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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南京人，说起杭州的西湖，多多少少都会有些酸溜溜。南京属吴，杭州属越，吴越春秋吴越争霸，自古好争好斗，早就结下梁子。争过来斗过去，好像一直是浙江人占便宜，越人总是胜利的一方。当然，最早的吴越之争，与南京和杭州也没多大关系，那是苏州人和绍兴人在打架。
因为要写南京传，写到了南唐，写到了南唐的灭亡，才意识到南京人对杭州人的怨恨，真要说起清算，其实应该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在隋唐之前，杭州还不是浙江境内的老大，就像在三国前，南京不是江苏境内的首席一样。到五代十国期间，两个城市都已经羽翼丰满，都开始牛了，都像模像样地成为当时一个国家的首都和京城。
南京是南唐的首都，杭州是吴越国的京城，虽然只是十国中的小国，都有些小富裕，都不是北方的对手，都害怕北方。南唐略为强一些，吴越国稍稍弱一些，陆游的《南唐书》上记载：
吴越国大火，焚其宫室帑藏兵甲几尽。将帅皆言乘其弊可以得志，帝一切不听。遣使厚持金币唁之。
有人劝南唐李煜的爷爷李昪，说应该借助这场大火，趁机出兵，灭掉吴越国。结果烈祖李昇宅心仁厚，不仅没有听从这个建议，还“厚持金币唁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捐了一大笔款子给受灾的邻国。当时南唐和吴越国边界，在常州一带，这是今天无法想象的一条国境线。两国当然时有摩擦，总的来说，还算相安无事。问题出在宋朝开始出兵攻打南唐，吴越国也趁火打劫，同时出兵，结果真把南唐给灭了，李煜也就成了李后主。
亡国就亡国吧，南京人耿耿于怀，人家宋军纪律还严明，作为帮凶的吴越国却很不像话，烧杀掳掠。这件事，史书上白纸黑字，记载得清清楚楚。
吴越国的背信弃义，也没什么好结果，南唐灭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吴越国很快也跟着灭亡。远亲不如近邻，唇亡则齿寒，兔死而狐悲，这些古话当然是有道理。因为都是受害者，都亡了国，以后又都是大宋老百姓，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所谓耿耿于怀，也是说说而已，掉掉书袋，如果不翻书，很多人恐怕根本不知道。
事实上，南京人真正的不痛快，还是那个西湖。为什么呢，因为人们说起南京和杭州，必定要拿玄武湖和西湖来说事。而西湖总是略胜一筹。喜欢热闹的，肯定会说西湖好，南京人就常发感慨，说你们看看人家西湖，人山人湖，车水马龙，那种繁华景象，那种热闹，再看看玄武湖，空旷得都可以遛马。不喜欢热闹的，当然喜欢空旷，空旷产生寂静，寂静正好可以用来怀古，南京这样的城市，如果不怀古，还有什么意思。
西湖曾经也是十分的寂静，写西湖的牛人张岱有两篇牛文，一篇是《西湖七月半》，一篇是《湖心亭看雪》。喜欢读点古文的人，一定会熟悉这两篇文章。《西湖七月半》开头便很突兀，“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七月半是中元节，俗称“鬼节”，南京人读到这样的开头，忍不住会心一笑，张陶庵真不是个东西。
《湖心亭看雪》短小精悍，主题与《西湖七月半》近似，都是清高，都是孤傲，名士气十足，没有人间烟火。结尾一段，南京人读来，心中特别得意：
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张岱是绍兴人，长居杭州，对西湖怎一个爱字了得，要不然，他也写不出《西湖梦寻》。喜欢晚唐诗和晚明小品，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行文至此，忽然开始穿越，有一种感觉，仿佛自己就是几百年前两位金陵人之一，能有缘与张岱这样的高人浮一大白，太好了。
若要论及时代，与张岱所处的明末相比，我更喜欢宋朝，更喜欢北宋。而说起西湖，首先想到的是苏堤，想到苏东坡。苏东坡不止是文章写得好，诗写得棒，词填得漂亮，光一個苏堤，已足以扬名千古。一项好措施，一个好方案，能够造福千年。苏东坡治理西湖的基本思路，也不复杂，就是疏浚，利用挖出的淤泥葑草，堆筑起一条南北走向的堤岸，宽广的水面还在，于是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各种各样的美好都有了。
同时期的王安石，在这方面，远没有苏东坡的远见卓识。当年的玄武湖与西湖相比，不知道要大出多少倍。它与长江直接联在一起，今天无法想象它的水面有多辽阔。六朝时期，帝王在这检阅水军，桅樯林立旌旗蔽日，楼舰五百雄兵十万，鼓角声震天动地。王安石在南京当知府，成为父母官，他实行的政策是“以粮为纲”，治理玄武湖的方案是“废湖为田”，将湖面统统变成了良田。
结果呢，结果是后果很严重，非常严重。人们印象中，苏东坡是个纯粹的文人，性格浪漫，多少有点书呆子气。王安石则是坚定不移的改革派，行事果敢，是治国的能臣，几次位居宰相，然而，有时候如果只看到眼前，过于现实，就有可能犯很严重很致命的错误。王安石泄湖得田，玄武湖因此消失二百多年，经过后来元朝的两次疏浚，玄武湖才重新在南京的版图上出现，湖水面积当然就有点惨不忍睹，浩瀚二字再也说不上了。
不妨想象一下，假设一番，如果废西湖为田，又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景象。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苏东坡治理西湖，王安石治理玄武湖，两个方案两种结果，一个是堵一个是疏，谁好谁坏谁优谁劣，立刻就能想明白。因此，还是文章开头的那个意思，吴越相争，譬如简单的治水，杭州又一次赢了，赢得很光彩。
选自《文汇报》
因为要写南京传，写到了南唐，写到了南唐的灭亡，才意识到南京人对杭州人的怨恨，真要说起清算，其实应该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在隋唐之前，杭州还不是浙江境内的老大，就像在三国前，南京不是江苏境内的首席一样。到五代十国期间，两个城市都已经羽翼丰满，都开始牛了，都像模像样地成为当时一个国家的首都和京城。
南京是南唐的首都，杭州是吴越国的京城，虽然只是十国中的小国，都有些小富裕，都不是北方的对手，都害怕北方。南唐略为强一些，吴越国稍稍弱一些，陆游的《南唐书》上记载：
吴越国大火，焚其宫室帑藏兵甲几尽。将帅皆言乘其弊可以得志，帝一切不听。遣使厚持金币唁之。
有人劝南唐李煜的爷爷李昪，说应该借助这场大火，趁机出兵，灭掉吴越国。结果烈祖李昇宅心仁厚，不仅没有听从这个建议，还“厚持金币唁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捐了一大笔款子给受灾的邻国。当时南唐和吴越国边界，在常州一带，这是今天无法想象的一条国境线。两国当然时有摩擦，总的来说，还算相安无事。问题出在宋朝开始出兵攻打南唐，吴越国也趁火打劫，同时出兵，结果真把南唐给灭了，李煜也就成了李后主。
亡国就亡国吧，南京人耿耿于怀，人家宋军纪律还严明，作为帮凶的吴越国却很不像话，烧杀掳掠。这件事，史书上白纸黑字，记载得清清楚楚。
吴越国的背信弃义，也没什么好结果，南唐灭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吴越国很快也跟着灭亡。远亲不如近邻，唇亡则齿寒，兔死而狐悲，这些古话当然是有道理。因为都是受害者，都亡了国，以后又都是大宋老百姓，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所谓耿耿于怀，也是说说而已，掉掉书袋，如果不翻书，很多人恐怕根本不知道。
事实上，南京人真正的不痛快，还是那个西湖。为什么呢，因为人们说起南京和杭州，必定要拿玄武湖和西湖来说事。而西湖总是略胜一筹。喜欢热闹的，肯定会说西湖好，南京人就常发感慨，说你们看看人家西湖，人山人湖，车水马龙，那种繁华景象，那种热闹，再看看玄武湖，空旷得都可以遛马。不喜欢热闹的，当然喜欢空旷，空旷产生寂静，寂静正好可以用来怀古，南京这样的城市，如果不怀古，还有什么意思。
西湖曾经也是十分的寂静，写西湖的牛人张岱有两篇牛文，一篇是《西湖七月半》，一篇是《湖心亭看雪》。喜欢读点古文的人，一定会熟悉这两篇文章。《西湖七月半》开头便很突兀，“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七月半是中元节，俗称“鬼节”，南京人读到这样的开头，忍不住会心一笑，张陶庵真不是个东西。
《湖心亭看雪》短小精悍，主题与《西湖七月半》近似，都是清高，都是孤傲，名士气十足，没有人间烟火。结尾一段，南京人读来，心中特别得意：
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张岱是绍兴人，长居杭州，对西湖怎一个爱字了得，要不然，他也写不出《西湖梦寻》。喜欢晚唐诗和晚明小品，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行文至此，忽然开始穿越，有一种感觉，仿佛自己就是几百年前两位金陵人之一，能有缘与张岱这样的高人浮一大白，太好了。
若要论及时代，与张岱所处的明末相比，我更喜欢宋朝，更喜欢北宋。而说起西湖，首先想到的是苏堤，想到苏东坡。苏东坡不止是文章写得好，诗写得棒，词填得漂亮，光一個苏堤，已足以扬名千古。一项好措施，一个好方案，能够造福千年。苏东坡治理西湖的基本思路，也不复杂，就是疏浚，利用挖出的淤泥葑草，堆筑起一条南北走向的堤岸，宽广的水面还在，于是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各种各样的美好都有了。
同时期的王安石，在这方面，远没有苏东坡的远见卓识。当年的玄武湖与西湖相比，不知道要大出多少倍。它与长江直接联在一起，今天无法想象它的水面有多辽阔。六朝时期，帝王在这检阅水军，桅樯林立旌旗蔽日，楼舰五百雄兵十万，鼓角声震天动地。王安石在南京当知府，成为父母官，他实行的政策是“以粮为纲”，治理玄武湖的方案是“废湖为田”，将湖面统统变成了良田。
结果呢，结果是后果很严重，非常严重。人们印象中，苏东坡是个纯粹的文人，性格浪漫，多少有点书呆子气。王安石则是坚定不移的改革派，行事果敢，是治国的能臣，几次位居宰相，然而，有时候如果只看到眼前，过于现实，就有可能犯很严重很致命的错误。王安石泄湖得田，玄武湖因此消失二百多年，经过后来元朝的两次疏浚，玄武湖才重新在南京的版图上出现，湖水面积当然就有点惨不忍睹，浩瀚二字再也说不上了。
不妨想象一下，假设一番，如果废西湖为田，又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景象。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苏东坡治理西湖，王安石治理玄武湖，两个方案两种结果，一个是堵一个是疏，谁好谁坏谁优谁劣，立刻就能想明白。因此，还是文章开头的那个意思，吴越相争，譬如简单的治水，杭州又一次赢了，赢得很光彩。
选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