
让我们一起实践一个希望，给中国，给中国的未来。
这里指的主要是资金的浪费——发展中国家资金运用效益大体是1：1，即1元钱投资最终产生1元产能。而在中国，这个比值达到多少呢?居然是7：1！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对此很感慨。他认为，大概是由于老百姓储蓄率之高，才使中国承受了这样巨大的资金浪费，仍然维持经济增长。
然而，大家也许还未意识到，中国当下，存在一种更严重的浪费：它不仅仅是资金投入的盲目草率，也不仅仅是实际产出的粗糙低效，它的可怕之处在于：让许多人的青春为之而虚掷、浪抛!
不错，这便是所谓“教育的浪费”。
最近的大学生马加爵校园杀人事件，对中国教育界震动极大。自然，这是非常极端的个别案例，不足据此论衡大学教育现状。但撇开其中变态血腥细节不谈，我们不免疑问：为什么，一个童年时乡里口碑不错，中学时品行也还端正的少年，在大学就读几年后，会沦为警方通缉令上所谓的“孤僻、粗暴，爱看黄色及武打录像”之辈?
眼下高校流行一则顺口溜，曰：“上课一排全睡，打饭从不排队，晚上点灯开会，短信发到欠费，抽烟搓麻全会，啤酒三瓶不醉，逃课成群结队，恋爱谈到反胃，考试基本不会。”虽只是夸张的讽刺，但也有相当的真实度，发噱之余，也令人深感惕怵。
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怎样投入?且看贵州省农调队的数据：目前全国高校平均收费水平在4000元～6000元之间，每年每个学生的学费及其他费用平均达1万元左右，按照贵州省2002年人均收入1489元计算，需要8个以上农民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
8个养一个。但是，每个毕业出来的大学生，未来对社会的回报，其价值真能超越，或者说，不辱没8个农民哀哀劬劳的付出吗?马加爵事件，使我们深味沉痛，无法乐观。而现实生活中，令人寒心的例子，早已层出不穷。
众所皆知，云南滇池提供了一个关于经济发展的负面案例：每年治理滇池污染的花费，远超出湖畔所有企业的厂值——而中国的教育，会否走到如此田地?即学子非但回报不了养育他们的乡亲，反而成为民众之负担，社会之赘疣?
“中国之教育，面临20年来形象之最低谷。”这个论断，或许会使诸多师生觉得难堪，觉得不公平。其实，我们也以为，不可粗暴地将人心失范的责任，单纯归咎于校园，归咎于师生，毕竟教育这一环节之失，与中国社会所有环节之失互为因果。但我们不妨以此为最响亮的警钟，并由此思考综合解决之道——因为教育的浪费，无疑是所有浪费中最可怕、最令人痛心的浪费，因这种浪费的实质，就是人的浪费。
最近，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推出新著《未安集》，他“心有未安”的是什么?书中大量笔墨涉及了青少年教育，作者南北考察之余，感叹“年轻一代道德水平下降”，并认为这与教育的失误密切有关。
无疑，中国的教育，也到了要“洗心革面”的时候了。据此，本刊郑重提出“新希望工程”的口号，并盼望引起中国社会各界关注。
众所周知，“希望工程”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于1989年起开始实施，号称上世纪90年代“中国最具影响的公益项目”。此工程“旨在集社会之力，捐资助学，保障贫困地区失学孩子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到1997年底，此工程共募集资金近13亿元，救助失学儿童近200万名，援建希望小学5000多所。
当年希望工程的形象大使，那眼神清澈、充满渴望的小女孩，名叫苏明娟，被摄影师抓拍时才年仅8岁，而今已是大二学生了。
15年来，希望工程造福了很多穷人家，也造就了很多优秀学子。然而，特别近年，其局限性也已步步显露。马加爵案件就是一记重锤，让人们真切痛感中国教育的另一种流失。
正如不少有识之士指出的，对于中国当前教育来说，最大的挑战并不在于资源短缺，而在于丧失真意。我们强调要给孩子以读书上学的机会，预言教育会成为带动经济成长的“大产业”，这都不错，但我们的体制，我们的方法可能都忽略了：教育重心不应是技能的培训，而应是人的文明品质、公民性格之陶冶与养成。
必须指出，这一“成德”、“树人”的理想，并非多编几种《新三字经》，多上两堂德育课这么简单，更不是“集中财力、办好大事”的思维模式所能胜任。相比之下，我们更愿意相信无数具备真心大愿的个体，他们点滴的努力在逐渐汇集，推动着中国教育体制朝向“民主、公正、均衡、清洁”的变革。
近年来，我们闻见了从人类文明中撷取精华，自编语文教材的深圳中学教师；闻见了几位大学生推动建设“晏阳初乡建学院”的故事；闻见了“经典诵读”的幼教实践；闻见了各地许多大学生支农团队的筹建、行动过程；闻见了诸多公立、民办学校的教改创新；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信号，而我们从中获取的喜悦和信心，也足以抵消“马加爵案件”、“两千大学生在重庆搞非法传销被骗”一类事件中感染的悲观焦虑。
我们认为，这便是一场“新希望工程”的雏型。
这一工程“新”在何处?其新意在于，操持的主体不再是类似“青基会”之类单一、有形的机构，而是充满反思精神、沟通意愿、行动能力的公民社会本身；在新的工程中，也将不再强调楚楚可怜的“待援方”和慷慨大方的“拯救方”，因为一切值得称誉之处，皆应归于公民社会自学、自教、自救、自新的努力。
60年前，梁漱溟先生曾说，中国宪政之根本在于乡建，而乡建之根本在于教育。时人乃至后人多为不解，然而在今天，我们当逐渐理会其中大意——没有新公民，就没有新乡村；没有新乡村，就难以成就民主、法治、文明的中国。
而“人”，不容再被浪费；中国未来的福祉，也不容再被虚悬。
让我们一起实践一个希望，给中国，给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