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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1日是我国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和国际和平战士，蜚声国内外的国际问题专家，杰出的编辑出版家和新闻工作者金仲华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1966年“文革”开始后，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的金仲华遭到“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残酷迫害，于1968年4月3日含冤去世。金仲华死后，“四人帮”及其爪牙组织“专案组”，继续对金仲华内查外调，妄图罗织他的罪名，使金仲华被迫害致死案沉冤达十年。1978年8月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为金仲华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乌云”袭来，备受折磨
1966年5月22日，上海市委转发《五一六通知》，组织全市干部阅读讨论。金仲华在一份学习报告上写道：我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过去读的书越多，装在自己头脑里的旧东西、有害东西可能也越多，文化革命是革自己思想意识的命，自己应该坚决做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拥护者。但他内心深处对这场运动还是极为不解。他在工作日记中写道：“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展开以来，我思想上的反应，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不久，金仲华任所长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出现了攻击他“坚持错误办所方针”、“轻视政治，抵制毛泽东思想”、“三十年代的黑线人物”、“三反分子”、“不学无术的伪专家”、“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字报。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全面发起，红卫兵组织四处冲击上海党政机关，批斗干部，“抄家”抓人。9月间，金仲华在锦江饭店参加知识界“文化大革命”运动座谈会，发现与会者大多是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靠边”或已进“牛棚”的人，便把赵超构拉到一个角落悄悄问他与《文汇报》其他几个朋友的情况。当得知他们的处境均不妙时，金仲华满脸露出忧郁的神情，长叹了一声“啊！”
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在上海夺权，包括金仲华在内的原市委、市人委、市政协的领导不仅统统“靠边站”，还多次在全市会议上遭到批斗。在一次陪斗会上，金仲华遇到原市委宣传部的白彦，悄悄问他：“这个运动是怎么一回事？要搞到什么时候？我怎么办？”白彦也对这场运动难以理解，无法回答他的提问。两人相对无言，只好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造反队在夺权后，以金仲华曾在美国新闻处工作过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经常出国从事人民外交活动为由，对他实行隔离审查，多次逼令他写自述材料，交代过去经历，企图诬陷他是里通外国的“特务”，强迫他写所谓“特务”问题“认罪书”。在审查他的时候，造反队为罗织罪名，经常弄出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来。例如，他们拿到一张1954年冬金仲华与胡愈之、郑森禹在维也纳的合影，金仲华在照片背面写着“摄于蓝色的多瑙河畔”，造反队竟然把这几个字疑作“反革命活动”的隐语，追问金仲华：“这是什么意思？”还拿着照片去找胡愈之核实。金仲华被夺权、审查后，除了接受群众批斗、写交代材料、参加学习教育会外，已无法正常工作。他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出门也有人尾随盯梢。马荫良回忆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仲华受迫害。我住在富民路巨鹿路古柏公寓，因病没有进科技大学‘牛棚’，能自由出入，散步时，见仲华从国际问题研究所外出，有人尾随，形容憔悴，相见如不相识，更不准打招呼，与以往判若两人。我恐其将遭毒手，心窃忧之。”
从1967年下半年起，金仲华实际上已遭软禁，除接到通知去所里参加学习教育会、接受群众批斗或配合外省市来沪人员进行专案调查外，不能随意走动，只能在家看看书报、电视，或者写写学习交代材料。他是一个喜欢体育运动的人，工作之余喜爱打网球、桥牌、游泳，这时也不能去网球场、桥牌室和游泳池了，只能一个人对着墙壁打乒乓球。有几次，金仲华实在忍不住，戴上口罩和帽子，带着外孙女，冒着风险悄悄出门，去看大字报。每当看到他非常熟悉、敬佩和信任、当年与他一起开展革命斗争、一贯听党的话跟党走的老朋友和同事，都被“莫须有”地戴上“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帽子，他们的名字被打上红色的叉叉时，他往往会沉默好几天。
周恩来保护，宋庆龄关心
“文革”开始后，周恩来总理鉴于江青、张春桥等人到处制造冤假错案、迫害和抓捕党内外高级领导干部和著名民主人士，亲自拟订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除直接提出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等党外著名民主人士外，还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开列其他知名党外人士名单。金仲华被中共中央统战部列入应予保护的党外人士名单。在张春桥等夺权前，周总理的保护指示曾起过作用。据时任市人委办公厅主任、副秘书长的范征夫回忆：有一天金仲华打电话给他，说有红卫兵要找他谈话，言语间显得有点不知所措。“我当即向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反映，曹向我传达周总理指示：要保护好知名民主人士，并责成我想一切办法保护金仲华、赵祖康两位副市长的安全。我从办公厅抽调了几名年轻的干部，带上‘红卫兵’的袖章，不分白天黑夜，守候在金、赵（祖康）两位副市长家里。无论是外地或本市的红卫兵造反派来抄家或抓人，一律拒之门外，对他们说这里已由‘我们红卫兵总部’接管处理了。在一段时间里，他们两位及家里免去了一些骚扰和麻烦。”市委、市人委被夺权后，周恩来的指示失去了效力。在上海批斗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曾亲自打电话给上海市有关领导，指示对金仲华等知名党外人士采取保护措施。市委统战部专门派人赴国际问题研究所传达周恩来的指示，但没有起到应有效果。
金仲华是宋庆龄的重要助手，长期担任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及其后续组织中国福利基金会、中国福利会的中央委员和执行委员，两人长期共事，结下了深厚友谊。“文革”开始后，中国福利会的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宋庆龄很长一段时期都收不到各部门和单位的工作报告，致函金仲华询问情况并表示了忧虑。金仲华尽管处境困难，还是走访了中国福利会各部门和单位，鼓励其负责人克服困难，坚持工作。宋庆龄对“文革”的过火举动非常不解，甚至反感至极，经常写信给金仲华谈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所见所闻和自己的感想。金仲华在复函中也谈了上海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不正常情况，表示对这种状况极不理解。有一次宋庆龄回到上海，想与金仲华见面，但被“四人帮”的爪牙无理阻挠，未能见到。1968年初宋庆龄寄了一本《毛主席语录》给金仲华，以此表达她对战友的关心和安慰。
迫害升级，含冤自尽
1968年1月“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在上海全面铺开后，国际问题研究所造反队对金仲华的迫害行动加剧。当年2月中旬，在国际问题研究所组织的一次学习教育会上，金仲华鉴于所内造反队内部争斗不断，出于好心，写了一张纸条，大意是希望所内造反队遵照毛主席指示，加强革命大联合，不要继续争斗下去，写完后又觉不妥，便撕碎后扔进了废纸篓。没想到这些碎纸条后来被造反队捡起来复原，他所写的内容竟被造反队蛮横地指责为“挑动群众斗群众”。面对一言一行都要上纲上线的阶级斗争逻辑，金仲华深感冤屈，但又有口难辩，这件事成为他最后一个半月生命中挥之不去的阴影。3月中旬，国际问题研究所造反队召开“清队”大会，勒令金仲华等交代所谓“美国特务”问题，并以破“四旧”为名，对金仲华在复兴中路1473号居所进行突击搜查。当造反队搜出金仲华珍藏多年的数十封周恩来、宋庆龄、廖承志、黄华等人写给他的信件时，一向沉稳的金仲华愤怒地大声抗议，称这些信件涉及党和国家机密，不允许随意查看，更不可以带走。但造反队根本不予理会，带着信件扬长而去。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大肆罗织罪名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时候，这些信件极有可能被利用来迫害周恩来和宋庆龄等人。珍藏信件被抄，又给他造成沉重思想负担。
3月29日，外交部造反队外调人员来沪向金仲华调查北京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思慕的历史情况。刘思慕是金仲华多年的好友、事业伙伴，解放前两人在新闻文化战线上携手并肩，解放后又一起主持过《新闻日报》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工作，两人友谊深厚，情同兄弟。他们一起在美国新闻处工作过，这一段经历，成了一道过不去的关，是造反派逼迫他们承认是 “美国特务”的主要借口。据造反队内部简报称，金仲华不是推说实在想不起来，就是推说不知道，甚至还说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这些人当时都是进步的。外调人员逼迫了几天毫无结果，气急败坏地责骂金仲华不老实，胆敢为“黑帮分子”涂脂抹粉。为了不诬陷自己的同志和战友，金仲华明确表示：“实在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了。”
4月2日，金仲华被叫去所里参加学习教育会。他在当晚一份遗书中写道：“今天国际所内气氛特别紧张，不知发生了还是将发生什么问题。在电视上听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的报告，一方面是无限兴奋，另方面又是十分惭愧。几十年来一直在党的外围，满怀信心地跟着前进的，想不到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在社会主义的关前，忽然停顿下来了。”当天外交部外调人员通知金仲华，4月4日再向他调查刘思慕的情况，要他回去后做好老实交代的准备。
当天金仲华用完晚餐后，像往常一样，跟母亲和侄子侄媳打了声招呼就上楼进了书房，长期与他一起生活的家人并没有感觉这一晚有何异样。金仲华与妻子协议离婚后，就一直将母亲接在身边共同生活。他的弟弟金叔文子女多，经济困难，金仲华就将侄子金明生从桐乡接到上海一起生活。侄子结婚后金仲华在楼上专门腾出一间房间给他们居住。金仲华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职权为子女谋取过工作或生活上的便利。他的三个子女工作、成家后分别留在了广西、北京和湖南。为了让儿女们安心工作，金仲华长期把外孙女园园留在身边照顾。他的长孙也时不时来上海居住一段时间。前不久，园园去了北京探望父母，长孙也被他安排回了广西。
4月的上海，正是桃红柳绿、春光明媚的时节，夜晚，星光点点，树影婆娑，和风习习，格外宜人。然而此时此刻，金仲华已全然顾不上身边的美好景物了，他的脑海中正翻滚着惊涛骇浪。他端坐在长期伏案阅读写作的办公桌前，双手举头，低眉沉思，过去的经历一幕幕地在他脑际快速闪过，内心百感交集，心潮如波浪般起伏不定。“我怎么办？”这是 “文革”开始以来他经常问别人也时刻问自己的一个难题。金仲华是一个乐观通达的人，对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抱着良好的愿望和乐观的态度，但他也是一个秉性正直、追求真理的人。他过去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反动统治之痛恨与对中国共产党伟大事业之同情与支持，无不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而发自内心，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与许许多多志同道合者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与信念，最后竟会成为要他承认的“罪行”。这样的冤屈，他是无法理解和忍受的！金仲华长期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文革”开始后尽管对运动很不理解，但他内心确实想跟上形势，因此也努力配合运动的开展。然而他再怎么努力终归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他不知道，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来夺取党内最高权力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摧垮的就是像他这样正直而有威望的党内外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眼下，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造反队逼迫他承认子虚乌有的“美国间谍罪”，不承认无法过关；周恩来、宋庆龄等人的信件强行被抄，后果难料；外交部外调人员针对刘思慕的调查，明摆着要他歪曲历史事实，诬陷忠良。今晚就了断自己吧，一了百了！电光火石间，金仲华作出了惊人的决定，下定了赴死的决心。
如何向母亲说明自己的苦衷和不得已呢？母亲已经86岁高龄，她经受不起任何冲击了。“文革”开始后金仲华处境艰难，含冤忍辱，备受煎熬，但他在母亲面前刻意保持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从没透露过自己艰难的处境和郁闷的心情。他非常敬爱他的母亲，对她孝顺备至，每次出门与回家，都要跟母亲道别与请安，被同人视为孝子。往日的他，学富五车，才思敏捷，数百言的文章一挥而就，此刻，要与他最放不下心的母亲诀别，他愁肠百结，思绪万千，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他最后给母亲和侄子、侄媳留下这样一段话：
母亲，明生，瑞芝：
我对你们不起！对你们不起！
我在研究所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怕”字当头，犯了大错误！我害怕革命派之间的分歧会牵连到自己，写过一个错误的字条；字条撕碎丢了，又被人捡去了。这样得罪了群众。我为此背上了包袱，两个月来精神很紧张，越紧张人家越怀疑。实际上我既不会挑动群众斗群众，我是希望他们加强革命大联合的。但是，现在情况越来越紧张，已经无可挽救了。
你们只知道我心情紧张，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也一直不敢告诉你们，不敢告诉任何人。现在不能不告诉你们了。
我这样离开了你们，丢下母亲、你们和孩子们不管了，是很不负责任的。但事情已到没有办法的地步。我精神上负担很重，拖下去只会做错更多的事。
母亲今年86岁了，你已经经不起一点冲击了。我这样害了你，心中真正难过到极点。
明生、瑞芝要因此受到很多痛苦和困难，特别是你们将住到哪里去呢？希望这里的一个房间仍旧能留给你。希望瑞芝能早点回到深圳去。我的事情由我自己负责，你们是没有罪责的。
园园在北京，希望她在她奶奶处留下去，不要回来了。阿方已经送回广西去，我也安心了。
立诚、立勤、立敏那里都不用写信去告诉他们了。希望他们忘了我。他们会痛恨我的。他们都不知道我的情况。我的问题由我自己负责，不应该牵涉到他们的。
要告诉立勤和园园，园园这次自己决定去北京，去得很对，我一点也不责怪她。我丢下了孩儿们不管，心中也很难过，我是万分对他们不起的。
我思想很乱，因此也写得很乱。希望你们原谅我。
仲华 4/2晚
在另外两份给单位的遗书中，金仲华写道：“国际所内的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我的处境特别困难。有人过去上蹿下跳，现在又见风使舵，你没法阻止他把罪责往别人身上推。我不是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但客观上确实存在着这样的情况。那有什么办法呢？我也知道，这样结束我的一生，只会增加我的罪过。它也将带给我的一家老小无限的痛苦，他们是没有任何罪责的。但事情已到这样地步，也就只有这样了。”
4月3日凌晨2时，金仲华用一根细麻绳在书房铁窗的铜杆上悬梁自尽。那一刻，睡在他隔壁的老母亲似乎听到了响动，因腿脚不便，曾叫老保姆起身去察看，但睡眼惺忪中的老保姆只探身细听了一会，见再无动静，便又睡了。阴差阳错间，她的儿子与她永别了。
金仲华自杀并非一时之冲动。“清队”运动在上海全面铺开后，国际问题研究所造反队对他采取的种种逼迫行为，给他造成了沉重的精神负担，使他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他在遗书中说：“将近两个月来我内心中进行着剧烈的斗争”，“精神上的压力不断增加，我陷入了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他曾对心爱的外孙女园园说过如果他自杀了她怎么办的话。园园到北京后，金立勤向女儿问起外公的情况，园园说：“外公要自杀。”金立勤大吃一惊，那时打长途电话很难，于是写信给居住在上海的母亲林瑞璇，叫她去复兴中路金仲华的寓所察看一下，但未能收到效果。因此可以说，金仲华希望以一死来解脱困境，抗议造反派对他的无理迫害，这个念头至少已经转了一个多月，而外交部造反队外调人员逼迫他歪曲历史事实，诬陷刘思慕一事，则成了他的催命符。
沉冤十载，终得昭雪
金仲华是“文革”开始后经党中央同意应予保护的党外知名人士之一，他的自杀，也使江青反革命集团主谋及其在上海的代理人陷于被动境地。为了掩盖其迫害金仲华致死的罪行，他们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妄图把金仲华之死定性为“畏罪自杀”。
4月3日事发当天，市革委会派人赴金仲华住处处理后事，将他的遗体运往火葬场，在未征得其亲属同意的情况下，将他的私人物品包括书信、图书、生活用品和艺术收藏品等搜缴一空。第二天，市革委会联络组以《金仲华畏罪自杀》为题整理了一份情况简报，报市革委会领导审阅。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阅后批示：“此人的要害，我觉得是里通外国，从解放前直至解放后屡次出国，这一点应指出。”随后，张春桥等市革委会负责人在兴国宾馆研究金仲华自杀事件处理问题，张春桥说：美国新闻处就是特务机构，参加美国新闻处的人多数是特务，搞国际问题给人家一点东西很方便。当市革委会办公室负责人王少庸汇报到金仲华与宋庆龄之间来往通信很多时，张春桥阴险地说：“宋庆龄这个人的情况可复杂了。”他指示：金仲华虽然死了，但还要对他立案审查，组织力量继续查下去，并且把宋庆龄与金仲华的来往信件专门整理一份材料，连同原信报送中央和中央文革。
金仲华被迫害致死后，他的遗体在其亲属未及全部到场的情况下匆匆火化，骨灰也未予保留。上海市革委会严密封锁了消息，只是在稍后以市革委会办公厅名义编发的《上海简报》中以《金仲华畏罪自杀》为题在小范围内公布了消息。金仲华的许多朋友都是在多年以后，甚至是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才知道他早在“文革”初期就被迫害致死。
4月30日，市革委会以旧市人委办公厅革命造反战斗队的名义，起草了《关于金仲华问题的综合报告》，罗列了所谓“金仲华与美国间谍、与国民党特务关系问题、与胡风反革命集团、宋庆龄、刘思慕、潘汉年等人关系问题、经常出国活动和反党反毛泽东思想言论”等十大问题，作为需要审查的“罪状”。该报告建议在革委会直接领导下，由公安局军管会、外事组、市直机关联络站、国际问题研究所抽调人员成立专案组，把金仲华问题审查清楚。该报告还建议将金仲华居住的房屋、家具归还公家，图书资料交市革委会图书室，贵重物品归公。张春桥阅后批示：“应整理一份材料报中央、中央文革，并继续查下去。”市革委会办公室按照张春桥的意见，将《关于金仲华问题的综合报告》改写成《关于金仲华问题的报告》，并整理了一份《金仲华与宋庆龄往来信件情况》作为报告的附件，连同宋庆龄致金仲华的信件80封以及周恩来等人的信件7封，一并报送中央和中央文革。该报告诬陷金仲华是“美国特务”，谎称“文革”中“基本上没有触动过他”，“红卫兵扫四旧时，没有抄过他的家”，掩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造反队将金仲华迫害致死的罪行，欺骗党中央，并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宋庆龄。当年7月，经张春桥批准，王少庸、王承龙具体布置，成立了“金仲华专案组”。
“金仲华专案组”在经过长达五年多的外调内查后，于1973年10月3日以上海市五七干校革委会专案组名义，起草了一份《关于金仲华问题的调查报告》，对金仲华一案作出审查结论。该报告称：
金仲华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解放前和我党同志曾有过某种联系，但亲美崇美思想较重。解放后的十几年工作中，作为一个民主人士，基本上还是跟党走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当国际问题研究所清理阶级队伍开始，金表示自己历史上美新处一段比较复杂一些，并写了一个简单的交代材料。于1968年4月3日自杀身亡，是由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对党的政策不理解。
现金仲华在美国新闻处、美帝驻华大使馆任译报部主任等问题，经过大量调查，已基本审查清楚，未发现其解放前有危害我党的活动，解放后在我党的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我们意见可以结案。
该报告基本上澄清了强加于金仲华头上的所谓“美国间谍”嫌疑，但仍无视金仲华被迫害致死的事实，将这一历史冤案一笔勾销。
“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共上海市委、市革委会于1978年8月12日在龙华公墓隆重举行金仲华骨灰安放仪式，为金仲华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由于金仲华的骨灰没有保存下来，他的骨灰盒中放置了他生前使用的一支钢笔和一枚图章。
（作者为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副研究员）
“乌云”袭来，备受折磨
1966年5月22日，上海市委转发《五一六通知》，组织全市干部阅读讨论。金仲华在一份学习报告上写道：我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过去读的书越多，装在自己头脑里的旧东西、有害东西可能也越多，文化革命是革自己思想意识的命，自己应该坚决做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拥护者。但他内心深处对这场运动还是极为不解。他在工作日记中写道：“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展开以来，我思想上的反应，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不久，金仲华任所长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出现了攻击他“坚持错误办所方针”、“轻视政治，抵制毛泽东思想”、“三十年代的黑线人物”、“三反分子”、“不学无术的伪专家”、“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字报。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全面发起，红卫兵组织四处冲击上海党政机关，批斗干部，“抄家”抓人。9月间，金仲华在锦江饭店参加知识界“文化大革命”运动座谈会，发现与会者大多是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靠边”或已进“牛棚”的人，便把赵超构拉到一个角落悄悄问他与《文汇报》其他几个朋友的情况。当得知他们的处境均不妙时，金仲华满脸露出忧郁的神情，长叹了一声“啊！”
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在上海夺权，包括金仲华在内的原市委、市人委、市政协的领导不仅统统“靠边站”，还多次在全市会议上遭到批斗。在一次陪斗会上，金仲华遇到原市委宣传部的白彦，悄悄问他：“这个运动是怎么一回事？要搞到什么时候？我怎么办？”白彦也对这场运动难以理解，无法回答他的提问。两人相对无言，只好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造反队在夺权后，以金仲华曾在美国新闻处工作过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经常出国从事人民外交活动为由，对他实行隔离审查，多次逼令他写自述材料，交代过去经历，企图诬陷他是里通外国的“特务”，强迫他写所谓“特务”问题“认罪书”。在审查他的时候，造反队为罗织罪名，经常弄出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来。例如，他们拿到一张1954年冬金仲华与胡愈之、郑森禹在维也纳的合影，金仲华在照片背面写着“摄于蓝色的多瑙河畔”，造反队竟然把这几个字疑作“反革命活动”的隐语，追问金仲华：“这是什么意思？”还拿着照片去找胡愈之核实。金仲华被夺权、审查后，除了接受群众批斗、写交代材料、参加学习教育会外，已无法正常工作。他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出门也有人尾随盯梢。马荫良回忆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仲华受迫害。我住在富民路巨鹿路古柏公寓，因病没有进科技大学‘牛棚’，能自由出入，散步时，见仲华从国际问题研究所外出，有人尾随，形容憔悴，相见如不相识，更不准打招呼，与以往判若两人。我恐其将遭毒手，心窃忧之。”
从1967年下半年起，金仲华实际上已遭软禁，除接到通知去所里参加学习教育会、接受群众批斗或配合外省市来沪人员进行专案调查外，不能随意走动，只能在家看看书报、电视，或者写写学习交代材料。他是一个喜欢体育运动的人，工作之余喜爱打网球、桥牌、游泳，这时也不能去网球场、桥牌室和游泳池了，只能一个人对着墙壁打乒乓球。有几次，金仲华实在忍不住，戴上口罩和帽子，带着外孙女，冒着风险悄悄出门，去看大字报。每当看到他非常熟悉、敬佩和信任、当年与他一起开展革命斗争、一贯听党的话跟党走的老朋友和同事，都被“莫须有”地戴上“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帽子，他们的名字被打上红色的叉叉时，他往往会沉默好几天。
周恩来保护，宋庆龄关心
“文革”开始后，周恩来总理鉴于江青、张春桥等人到处制造冤假错案、迫害和抓捕党内外高级领导干部和著名民主人士，亲自拟订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除直接提出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等党外著名民主人士外，还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开列其他知名党外人士名单。金仲华被中共中央统战部列入应予保护的党外人士名单。在张春桥等夺权前，周总理的保护指示曾起过作用。据时任市人委办公厅主任、副秘书长的范征夫回忆：有一天金仲华打电话给他，说有红卫兵要找他谈话，言语间显得有点不知所措。“我当即向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反映，曹向我传达周总理指示：要保护好知名民主人士，并责成我想一切办法保护金仲华、赵祖康两位副市长的安全。我从办公厅抽调了几名年轻的干部，带上‘红卫兵’的袖章，不分白天黑夜，守候在金、赵（祖康）两位副市长家里。无论是外地或本市的红卫兵造反派来抄家或抓人，一律拒之门外，对他们说这里已由‘我们红卫兵总部’接管处理了。在一段时间里，他们两位及家里免去了一些骚扰和麻烦。”市委、市人委被夺权后，周恩来的指示失去了效力。在上海批斗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曾亲自打电话给上海市有关领导，指示对金仲华等知名党外人士采取保护措施。市委统战部专门派人赴国际问题研究所传达周恩来的指示，但没有起到应有效果。
金仲华是宋庆龄的重要助手，长期担任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及其后续组织中国福利基金会、中国福利会的中央委员和执行委员，两人长期共事，结下了深厚友谊。“文革”开始后，中国福利会的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宋庆龄很长一段时期都收不到各部门和单位的工作报告，致函金仲华询问情况并表示了忧虑。金仲华尽管处境困难，还是走访了中国福利会各部门和单位，鼓励其负责人克服困难，坚持工作。宋庆龄对“文革”的过火举动非常不解，甚至反感至极，经常写信给金仲华谈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所见所闻和自己的感想。金仲华在复函中也谈了上海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不正常情况，表示对这种状况极不理解。有一次宋庆龄回到上海，想与金仲华见面，但被“四人帮”的爪牙无理阻挠，未能见到。1968年初宋庆龄寄了一本《毛主席语录》给金仲华，以此表达她对战友的关心和安慰。
迫害升级，含冤自尽
1968年1月“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在上海全面铺开后，国际问题研究所造反队对金仲华的迫害行动加剧。当年2月中旬，在国际问题研究所组织的一次学习教育会上，金仲华鉴于所内造反队内部争斗不断，出于好心，写了一张纸条，大意是希望所内造反队遵照毛主席指示，加强革命大联合，不要继续争斗下去，写完后又觉不妥，便撕碎后扔进了废纸篓。没想到这些碎纸条后来被造反队捡起来复原，他所写的内容竟被造反队蛮横地指责为“挑动群众斗群众”。面对一言一行都要上纲上线的阶级斗争逻辑，金仲华深感冤屈，但又有口难辩，这件事成为他最后一个半月生命中挥之不去的阴影。3月中旬，国际问题研究所造反队召开“清队”大会，勒令金仲华等交代所谓“美国特务”问题，并以破“四旧”为名，对金仲华在复兴中路1473号居所进行突击搜查。当造反队搜出金仲华珍藏多年的数十封周恩来、宋庆龄、廖承志、黄华等人写给他的信件时，一向沉稳的金仲华愤怒地大声抗议，称这些信件涉及党和国家机密，不允许随意查看，更不可以带走。但造反队根本不予理会，带着信件扬长而去。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大肆罗织罪名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时候，这些信件极有可能被利用来迫害周恩来和宋庆龄等人。珍藏信件被抄，又给他造成沉重思想负担。
3月29日，外交部造反队外调人员来沪向金仲华调查北京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思慕的历史情况。刘思慕是金仲华多年的好友、事业伙伴，解放前两人在新闻文化战线上携手并肩，解放后又一起主持过《新闻日报》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工作，两人友谊深厚，情同兄弟。他们一起在美国新闻处工作过，这一段经历，成了一道过不去的关，是造反派逼迫他们承认是 “美国特务”的主要借口。据造反队内部简报称，金仲华不是推说实在想不起来，就是推说不知道，甚至还说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这些人当时都是进步的。外调人员逼迫了几天毫无结果，气急败坏地责骂金仲华不老实，胆敢为“黑帮分子”涂脂抹粉。为了不诬陷自己的同志和战友，金仲华明确表示：“实在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了。”
4月2日，金仲华被叫去所里参加学习教育会。他在当晚一份遗书中写道：“今天国际所内气氛特别紧张，不知发生了还是将发生什么问题。在电视上听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的报告，一方面是无限兴奋，另方面又是十分惭愧。几十年来一直在党的外围，满怀信心地跟着前进的，想不到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在社会主义的关前，忽然停顿下来了。”当天外交部外调人员通知金仲华，4月4日再向他调查刘思慕的情况，要他回去后做好老实交代的准备。
当天金仲华用完晚餐后，像往常一样，跟母亲和侄子侄媳打了声招呼就上楼进了书房，长期与他一起生活的家人并没有感觉这一晚有何异样。金仲华与妻子协议离婚后，就一直将母亲接在身边共同生活。他的弟弟金叔文子女多，经济困难，金仲华就将侄子金明生从桐乡接到上海一起生活。侄子结婚后金仲华在楼上专门腾出一间房间给他们居住。金仲华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职权为子女谋取过工作或生活上的便利。他的三个子女工作、成家后分别留在了广西、北京和湖南。为了让儿女们安心工作，金仲华长期把外孙女园园留在身边照顾。他的长孙也时不时来上海居住一段时间。前不久，园园去了北京探望父母，长孙也被他安排回了广西。
4月的上海，正是桃红柳绿、春光明媚的时节，夜晚，星光点点，树影婆娑，和风习习，格外宜人。然而此时此刻，金仲华已全然顾不上身边的美好景物了，他的脑海中正翻滚着惊涛骇浪。他端坐在长期伏案阅读写作的办公桌前，双手举头，低眉沉思，过去的经历一幕幕地在他脑际快速闪过，内心百感交集，心潮如波浪般起伏不定。“我怎么办？”这是 “文革”开始以来他经常问别人也时刻问自己的一个难题。金仲华是一个乐观通达的人，对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抱着良好的愿望和乐观的态度，但他也是一个秉性正直、追求真理的人。他过去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反动统治之痛恨与对中国共产党伟大事业之同情与支持，无不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而发自内心，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与许许多多志同道合者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与信念，最后竟会成为要他承认的“罪行”。这样的冤屈，他是无法理解和忍受的！金仲华长期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文革”开始后尽管对运动很不理解，但他内心确实想跟上形势，因此也努力配合运动的开展。然而他再怎么努力终归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他不知道，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来夺取党内最高权力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摧垮的就是像他这样正直而有威望的党内外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眼下，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造反队逼迫他承认子虚乌有的“美国间谍罪”，不承认无法过关；周恩来、宋庆龄等人的信件强行被抄，后果难料；外交部外调人员针对刘思慕的调查，明摆着要他歪曲历史事实，诬陷忠良。今晚就了断自己吧，一了百了！电光火石间，金仲华作出了惊人的决定，下定了赴死的决心。
如何向母亲说明自己的苦衷和不得已呢？母亲已经86岁高龄，她经受不起任何冲击了。“文革”开始后金仲华处境艰难，含冤忍辱，备受煎熬，但他在母亲面前刻意保持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从没透露过自己艰难的处境和郁闷的心情。他非常敬爱他的母亲，对她孝顺备至，每次出门与回家，都要跟母亲道别与请安，被同人视为孝子。往日的他，学富五车，才思敏捷，数百言的文章一挥而就，此刻，要与他最放不下心的母亲诀别，他愁肠百结，思绪万千，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他最后给母亲和侄子、侄媳留下这样一段话：
母亲，明生，瑞芝：
我对你们不起！对你们不起！
我在研究所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怕”字当头，犯了大错误！我害怕革命派之间的分歧会牵连到自己，写过一个错误的字条；字条撕碎丢了，又被人捡去了。这样得罪了群众。我为此背上了包袱，两个月来精神很紧张，越紧张人家越怀疑。实际上我既不会挑动群众斗群众，我是希望他们加强革命大联合的。但是，现在情况越来越紧张，已经无可挽救了。
你们只知道我心情紧张，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也一直不敢告诉你们，不敢告诉任何人。现在不能不告诉你们了。
我这样离开了你们，丢下母亲、你们和孩子们不管了，是很不负责任的。但事情已到没有办法的地步。我精神上负担很重，拖下去只会做错更多的事。
母亲今年86岁了，你已经经不起一点冲击了。我这样害了你，心中真正难过到极点。
明生、瑞芝要因此受到很多痛苦和困难，特别是你们将住到哪里去呢？希望这里的一个房间仍旧能留给你。希望瑞芝能早点回到深圳去。我的事情由我自己负责，你们是没有罪责的。
园园在北京，希望她在她奶奶处留下去，不要回来了。阿方已经送回广西去，我也安心了。
立诚、立勤、立敏那里都不用写信去告诉他们了。希望他们忘了我。他们会痛恨我的。他们都不知道我的情况。我的问题由我自己负责，不应该牵涉到他们的。
要告诉立勤和园园，园园这次自己决定去北京，去得很对，我一点也不责怪她。我丢下了孩儿们不管，心中也很难过，我是万分对他们不起的。
我思想很乱，因此也写得很乱。希望你们原谅我。
仲华 4/2晚
在另外两份给单位的遗书中，金仲华写道：“国际所内的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我的处境特别困难。有人过去上蹿下跳，现在又见风使舵，你没法阻止他把罪责往别人身上推。我不是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但客观上确实存在着这样的情况。那有什么办法呢？我也知道，这样结束我的一生，只会增加我的罪过。它也将带给我的一家老小无限的痛苦，他们是没有任何罪责的。但事情已到这样地步，也就只有这样了。”
4月3日凌晨2时，金仲华用一根细麻绳在书房铁窗的铜杆上悬梁自尽。那一刻，睡在他隔壁的老母亲似乎听到了响动，因腿脚不便，曾叫老保姆起身去察看，但睡眼惺忪中的老保姆只探身细听了一会，见再无动静，便又睡了。阴差阳错间，她的儿子与她永别了。
金仲华自杀并非一时之冲动。“清队”运动在上海全面铺开后，国际问题研究所造反队对他采取的种种逼迫行为，给他造成了沉重的精神负担，使他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他在遗书中说：“将近两个月来我内心中进行着剧烈的斗争”，“精神上的压力不断增加，我陷入了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他曾对心爱的外孙女园园说过如果他自杀了她怎么办的话。园园到北京后，金立勤向女儿问起外公的情况，园园说：“外公要自杀。”金立勤大吃一惊，那时打长途电话很难，于是写信给居住在上海的母亲林瑞璇，叫她去复兴中路金仲华的寓所察看一下，但未能收到效果。因此可以说，金仲华希望以一死来解脱困境，抗议造反派对他的无理迫害，这个念头至少已经转了一个多月，而外交部造反队外调人员逼迫他歪曲历史事实，诬陷刘思慕一事，则成了他的催命符。
沉冤十载，终得昭雪
金仲华是“文革”开始后经党中央同意应予保护的党外知名人士之一，他的自杀，也使江青反革命集团主谋及其在上海的代理人陷于被动境地。为了掩盖其迫害金仲华致死的罪行，他们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妄图把金仲华之死定性为“畏罪自杀”。
4月3日事发当天，市革委会派人赴金仲华住处处理后事，将他的遗体运往火葬场，在未征得其亲属同意的情况下，将他的私人物品包括书信、图书、生活用品和艺术收藏品等搜缴一空。第二天，市革委会联络组以《金仲华畏罪自杀》为题整理了一份情况简报，报市革委会领导审阅。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阅后批示：“此人的要害，我觉得是里通外国，从解放前直至解放后屡次出国，这一点应指出。”随后，张春桥等市革委会负责人在兴国宾馆研究金仲华自杀事件处理问题，张春桥说：美国新闻处就是特务机构，参加美国新闻处的人多数是特务，搞国际问题给人家一点东西很方便。当市革委会办公室负责人王少庸汇报到金仲华与宋庆龄之间来往通信很多时，张春桥阴险地说：“宋庆龄这个人的情况可复杂了。”他指示：金仲华虽然死了，但还要对他立案审查，组织力量继续查下去，并且把宋庆龄与金仲华的来往信件专门整理一份材料，连同原信报送中央和中央文革。
金仲华被迫害致死后，他的遗体在其亲属未及全部到场的情况下匆匆火化，骨灰也未予保留。上海市革委会严密封锁了消息，只是在稍后以市革委会办公厅名义编发的《上海简报》中以《金仲华畏罪自杀》为题在小范围内公布了消息。金仲华的许多朋友都是在多年以后，甚至是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才知道他早在“文革”初期就被迫害致死。
4月30日，市革委会以旧市人委办公厅革命造反战斗队的名义，起草了《关于金仲华问题的综合报告》，罗列了所谓“金仲华与美国间谍、与国民党特务关系问题、与胡风反革命集团、宋庆龄、刘思慕、潘汉年等人关系问题、经常出国活动和反党反毛泽东思想言论”等十大问题，作为需要审查的“罪状”。该报告建议在革委会直接领导下，由公安局军管会、外事组、市直机关联络站、国际问题研究所抽调人员成立专案组，把金仲华问题审查清楚。该报告还建议将金仲华居住的房屋、家具归还公家，图书资料交市革委会图书室，贵重物品归公。张春桥阅后批示：“应整理一份材料报中央、中央文革，并继续查下去。”市革委会办公室按照张春桥的意见，将《关于金仲华问题的综合报告》改写成《关于金仲华问题的报告》，并整理了一份《金仲华与宋庆龄往来信件情况》作为报告的附件，连同宋庆龄致金仲华的信件80封以及周恩来等人的信件7封，一并报送中央和中央文革。该报告诬陷金仲华是“美国特务”，谎称“文革”中“基本上没有触动过他”，“红卫兵扫四旧时，没有抄过他的家”，掩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造反队将金仲华迫害致死的罪行，欺骗党中央，并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宋庆龄。当年7月，经张春桥批准，王少庸、王承龙具体布置，成立了“金仲华专案组”。
“金仲华专案组”在经过长达五年多的外调内查后，于1973年10月3日以上海市五七干校革委会专案组名义，起草了一份《关于金仲华问题的调查报告》，对金仲华一案作出审查结论。该报告称：
金仲华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解放前和我党同志曾有过某种联系，但亲美崇美思想较重。解放后的十几年工作中，作为一个民主人士，基本上还是跟党走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当国际问题研究所清理阶级队伍开始，金表示自己历史上美新处一段比较复杂一些，并写了一个简单的交代材料。于1968年4月3日自杀身亡，是由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对党的政策不理解。
现金仲华在美国新闻处、美帝驻华大使馆任译报部主任等问题，经过大量调查，已基本审查清楚，未发现其解放前有危害我党的活动，解放后在我党的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我们意见可以结案。
该报告基本上澄清了强加于金仲华头上的所谓“美国间谍”嫌疑，但仍无视金仲华被迫害致死的事实，将这一历史冤案一笔勾销。
“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共上海市委、市革委会于1978年8月12日在龙华公墓隆重举行金仲华骨灰安放仪式，为金仲华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由于金仲华的骨灰没有保存下来，他的骨灰盒中放置了他生前使用的一支钢笔和一枚图章。
（作者为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副研究员）