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虎头蛇尾的人物，要算汪精卫，少年时也曾为国为民“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孰知三岁不能看到老，中途变节，沦为臭名昭著的汉奸，于是有人讥讽地把他这首著名的“绝命诗”后两句改成“恨不引刀成一快，终于辜负少年头”。大约是物以类聚，汪精卫的“亲密战友”，汪伪政权二号头目陈公博，也是这样一个有始无终的人物。
　　陈公博出身显宦，父亲在晚清政府做到了提督，他自幼弄枪习棒，颇具英雄肝胆，曾独自把几个骄横霸道的八旗子弟打得鬼哭狼嚎。后来陈提督与革命党联络，致力于推翻腐朽清廷的运动。陈公博打小跟随父亲举事，奔走江湖历尽艰辛。也算少有大志。民国成立后，他考取了广州法政学校，因为每学期都能拿到奖学金，直到毕业，不但没交多少学费，学校还要倒找他钱。后来又考取了北大哲学系，自此，开始对中国的方向和未来，以及社会体制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和探索。后来在陈独秀的引导下参加了中共，做了广州党支部负责人。一时意气风发，风云翘楚。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嘉兴南湖那只著名的画舫上，陈公博便赫然在座。
　　但不久后，他对共产主义学说产生了怀疑，思想动荡，加之与陈独秀闹了一些矛盾，认为受了委屈，自此脱离中共，加入中国国民党，得到汪精卫与廖仲恺的欣赏和提携。凭借超卓的能力，入党短短20个月时间，就做到了中央委员的高官，开创历史之最。由是开始了与汪精卫纠葛毕生的“孽缘”，在国民党党内汪蒋双峰对峙互相斗法的时期，尽管也曾一度游离于汪蒋之间，但总的来说仍属于汪派重要骁将。
　　初入仕途，陈还是相当注重民族气节的。他曾就任湖北财政委员会主任，兼任湖北外事交涉专员及海关督察。在此任时他遇到了第一个洋对手，老辣的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福。
　　当时，海关码头的大道按条约属于中英合有，但蛮横的英国领事从不允许华人在此行走逗留。陈认为这是关乎国家体面的问题，刚一就职，便驱车直入英租界，操着流畅的英语呵斥开阻挠他的英国水兵，不卑不亢对葛福提出抗议，随后趁热打铁，直接走到海关大道，坦然坐在不准中国人坐的长椅上，和一个目瞪口呆的英国老太太畅谈。有英国巡捕气势汹汹的赶了过来，陈肃然起立，厉声斥责：“你是来干涉我的吗?租界从没有禁止华人在此的章程，我偏要在这里散步，你不配和我交涉，去叫你们葛福先生来!”
　　大抵经历大事的人，身上自有一股威仪。陈相貌堂堂，是个气度轩昂的美男子。他一发怒，很有震慑力，倒把欺负惯中国人的英国巡捕“震”住了。自此，汉口码头的江岸不许华人行走的惯例被打破，委实给国人长了点志气。
　　少年时期跟随父亲造反的艰险生涯砺练出陈公博刚强坚韧的性格和口若悬河的辩才。他在对外交涉中，针锋相对，毫不退让，但在手腕上又有利有节，不失外事礼貌，不轻授人以柄，在几次大的冲突中都占据上风，使在华多年的老牌帝国主义分子葛福也深感这个中国人难以对付。
　　在以后的政坛动荡中，陈积极追随汪精卫，共同沉浮。同时也是反共先锋，几次大的反革命清洗屠戮中，都有他举起屠刀的身影。不特如此，还著书立论，卖力的扯着嗓子抨击马克思主义。
　　“九·一八事变”后，最初，汪精卫的态度是积极的，连连致电张学良反击，但张在蒋的暗示默许下坐拥大军，拒不出兵，气得汪真真假假闹辞职。陈公博也热血沸腾，支持19路军的抗战，积极奔走为之筹措弹药军饷。但通过一件事，使他对中日战局有了逆转性的看法。即1933年两国冲突加剧，日本部队迅雷烈风般驱逐走不战而溃的热河守军，占领承德。中国军队打起长城保卫战。陈代表行政院北上前线劳军，砥砺士气。孰料人刚到北平，中国军队已在惊恐中自相践踏，难民般四处奔逃。主持军事的何应钦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哀告，要他以假话对前方将领宣告中央已有和平解决冲突的办法，希望能安抚各位畏敌如虎的将军暂缓逃跑的脚步。陈迫于形势，不得不遵照行事，但内心的震撼是空前的，感到中国的军队实在糜烂至极，禁不住日本人三拳两脚收拾。
　　随后，在前方住了一些天，深深体察到国军军事的糜烂积弊，有些事情简直迹近滑稽。比如说，随着中日冲突的紧张，北平夜间开始戒严，但禁的只能是中国人，因为两国并未绝交，日本使馆的军官倒可以坐着电单车横冲直撞，也无人敢过问；再比如说，中国部队调换更替的必经之地塘沽，按照《辛丑条约》有日军扎驻，就在这里，日本宪兵每天拿个笔记本，对往来匆忙的中国军队兵力、番号、装备照抄一通，获取情报像喝二两老白干一样毫不费劲；最具有滑稽色彩的是，于学忠为抵御日军入犯，在天津修起工事，被领事馆的日本军官知道后硬要来“参观”，于居然真派了几个参谋陪同日本人一起去查看地道壕沟和火力配置。有了这样的“坦诚君子”，仗不必打也就胜负可期了。
　　由是，陈转变态度，悲观地认为以中国的实力对日作战是取死之道，还是伏贴一点来得安逸。
　　随着“党国”军事上的节节溃败，汪精卫筹划出逃，另立伪府的积极性大大提高。陈不是糊涂人，曾苦劝数次，但汪在周佛海的怂恿下已经眼睛发绿，四六不分。陈是嘴上抹石灰，说了白说，遂也在矛盾和苦闷的心境中历经反复。最终，他判断蒋和日本开打是要吃亏亡国的，而汪的和谈或许是条出路，何况自己同汪精卫渊源纠葛很深，从利益上，感情上都离不开汪。经过激烈痛苦的思想挣扎，终于决定附逆下水，跳进汪伪“和平运动”这潭臭泥塘，半生清白附诸东流。
　　附逆后，他对汪精卫表白：“你既然牺牲一己，以跳火坑的勇气扭转乾坤，我只有为你分忧。”他果然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话，在外交宣传上大力鼓吹“和运政策”，在抗战将士们浴血御敌的同时，他发出“中日两国是朋友，是患难中的兄弟”的怪叫，号召沦陷区人民要按照汪伪政权“合理且正义的主张”，配合日本建设新的大东亚。因为奔走日汪媾和“有功”，还被“天皇陛下”赏了一枚勋章，感动得他表示愿“尽所有人力物力，贡献于大东亚圣战”。一个人扮演了什么角色就得开什么黄腔，开始时大约还有点扭捏，久而久之自己也习惯了，相信了，心安理得了。此时的陈公博，已非过去风骨嶙峋的陈公博，角色转变为死心塌地的汉奸陈公博。他对汪伪政权的建立和苟延操尽心力，可谓“兢兢业业”。汪精卫死后，继任“代主席”，接过了已经变得烫手的山芋。
　　这时，日本在军事上失败已成定局，陈是聪明人，一边暗骂自己当初看走眼，一边试图和重庆蒋记政府修好，频频发电报向“蒋委员长”效忠，表示反共到底。汪伪政权彻底“破产”后，被列为首位通缉犯，仓惶中化名“东山公子”逃往日本，结果当地政府弄了辆救火车前来欢迎，“陈代主席”总算有个副驾驶的位子可坐，随行的妻子、秘书以及几个官员就只好像壁虎一样不顾观瞻的爬在救火车两壁，也顾不得身上的旗袍西装有挂个洞的危险。因为太过招摇，晚上被反华的日本民间“自警团”围住要开打，吓得这伙“日本国的患难兄弟”够呛。
　　在不胜烦躁和悲懑情绪中，“东山公子”突萌死志，把头往暂住的金山寺一个大钟上撞去。不料那钟是木头做的，除了把脑袋撞出个青疙瘩，未免有碍“国府代主席”的仪容外，也没啥大碍。过了几天再接再厉开枪自杀，又被日本女侍不破贞子空手夺白刃抢了下来，硬是留下一命回到南京以汉奸罪受审。
　　在囚室中，同伴都是汪伪政权的部长、将军什么的，也算群奸毕集，欢聚一堂。“难友”间互相研究各自的命运，权做打发光阴的消遣。狱中老鼠甚多，“陈代主席”发动室友梅思平等拿拖鞋去“围剿”，照样指挥若定。唯一难堪的是放风时间大家一轰而上倒尿壶，他这个“代主席”碍于面子不好意思去挤。另外他烟瘾极大，可以接连吸48根香烟，在狱中难以供给。不过这些都通过给牛头马面的狱卒们写毛笔字而得到解决。但是，“陈代主席”对狱中的粗砺饭食实在难以下咽，提出让他受点优待：“以后绑赴刑场枪毙，肥肥胖胖也像个样子”，这一条却没得到改善，未免有点美中不足。
　　审讯中，陈公博态度强硬，拒绝认罪。写下4万余字的答辩书反驳，把自己及汪精卫打扮成苦心孤诣、大智大勇，甘下地狱而救国家、救民族于苦海的英雄形象，“赤手空拳到沦陷区，从日本人手里争回领土、争回主权”。这番话是每个汉奸受审时必有的道白，并不新鲜，唯一的好处是肥了书商，他的答辩书被出版成10多个版本的小册子，不经意间成为畅销书作者。不过想来他也无暇去维权索取版税。
　　1946年6月，陈公博在苏州监狱被执行死刑，终年54岁。他出身中共，后半生却铁心反共，临刑时，在狱警松口下仍给蒋介石写下洋洋长信，操心对付共产党的办法。写了一半，投笔于地，叹息：“当局自有成竹，将死之人，说了也未必有用，不如不说了罢。”于是一声枪响，宣告了他虎头蛇尾一生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