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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前,也就是2013年,我到北京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高研班进修。离家之前,做了一个宏大的计划——要扫荡长篇小说《恶鸟方程式》的残余部分;要修改完成《乡村志》的最后三章——这是一部中篇小说,有近五万字的字数;要创作一个短篇系列,追求一点儿“新体验”。四个月的时间,除了听课,我就坐在对外经贸大学的街边喝酒,时常可以见到李亚伟、二毛等一帮“第三代诗人”。《恶鸟方程式》至今也没有完成,《乡村志》是两年前最后修改定稿的,而所谓的系列短篇,只写了《城市造型》这一篇,它原来的名字叫《柿子树》。
七年了,我一直在琢磨这个短篇,它的初稿的结尾太令我恶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故意把它埋在旧纸堆里,不愿意向任何人提起它。我是一个性格极端二律悖反的人,有时大开大合,有时谨小慎微。前者一旦凸显,血液里便奔腾出对后者的不屑;而后者总会占据上风,到那时,自己又会被前者的举止言行箍得喘不上气来。说到底,我太在乎那些我骨子里太不在乎的事物,所以,当我痛苦的时候,根本追踪不到我痛苦的根本原因。
我读过很多大作家关于写作的书,中国的外国的都有,读这些书的本意是想向名家好好学习,从他们的字里行间寻找一些文学的真谛。但实际的结果往往是,每一个大作家都有自己的道理,而这些道理更多的适用于解释他们本人的作品,很少有哪条对指导你写作能具体呈现出升华灵感的实际意义。
当《城市造型》还叫《柿子树》的时候,它的结尾是“心灵鸡汤”式的——“我”和那个男孩儿被一枚降落的柿子完全拯救,各自从自己的睡梦中醒来。“我”想辞去大学教授的工作,回到这个海滨城市;而“我”的回来对那个男孩的未来势必产生影响,一段人生的结束,意味着另一段人生的重新开始。这怎么可能?记得在“鲁院”的时候,我一夜未眠,写下了这篇小说,小说的前三分之二,我一直平稳地行进,语言克制到了极点;可是到了后三分之一,我承认自己突然陷落在迷失之中。是一股“妖雾”把我推向那个糟糕的结尾。当时的想法就是屈从这股力量,尽快把小说写完。它的初稿不成功,但我又怕它不成功。为了证实自己的这种首鼠两端的心理,我找来两位鲁院的同学鉴证,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小说家孙方友的女儿和我是同学,她叫我叔叔。这篇小说她看了,深具评论功底的她直言不讳地对我说:“叔叔,这篇小说存在很大弱点。”
现在想来,小孙的直率对这篇小说是个救赎。
众所周知,我是一个写小小说出身的作家,小小说写多了,思维上习惯陡转——文字行进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愿意直奔目的。这样的习惯在中短篇的创作中会造成下意识的急刹车。这种下意识的急刹车对叙述是有伤害的,如果不主动加以规避和主观上的及时提醒,“妖雾”就会升腾,伏兵就会四起,泄水一般冲毁你的意识,让你陷入盲从的境地。
这种盲从是对懒惰的妥协,很大程度上证明着一个小说家的无能。
每一个小说家的身上都有“妖雾”。这种“妖雾”是小说家默许“自我原谅”生存的基石,更是小说家无度的自我重复的根本原因所在。
从“鲁院”回来,我就把这篇小说的后三分之一删掉了,把前三分之二关闭在一个独立的空间里。我告诫自己忘记它——虽然我一直无法忘记,整装出发,寻找新的创作素材,去做那些可以尽心从事的工作,在更新的领域里培植力量,和身体里的“妖雾”开展面对面的斗争。我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整理旧作,安排它们的发表和出版;还有一个就是阅读。在整理旧作的过程中,我完成了中篇小说《抑郁症》的创作,在这部中篇小说里,三十几年前写的两个不成熟的短篇获得了新生,它们被作为细节之一,汇入了虚拟主人公李小南的叙事里,当年的不成熟变成了“抑郁症”的佐证。这部中篇散发出奇异的气息,在平面上完成了对时空的对接。我整理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没有门窗的房间》,散文集《一个人的春天》,散文诗集《渡口集》,儿童文学作品选集《清风是什么样的》,画册《清风明月诗与酒》,中篇童话《六盗贼》。另外创作整理完成另一部散文诗集《清溪集》。这些创作整理像是打扫房间,我整个人变得清爽许多。需要重点说明的是,我的另外五部长篇童话在青海民族出版社同时出版,它们让我重新温习了一遍——好故事的结构方法。
从事编辑这个行当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称之为“职业阅读家”。我是一个编辑,本身也深爱阅读,“鲁院”回来后,我的阅读——除了工作阅读,一直在三个领域,一是对欧洲十九世纪中短篇小说的复习式阅读,二是对拉美文学的深入阅读,三是对日本散文和小说的拓展阅读。这三个文学领域像三味中药在我的身体里交替着发挥作用,学习是主要的,扬弃也必然存在。当一个读者有勇气向曾经的经典说“不”的时候,他的心智是向着健康和成熟发展的。他的思考会形成一个体系,渐渐地作用于他的自我反省和自我认知。
云南人民出版社在“新时期”之始,便着手并完成了一个巨大的功不可没的出版工程,那就是翻译出版“拉美文学丛书”。在这个大套系里,略萨、马尔克斯、阿斯图里亚斯、博尔赫斯、聂鲁达是必列其中的,除了他们,胡安·鲁尔弗、卡彭铁尔等优秀作家也在其中。太迷人了。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你宛若进入一座迷宮,推开每一扇门,打开每一扇窗,都会使你惊叹不已。读作家的作品就如同看他们走路,那一招一式都是直观的,高低凸凹立现,你是否真正的愚钝,稍一对照就出来了。
作家的作品才是他们永远的智慧。
庚子年初,全球大疫,我带着一丝惊慌和恐惧自闭在家,找出加缪的小说《鼠疫》重读。你真心崇拜的人,总会在你思维枯竭的时候为你注上神奇之水,在孟春的某个夜晚,我合上《鼠疫》的时候,大梦袭来,两株柿子树随风摇曳,而它们的枝头挂满了法国生产的各种油画颜料。我不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我必须承认,是《鼠疫》和梦清醒地提示我,应该为《柿子树》加一个结尾了。
就是现在这个结尾。
“尽管人群拥挤,每个人都是沉默的,孤独的。”这是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一句话。
我想,正是因为沉默、孤独,我们才更加习惯拥挤的生活。
七年了,我一直在琢磨这个短篇,它的初稿的结尾太令我恶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故意把它埋在旧纸堆里,不愿意向任何人提起它。我是一个性格极端二律悖反的人,有时大开大合,有时谨小慎微。前者一旦凸显,血液里便奔腾出对后者的不屑;而后者总会占据上风,到那时,自己又会被前者的举止言行箍得喘不上气来。说到底,我太在乎那些我骨子里太不在乎的事物,所以,当我痛苦的时候,根本追踪不到我痛苦的根本原因。
我读过很多大作家关于写作的书,中国的外国的都有,读这些书的本意是想向名家好好学习,从他们的字里行间寻找一些文学的真谛。但实际的结果往往是,每一个大作家都有自己的道理,而这些道理更多的适用于解释他们本人的作品,很少有哪条对指导你写作能具体呈现出升华灵感的实际意义。
当《城市造型》还叫《柿子树》的时候,它的结尾是“心灵鸡汤”式的——“我”和那个男孩儿被一枚降落的柿子完全拯救,各自从自己的睡梦中醒来。“我”想辞去大学教授的工作,回到这个海滨城市;而“我”的回来对那个男孩的未来势必产生影响,一段人生的结束,意味着另一段人生的重新开始。这怎么可能?记得在“鲁院”的时候,我一夜未眠,写下了这篇小说,小说的前三分之二,我一直平稳地行进,语言克制到了极点;可是到了后三分之一,我承认自己突然陷落在迷失之中。是一股“妖雾”把我推向那个糟糕的结尾。当时的想法就是屈从这股力量,尽快把小说写完。它的初稿不成功,但我又怕它不成功。为了证实自己的这种首鼠两端的心理,我找来两位鲁院的同学鉴证,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小说家孙方友的女儿和我是同学,她叫我叔叔。这篇小说她看了,深具评论功底的她直言不讳地对我说:“叔叔,这篇小说存在很大弱点。”
现在想来,小孙的直率对这篇小说是个救赎。
众所周知,我是一个写小小说出身的作家,小小说写多了,思维上习惯陡转——文字行进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愿意直奔目的。这样的习惯在中短篇的创作中会造成下意识的急刹车。这种下意识的急刹车对叙述是有伤害的,如果不主动加以规避和主观上的及时提醒,“妖雾”就会升腾,伏兵就会四起,泄水一般冲毁你的意识,让你陷入盲从的境地。
这种盲从是对懒惰的妥协,很大程度上证明着一个小说家的无能。
每一个小说家的身上都有“妖雾”。这种“妖雾”是小说家默许“自我原谅”生存的基石,更是小说家无度的自我重复的根本原因所在。
从“鲁院”回来,我就把这篇小说的后三分之一删掉了,把前三分之二关闭在一个独立的空间里。我告诫自己忘记它——虽然我一直无法忘记,整装出发,寻找新的创作素材,去做那些可以尽心从事的工作,在更新的领域里培植力量,和身体里的“妖雾”开展面对面的斗争。我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整理旧作,安排它们的发表和出版;还有一个就是阅读。在整理旧作的过程中,我完成了中篇小说《抑郁症》的创作,在这部中篇小说里,三十几年前写的两个不成熟的短篇获得了新生,它们被作为细节之一,汇入了虚拟主人公李小南的叙事里,当年的不成熟变成了“抑郁症”的佐证。这部中篇散发出奇异的气息,在平面上完成了对时空的对接。我整理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没有门窗的房间》,散文集《一个人的春天》,散文诗集《渡口集》,儿童文学作品选集《清风是什么样的》,画册《清风明月诗与酒》,中篇童话《六盗贼》。另外创作整理完成另一部散文诗集《清溪集》。这些创作整理像是打扫房间,我整个人变得清爽许多。需要重点说明的是,我的另外五部长篇童话在青海民族出版社同时出版,它们让我重新温习了一遍——好故事的结构方法。
从事编辑这个行当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称之为“职业阅读家”。我是一个编辑,本身也深爱阅读,“鲁院”回来后,我的阅读——除了工作阅读,一直在三个领域,一是对欧洲十九世纪中短篇小说的复习式阅读,二是对拉美文学的深入阅读,三是对日本散文和小说的拓展阅读。这三个文学领域像三味中药在我的身体里交替着发挥作用,学习是主要的,扬弃也必然存在。当一个读者有勇气向曾经的经典说“不”的时候,他的心智是向着健康和成熟发展的。他的思考会形成一个体系,渐渐地作用于他的自我反省和自我认知。
云南人民出版社在“新时期”之始,便着手并完成了一个巨大的功不可没的出版工程,那就是翻译出版“拉美文学丛书”。在这个大套系里,略萨、马尔克斯、阿斯图里亚斯、博尔赫斯、聂鲁达是必列其中的,除了他们,胡安·鲁尔弗、卡彭铁尔等优秀作家也在其中。太迷人了。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你宛若进入一座迷宮,推开每一扇门,打开每一扇窗,都会使你惊叹不已。读作家的作品就如同看他们走路,那一招一式都是直观的,高低凸凹立现,你是否真正的愚钝,稍一对照就出来了。
作家的作品才是他们永远的智慧。
庚子年初,全球大疫,我带着一丝惊慌和恐惧自闭在家,找出加缪的小说《鼠疫》重读。你真心崇拜的人,总会在你思维枯竭的时候为你注上神奇之水,在孟春的某个夜晚,我合上《鼠疫》的时候,大梦袭来,两株柿子树随风摇曳,而它们的枝头挂满了法国生产的各种油画颜料。我不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我必须承认,是《鼠疫》和梦清醒地提示我,应该为《柿子树》加一个结尾了。
就是现在这个结尾。
“尽管人群拥挤,每个人都是沉默的,孤独的。”这是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一句话。
我想,正是因为沉默、孤独,我们才更加习惯拥挤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